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艺术社会学三论》
作者：（德）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王涌
出版方：南京大学出版社（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精彩书摘
《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节选
一
爱德华·福克斯(Eduard Fuchs)的毕生巨著属于才过去的那个时期。要回顾这一巨著就如要对这一时期下结论那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同时也是这里要谈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刚刚过去的时期，而这并不会使问题变得更容易，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它的艺术理论还没有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导师所做的，只是在艺术理论中为唯物辩证法指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最先开始着手创建这一理论的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Franz Mehring)，但他们只是间接或至少较晚才了解了两位导师的理论。从马克思经由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necht)到倍倍尔(Bebel)形成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政治方面远远大于科学理论方面。梅林曾接受过民族主义，后来又信奉拉萨尔学派，在他初次接触社会民主党时，据考茨基的说法，当时党内“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多多少少庸俗化了的拉萨尔主义，除了几个个别人物外，还谈不上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在恩格斯的晚年，梅林与他才有接触。而福克斯倒是很早就注意到梅林，两人的交往开启了精神史研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关注。但是，梅林的研究领域是文学史，这与福克斯的研究领域很少有交合点，两人都这么认为。而更值得关注的倒是他俩气质上的不同，梅林具有学者气质，福克斯则是收藏家。
收藏家有许多种，每种都有众多各自工作的驱动。收藏家福克斯首先是一位开创者：他创建了漫画史、性爱艺术史和风俗画史方面唯一现存的档案馆。可是，需要说明的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情形：福克斯是作为开创者成为收藏家，也就是说，作为唯物主义艺术研究的开创者。人也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状况多少有些清晰的洞察，那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状况。正是这一点将这位唯物主义者造就成了收藏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致梅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状况，恩格斯写那封信的时候恰好福克斯在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编辑室里赢得了他出版上的初次胜利。那封信写于1893年7月14日信中写道：“使大多数人受到蒙蔽的首先是这样一种表象：即宪法、法权体系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在其各自特殊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天主教，卢梭间接地以他的社会契约论‘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依然是限于神学、哲学和国家学说领域内的一个过程，它体现了这些思维领域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根本没有越出其思考领域。而自从思维领域中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主宰的资产阶级幻想之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克服，也被看成了纯思想的胜利，也就是说，不是被看成对变化了的经济事实的思想反映，而是被看作终于获得了对随时出现而又无处不在的实际状况的正确认识。”
恩格斯攻击的有两点：其一，在精神史中总是致力于将新教条看成是对先前教条的‘发展’，将新文学流派看成是对先前流派的‘反动’，将新风格看成是对旧风格的‘克服’；其二，他显然也潜在地攻击这样的成规：看待上述新事物时，无视它们对人以及人精神和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这样，作为宪法史或自然科学史，宗教史或艺术史的人文科学便被击垮了。但是，这一恩格斯探究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拥有的爆破力要深远得多。它对这些领域及其产物的独立自足性提出了质疑，就艺术而言，它对艺术本身以及这一概念应囊括之作品的独立自足性提出了质疑。在研究他们的辩证历史学家看来，这些作品中融合了它们的前后历史，就其之后的历史来说，其之前的历史也就可以由之清楚地展现为处于不断变化中。这样的作品使辩证历史学家明了：它们的作用是如何超越创作者，超越他们的意图而持久存在；创作者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接受又如何成为作品今天对我们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影响又如何不单单基于与作品的接触，而且还基于与使其传承至今的历史的接触。歌德在与内政大臣穆勒谈论莎士比亚时以他惯有的含蓄口吻说道：“一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物，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再对其作出评判的。”要引起不安，这句话太合适不过了，而正是这样的不安使得所有称得上辩证的历史研究得以开始。之所以不安是因为它苛求研究者放弃对研究对象从容静观的态度以便看到恰好过去这一断片与恰好这个现时共处的批判性格局。“真是不会离我们而去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所说的这句话，表明的恰是历史主义历史观中被历史唯物主义攻破的地方，因为历史图景是一幅不可复得的过去的画面，只要在所处的现时中没有看到自己就寓于其中，这幅画面就有消逝的危险。
对恩格斯那些话理解得越清楚，就越能明白，对历史的任何辩证论述都是以舍弃直观性为代价的，而直观性正是历史主义的标志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舍弃历史中的叙事因素。历史对他来说成了建构的对象，这不是在空无的时间中去建构，而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和特定的作品中去建构。他将时代从物性的“历史连续性”中提取了出来，也同样将生命从时代中，作品从毕生巨著中提取了出来。而如此建构的成果是；毕生巨著在作品中，时代在毕生巨著中，历史进程在时代中既有被保存又有被扬弃。
历史主义展现的是过去的永恒画面，而历史唯物主义展现的是对过去的每一次经验，这种经验是以唯一的方式出现的。由建构因素去剔除叙事因素，就是这种经验的条件。在这样的经验中，历史主义的“以前曾是那样”中被束缚着的巨大力量得到了释放。对每一个现在而言，对过去的经验就是原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开启这样的经验，它祈求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性理解看成是已被理解过事物的延续，它的脉动一直延续着，直到现在都能感到。这种理解在福克斯那里有其一定的位置，但他对之并不是全信无疑的。在接受问题上，他那里既有幼稚和教条式的陈腐观点，也有带批判性特色的新观点。前者可以概括为如下的看法：对于一部作品的接受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该作品诞生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接受它的。这完全类似于兰克的说法：问题的关键“唯独”在于“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同时，他却又毫无过渡地做出了开启最广阔视野的辩证表述，即看到了接受史的意义。他抱怨道：艺术史没有关注成效的问题。“这一忽视……是我们整个……艺术研究的缺陷。一位艺术家会获得或大或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有的持续很久，有的县花一现。我认为，艺术问题上的最重大难点之一就是去揭示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梅林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他的《莱辛一一传说》就是从对莱辛的接受人手的，也就是从海涅到格维努斯(Gervinus),再到斯塔尔(Stahr)和丹泽尔(Danzel),最后到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对莱辛的接受。不久之后出现了赫施(Julian Hirsch)的研究成果《荣誉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这篇研究不是在方法上就是在内容上值得赞赏。它关注的正是福克斯也瞄准的那个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为衡量历史唯物主义达到的水准提供了尺度。但是，这一状况无权隐瞒另一个状况这样的答案还没有出现在此倒是更应毫无顾忌地承认：成功地把握艺术作品的历史内涵，以使作品作为人的产品在我们眼前变得更透明，这还只是个别的情况。如果不用辩证思维去把握艺术作品的实际历史内涵，那么，任何探究艺术作品的努力都必然是徒劳的。这仅仅是收藏家爱德华·福克斯工作所依循的真理中排在第一位的，他的收藏活动是实践者对理论之两难境地的回答。
二
福克斯出生于1870年，早年的家庭背景并没有使他成为学者，后来拥有的学识涵养也没有使他成为学者型的人。他的活动经常越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范围，因此就有了他作为收藏家的成就，有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活动。八十年代中，福克斯开始跨人职业生涯。当时盛行着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他的学徒岗位使他与热衷于政治的无产阶级走到了起。不久，他就通过这些无产者被卷人了他们当时作为非法者进行的那场斗争,而现在这场斗争却田园般宁静。这段学徒生活到了1887年结束。几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的机构，《慕尼黑邮报》，看中了当时在斯图加特一家印刷厂当会计的福克斯。他们认为，福克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能去除这份报纸出现的管理上的问题。福克斯来到了慕尼黑，开始与理查德·卡尔维(Richard Calver)共事。
当时，《慕尼黑邮报》还出版了一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幽默报《南德意志邮车夫》。一次偶然情况福克斯临时帮忙，接手了一期《邮车夫》的拼版工作。又一次偶然情况，他必须自已撰稿填补版面空缺。结果，这一期获得了巨大成功。同一年，福克斯又接着编辑了这份报纸的五月号。在彩印配图才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一期已经有了彩印
。这期共卖了六万份，而该报的年均销售量才二万五千份。由此，福克斯成为这份政治讽刺报的编辑。同时，他开始研究自已工作领域的历史。于是，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外，他写出了有关漫画里的1848年以及罗拉·蒙太茨的国家丑闻的著作并配以插图。与由在世画家画插图的历史书(比如威廉·波罗斯[Wilhelm Blos]由严琪[Jentsch]配图的民族革命书籍)相反，这些著作是第一次用资料
作插图的历史作品。应哈登(Harden)要求，福克斯在《未来》上登出了这些著作中第二本的广告，同时还作了说明：这只是他计划写的有关欧洲各民族漫画的宏篇巨著的一个断片。那时，一项利用报纸侮辱国王的罪名使他被监禁了十个月。这对完成这项写作倒反而是一件好事。显而易见，这个想法很妙。当时有一位叫汉斯·克莱默(Hans Kraemer)的人在制作插图本家庭书籍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他找到福克斯说，他已经在研究漫画史，并提议加上他的研究一起出一本合著的书。但是，他的文稿一直没来。不久便明了，整个如此浩瀚的工作得由福克斯一人来完成。在这部漫画著作第一版的封面还有这位神秘合作者的名字，到了第二版就被删掉了。而福克斯通过写这本书首次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的工作精力和对材料的驾驭能力，由此开启了他主要作品的系列。
福克斯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时,据《新时代》的说法，“社会民主党组织正到处生气勃勃地一步步成长起来”。由此党的教育工作就显然面临新的课题。人党的工人群众越多，党的教育就越不能满足于单纯政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启蒙，不能满足于剩余价值理论和进化论方面的庸俗化做法，而必须看到，要将历史性教育素材也纳入党的报告和党的媒体评论文章。这样就全然出现了“普及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将“公众”而不是阶级视为这一教育工作的对象，就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瞄准的是阶级，那么，党的教育工作就永远不会失去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任务的紧密联系。历史性素材一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翻耕，就会成为一块当代洒入其中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地。这样的情况未曾出现。针对舒尔茨——德里契(Schultze-Delitzsch)国家诚协会从事工人教育的口号“劳动和教育”，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口号的双重含义。他们认为，曾经巩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知识，同样能给无产阶级力量，将自己从这一统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这样的知识脱离了实践，而且无法给无产阶级提供任何有关其阶级状况的信息。这样的知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来说就不具有危险性。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尤其如此，它远离经济学，而且不会受到经济变化的触及。在对待这些知识时，人们满足于用它来“启发”，“提供变换”，“引起兴趣”。这样，历史就被弄松了，成了“文化史”。福克斯的作品就驻足于此，它们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应有其杰出之处，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参与又有其难解之处。以读者群为准，这是福克斯一开始就为自已定下的原则。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有多少事实际上取决于唯物主义教育工作。这极少数人在一次辩论中不仅表达了他们的希望，而且更多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场辩论在《新时代》上有其踪迹可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科恩(Carl Korn)所写，题为《无产阶级与古典主义》。全文探讨了遗产这一如今重又显出意义的概念。科恩写道，拉萨尔将德国唯心主义看作工人阶级接受的一份遗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拉萨尔不同，“他们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并不是……作为一份遗产，而是由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本身推导出的。像现代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暴发户，通过……不断重新生产出整个文化机器的劳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演示他们的‘权利’，在他们那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占有，更不要说精神占有了。……因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拉萨尔教育理想的杰出之处在思辨哲学，而不是可供奉的神龛。……他俩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被自然科学吸住了。……对于一个脑中想着效用的阶级来说，就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称作科学，宛如对占有财富的统治阶级而言，所有历史性事物就成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给定形式。……实际上，历史学对于意识而言代表的是占有关系，就像在经济中资本意味着对过去劳动的掌控一样”。
这个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有其分量，不过，它对自然科学一“也就是科学本身”所作的提示才完全暴露出了教育问题里颇有危险性的难题自倍倍尔起，自然科学的地位就主导着辩论，倍倍尔的代表作《妇女与社会主义》，在其首版到科恩那篇文章问世的三十年间，发行量达到了二十万。倍倍尔对自然科学的看重并不单纯是因为其结果具有可计算的准确性，而首先是因为它的可实际运用性。之后，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看法也与此相近。他认为，可以用技术去驳倒康德的唯现象主义，因为技术成果已表明，我们能认识“自在之物”。科恩直接视之为科学本身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作为技术的基础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技术显然并不是纯自然科学性的，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这样来看，技术就必定要去审视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实证地、非辩证地割裂开来的做法。人类对自然的提问也受到他们生产水平的制约，这是实证主义有所失落的关键所在。在技术发展中，实证主义能看到的只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却看不到社会的退步。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同样也是这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社会民主党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家也没有看到，这一发展使无产阶级占有这一技术应采取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棘手，而事实上采取这一行动又显得日益紧迫。他们没有看清这一发展的破坏性方面，因为他们对辩证法的破坏性一面已不再熟悉。
该做预见的时候却没有做，这便标识出了 19世纪的鲜明特征；对技术的失败接受。其原因在于，那些对发展充满欢欣的一波接一波的潮流，无一例外地都试图越过一个事实：社会对技术的需要只是用它来生产物品。圣西门主义者的工业文学是这种潮流的肇始者；接着是迪康的现实主义,他将蒸汽机视为未来的圣者；最后是路德维希·普福,他写道：“根本不必成为天使,铁路胜过最美的双翅。”对技术的这一看法来自《园亭》。基于这点，人们似乎可以发问，19 世纪资产阶级津津乐道的“舒适感”是否来自闷罐似的惬意，而根本不清楚，生产力必然在其手上得到了发展。当然，只有到了紧接着的 20 世纪才能看清这一点。20 世纪经历的是：交通工具的快捷度和器械复制语言文字达到的容量如何超过了需求。而技术超越这一边界释放的能量则是破坏性的。这些能量促成的首先是用于战争的技术以及为战争做舆论准备的技术可以说，这一完全受制于特定阶级的发展是19 世纪没有意料到的。19世纪还没有意识到技术的破坏性力量，尤其是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它在某些地方与实证主义的幻想采取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而言，它还是陷人了这些幻想。在它眼中，现在已将过去彻底储藏起来，未来想让人展望劳动，因而也必定带来对丰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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