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黄玮杰、吕欣忆
商品生产与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变迁
———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的时间性思考
摘 要
在时间性问题上，马克思聚焦社会的时间性而非个体的时间性，并从生产关系而非观念秩序的视角分析社会的时间性。现代社会的时间性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商品生产所推动的时间性变迁，一方面表现为逐渐成熟起来的新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另一方面表现为逐渐临近的现代社会的界限。为延缓现代社会的时间性界限，商品生产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开辟向内发展的空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张力的衰退。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通过回溯与拓展商品生产的历史叙事，指认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徘徊在“坍塌”的临界点上，他试图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发现社会时间性变革的可能性。在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关注直接的生产领域，而且要关注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领域，谨防资本所推动的商品生产在日常生活领域野蛮生长而使社会陷入封闭的时间性中。
【关键词】马克思；时间性；社会形态；列斐伏尔；商品生产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作者简介
黄玮杰（1990-）：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吕欣忆：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20世纪以降，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往往将时间性这一经典哲学问题置于认识论、生存论层面加以探讨，这种研究路径主要聚焦现代个体对时间性的认知与体验。在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现代社会的时间性或被忽视.或被视为常量。作为这一发展态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后果。时间性在当代话语中往往丧失了历史的方向性维度。即便是相信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存在断裂的西方左翼学界，也总是将时间性的更迭寄托于无方向的偶然性，因而他们重视所谓的“弥赛亚时间”。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西方知识界的这一发展态势恰恰折射出了现代社会在当代的演进状况，即现代社会在其时间性的临界点上徘徊，并未真正跨入新的社会时间。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将这种时间性状况指认为现代社会的“坍塌”[1]。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人手.深刻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与时间性之间的关系，这为我们研究当下社会的时间性问题提供了有效参照。列斐伏尔就是通过探讨当代商品生产机制的变迁阐释了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坍塌”的原因。本文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时间性叙事理论的发展过程，反思现代社会时间性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商品生产的临界状态，进而探讨通向未来社会时间的可能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社会时间性
不同于当代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路径，马克思并不着重研究个体时间性，而是关注作为个体时间性的客观条件的社会时间性。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马克思所关注的时间性并非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筹划，而是特定社会形态的界限及变迁方向。社会时间性并非受制于观念的秩序，而是受制于社会存在的秩序，社会存在的秩序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关系及其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过去的历史理论对社会时间性变迁的理解与叙述总是忽视了现实基础，由此，过去的历史理论(如德国观念论的历史哲学)总是按照现实之外的某种尺度(如理性)来理解社会时间性的变迁。而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被看成了时间性之外的东西。[2]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将视野转向了现实世界。他指出：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这里的“真正的知识”与“对现实的描述”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指通向自由社会时间的现实条件。尽管黑格尔也谈论现实的时间性变迁，但他认为规定社会时间性的实体是观念。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规定着社会秩序的时间性的恰恰是此岸的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在马克思这里，社会时间性变迁并不表现为观念秩序的变化，而是表现为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更替。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时间性具有方向性，它不断超越外部自然性的界限，通向全人类的普遍解放，而个人无须对此时间性负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4]。
时间性的规定性并不取决于理性，而是涉及一定生产关系所维系的一定的共同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沿着西方近代哲学从“自我规定性”维度思考自由的路径，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告别自然性、通向自由解放的时间性方向。在唯物史观的地平上，自由所蕴含的自我规定性不再涉及从他性中超脱的精神境界，而是涉及不受物性支配的社会生产条件。在此意义上，特定社会的时间性意味着特定社会的界限，而后者又受制于特定生产关系的界限。时间性变迁一方面取决于特定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而积累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特定社会因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界限的临近。马克思以社会形态及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为尺度，深刻地指认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具有方向的时间性：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间性的规律：当特定社会形态及生产关系无法维系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时[6]，社会将面临其时间性界限；而日渐积累的物质条件则为新的社会时间性的来临奠定基础。当然，马克思并不是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探讨通向自由社会的时间性问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直接遭遇的就是现代社会及其所蕴含的自然性。在此背景下，过渡到真正自由的社会就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的自然时间性。
事实上，从青年时期开始，马克思就将现代社会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并在之后不断深化对现代社会及其界限的理解。伴随着理论上的成熟，马克思开始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他清晰地指出：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7]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8]，而《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在《资本论》的语境中，现代社会以商品生产为主导，资本是其经济组织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资本不断使劳动力从属于自己，从而在商品生产中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持续的扩大再生产中去。尽管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资本却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在商品生产中支配着劳动，这恰恰构成了劳动者所直接遭遇的现实的“自然状态”。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直接生活的劳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部自然的限制，却陷入了由现代社会自身所构建的商品生产关系的“第二自然”中。在生产资料为资本所垄断的条件下，劳动者只能通过参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方式获得自身生存的条件，他们在此过程中被迫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对此，恩格斯指出:“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10]
现代社会的时间性由商品生产的秩序所维系。在以商品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伴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社会发展逐渐脱离自然时间的节律，愈发坠入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时间性之中。在此时间性中，现代社会一方面生产了以商品形式呈现的巨大财富，进而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因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遭遇界限而走向其时间性的终结。在新的社会时间性中物质生产将摆脱商品生产的“第二自然”性，从而在自我规定的秩序下以自由劳动的形式呈现。诚如马克思所指认的：“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11]。对现代社会时间性的超越意味着要将劳动从商品生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通向自由王国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这一点，劳动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在商品生产关系的临界点上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由此，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一一自由的人”[12]。
由此可见，商品生产是维系现代社会时间性的关键。因此，分析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的关系及其矛盾，是认识现代社会时间性界限的关键，这恰恰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二、商品生产与现代社会时间性的演进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通向人类自由社会的时间性与生产关系的现实发展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任何试图掩盖这一过程的叙事都将掩盖现实的秩序，进而也将掩盖改变现实的可能性，而拜物教就是这种掩盖所产生的认知效应，资产阶级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神话叙事则是这种认知效应的产物，时间性在其中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勤劳致富”的过程。如果说黑格尔以体系化的方式叙述了自然意识通向完满时间性的历程，那么马克思则在黑格尔逻辑终点处转移了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焦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基础关系不是反思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主体达及自由的时间性叙事的重要起点。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抓住了左右时间性的关键要素，即商品生产。在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过程中，作为历史创生性力量的生产劳动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从属于资本，劳动不再只是自我意识得以构建的反思性环节，相反，它在劳动力商品形式下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它关系到恩格斯所说的“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3]。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劳动尽管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创造性，但却受制于商品形式的规定性。[14]现代社会的时间性无法脱离“商品--货币--资本”的秩序，这一秩序往往会掩盖劳动的创造性而衍生出拜物教。恰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构筑的社会形态的反思，马克思进一步开启了“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15]，展开了关于通向未来社会的时间性叙事，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此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商品生产总是以包含内在对抗性关系的方式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化。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揭示的，社会时间性的变更需要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新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第二，旧社会已经使其“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而已经无法继续有效维系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中，现代社会的时间性被商品生产的发展所左右，而现代社会的终结和新的自由社会的产生需要以下两个重要条件：第一，现代社会在推动商品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文明因素”[16]，它将为新社会的来临创造现实条件；第二，现代社会在推动商品生产发展的过程中陷入了对抗性的状态并遭遇其自身发展的界限。
关于第一个条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现代社会以资本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它为追逐价值增殖而不断扩大商品再生产，伴随着商品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使用价值(即财富的物质内容)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进而“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17]，从而为新的社会时间性的来临奠定物质基础。在现代社会的界限内，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被挤出生产领域，同时也使得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一般利润率随之下降。对此，现代社会通过扩大商品生产范围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与资本，从而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个满足人的需要的体系，“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8]，从而发展主体的全面需要和属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时间的来临奠定基础。
关于第二个条件，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为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资本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谋取相对剩余价值。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意味着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部分的比重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工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下降。由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为获得等量甚至更多的利润只能提高商品生产的总量，于是，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力不断萎缩，另一方面是商品供给能力不断提高，这使得生产过剩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9]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已经遭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界限，致使“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0]。
为了应对这一矛盾，资本往往选择在直接商品生产之外寻求获利的可能性，从而抑制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资本论》第二卷指出：
“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意识到，过剩的资本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会涌向虚拟资本的投机领域，致使“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22]，他们不再通过推动商品生产而保持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尽管虚拟资本扩张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但这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它终究无法根本解决现代商品生产的内生性矛盾。马克思指出：“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23]换言之，由商品生产所维持的现代社会因商品生产本身的崩溃而遭遇其时间性界限。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了，而新社会产生的物质条件也已逐渐成熟。总之，新的社会形态即将来临。
可见，由商品生产所维持的现代社会的时间性，一方面表现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逐渐成熟，另一方面表现为现代社会界限的日渐临近，二者“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24]。然而，在从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转变的临界点上，商品生产的界限并未直接转变为新社会时间性诞生的契机，相反，商品生产在内耗式发展中呈现为现代性时间的“坍塌”(列斐伏尔语)，这就是现代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从理论发展来看，20世纪以降的西方哲学关于时间性问题的关注点往往从世界历史领域转向个人日常生活领域，关于人体主体界限的讨论替代了关于特定社会界限的讨论而成为西方知识话语的主要议题。知识领域中社会时间感的退却不仅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且是现代社会情势变迁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列斐伏尔基于对商品生产方式变迁的研究，继承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时间性问题的分析，并结合当代西方社会的最新发展状况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在20世纪的“坍塌”。下面笔者就这一历史与理论发展过程作进一步考察。
三、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与现代社会时间性的“坍塌”
伴随着资本内生性矛盾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的以价值生产为外在形式的财富生产遭遇瓶颈。关于现代社会的时间性界限，马克思曾作了科学的预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5]现代社会通向未来社会的这种时间性张力在当代西方文明中日益耗散，由此在社会中衍生出带有怀旧色彩的大众文化和被冠以“后现代性”的理论思潮。这种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变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必须回应的问题，而列斐伏尔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并没有选择沿着当代法国哲学中常见的生命哲学或现象学路径探讨时间性问题，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从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视角分析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变迁。不过，列斐伏尔并未直接从马克思的“五大社会形态”或“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出发分析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这与列斐伏尔直接面对的现代社会的当下状况以及他要解决的问题息息相关。
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社会的演变已陷人僵局，而问题的关键不是所有制关系的变迁而是商品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降速。面对资本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困境，资本通过不断开辟新的商品生产部门以降低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伴随着新的商品生产部门的出现，新的使用价值（即新的财富形式）也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在当代开辟出一个新的商品化空间即日常生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日常生活涉及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不同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论述的资本不断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26]，资本在当代所推动的日常生活商品化过程促使原本没有进入商品范畴的生活资料也被商品化了。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变化使得“日常生活的物质的和道德的参数都是由私有财产决定”[27]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全面沦为商品生产的空间。当代资本在危急时刻选择了向日常生活内部迭代式发展，与此同时，宏观社会历史的变迁逐渐转化为微观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既然现代社会在涉及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开辟出新的商品生产部门，那么其所带动的财富的累积是否能为新的社会时间性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就构成了列斐伏尔重新思考时间性问题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列斐伏尔在此背景下提出应“发展一种关于多种社会时间尺度的理论”[28]，并以资本积累即商品扩大再生产为尺度重新划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叙事。
第一种社会形态是“非积累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社会发展依赖于自然经济模式，而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主导。第二种社会形态是“积累的社会”，这是一种以商品不断扩大再生产为轴心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符合马克思乃至韦伯对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然而，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的衰退并没有伴随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而是导向了一种漫长的临界性状态，列斐伏尔以“现代性”来描述这第三种社会形态的特质，他由此指出：“第三个时期在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转变过程之后，从日常生活的转变开始（按照一个详细的和有意识的政策）。我们是否要进一步表明，‘现代性’确切地代表了这个转变过程，我们是这个转变过程的一部分。”[29]
列斐伏尔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时间性状况，是因为资本在当下通过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控制了商品生产的方向及其时间性效应。他继而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要聚焦直接生产环节，而且要深化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需要理论。[30]在现代性条件下，需要表现为工业文明所塑造的“分化了的闲暇的具体需要”[31]，于是“社会组织通过给这种新的社会需要提供多种满足手段，从而指导、影响、改变和调整这种新的社会需要”[32]。借助现代技术及话语体系，资本操纵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需要。“按照它们认为应该生产的而生产出需要”[33]。资本由此在日常生活时间中建立了一种抵御痛苦的堡垒，在其中“人们营造各式各样的物体抵御死亡的末日意识。迎合低俗品位的器皿用具，作为当代城镇空间和建筑组织的住宅的内部陈设，同样意在抵御死亡和末日意识”[34]。
在现代性阶段，现代社会的界限不断延宕，社会的时间性呈现出滞缓样态，这种时间性状态在列斐伏尔看来不是社会的演进，而是社会的“坍塌”[35]。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客观层面上，资本通过进入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领域吸收过剩资本，导致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被延缓；第二，在主观层面上，主体意识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堡垒”中被淡化和吸收。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性“坍塌”的时间中，主体往往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以伦理主义和审美主义等方式应对现代性的抽象与空虚。尽管马克思曾专门从伦理的和审美的方面设想过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但在马克思那里，重要的是这些设想都将随着总体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社会形态的出现而实现。与此相反，失去了革命性的现代性主体反而将伦理主义和审美主义当作麻醉剂以回避时间性丧失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当前表现为“快乐经济”的蔓延，它通过“有组织的浪费”将主体的需要转变为无止境的迭代的欲望，“这种转变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深处，而且在契机的表面上”[36]。现代社会在克服社会内在张力的同时也消耗着主体的内在潜能。[3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面的时间性变迁（革命）被转化成日常生活的自我迭代，这就是现代性的特质。列斐伏尔由此将现代性指认为革命的阴影或漫画化表现。[38]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坍塌”与商品生产的转变息息相关。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如果经济增长的社会不去不断地再生产它的社会关系，社会就会坍塌，但是，社会坍塌只会是渐进的。而且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39]。这种渐进的“坍塌”过程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具体表现为历史时间的缓慢前进，而革命（社会时间性的变迁）只能以“阴影”的形式存在于西方社会。
四、结语：未来社会的时间性何以可能
在对社会的时间性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展望了人类普遍历史的开放性，指出时间性表现为人类通向自由解放的种种契机。在现代社会中，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在生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创造着日益丰富的使用价值体系，这为新的社会时间性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被不断激化的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促使现代社会逐步逼近其社会形态的界限。于是，一方面是物质基础乃至文明的不断积淀，另一方面是既有社会形态的不断临界，二者共同预示着自然时间的终结和自由时间的到来。然而，正如列斐伏尔所指认的，这种进步的时间性在20世纪“坍塌”了，西方社会各层面的变迁都呈现为断裂和冲突的景象。[40]尽管列斐伏尔依然将通向自由解放的可能性寄托于社会的时间性变迁，但他也承认这一可能性正在日常生活中穷竭其自身[41]，这恰恰是现代性的特质所在。在列斐伏尔看来：
“现代性遮蔽并掩盖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一一即革命性的实践、总体性的实践一一的缺席与失败。现代性显示着这一缺失。现代性是投在资产阶级社会上的一道可能的却又失败的革命的阴影。现代性是对革命的拙劣模仿。”[42]
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时间性变更。在指认“现代性是对革命的拙劣模仿”时，列斐伏尔所看到的正是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在20世纪的“坍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受制于商品生产及其现实效应。然而，问题恰恰出在商品生产本身。随着资本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将开辟新生产部门（马克思认为这是缓解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方式）的重点转移到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改造上。通过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商品化，一方面赋予使用价值以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不断重塑需要，从而改变和扩展商品消费的空间，进而吸纳商品生产中原本蕴含的时间性张力。同时，主体的革命性潜能在“快乐经济”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幸福”时间中被不断销蚀。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仍然抱有宏大的革命抱负，他尝试从日常生活细微处破题，期冀日常生活的革命能够带来现代文明的突变。他说:“革命，这只老鼹鼠，已经长出翅膀飞走了。让我们把它带回到大地上，带回到泥土下。”[43]在法国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对时间性的关注又回到了个人维度。然而，当时间性研究的焦点一旦从社会转移到个人，自由与解放就不再是普遍的事业了，这种研究旨趣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时间性困境。总体而言，列斐伏尔基于现代社会的特质，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叙事。他在肯定商品生产推动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发展的基础上，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坍塌”的历程，这无疑为我们在当下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在当代西方，资本不断将商品生产扩展到日常生活即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甚至将曾经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共同财富（如空间、环境、文化等）作为消费的对象，这无疑成为现代社会一直在其时间性的临界点上徘徊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性问题时，不仅要关注直接的生产领域而且要关注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领域，提防资本推动的商品生产在日常生活领域野蛮生长而使社会长期陷入封闭的时间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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