一百多篇古诗文入选统编教材，这说明了小学语文课程在弘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力度。然而由于历史的阻隔，当代儿童在解读古诗文方面，会有不少难以理解的问题。如汪伦送李白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要在“李白乘舟将欲行”时来，而且要唱着歌来？伯牙为知己的死而伤悲，可为什么要摔破那把名贵的古琴，而且以后不再弹琴了？那个“独钓寒江雪”的渔翁为什么在这样冷的天气里还去钓鱼，是因为生活太苦？师父出去采药，总有个方向，应该会给童子（徒弟）有交代，为什么童子一概不知呢？……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隐逸文化”有关。虽然在小学古诗文教学中，特别是低年级，我们会以诵读为主，不提倡去做详尽地讲解，但孩子把问题提出来了，教师还是应该做相应引导的，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何况在一年级下册就已经出现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何谓“隐者”？隐者的生活状态，已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因此，教师应当对古诗文中的“隐逸文化”有所涉猎。这样的认知储备该是语文教师最基本的专业要求之一。
当然，所谓“隐逸文化”，是本于“隐士”的一种群体文化。“隐士”所指就是“隐居不仕的人”（《辞海》）。这一称谓，最早可见《荀子·正论》：“天下无隐士，无遗善。”为什么“隐士”也可称“遗善”？这里的所谓“遗善”，也就是人君在挑选才士时所遗漏的贤达。在《周易》中，“隐士”也被称作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也就是指有学问有能力，能做官而不肯做官者。“不事王侯”显然是“隐士”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们常常被人称道的一种精神品质。这正如孔子所认为：“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当然，“隐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隐”的主观心境和客观程度自然会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有“小隐”“中隐”和“大隐”的说法，也就有了关于“隐”的诸多解读。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就是说，因为隐者的知名度不一样，就有了大、小之分。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自然没有深究的必要，但了解一些相关的“隐士文化”，对于理解诗人的行为和诗意的诠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古诗文的创作是文人所为，如魏晋期间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因在诗文上多有创作而声誉鹊起。《魏氏春秋》说，此七人，相与友善，均有隐逸之风，又喜游于竹林，便号为“竹林七贤”。唐朝诗人中的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范仲淹、范成大、陆游等，在诗文作品中也会有着某些“隐逸文化”的气息。如唐代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一年级下册）就直接写作者去寻访一位隐者，而且不遇。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但因为写出了新意，而一直被人传诵。诗人只截取了寻访过程中的一个片段，采用问答体写访问过程，以童子的三句答语：“采药去”“此山中”“不知处”，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到远离尘土的境界中去了。本来，只要有“采药去”这一句，就足以把意思表达清楚，但加上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先肯定（“只在”）后否定（“不知处”）， 一正一反，确定与不确定。这样的模糊与迷蒙，正好表明了这位师父（隐者）的远离尘世，出没云间，行踪无定的隐者风范。这是一年级学生就读到的一首诗，说明了我们在接触古诗文这一民族文化瑰宝时，就不可能不感受到“隐逸文化”多方面的精神遗存，也不可能回避对“隐逸文化”的相关认知。
在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有诸多顺应潮流的进步发展，但源于时代的制约，其封建专制、朝廷昏暗、官僚腐败、社会凋零的现状，也比比皆是。在这种大环境里，诸多文人学士的志向抱负自然难以实现，在看破世事之余，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隐居之道，也是出于不得已，并非完全是一种意志消沉的逃避。也正因为这是主流，我们应当有对其中积极一面的认知。若要论之，是否可以有以下这些：
一、表现了傲弃世俗、鄙夷官场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提倡的是“学而优则仕”，这种事态，反映了当时官场腐败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应当是封建社会中隐逸之风得以漫延的一大根本原因。如入编四年级下册的古诗《墨梅》为王冕所作。王冕，字元章，元代诗人，画家，号梅花屋主。他是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时家贫。虽然年轻时他也曾一度热衷于功名，希望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但几次都应举不中。加上当时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以及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王冕永绝仕途的决心而浪迹江湖。他曾买舟做过千里远游，历览了名山大川，也更深地认知了社会世态，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他因此心存清高，安贫乐道，既不愿与贪官恶吏同流合污，更有不仕元庭的气节。应当说《墨梅》一诗，正是他傲弃世俗、鄙夷官场的思想写照。“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寥寥28个字，表达的却是他隐逸一生的志趣高远和人品高洁。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借助画作以墨色作梅，朵朵开的都是不着鲜亮颜色的“淡墨痕”。这大概因梅花种在“洗砚池头”有关。“淡墨痕”虽不是什么“好颜色”，但也因为没有“好颜色”而有了更为难得的“清气”，足以充满乾坤。于此，我们不难理解诗人之所以选择隐逸，就正是为了如墨梅一样不求世俗的“好颜色”，也不去官场“争名利”，唯图“洗砚池”畔的自然生长而清气四溢。其安于隐逸而鄙视官场的宗旨溢于言表。
二、抒发怀才不遇、不被重用的情绪
在封建社会，文人学士感到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心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如高适的《别董大》（四年级上册）是一首送别诗，前两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以“黄云”“白日”“北风”“雁”“雪”等景物，极写了送别之地塞上壮阔而又荒凉、恶劣的环境。在这样的境况里送别友人，使高适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处在忧患中的大半生，即景生情地勾起了他郁郁不得志的情怀。而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意一转，境界打开。特别结尾一句，语壮气雄，力重千钧，自然也表达了对自己的遭遇虽心有不甘，但相信前路也会有人提携，得到重用的信心。
在封建社会里，文人学士不被重用的原因有很多，政见不同而遭排斥的更有其人。编入二年级上册的《江雪》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作品。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因为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失败后便被贬为永州司马。这首诗写的正是他怀才不遇、又遭贬斥的心情的反映。诗中“独钓寒江雪”的渔翁之孤独和坚强，寄寓了诗人当时被贬谪的生活遭遇和心情。全诗用白描的手法，“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写出严冬冷酷环境的烘托，就在这样的背景里，一孤舟、一老翁，却依然不离不弃、不屈不挠地独钓着这寒江大雪。这渔翁难道不正是诗人遭遇的写照？这与他的其他诗一样体现了突出的个性，在所创造的幽峭的意境里寄托着他怀才不遇的孤愤心情。
三、颂扬了山川壮丽、田园秀美的情怀
一些文人学士隐居山林田园，也有对山川壮丽、田园秀美的向往。这些内容往往会更直白地表现在诗作的字里行间。如苏轼为北宋名僧惠崇的画作《春江晚景》题写的《惠崇春江晚景》（三年级下册），是一首题画诗。但苏轼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大地回春，欣欣向荣的自然界充满了喜悦爱慕的深情。诗人抓住画题画意，仅用桃花初放、江暖鸭嬉、芦芽短嫩等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有声有色、有景有情的早春江暖的优美画面，抒写的是山川、田园的生机之美。最后所补的一笔“正是河豚欲上时”，不仅以联想丰富了画面，更借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从画内放射到画外，堪称神来之笔。特别是诗中“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更以其哲理之美，被一直广为引用。
其实，苏轼也是一个仕途多舛、命运坎坷的人，他屡遭贬抑，虽没有归隐，但总是仕途不顺，自然不免会寄情山水，会意自然。他在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被人告发讪谤朝廷，遂被逮入御史台狱。从此一直仕途不顺，屡屡被贬流放。但他借此游历流放地的山川田园，更以写诗作文为乐，其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为后人称道。后人亦从“竹外一枝斜更好”“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齐中见其和谐，在均衡与错落之间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来称道他把山川壮丽、田园秀美描写到了极致。避祸或被贬都是遭受意外打击，十分不得志的事，但不少诗人学士却因此获得了心归天地、情系山水的难得机会，而写出了颂扬山川田园的诸多名诗名篇，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学宝库，这不能不说也是“隐逸文化”所带来的一笔巨大瑰宝。
四、满足于恬静舒适、悠然自得的生活
在“隐逸文化”中，隐者幽居于山林田畴，很多是为了避让利欲社会的钩心斗角，而追寻的正是那十分心力之后恬静自得的闲适。所以，从人性化的需求说，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方面的追求，应当还是有其合理存在的缘由。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其诗作以清新自然，以抒发对大自然美好景物的感受为主旨，有特别的简洁明快格调和极富画面感的意境，而为后世称道。王维的作品入选小学统编语文教材就多达五篇，仅居李白之后。这也许就是他的那种恬静悠然的心境和崇尚自然的天性，很容易为儿童理解接受吧。如他的《山居秋暝》（五年级上册）。全诗描写的是初秋薄暮雨后初晴的山中图景，全诗八句就展现了六个极其生动形象的画面：“空山新雨后”是初秋薄暮，一场雨后初晴之景；“天气晚来秋”，是一派初秋傍晚这个特定时刻的秋色；“明月松间照”，是一轮明月照耀着一片松林的美丽画面；“清泉石上流”又是另一种画面，不仅有景，而且有声；“竹喧归浣女”，在极静的场景中出现了人物，因“竹喧”而得知浣女归来；“莲动下渔舟”，则是因莲叶摇动反衬渔夫出动，是一幅渔舟夜发之景，正是这样的六个画面，描绘出了他的山居生活是多么恬静舒适、悠然自得啊！而最后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则由写景转为抒情，由于山间景物如此清新美好，诗人至此便自然地流露出了想长久隐居于此的心愿。即使春去花落，也不会为此改变。可见诗人对山居依恋之情的深切。难怪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所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而这种诗与画的相得益彰，则把王维这种寄意山水田园的悠然自得，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五、体现了精神独立、人格高尚的力量
深思我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应该不完全是回避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我们可以在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思辨中看出某些隐逸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另一面：一种精神独立、人格高尚的力量。
就拿小学生在解读《伯牙鼓琴》（六年级上册）中普遍存在的疑问来说吧，伯牙为知己的死而悲伤，可为什么要摔破那把名贵的古琴，而且以后不再弹琴谋生了？这一“疑”的存在，实际上是因为小学生并不明白钟子期是一个怎样的人格高尚的人。在明朝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对此是有明白交代的：当时伯牙曾问过子期，你有这样的学问为什么不去求功名呢？子期回答是因为上有年迈父母，没有其他兄弟亲属可以奉养。我在山上砍柴不仅可以卖钱度日，而且还能待在父母身边，照料他们的生活。如果求了功名当了官，即使达到了三公那么显贵的位置，又有谁来照料年迈的双亲？所以，在钟子期谢世后，伯牙曾去寻访，发现子期所住的集贤村，有一二十家庄户，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于是也萌生了隐退的心愿。伯牙曾与子期的父母说：“待下官回本朝时，上表告归林下。那时即到集贤村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以尽天年。”显然，如果教师能适度拓展这一传说的相关情节，孩子们的疑问自然顷刻化解。因为他们不只是了解了古代隐逸的那些人和事，而且感受到了某些隐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独立，人格高尚的力量，自然就不会再为伯牙摔破琴而惋惜，也不会因伯牙“从此不复鼓”而迷惑了。
当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我国古代的“隐逸文化”，虽然有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满于社会而愤世嫉俗的情绪和追求崇尚自然、洁身自好的重要进步意义，但也包含了逃避现实、唯求明哲保身、安分守己的消极思想。所以，也需要对不同诗作以全面的辩证解读。
从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我国古诗文中的“隐逸文化”十分必要，唯此，方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的孩子初步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奠基。
转自：“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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