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11—P1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原题《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4期，武雪彬摘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400余年中，“中华”含义有一个明显嬗变，这就是从区分胡汉，到包容胡汉，到唐代开始成为唐朝的别称乃至中国名号。
从“中华”一词的使用看其性质与背景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这些史籍有《晋书》《十六国春秋》《宋书》《南齐书》《周书》《魏书》《昭明文选》《北史》《南史》等，它们或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籍，或为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但却成书于唐初的史籍。
在当时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中，“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有顾瞻之哀”“中华荡覆”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他们所言的“中华”，大致包含两个语义：其一，“中华”指晋室南渡以前的广大中原地域；其二，“中华”是相对于“强胡”“戎虏”而言。类似含义的“中华”表述，在当时未南迁的中原士人中也同样存在。贾坚把永嘉南渡称作“晋自弃中华”，从语义看，所言“中华”同样指中原地域。这说明把中原地域称作“中华”不单是当时东晋、南朝士人的话语，滞留中原、未南迁的原西晋朝臣，同样用“中华”指称原晋朝治下的中原地域，把晋室南迁、中原士人的南渡称作“晋自弃中华”。
永嘉南渡后，“中华”还出现了另一个语义，这就是将原晋朝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中华朝士”。《晋书·陶侃传》：“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这里的“中华人士”系指中原士人。“中华士人”称谓在北方也同样存在。永嘉南渡后滞留中原并参与北方政权的原西晋朝臣、士人，同样被称作“中华之士”。
从根本上说，“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胡族大举入据中原所导致的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的产物，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所以，促成“中华”这一概念产生、使用与流行的真正背景应是华夷之间的互动与区分。从东晋南朝的朝臣和中华士人将胡族入据中原称作“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来看，“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不但显而易见，而且颇为刚性。当时“中华”一词的重要功能和涵义正是用于区分华夷。
唐代“中华”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的广泛使用
在经历东晋南北朝近400年分裂局面，南北重归于统一之后，“中华”涵义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开始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首先，在唐人的话语中，开始普遍以“中华”来指称唐朝。在记载与周边各政权的交往中，唐人的话语普遍以“中华”来代指唐朝。另外，在与外国进行对应时也普遍称唐朝为“中华”。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的法律条文中，同样以“中华”来代指唐朝。
唐朝以“中华”自诩，还充分体现于唐太宗有关“中华”与“夷狄”的一段论述：“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这一番话，显然是以“中华皇帝”身份与立场来说的。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李唐统治集团以承袭“北方胡统”的关陇集团为核心，他们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胡族上层集团的代表。入唐以后，以唐朝皇帝为代表的李唐统治集团竭力以“中华”自诩和自居，一方面表明其对“中华”的主动接纳与认可，另一方面也有藉此淡化和模糊李唐统治集团之胡族身份的意图。有唐一代，“中华”一词的普遍流行，特别是被作为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恐与此背景即李唐王室的主动提倡有极大关系。
胡汉融合因唐朝的大一统而日益呈现出一种包容胡汉和华夷不分的全新时代气象。这种全新时代气象，很大程度正体现于“中华”一词当时作为中国名号与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
“中华”概念的特点与内涵
在唐朝大一统的恢宏时代气象之下，延续数百年的胡汉分野和胡汉界线已逐渐模糊、消弭，同时也标志着西晋末年以来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建立政权并导致数百年南北分裂格局的胡族已融入“中华”。
“中华”的真正内涵是“衣冠礼乐”，是由“衣冠”所代表和象征的礼义、文化与文明。故“中华”非“华夏”之“华”，“华”实是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是“以为华美，以为文明”的含义。这一特点和内涵，无疑赋予了“中华”概念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中华”不是一个民族或族别称谓，其时与“中华”相并行的尚有“汉人”“汉儿”“胡人”“鲜卑”等族别称谓。因此相对于民族称谓而言，“中华”是一个包含地域、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及具有这些因素的人的广义文化概念，它具有较为宽泛、有包容度、边界开放且模糊等特点。正因为“中华”一词的边界开放且模糊，不对胡族设限，胡族对其亦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北魏统治者认为自己与中原之间主要是习俗差异。此外，北魏两次厘定五德行次，自视为西晋王统的直接继承者。这些事实均表明，北方胡族在主观上对“中华”不仅不抵触、不排斥，且显然以“中华”自居。
胡族统治者对“中华”的认同和不断趋向“中华”，正体现于对“中华士人”“衣冠士人”的倚重并通过他们来得以实现。事实上，中原衣冠士人在北方政权中往往起着决定政权方向的关键作用，他们既是北方政权趋向“中华”的引领者、谋划者，同时也是为胡族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
显然，胡人对衣冠士人的倚重及中原衣冠士人“率与胡人合作”，既体现了胡人对“中华”的积极接纳，也体现了“中华”所喻指的文化之包容度与开放性。这种包容度和开放性正缘自“中华”是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中华”能在唐代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正由此概念的这一特质所决定。
对“中华”概念的几点认识
对于“中华”概念，可得出如下认识：
1．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曾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颇有见地。稍感遗憾的是，若能将隋唐也包括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范围，则更为全面和贴切。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正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历史的核心主题。但这一时期，“中华”的扩大正缘自于“胡入中华”，缘自于北方民族大规模冲击与融入“中华”体系。永嘉南渡后中原朝臣、士人所言“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之“中华”，同唐人语境中“有唐中华之国”的“中华”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在民族、文化构成以及精神气质上均已有本质差异。唐代的“中华”面貌显然已焕然一新，并已具有“创空前之世局”的蓬勃活力。
2． “中华”一词是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它的边界开放而模糊，既不对胡族设限，胡族对其也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特别是“中华”之“华”所具有的以“衣冠礼乐”来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给“中华”这一概念带来了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入唐以后，“中华”一词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被广泛使用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华”概念的实质是“华夷融合”。从很大意义上说，这正是后来历史发展中被“中华”所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3．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产生、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从最初较为刚性地用于区分胡汉，到逐渐地兼容胡汉、兼容南北，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这正体现了此概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度。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概念的精髓正在于“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在于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度。这或许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后来中国历史中被“中华”所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即今之“中华民族”）不断拓展、扩大之核心问题。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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