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内的后社会主义政治
本文节选自《超越帝国》
作者：【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译者：李琨 陆汉臻
本文为奈格里2004年5月与迈克尔·哈特合作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
今天我们想谈论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秩序和为了建构别样的世界秩序可能采用的政治策略相关。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论及这些问题的局部。不过，我们希望我们的分析是有实质内容的，能使我们在今天和今后几天里与你们展开讨论。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帝国的概念，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全球秩序。其次，我们要分析新出现的生产形式，特别要分析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生产的霸权地位。在对生产的分析之后，我们就能进入第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及其遗产，以及今天对后社会主义纲领的需求。最后，我们将提出有关地缘政治战略和地区性联盟方面的一些建议，这些战略和联盟可能会对改变当今帝国的统治秩序提供一些途径。
#1 帝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中心假设是，今天，在全球层面上，在我们称为帝国的主权网络中，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看来，这种新的帝国主权与在现代时期主要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形成的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之上的，它意味着将国家主权延伸到外国领土上。很多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全球野心，但每一国家只能统治世界的一部分。这些现代帝国主义大国最终彼此发生冲突，其结果就是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其他暴行。
我们可以认清现代帝国主义的三个重要的，已经发生了改变的特征。首先，这是本质上基于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主权的结构。其次，当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延伸到外国领土上时，在统治主体与被统治主体——无论统治的是领土还是国家，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就出现明确的划分。最后，在现代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数个。而且，帝国主义意味着，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总是有竞争，总是存在着冲突的可能。
与现代时期的帝国主义相比，今天正在出现的帝国不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帝国，内部与外部的界限消失了。但是，说帝国不是基于国家主权之上，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不重要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当然仍然是重要的——有些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显然超过其他一些民族国家。帝国的权力隐含着民族国家，但帝国的权力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权。帝国主权是建立在一个混合的体制基础上的。第一，我们可以这样说，帝国主义主权的特点是世界上的君主力量和贵族力量的经常性的合作。比如，我们可以将五角大楼看作全球军事体系中的一个君主力量：五角大楼经常采取单边行动；或者，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在全球担当了君主角色，因为它实际控制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交流。第二，至于全球贵族力量，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以及非国家力量，比如主要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超国家的经济机构和一系列其他力量，都可以归于这一范畴。君主力量无法独自控制这个帝国，必须与各种全球贵族进行合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边地控制这个帝国，甚至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无能为力，甚至美国都无能为力。
了解全球君主力量和贵族力量进行合作这样一个混合构成的观念，是理解帝国主权的概念的一个很好的开端。一个更加明确、更有创意的概念处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地定义这个概念——是将帝国视为一种权力网络，将帝国主权视为一种分散的网络的形式。一个分散的网络就没有中心。相反，它呈现了很多可以用不同方式相互连接的节点。在这个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较大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超国家机构和其他全球性力量就成了这张帝国主权网络中的节点，这些节点将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通力合作。
节点的模型使我们以前的说法更加清晰化了，即，在帝国中，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是模糊不清的；很显然，在每一个分散的网络中，存在着外部因素，但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被包括在网络中，因此，内部和外部的界线就不确定了。
我们应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以避免产生误解，而误解是很容易发生的。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说国家主权不是帝国的基础，而是现代时代的帝国主义的基础时，我们的意思——再说一遍——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不再重要了。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这个事实也常常被视为一种选择，一个等式：一方面，有人说，既然全球化成了一个现实，民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另一方面，有人说，既然民族国家依然发挥着作用，就不存在全球化这回事。我们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依然势力强大，但是它们不是终极力量。我们已经说过，全球帝国的网络结构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还有其他很多力量。再者，我们说帝国的特点不是冲突和帝国内部的战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主要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冲突。我们的意思是，帝国网络的各个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帝国的结构本身所固有的。同时，当我们说，不再有帝国的外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有等级和从属关系，不再有权力之人与无权之人之间的差别。相反，帝国通过等级关系的扩散，通过帝国的结构内部的分化而运作。但是，这些分化的界线不能从国界或区分北方与南方、东方与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性界线的角度去理解。等级和剥削的界线更为复杂，相互交织的程度更高，并贯穿每一个全国性和区域化的空间。如果我们想把帝国主权描述为一个网络，那么我们就必须记住，这张网络不是同质的，而是表示为各种不同节点间不断发展的戏剧性冲突和等级关系。
我们希望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帝国这个网络结构是完全与全球化市场的需求和全球资本的生产路径相一致的。资本总是需要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包容性；包容总是必须通过现存的等级关系起作用的。事实上，包容又生发了权力和福利的新的分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看起来可能是最适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新体制的政治形式。
接着我们想谈的问题是对我们的帝国概念的最严重的反驳：美国的“反恐战争”，尤其是其入侵伊拉克中的单边行动，推翻了我们的假设。根据这个观点，美国向我们显示，帝国主义还是精神抖擞，生机勃勃的！不过，在我们看来，伊拉克战争表现出恰恰相反的东西。的确，白宫的统治者怀抱帝国主义野心，制定了美国单边控制全球体系的计划。美国的安全计划和先发制人的策略，美国免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制约，以及美国领导人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傲慢，都是这个帝国主义方略的组成部分。的确，美国单边主义一心想摆脱君主和贵族力量之间的现有合作——我们说过，这种合作是帝国的特征——努力寻求全球君主独霸。
美军坦克驶过巴格达的标志——卡迪西亚之剑纪念碑
但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攻占巴格达”一年后的今天，这些未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方略行不通了。情况越来越清楚，尽管存在军事力量的巨大不对称性，美国还是无法单边地维持全球秩序。（很显然，军事力量本身不足以维持秩序。)
相反，在伊拉克，美国的帝国主义方略引发的只是混乱，扩大了所谓的“无秩序”区域。换句话说，雄心勃勃的白宫帝国主义者以这种反面的经验证实了我们关于帝国的假设：他们的失败显示，今天，帝国主义体系无法生存。只有帝国——权力网络的一种离散的形式，以全球权力中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现实合作为特征——才有能力维持全球秩序的结构。
最后，在结束帝国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想说明我们的观点的另一个特点。今天，我们并不把帝国看作一个既成事实，而看作一种趋势。这种讨论趋势的方法也是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特征。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只延伸到英国经济的一部分，延伸到欧洲经济的更小的一部分，延伸到全球经济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马克思就认清了资本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于是他分析出未来是一个完全资本化的社会。我们关于帝国的分析也是相似的。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统治能够维持和保证其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这个事实使帝国的趋势成为一种必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是哪一天开启了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也许是1989年的中国社会运动，也许是苏联的垮台，也许是美国越战的失败，也许是1968年全球的系列反叛运动。不管怎样，帝国今天并未完全成为现实，但是我们要说，这是我们明天将要面对的一种权力形式。我们今天来分析它，是非常适宜的，这样我们就能在明天对付它。
#2 新的生产形式：
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
在向帝国主权（我们提出了帝国的概念）转变的过程中，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生产过程的重大变革。在我们看来，与其他生产形式相比，现在出现了一种非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非物质生产代替了此前的工业生产的统治地位。
在每一种经济体制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都同时并存，但是，总有一种劳动形式处于统治地位。这个统治形式成为一个中心，渐渐改变其他的劳动形式，使这些形式也具有同样的核心品质。这个统治的形式不仅在数量上占支配地位，而且在它具有改变其他形式的权力。
19和20世纪，工业劳动处于全球经济的统治地位。虽然，与其他生产形式（比如农业）相比，在数量上它处于少数。工业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因为它推动着其他生产形式进入自己的中心：农业，矿业……甚至社会本身也被迫工业化了。不仅工业劳动的机械活动，而且工业劳动生活的节奏以及工作日程都渐渐改变了其他社会机构，比如家庭、教育、军事，等等。在产业化了的农业等领域，劳动方式改变了，虽然与工业总保持着差异，但与工业的相同之处越来越多。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非物质劳动”，换句话说，是创造非物质产品的劳动：知识、信息、语言和情感关系。一些常用的术语，比如服务劳动，智力劳动和认知劳动，指涉到了非物质劳动的各个层面，但没有一个术语完全抓住了非物质劳动的普遍意义。简单来又合二为一。第一种形式主要与智力或语言有关：比如解决问题，有关形象和分析性的运作，详尽的语言表达，等等。这种非物质劳动创造思想、符号、编码、文本、语言形式、意象，以及其他种类的产品。非物质劳动的另一种主要形式被称作“情感劳动”。与作为心理现象的情绪不一样，情感同时关涉心理和身体。事实上，像欣喜和悲伤这样的情感揭示了整个机能的生命状态，表达了存在于一种思维方式中的身体特定状态。情感劳动于是成了一种生产或操纵放松感、舒适感、满足感、激动、激情以及诸如此类情感的劳动。情感劳动可以从一些人的工作中识别出来，比如，可以从法律助理、航空辅助人员和快餐工人的工作中识别出来。情感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至少在主流国家如此。其中一个标志就是，雇主往往十分注重雇员的礼节礼貌、教育水平、待人接物态度即“社交”态度、性格和行为表现，将这些视为雇员必备的素质。可以这么说，一个态度良好、社交能力强的工人就是一个情感劳动工人。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非物质生产中的劳动依然是物质劳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所付出的，与从事其他形式的劳动所付出的是一样的。非物质的是它的产品。我们知道，“非物质劳动”这个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很含混的。把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会更恰当一些，也就是说，这种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而且，“生命政治”这个术语所表明的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生命政治”引入了其他的概念上的复杂性。在我们的观点看来，非物质性这个概念，虽然有其含混之处，但是一开始似乎更容易让人掌握，在表明经济变革的总的趋势方面效果更好。
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有担当霸主地位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工人在生产非物质产品。相反，农业劳动在数量上来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一如几百年来的情形。而工业劳动在全球层面上、在数量意义上并未衰退。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并集中于几个主要地区。我们的意思是，非物质劳动在质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把其趋势强加到了其他劳动形式和社会本身。换句话说，今天，非物质劳动所处的地位与工业劳动一百五十年前所处的地位相同。当时工业劳动能够只占全球生产的一个部分，集中在世界的几个很小的地区，却对其他生产形式形成了霸权式控制。正是在那个时期，所有形式的劳动，以及社会本身，不得不工业化。今天，劳动和社会必须使自身信息化、智能化、保持交流畅通和情感化。
在某些方面来说，工业劳动统治时期的从属阶级是我们理解非物质劳动霸权的主要特征的关键所在。比如说，农业工人总是运用非物质劳动的知识、智力和创新成果。当然，农业劳动在体力上来说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农业是一门纯粹的科学。每一个农民都是化学家，他把合适的种子播进土壤中，将水果和牛奶变成美酒和奶酪；每一个农民都是遗产学家，他挑选最好的种子，以丰富植物种类；每一个农民还是日日观察天象的气象学家。农民必须了解土地，与土地打交道，适应土地的节律。选择最佳的播种或收割时节，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这不是出于直觉的自发行为，也不是一个周而复始地重复过去的行为，而是根据传统知识并着眼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决定，用智力和试验不断更新的决定。（同时，很多农民还必须成为金融经纪人，必须了解市场的涨跌，以便将他们的产品卖出个好价钱。）这种体现在农业上的典型的开放式科学随着自然的不可预见的变化而变化，表明了基于非物质劳动的，而不是农业的机械科学的知识谱系。因此，我们的非物质劳动的观点不应该与1990年代的乌托邦“新经济”梦想相混淆——很多人以为，这种新经济将使所有的劳动变得有趣和让人满足，人人享有幸福，过去的种种衰退就会销声匿迹，而主要办法是通过技术创新、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拓展。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不能使劳动变得愉悦，也不会使劳动获得更多的报酬，更不要说在劳动场所减少等级关系和命令控制手段。最后一点，也不会减少国内和全球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我们刚刚已经说明，农业劳动虽然具有很多非物质劳动的性质，但是它在全球系统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城乡等级差别并没有改变。
但是，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往往会使劳动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在非物质劳动的范式中，劳动日程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劳动时间和业余时间的界线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界定。在工业劳动范式中，工人几乎都是在身处工厂的时间内进行生产。但是，当生产的内容变为解决问题，或发明一种思想或撰写一个演说稿时，相关的劳动时间往往就会延伸至生活的全部。一个思想或一个意象并不是只在办公室里产生，也可能在淋浴间或在我们的梦乡出现。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传统特征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我们知道，农业劳动并不遵循传统的时间表：在田地里，如果需要的话，一天的劳动时间可以是从日出开始，到日落结束。妇女的家务劳动的传统特点更是明显地消除了劳动与休息的界线，家务劳动侵入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有些经济学家还使用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这样的术语来表明这种变化：从以稳定持续的以产业工人劳动为特征的经济到以灵活、移动、不稳定的工作关系为标志的经济的转变。灵活，是因为工人们必须适应各种任务；移动，是因为工人们经常改变工作；不稳定，是因为没有合同来保证一个稳定的长期工作。比如，突然出现的、后福特主义农业生产形式，就是以这样的技术变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械技术，比如，从苏联的拖拉机到加利福尼亚的灌溉系统。但农业后现代化带来了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创新，也带来诸如暖房、人工光照系统和水栽法等特殊的生产系统。这些新工艺和新技术往往使农业生产脱离规模化生产，使较小规模上进行更专门的生产作业成为可能。而且，通过诸如将通信技术融入现存的工业生产流程中这样的方式，将后现代生产本身数字化；同样，农业也开始以信息为基础了，这可以从种子的生产中清晰看出来。举个例子，农业中更有意思的一个争斗是如何拥有植物的基因组，也就是说，包含在种子里的基因信息。种子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为自己开发的植物新变种申请注册专利；而历史上的农民发现、保护和提高植物的基因资源，却没有对这些基因资源主张专利权。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支持或谴责这些做法——有些科学活动为农业带来了福祉，有些却带来了祸害。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要向世人表明，农业的变化过程和关于权利的争斗，已经越来越倚重于信息的生产和控制。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这信息就是包含于植物中的基因信息。这就是农业变成信息化农业的一个例子。
总的说来，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将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将贯穿建立在由分散的网络中不确定的和数不胜数的关系组合起来的形态中的直线关系。信息、交流和合作成为了生产的常态，网络成为其主导的组织形式。因此，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其社会组成因素形成特别的对应关系：一头是技术网络，另一头是各社会主体劳动中的合作。这种对应关系定义了劳动的新的谱系，成为了新的实践和剥削结构的特征。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非物质劳动统治时期的剥削不再主要是对个体或集体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剥夺，也不再是个体或集体劳动时的剥夺。相反，剥削成了对合作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剥夺。这种剥夺通过社会网络而变得越来越普遍。合作生产的中心形式不再是资本家的劳动组织方案的一部分；相反，这些形式产生于劳动本身所注入的生产力。这个事实是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特征：它生产交流、社会关系和合作。
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反对说，这个非物质劳动概念更适合于描述世界上主导地区的经济变革，这个概念与从属地区没有多少关系，这些地区的工人依然被束缚在田地和工厂里。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认为，走向非物质劳动统治的这个趋势适用于全球经济所有的部门和地区，至少是在以下三个方面来说如此。
第一，很显然的是，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带来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比如，有些非物质生产形式存在于一个主要地区，同时很多工业和制造业正被转移到从属地区。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非物质劳动的性质会改变所有其他生产形式。劳动的每一种统治形式无疑会具有普遍的因素：所以，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劳动的统治对农业（以及所有其他部门）进行了技术更新，也使工业和经济活动与关系同质化。同样，经济后现代化和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也产生了变革。一部分变革是由共同性所新创立的基础的产物，一部分变革是一种诱导性效果：今天，我们能清楚地分清比如农业中信息和科学知识的作用中的具有共性的长期基础。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和生产状况在全世界和经济各部门都变成一模一样了。相反，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这意味着劳动过程、生产状况、当地状况和鲜活经历的很多个别决定因素与劳动形式的共同化过程与生产、贸易的普遍关系一起共存着——而且，在个别性和共同性之间并没有矛盾。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还与劳动社会化的剧烈扩张有关，并为独立劳动的组织提供了新的基础。从某一个观点来看，与以前的劳动形式相比，非物质劳动与合作的关系非同一般，更加紧密。合作、交流和协作的建立是生产过程本身，是完全掌握在参与劳动的主体的手中的。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非物质劳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劳动之处在于，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即刻具有社会性的，是即刻共同的。生产交流、情感关系和知识——而不是生产汽车和打字机——可以直接增加我们共同所有并分享的财富。从以上这两个观点来看，生产已经更清楚地、更直接地变成主体性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换句话说，在抽象的层面，非物质生产也暗示着劳动的更大程度的社会化。共同性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形式的共同化趋势减少了不同工人阶级的质的区分，因此创造了一个公共的、政治的劳动方案的条件，我们将之称为“大众”。
#3 一个后社会主义纲领，或者说，关于社会主义，什么还活着，什么已经死亡？
对当代生产变革的这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评估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几个重要方面的制高点。我们来看第一个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策略是以一个现在已经不可使用的关于发展阶段的概念为基础的。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现代化观点是完全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为基础的。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策略在过去是否真的有什么价值；但是很显然的是，今天它已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先前对非物质劳动的统治状况的分析应该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个结论。毫无疑问的是，今天，在全球化经济中，劳动的等级和分工依然存在，有些甚至比过去更加严重；但是，这些不同的部门在同时代、在同一个时间维度发挥着作用，在全球体系中相互影响，而各个发展阶段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发展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形态：它与更大程度的生产的社会性并行不悖，与共同的关系、交流和合作路线的形成并行不悖。事实上，在今天,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就不可能有发展。因此，社会主义中所死亡的那一部分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制度为模型而形成的变革观。
第二，这些经济变革也导致了从国家的基础、从底部出现的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控制机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角色观本身也是以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特点为模型的，被视为一种能克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积累起来的落后状况的方式。）
今天，经济的地平线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共同商品来直接维持。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摆脱社会主义范式的方式（根据这种范式，社会商品的分配和投资规则是由外部决定的），采取基于生产社会化的共同前提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要从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做法向经济的自我组织的做法转变。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感到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感到了从我们对经济的变化的分析开始进行转变的必要性：全球经济中的非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使得国家控制的旧范式变得无用了。但是我们也要强调这种变化的政治方面的吸引力。这种变化要求对国家形式本身以及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的概念和机制重新进行深层的审视。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形式（及其可怕的新自由主义变种），我们也应该批判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形式。这远不止对苏联独裁模式的批判，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点，以探索可能的代议制民主的新形式。
社会主义传统中依然有生命力的部分主要是对平等和民主的渴望，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从一开始就有的特点。汪晖在《中国的新秩序》中发表的一篇英语文章中雄辩地解释了社会主义斗争的遗产是如何教导我们的：要求民主不能与要求社会平等割裂开来。他说，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方案依然是极其重要的，还有消灭男女之间、种族之间、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等等的努力。如果今天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能够存在，那么，它的首要兴趣就只能是在全国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一种新的民主观念和新的民主体制，而且这个观点必须融入争取平等的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世界各地出现的反对帝国对全球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很多运动是很有内涵的，前途无量的。这些运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遗产之上，正把这些遗产推向新的方向。有很多这样的情形：政治斗争指向具体的、本地化的目的，但同时又努力与全球权力结构、帝国的整体相关联。以反对在印度纳尔默达河上建造可怕的大坝的运动为例。这明显是一个本地的、国内的事件，与土地权、国债、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等问题有关。但是参与反对大坝修建的人们很快发现，他们也在反对世界银行，因为世界银行鼓励修建这个巨大的工程，并向印度政府发放贷款。再来看看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主义者的反叛运动。这也是涉及本地和本国的诸多问题的一场运动：针对土著居民的种族歧视、土地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墨西哥社会中法律和表达的权利。但是从一开始，萨帕塔主义者也把矛头指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他们意识到，构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区是决定墨西哥国家政策的一个因素。我们还可以将巴西的无地（Sem Tierra）工人的斗争、玻利维亚土著人的运动以及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自我标榜为“反全球化”的各种运动都纳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将这些斗争，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数不胜数的斗争看作相互独立的事件，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些事件所关注的问题是具体的、本地化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事件在构建应该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全球民主、或至少在全球化体系的民主化过程中的共同点（不是作为最小公约数，而是作为最大的共同期望）。每一个这样的运动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不仅与本国政府的非民主特点发生冲突，而且也与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点发生冲突。每一个运动都意识到自己的破坏特性，强烈要求民主和平等。
这些运动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一个后社会主义纲领。但是，很显然，光是这些还不够。不仅要形成体制，而且要形成真正的全球民主的概念，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巨大的资源。
#4 地区性地缘政治和新政
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将全球民主和平等作为一项后社会主义纲领——之后，我们想最后谈谈一个更为温和的问题，即地区性政治方略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帝国的地区性方略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在这里很有必要回到帝国的君主力量和贵族力量这两个概念（我们在一开始就陈述了这个概念）的简约版上来，因为地区主义的问题与贵族问题相关。因此，一方面，我们有合适的帝国的地区主义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地区的贵族都忠心耿耿地与君主合作。举一个简化了的（但还是很有用的）例子：美国政府是如何卷入每一个贸易区和每一个军事同盟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每一个地区性联盟都有美国的在场——欧洲的地区性联盟是由欧洲各民族国家加上美国组成的；类似的是，拉丁美洲联盟由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组成；远东联盟也是同样的情形，依此类推。这就是维持帝国稳定的地区主义的面貌。
在另一方面，地区性贵族（民族国家与地区性经济力量一道）不是与君主联盟，而很可能与大众联盟。这样的联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地区性新政，就是说，贵族会达成妥协，赋予大众政治和经济的保证，从而形成生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地区主义面貌可能会与帝国拉开距离，朝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换句话说，这些地区性联盟不会加强帝国主义秩序，反而可能会形成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地区性贵族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是绝不可能一致的。这样的地区性联盟只能是一种策略，大众可以利用这种策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的联盟的一个当代例子可以在拉丁美洲南部，尤其是在阿根廷和巴西看到。拉丁美洲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一个地区性新政需要同时关涉到两个发展：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提出民主政策的主张（包括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挑战）和国内民主政策（包括福利的再分配、农业改革、劳动政策，等等）的发展。针对外部的民主主张不能与内部的民主化相割裂。拉丁美洲的例子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直到今天，只迈开了很小的步子。在今天的状况下民主过程该如何表达，一点也没有把握。
我们想与你们探讨的问题——我们以此结束这个演讲——就是，一个地区性新政是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今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着？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内部看到民主斗争和平等斗争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有可能与一个民主东亚的方略融合，从而提供在全球的帝国体系之外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可以利用社会主义遗产和共产国际主义的资源库？中国的国内运动能够以何种方式富有成果地通过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种运动，来发出自己要求全球民主的声音——比如，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对于这些问题，你们能给出比我们更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希望，中国的历史使中国站在一个任何地区性联盟中的极其有力的位置上，来对抗帝国的统治，争取全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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