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张福公
英语学界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最新研究进展[1]
张福公/ 文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
提 要
近年来，英语学界围绕科学技术批判、资本全球化、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等重要时代议题，从文献文本梳理、思想史溯源和社会批判理论重构三个层面深入探究了马克思的《伦敦笔记》，重新发掘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哲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伦敦笔记》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益反思。为了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多维向度和当代价值，我们需要在马克思笔记手稿的基础上自觉实现经典文本的深度耕犁、思想史的精细溯源和基础理论的问题关照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马克思 《伦敦笔记》 科学技术批判 资本全球化 生态学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思想实验室。英语学界关于《伦敦笔记》的研究虽然长期处于滞后和沉寂的状态，但近年来却对《伦敦笔记》研究的复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英语学界以科学技术批判、资本全球化、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欧洲中心主义、殖民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和民粹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前沿问题为切入主题，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和马克思思想史的语境，重新发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哲学内涵和当代价值，为进一步推进《伦敦笔记》研究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与思考。
01
《伦敦笔记》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英语学界对《伦敦笔记》的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涉及马克思关于工艺学、农业化学、生理学、热力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主题的笔记内容，旨在探究马克思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哲学内涵及其当代意义。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文献文本研究，主要是对《伦敦笔记》中科学技术笔记的文献发掘和文本梳理。实际上，英语学界对这一笔记文本群的关注和研究不仅长期依赖俄语和德语学界，而且缺乏必要的敏锐性，因而相关研究空白主要是由母语非英语的学者填补的。在1980年代之前，英语学界主要是通过苏联学者的零星研究成果获得关于《伦敦笔记》的碎片式认识。例如，苏联学者阿诺什特·科尔曼(Ernst Colman/АрноштКольман)在1931年提交给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英文会议论文中首次公开展示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笔记条目，其中就包括《伦敦笔记》中摘录的约翰·波珀(Johann Popp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等人的著作[2];而A．M．克里尼茨基(A．M．Krinitskii/А.М.Криницкий)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1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著述(关于未发表材料的报告)》，则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中英语学界了解马克思自然科学笔记的核心文献来源[3]。随着MEGA2及有关《伦敦笔记》文献资料的相继出版，这方面的英文研究著述日渐增多。日本学者吉田文和(Fumikazu Yoshida)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这些笔记的利用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波珀所著的《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对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影响。[4]印度学者普拉迪普·巴克什(Pradip Baksi)系统考察了马克思研究科学技术问题的四个阶段，并梳理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理论线索。他认为，为了研究地租理论和土地制度，特别是土壤肥力与农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反复阅读农业化学、生理学、地质学、农业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录，其中，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为马克思提供了研究化学、生物学和矿物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契机，约翰斯顿使马克思认识到农业和工业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环境的忽视[5];而马克思的工艺学史笔记表明，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主要来自德国物理学家尤利乌斯·迈尔(Julius R. Mayer)和海尔曼·赫尔姆霍茨(Hermann L．F．Helmholtz)的“热的运动说”(mechanical theory of heat)，以及波珀的早期热理论[6]。
第二种是思想史溯源研究，主要探究《伦敦笔记》中所涉及的工艺学思想史背景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例如，扬·谢贝斯季克(Jan Sebestik)和吉多·弗里森(Guido Frison)虽未直接查证《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内容，但均详细考察了现代工艺学的思想史谱系，尤其是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和波珀创立工艺学(Technologie)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地位，以及德语语境中“Technologie”与“Technik”的不同内涵。[7]其中，弗里森认为，贝克曼和波珀的工艺学概念既模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瑞典动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种属分类法，又隐含着普鲁士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利益[8];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承袭了贝克曼和波珀的“Technologie”概念，该概念为马克思理解技术领域及其社会本质、把握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9]。再如，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认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使用的是贝克曼和尤尔意义上的“Technologie”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使用的是“Technologie”，但在第2版中就经常用“Technik”取代“Technologie”。[10]阿加梅农·奥利维拉(Agamenon Oliveira)也认为，马克思的“Technologie”概念源自波珀和贝克曼，而后在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尤尔的影响下做了进一步改造，蕴含着科学与技术相融合的内涵，接近于今天所谓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概念。[11]
第三种是科学技术批判理论重构研究，主要是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思想史渊源、哲学内涵和当代价值的重新解读。埃米·温德琳(Amy Wendling)较早尝试基于MEGA2对马克思的技术异化理论进行跨学科解读。她指出，首先，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通过研究工艺学和农业化学吸收了能量守恒理论和熵理论，其中李比希的活力论强调人可以运用智慧和技术改造自然、打破自然的界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沿用了这种活力论的启蒙思想，并借用黑格尔的“对象化”概念予以表达，认为技术具有不断打破自然和社会的限制、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潜力。其次，马克思通过研究科学技术的工业应用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人类学和本体论上的影响，如果脱离其历史性的生产方式，技术便丧失了本质。[12]温德琳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以《伦敦笔记》为界，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存在着从非批判性到批判性的转折，这一转折的关键是，马克思通过对贝克曼和波珀的摘录认识到技术的政治学意蕴，即技术的发展总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由此，马克思进一步转向对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赋型(capitalist shaping)的批判，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制度决定了技术本身的建构和发展，因此技术并非中立的和普遍的，而是从属于国家的制度。[13]相较于温德琳强调工艺学的技术政治学维度，罗伯特·菲内利(Roberto Finelli)则着重阐发了工艺学的自然科学—客观主义维度。菲内利指出，马克思通过对贝克曼和波珀的研究，承袭了德国官房学(cameralism)意义上的工艺学取向，即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的意义上关于生产过程的客观知识，这种客观性还原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彻底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进一步拓展了工艺学的这种客观性取向及其资本拜物教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工艺学既是关于机器和科学在生产中的直接应用方式的知识，也是关于自然主义—客观主义视角下劳动力运动的知识。就后者来说，机器成为劳动力的一种特定使用形式。在此意义上，工艺学与抽象劳动概念有着内在关联:在资本主义现代工厂中，劳动力失去任何可能的主观性和意向性因素，劳动成为摒弃个体性、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抽象劳动。因此，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的现实根基并不在交换流通领域，而是在将劳动力置于机器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劳动生产领域。由此，菲内利认为，马克思看到了工艺学所描述的客观生产过程和抽象劳动隐含着深层的资本拜物教意识形态，当工艺学仅仅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述为客观的生产系统和工作过程时，恰恰掩盖了这一客观生产表象背后的资本增殖逻辑和资本权力过程，即一种基于不平等和剥削的社会关系。这种拜物教在马克思的时代表征为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当今的数字信息时代则以新知识工作者的创造性和智慧为标志。因此，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结构性拜物教本质的批判为我们祛魅被神秘化的新信息技术表象、揭示其背后更深层的剥削技术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14]
02
《伦敦笔记》与马克思的资本全球化批判理论
近年来，一些聚焦于世界历史理论、资本全球化批判、反殖民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议题的西方左翼学者试图回到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等文本，探求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理论观点及其当代价值。
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试图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中发掘亚细亚生产方式、反欧洲中心主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等议题的思想萌芽。在《处于边缘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一书中，他分析了1853年马克思关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摘录笔记，特别是马克思对印度尼西亚自治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性别平等和政治结构问题的关注，进而认为马克思的研究促使他克服了早期对非西方社会的片面认识，承认非西方社会的人民拥有彻底摆脱英国殖民枷锁、实现社会—文化自我再生的潜力，而且这种再生并非回到前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会保留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15]
露西娅·普拉德拉(Lucia Pradella)在《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的新视角》一书中利用MEGA2和部分尚未出版的笔记手稿文献，以马克思的资本全球化批判为线索，系统探究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过程，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她强调，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标志着其剖析资本主义和人类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由此开始，马克思从根本上质疑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中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为建构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普拉德拉详细考察了《伦敦笔记》中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过程、对象和意义，并将这些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批判货币数量论，认识到世界市场的优先地位。在《伦敦笔记》第Ⅰ—Ⅷ笔记本中，马克思在研究货币、信用和国际贸易问题的过程中对货币数量论、乃至整个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批判分析，进而认识到世界市场的历史优先性和逻辑优先性，这构成了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劳动分工角度出发阐述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转折点，从而为他一以贯之地发展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不仅是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第二，质疑李嘉图经济学体系和深化危机理论。在《伦敦笔记》第Ⅹ—Ⅻ笔记本中，马克思沿着批判货币数量论的线索进行了更广泛的经济学研究，对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地租理论、人口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使他能够准确地批判工资基金理论和最低工资铁律，并认识到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存在于世界市场领域，因而具有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世界危机所显现的并非货币流通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矛盾”。第三，研究印度等国家的殖民地问题，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不断革命论。在《伦敦笔记》第XIV、XXI、XXII、XXIII笔记本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殖民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特别是对印度的所有制形式、群落结构和民主水平进行了研究，从而超越了那种将世界分为“专制东方”与“民主西方”的传统二元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为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人类发展一元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印度和中国底层民众的反殖民斗争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抵抗和不断革命的重要性。[16]
不同于普拉德拉强调资本逻辑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统治力量，米夏埃尔·克拉特克(Michael Krätke)在《马克思与世界历史》一文中主张现代国家在资本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历史塑造中的基础推动作用。他指出，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殖民地和世界历史著作的摘录研究发现，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国家主导的政治行动和法律行动，甚至更多时候是军事行动和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由此，马克思关注到政治权力如何影响经济基础并有意无意地改变和塑造它，进而意识到现代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即国家权力是加速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杠杆”，没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法想象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政治形式由地方逐步扩张到领土国家，最终超越民族国家和基于民族国家制度的框架，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变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的殖民帝国的混合体。[17]
03
《伦敦笔记》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
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异军突起，部分学者致力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重新发掘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当代意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较早注意到，1850年代，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安德森、李比希和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著作的研究促使他认识到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土壤肥力、促进农业进步的可能性;到了1860年代，马克思又基于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生态退化问题放弃了这一乐观态度。[18]不过，福斯特只是在该书的注释中简单提及《伦敦笔记》，并未真正回到马克思的笔记文本进行详细分析。沿着福斯特提供的这一重要线索，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其获“多伊彻纪念奖”的英文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中基于MEGA2系统剖析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生成过程和当代价值，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的生态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第一，物质变换概念的出场语境及其理论渊源。斋藤指出，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物质变换”(metabolism/Stoffwechsel)概念是在1851年3月的《反思》手稿中，且出现了三次。从文本语境来看，马克思是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必要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上使用“物质变换”概念的，并认为作为社会生产功能的“物质变换”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和社会组织方式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最终会受到极大限制，使个人彻底陷入贫困，并受到货币体系这一外在力量的统治。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将“物质变换”这一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创造的生理学概念改造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概念。那么，马克思是从哪里获得这一概念的呢？斋藤认为，是在马克思写作《反思》手稿之前。1851年2月，马克思收到了好友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的著作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在这部手稿中，丹尼尔斯尝试运用最新的生理学知识将个体和社会层面的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看作(唯物主义)科学研究的对象。尽管马克思并不接受丹尼尔斯的总体唯物主义取向，但认同他将新的生理学概念运用于社会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变换”概念不仅指消费和消化意义上的“个人享用”，而且指社会层面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此，斋藤认为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对生理学产生了兴趣，进而转向对自然科学的研究。[19]
第二，农业化学研究与关于土壤改良的乐观主义倾向。斋藤指出，为了突破古典经济学关于土壤的自然肥力固定不变的观点以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据此提出的“收益递减规律”，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反复研究了农业化学著作。其实，早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就通过摘录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的著作认识到提高土壤自然肥力的可能性。1851年，马克思又通过摘录安德森的另一部著作认识到，有必要阅读最新的农业化学著作。在《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中，马克思研究摘录了约翰·摩尔顿(John Morton)的《论土壤的本质与性质》。摩尔顿同样提出改良土壤肥力的可能性，但忽视了土壤枯竭的问题。在第X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著作《过去、现在和将来》。凯里指出，由于对土壤的过度利用和管理，北美的营养循环遭到破坏。不过，凯里否认可耕种的肥沃土壤的稀缺会导致农业发展存在自然限度，他坚信农业生产力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线性增长，并反对收益递减规律，强调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可以相互促进，实现文明的“和谐”进步。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通过摘录农艺科学(agronomic science)方面的著作认识到，自然科学、化学肥料、排水、轮作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斋藤认为，马克思对18—19世纪的农业革命的研究为他批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提供了有效支撑，但马克思过于乐观地将土壤枯竭问题归咎于前资本主义和原始社会，而没有将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问题加以分析。[20]
马克思
在《伦敦笔记》第XII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该书强调在肥料中补充矿物质对阻止土壤枯竭的重要性。在第XIII和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约翰斯顿的《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座》《农业化学和地质学教义》。约翰斯顿强调“自然的性质和成分”从属于机械学和化学的进步，马克思将其称作“英国的李比希”[21],认为他们都对自然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持乐观态度。斋藤指出，受他们的影响，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也表现出乐观的倾向，例如，他将土壤枯竭问题归结于“原始”农业实践的技术和道德落后，并批判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土壤自然性质的非历史性理解，而过于强调农业生产力的社会性，仿佛对农业的自然限制并不存 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默认了自然性与社会性的静态二元对立，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物质世界内部逻辑的动态纠缠及其社会历史变化。不过，到了1860年代，马克思再次研究了李比希对土壤枯竭机制的解释以及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现实报道，从而促使他将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生产的生态危机融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22]
04
结语
纵观英语学界对《伦敦笔记》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重要启示:若要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多维向度和当代价值，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自觉实现基于MEGA2(特别是马克思的笔记手稿)的经典文本深度耕犁、思想史精细溯源和基础理论问题关照的有机融合。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融合呢？英语学界有关《伦敦笔记》研究的理论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一，英语学界对《伦敦笔记》的主题性研究路径的确有助于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但以特定主题统摄或撷取文本内容的做法，无疑遮蔽了《伦敦笔记》本身的多元主题和丰富内容，无法全面展现《伦敦笔记》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原始面貌，从而在基本判断上难免以偏概全。例如，斋藤就指出，普拉德拉有时似乎为了捍卫资本全球化视角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一致性而低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23]
第二，英语学界从不同主题出发对《伦敦笔记》的多元解读的确激活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多维向度，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主题性解读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理论鸿沟。例如，温德琳和斋藤等人分别从技术批判理论和生态学角度对马克思的农业化学研究笔记进行解读，普拉德拉和克拉特克分别从资本全球化逻辑和现代国家体系角度对马克思的殖民地和世界历史研究笔记做出了不同解读，但他们都忽视了不同的解读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三，尽管英语学界的学者们试图将其特定主题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关联起来，但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结论性指认层面，尚缺乏充分有力的论证。究其原因，他们的主题性研究路径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总体的肢解，因此在方法论上尚未提升到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把握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尚未回到马克思的跨学科研究对其总体思想发展进程所发挥的具体影响和总体效应层面。这从根本上妨碍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之内在精髓的深刻把握。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学者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当予以关注和继续推进的工作。
（原文刊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
注 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机器与技术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21CZX002)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本论》三大手稿之间逻辑关系的哲学研究”(2022SJZD129)的阶段性成果。
[2]Ernst Colman，“Short Communication on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Karl Marx Dealing with Mathematics，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these Subjects”，in Nikolai Bukharin et al．，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31，London: Frank Cass，1971，pp．233-234.
[3]А.М.Криницкий,“Работа К.Маркса над вопросам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СообЩения по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Воnросы философuu, No．1，1948，pp．72-92.
[4]Fumikazu Yoshida，“J．H．M．Poppe’s‘History of Technology’and Karl Marx”，Hokudai Economic Papers，Vol．13，1983，pp．23－38.
[5]Pradip Baks“Karl Marx’s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ture，Society，and Thought，Vol．9，No．3，1996，pp.261－296.
[6]Pradip Baks“MEGA IV/31:Natural Science Notes of Marx and Engels，1877－1883”，Nature，Society，and Thought，Vol．14，No．4，2001，pp．377－390.
[7]Jan Sebestik，“The Rise of the Technological Science”，History and Technology，No．1，1983，pp．25－44; Guido Frison，“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arx”，History and Technology，Vol．6，No．4，1988，pp．299－324.
[8]Guido Frison，“Linnaeus，Beckmann，Marx and the Foundation of Technology．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 Hypothesis of an Ideal Type”，History and Technology，No.10，1993，pp．2－3，pp．161－173.
[9]Guido Frison，“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arx”，History and Technology，Vol．6，No．4，1988，pp．299-324.
[10]Regina Roth，“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Critical Editi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17，No．5，2010，pp．1223－1251.
[11]Agamenon Oliveira，“The Formation of Karl Marx’s Technological Thought”，Advances in Historical Studies，Vol．11，No.4，2022，pp．251－262.
[12]Amy Wendling，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London:Springer，2009，pp．68－69，p．96，p．100，pp．178-180.
[13]Amy Wendling，“Technology and Science”，in Marcello Musto(ed．)，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p．363-366.
[14]Roberto Finell“Marx，Spinoza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International Gramsci Journal，Vol．4，No．2，2021，pp．3-24;Roberto Finelli，Filosofia e Tecnologia，Torino:Rosenberg ＆ Sellier，2022.
[15]Kevin 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24－28.
[16]露西娅·普拉德拉:《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的新视角》，韩炯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7—93、109—112页。
[17]Michael Krätke，“Marx and World Histor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63，No．1，2018，pp．91－125.
[18]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146，p.149.
[19]Kohei Saito，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7，pp．70－73.
[20]Ibid．，pp．182－186.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
[22]Kohei Saito，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pp．187－191.
[23]Kohei Saito，“Reconstructing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His London Notebooks”，Monthly Review，Vol.67，No．7，2015，pp．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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