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评胡适《中国哲学史》：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

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当一位学人写哲学史的时候，他不仅要叙述事实，而且要解释理论。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学史”。

中国旧日儒者，虽有许多人史学兴趣甚高，但对哲学史的工作，却做得最少。除了黄梨洲的《明儒学案》与未及完成的《宋儒学案》，可算是部分的哲学史外，我们简直找不着可算哲学史的东西。20世纪中，胡适之先生的书自然是一部开新纪元的作品；但严格说起来，这部书只算是未成功的尝试之作，因为它全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几乎未接触到任何哲学问题。

我说这句话，并无唐突前辈之意。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前所未有的作品，我们很愿意承认它有开新纪元的地位。但就书本身说，则的确是不能算一本哲学史的。胡先生在这本书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胡先生的考证，不管是否为史学界所接受，总算是一种工作。今天我们对胡先生这种工作仍应表示敬意。可是，这种工作至多只是哲学史的部分工作，而且并非主要工作。仅仅考订一番，不能解释中国哲学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想这是不待辩议的事。

胡先生一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认真看起来，他却从未在哲学问题上深入过。写《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时候，他自己也似乎并未想到要如何掌握中国哲学的理论，如何去展示它，而只注意到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卷中，胡先生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说得很少，而考证则占了大半篇幅。说及思想的时候，胡先生所根据的也大半只是常识。用常识解释哲学，无论如何是不会接触到真问题的。而一本哲学史若只用常识观点来解释前人的理论，则它就很难算作一部哲学史了。所以，我们如果着眼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风气上，则我们固可以推重胡先生的作品，承认它有开风气的功用，但若以哲学史著作应具的条件来衡度胡先生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则我们只能说，这部书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

文字来源：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卷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3页。

转自：“学术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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