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范式强调作为社会活动场所的媒体的形象。这种社会活动场所的特征影响进入这个文化空间的内容的性质，影响到内容的性质如何相应地受到它在这个语境之中表现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它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塑造信息，它并没有受制于社会精英人士，但它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并不是完全可预知的。
梅罗维茨
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认为，电视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它对公众的巨大影响远远不同于印刷媒体。他认为印刷品（图书和报纸）产生和巩固了扩大社会群体之间差异的社会等级制。原因在于学会阅读印刷信息所需要的技能水准，人口各个阶层所能达到的技能水准存在程度差异。相比之下，电视更容易为所有社会群体接受，无论这些人的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如何。部分原因在于，电视节目中不存在难度不等的符码序列；无需辨认必须首先学会的复杂符号。无论自身社会地位如何，所有的公众都能够接受媒体的信息，所以说媒体创造了一个单一受众。它将不同的公众混合为一种单一受众。相比之下，印刷媒体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因解读专门化词语编码的能力不同而彼此有别。
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到，年龄和收入状况不同的人在看电视上花的时间差别很小，而消费印刷媒体却与年龄和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美国人每天平均看电视的时间是三至四小时。
因此，按照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的看法，电视不可能轻易受社会精英人士利用，在他们内部交流或传播他们的思想。甚至在不存在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社会事件的情况下，电视往往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囊括在很相似的信息世界中。与此同时，由于电视使用的是视觉形象，它以一种与社会互动非常相似的方式呈现信息。尤其当它进行实况转播时（与书本上对这类事件的描述截然不同），电视很可能暴露戈夫曼（Goffman，1959）所说的“幕后行为”（backstage behavior），这种所谓的“幕后行为”揭示一种境况的幕后现实，而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形象。这就意味着信息不大可能被操纵和扭曲，尤其是如果播放是现场直播和仅仅经过最低限度的编辑整理的话，就更是如此。最后，电视能够产生使所有的地点看起来极为相像的效果，无论这些地点是学校、监狱还是私人住宅，因为它将个体与有关世界其余部分的大量形象和信息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电视促进了个体与他们自身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用于比较他们自身境况和其他群体境况的较多信息。从前，少数民族在孤立的信息系统和非常独特的群体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对自身的认识。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在某方面处于不利处境的人来说，看电视增进了他们利用政治和社会行动改善自身处境的动机。
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认为，就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场所而言，电视所具有的能力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它瓦解了建立在对印刷媒体控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权威，而代之以善于操纵视觉媒体的新型领导人。它也使政治权力非神秘化，因此现在的学生和少数民族群体要求他们在大学和公司中享有政治权利，而在过去，这简直匪夷所思。
电视给孩子提供的成人交往方式的知识比他们通常从印刷媒体中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更老道，从而瓦解了父母支配孩子的权威。这就意味着他们更迅速地被社会化，更不情愿接受父母的意见和权威。今天，就服装、娱乐偏好和语言而言，与过去相比，孩子更多地被当做成人来对待，而成人的行为往往更像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保守的宗教团体为了维护自身与美国社会其他团体之间的差异，建立了自己的电视网络。这些网络提供的电视节目反映了全国性电视节目，但强调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价值。
尽管梅罗维茨似乎认为这个社会活动场所很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然而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Hilgartner & Bosk，1988）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兴衰”时指出，进入媒体领域是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过程。因为公众注意力是一种稀有的宝贵资源，进入媒体空间要进行激烈竞争。这两位作者指出，潜在的社会问题有很多，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功地进入大众媒体的社会活动场所。其他研究表明，其他文化形式，如流行歌曲、电影、新闻故事等，也面临同样情况。这些文化形式之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功地获得构成文化活动场所的媒体的注意。
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
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Hilgartner & Bosk，1988）强调，社会问题的实际数量对进入这个活动场所的社会问题数目的影响很小。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内容形式。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在与提供了潜在的、可使用的材料有关的特定时期，就这个活动场所所包含的内容数量而言，这个活动场所本身容纳能力很有限。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Hilgartner & Bosk，1988）这样说：“正是由于潜在问题的数量和表现这些问题的公共空间规模不相符，才使得这些问题之间的竞争对于集体界定的过程如此关键和如此重要。”
与进入文化领域的其他内容相比，某些种类的内容更为相似。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引证说明了戏剧性和新奇性的特征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按照他们的观点，“简单的、戏剧性的问题论述更有可能在竞争中获胜”（Hilgartner & Bosk，1988）。同时，与经过“复杂和精细分析”编排的社会问题相比，与普遍接受的“政治神话”联系起来的社会问题更有可能进入社会活动领域。其他内容形式也是这样，能够被迅速和容易理解的内容得到优先考虑，因为，与难于理解和陌生的材料相比，这种内容具有的含义为人所熟悉。换句话说，材料必须有新奇性因素，但是，不能达到要求受众自身具有全新视角的程度。
文化活动场所中的呈现是如何影响内容本身的呢？或许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反馈效果促成的对一个话题或问题的进一步发挥（Hilgartner & Bosk，1988）。那就是说，一旦一个主题通过它的一个亚渠道进入文化活动场所，它就很可能被其他许多渠道所接受，因为这些渠道被跨组织的和个体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传播一个特殊题材的渠道越多，就意识到这个主题的人们的数量而言，无论他们主动还是被动意识到的，那个主题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
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
希尔加特纳和博斯克（Hilgartner & Bosk，1988）也讨论了过多信息所产生的饱和效应。由于通过不同频道广泛传播给公众的论题的相关信息过多，过于类似，那个论题可能失去戏剧性效果，不再是文化活动场所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话题。
彼得森
就流行文化而言类似效应也已经被发现。彼得森（Peterson，1978）指出，在赢得广泛接受过程中，乡村音乐开始听起来更像其他形式的流行音乐，逐渐失去其独特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是乡村音乐联合会竭力劝说广播电台采用全方位乡村音乐节目编排方式所造成的，这样做是想提高这种音乐的冲击力度和影响力。新的乡村音乐广播电台采用了流行音乐电台的节目编排风格：它们一再重复演奏为数不多的唱片。这样做大大减少了其作品能被上演的艺术家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这种面向公众的音乐体裁内部的风格多样性。因而，只有少数乡村音乐明星成为超级明星。这些明星的唱片的销售额激增，但许多其他表演者却遭了殃，因为电台不再播放他们的唱片。彼得森（Peterson，1978）说：“乡村音乐的亚形式，民歌乡村音乐（folk country）、乡村低吟歌曲、兰草音乐，过去经常是乡村广播电台节目混录的组成部分，后来被新的乡村广播节目所枪毙。”
本雅明
本雅明（Benjamin，1969）是预言文化内容传播产生的另一种重要影响的第一人。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失去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aura），尽管这个术语的意义还不完全明确，但是，可以断定，特定种类的内容失去了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号所应有的特权地位。很明显，一些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由于在不同种类的媒体上多次曝光，就失去了它们的原初意义，获得了新的内涵。
换句话说，在这种语境下，内容被呈现这一事实本身改变了一个人、一个事件或一份文献的原初意义。文化语象（icon），如《蒙娜·丽莎》或玛莉莲·梦露的照片，每被复制一次，其形象根据它们是出现在广告中、海报中、T恤衫上，还是出现在有关艺术史的著作中，会投射出新的或改变了的意义。非语境化一方面导致一种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symbolic repertoire）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再被复制、并置和剪辑，全部象征内容中的每一项内容的有效性会被非语境化降低。这种情况可能相应地引发了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对形象和概念的循环利用。一旦形象和概念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就会出现孤注一掷地寻求替代物的情况，由于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这些替代物相应地被排空了意义。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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