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要 | 城市化是否加剧了传染病区域间传播？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科学杂志 ，作者李小平 余东升

我们要继续推动资源互通、信息联通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扩大城市化对传染病防控以及公共卫生健康的积极效应

李小平¹    余东升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随着城市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城市疾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城市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的高度关注与讨论，城市化进程加快是这场疫情加速传播的重要推动因素吗？城市化与传染病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换言之，城市化是否会对传染病传播产生显著影响？如果城市化对传染病传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有哪些？基于这样的思考和疑问，本文将省级数据和卫生健康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2002—201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双重层面论证城市化对传染病的影响，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冷静地思考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以及推进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采用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来衡量，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传染病的传播情况和控制情况，从而重点考察城市化对公共卫生健康中疾病传播方面的影响。选取该指标的具体原因有三：一是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在人体内从未出现过，但现已纳入乙类传染病的范畴，本文采用的甲乙类传染病相关指标则囊括了该种病毒。虽然在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掌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根本性机制和机理，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研究以往的甲乙类传染病数据，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决策和参考。二是本文采用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明显不同于以往文献中人口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和新生儿死亡率等指标，前者属于传染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可以更好地反映传染病的传播和控制情况，而后者更多的是衡量整个生命健康过程。从长期来看，人口死亡和寿命长短并不完全是由传染病来决定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此，前者指标的选取更准确、更科学、更切合题意。三是本文采用甲乙类传染病的相关指标可以更好地回应前文疾病传播是否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说法，这亦是我们创作的初衷。

相比以往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与其他类型疾病最大的不同，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特征。因此，本文选用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来反映传染病的传播和控制情况，指标选取更准确、更科学、更切合题意，更符合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也可以更好地回应前文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是否与城市化的推进有关的讨论。第二，以往文献对影响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作用机制挖掘不充分，本文融合了信息理论，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层面探究了城市化影响传染病的渠道机制，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及异质性讨论。

我们发现，各省之间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即一个省份的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会正向影响邻近省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表现出“近墨者黑”的典型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传染病不同于其他普通疾病，容易就近传播与扩散。此外，我们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增加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反而有助于抑制传染病的传播。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文衡量城市化的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包括人口、土地、经济要素，为传染性疾病的检测、诊断、报告、治疗、防控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社会资源。城市卫生工作者数量多、调动快、覆盖广，物资供应相对及时，有资金、有能力建立更好的以病原体为基础的疾病监测基础设施和防控体系，能对传染病爆发做出更迅速的反应，以确保将传播风险降至最低。第二，城市人力资本的多样性能够补充传染病治疗和防控中各个方面的工作。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城区3万多个志愿服务组织、120多万名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这里面有外卖小哥、公交车司机、清洁工、维修工、送菜工、守夜人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却有着相同的目标——“抗击新冠”，还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这些无疑都传递着“万众一心”的中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城市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了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同维度城市化对传染病的异质性影响，城市化对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地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维度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我们根据Pace和LeSage（2009）的偏微分分解公式，考察了城市化对传染病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抑制了甲乙类传染病在地区间的“就近传播”，表现出“以邻为伴”的联防联控协同效应。

最后，我们分别从资源互通、信息联通、人口流通三个角度对城市化影响传染病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发现城市化通过资源互通和信息联通降低了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资源互通和信息联通有助于传染病防控。人口流通弱化了城市化对传染病防控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消极作用，人口流通不利于传染病防控。实行交通管制、限制人员流动有助于传染病防控。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我们要继续推动“资源互通”、“信息联通”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扩大城市化对传染病防控以及公共卫生健康的积极效应。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多，我们要做的不是限制人口流入，而是要通过调整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城市技术和管理水平。尤其是应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积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其次，城市发展要有“安全留白”意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不盲目扩张，不过度开发土地，使生产空间更加集约高效，保护城市生态和居住环境，使土地城市化与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健康之间呈现良性的正向“互动”关系，最大限度谋求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再次，交通管制、限制人口流动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在面对疫情时，一方面，优先保障城市必要物资运输通道，建立针对医疗、救援物资的“枢纽仓库—分拨仓库—需求点”的三级转运系统，减少货运人员的交叉接触。另一方面，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公共交通出行风险高特点，要控制车辆满载率、列车多交路运营、开辟定制巴士（公交），提高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最后，考虑到传染病的“就近传播”特点，各地区应联合建立传染病疫情联防联控的总体长效机制，明确各部门相应的职责，将联防联控机制规范化、常态化。此外，考虑到地区差异的影响，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公共卫生健康政策和传染病防控政策，特别是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投入，促进各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均等化，提升传染病防控能力和居民健康水平。

论文原文请见：李小平,余东升.城市化是否加剧了传染病区域间传播?——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J].经济科学,2022,No.251(05): 107-119.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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