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Tashjian是家族中的第一位大学生，目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员。然而，她正在考虑离开学术界。
她感叹道：2015年时，坐拥10篇一作论文，就能让学术之路畅通无阻。如今，她发表了29篇论文，其中16篇是第一作者，但这些并不足以确保学界的终身教职。
她决定再坚持三年，如无改变就改行，“有些时候，继续我们所谓的‘高代价的坚持’毫无意义”。
地球科学家Christopher Jackson已经采取了行动。今年3月，他在社交媒体称，自己将离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前往科学咨询公司工作。
“如果科研人员身负抵押贷款、养车和养孩子的压力，但仍要离开学术界，背后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Christopher称。
在社交媒体#逃离学术界（#leaving academia）的标签下，正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宣布辞去学界职务，转向业界工作。
社交媒体中的#逃离学术界（#leaving academia）标签
Christopher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科学家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重新评估。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多的教学需求、更难的晋升路径，都加剧了科研人员对工作的不满。
在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满意度调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保持乐观。相比之下，在2018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接近60%。与职业生涯早期及后期的人相比，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常常满意度更低。
在日渐累积的不满下，学术界的“大离职潮”已经拉开序幕。
职业中期，更多不满
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满意度调查中，科研人员对现状的不满可见一斑。
这项调查得到了全球3200多名在职研究者的回应。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来自北美，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来自欧洲，14%来自英国，10%来自亚洲。
1200多名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越来越多。
首先是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近四分之一（24%）的中期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对自身职业发展机会极为不满。相比之下，17%的早期和19%的后期科研人员有这种隐忧。与此相对应的是，37%的职业生涯中期科研人员对目前的职位并不满意，高于职业生涯早期（32%）和后期（32%）科研人员。
对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来说，超出实验室范围的职责和行政任务是家常便饭。调查显示，34%的中期科研人员对自己用于研究的时间感到不满，21%的早期科研人员和28%的后期科研人员也有这种抱怨。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32%的科研工作者对组织政治或官僚主义阻碍工作感到不满，这一比例在中期科研人员中，则上升至41%。
Nature杂志采访了十几位离开学术界的科学家，发现有害健康的工作环境、职场霸凌、忽视安全和福祉等因素，都在促使科研人员离开学界。
离职潮的背后
3月31日，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Caspar Addyman在社交媒体宣布辞职。他的辞职信中提及大学管理不善的恶果，而最终促使其离职的，是他的退休金被削减了38%。
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金史密斯学院迄今已宣布裁员20人。该学院一位发言人称：“这阶段的变化令人沮丧和痛苦，为了确保学院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已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高校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国际学生学费锐减而受到重创。截至2021年5月，澳大利亚五分之一的学术岗位被削减。
研究学术劳动力趋势的人类学家Lara McKenzie说：“我们观察到很多科研人员在别处寻找工作，如果负担得起，部分会选择退休。”她补充说，那些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也不愿承担离开者留下的大量工作。
在超额的工作量面前，科研人员的需求并未得到重视。
英国的社会研究顾问Naomi Tyrrell在2020年创立了社交媒体互助小组AltAc Careers UK，帮助人们从学术界转型。她提及，过量工作是促使人们离开的关键因素，而大学管理向营利性模式的转变也让人们担忧。她引述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话：“没有人对我说谢谢，也没有人问我是否还好，或大学如何支持我的工作。”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Jess Leveto听到过类似的抱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抱着“尽可能多地生产，并展示我是一个好员工”的心态，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回报。
Leveto在2015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博士妈妈”的社交媒体小组，为学术界的母亲提供支持。近年来，小组从不到1500名成员成长为大约1.2万名成员。此外，还有一个由300多名母亲组成的专门分组，探讨如何离开学术界。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儿童保育需求，许多女性的职业生涯比男性受到了更多的影响。
如何应对辞职潮？
在学术界人才流失的当下，不少院校正在行动。
2018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工程学院院长Barbara Boyan和妇女健康研究所执行主任Susan Kornstein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用于增加招聘、巩固和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Boyan说，学院没有因新冠疫情失去任何女性科研人员，这笔五年期300万美元的资助起到了作用。
2021年，在该校工程学院，三位有色人种女性中的两位获得了正教授职称，这与院长Boyan的指点息息相关。她说：“必须有人告诉她们，‘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研究澳大利亚劳动力的专家McKenzie想知道，各院校是否会引进更多的初级人才，并以较短的合同取代长期合同？不过，这样一来，也会加剧学术职位的不稳定性。
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51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041-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9415257.2018.1474491?journalCode=rjie20
https://twitter.com/hashtag/LeavingAcademia?src=hashtag_click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289-8
转自： i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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