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作者：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译者：李猛，李康
出版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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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诠释性的，通过勾勒出布迪厄有关知识、实践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其学术图景的轮廓，向人们展示了布迪厄著作的广博体系和内在理路；
第二部分是分析性的，主要是在芝加哥大学研讨班所展开的精心构思的对话内容，布迪厄澄清了他的理论研究实践和经验研究实践的全部重要之处，并对这两方面的实践进行了反思；
第三部分以巴黎研讨班的讨论为基础，为1988年春天布迪厄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为他的研究生讨论课所做的导论性质的发言。在这些讨论课上，布迪厄强调一种产生社会学创造力的一般性倾向，倡导并采纳了一种总体性的自我指涉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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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0年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曾担任阿隆的助手。后在里尔大学任教3年。从1968年起，但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至今。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一名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实践理论大纲》《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实践的逻辑》以及《语言与符号暴力》等。
华康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同时也在布迪厄主持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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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前言一（布迪厄）/ 1
作者前言二（华康德）/ 5
第一部分 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华康德）/ 1
第一节 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 6
第二节 分类体系的斗争以及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 / 11
第三节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 / 15
第四节 实践感的模糊逻辑 / 20
第五节 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总体性社会科学 / 29
第六节 认识上的反思性 / 38
第七节 理性、伦理和政治 / 50
第二部分 反思社会学的论题(芝加哥研讨班)（布迪厄 / 华康德）/ 91
第一节 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 92
第二节 独特性和恒定性 / 110
第三节 场域的逻辑 / 131
第四节 利益、惯习与理件 / 157
第五节 语言、性别与符号暴力 / 186
第六节 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 230
第七节 个人性即社会性 / 265
第三部分 反思社会学的实践(巴黎研讨班)（布迪厄）/ 333
第一节 传承一门手艺 / 334
第二节 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 / 341
第三节 彻底的质疑 / 355
第四节 双重约束与转换 / 368
第五节 参与性对象化 / 376
附录
布迪厄著述索引（华康德）/ 395
布迪厄著作年表 / 401
参考文献（华康德）/ 417
致谢（华康德）/ 471
译后记 /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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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一）皮埃尔·布迪厄
本书肇始于我在芝加哥大学与一群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的博士生之间的交流这些博士生组织了一个为时一学期的研讨班，由华康德负责指导，来讨论我的作品。我与这些博士生的交流就是在这个研讨班上进行的。当我1988年春抵达芝加哥时，他们先交给我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全是精心设计的、清晰准确和有根有据的问题、意见和诘难。然后，我们就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对这些在我看来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后来，在芝加哥和巴黎，我与华康德——他总是既穷究不舍又善解深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以访谈和对话的方式继续并扩展了这种问答活动。
起初有人提出将这些谈话的改写文字汇编成书(其中的一些部分已经以片断的形式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我最开始有些犹豫不定：以现有的形式将这些带有半即兴性质的陈述和并未充分考虑成熟的反省拿去出版，岂不是有些太过狂妄吗？不过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些内容广泛的对话成功地解决了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好办法来协调其间所涉及的各种相互抵触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既系统全面又深入浅出地总结我的研究的核心意图和研究成果？当然，这个问题的成功解决，尤其应归功于华康德对此所做的文字组织工作和提供的大量脚注。随着对话的进行，我们逐渐创造出了一种混合文体，它将简洁的阐述和口头论述的自由发挥与严格确定的一系列脚注揉合成一个整体：这些脚注采自书面著作，从而把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与口头论述联系起来。我相信，这种文体使我们得以对我的那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画面，而同时又不致囿于思想的学术陈规。因此，本书并不是一个片面简化的理论讲解；相反，就那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能够向他们提供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直接领会一个著作体系的生成性原则，而这一著作体系无论就其对象还是方法都颇为复杂多样；而且可以坦诚地说，它也并不总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
本书中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曾激起过整个大陆的激烈反对和严厉批评。与美国社会科学最先进的研究者进行的友善论辩，迫使我阐明和澄清我观点中的许多预设。而以往，法国情况的特殊性曾允许我让这些预设始终隐含在论述的背后而毋需阐明。这些论辩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更充分地展现我的学说的理论目标。出于一种科学的高傲和科学的谦虚(hauteur etpudeur)兼而有之的心态，我在此前于某种程度上一直将这些目标置于我的著作的背景之中。此次访美，我在几所大学都与美国学者进行了论辩，这些论辩既非咄咄逼人又非俯首贴耳，双方以诚相待，彼此都有所启发。这样的论辩正是当下的法国大学所极缺乏的。这些论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特别的激励，促使我反思自己的著作。更具意义的是，它们帮助我去克服那些我深恶痛绝的倾向，亦即当下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theoreticist exhibitionism)的多如牛毛的“表演”；而且正是我对这种倾向的厌恶，促使我对那些试图解决宏大的理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采取一种准实证主义的拒绝态度。
最后，我必须请求读者宽恕谈话体裁所造成的一种效果一无疑，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效果：一个人，作为被提问的对象，就像我们用法语所说的，是“被盘问”(sur la sellette)的，他构成了注目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受着趾高气扬和自鸣得意的诱惑。支离零散的陈述，专横独断的发言，过于简化的评价所有这些都是谈话的场景所赋予的自由的伴生物。这些问题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谈话的自由能够促使我直陈或暴露隐藏在我的许多科学选择背后的某些弱点，那么它也就起到了它应有的功用。
对那些最初参与了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研讨班的学生，我谨向他们表达我热忧的谢意，他们包括：Daniel Breslau，Josh Breslau，Carla Hess，Steve Hughes，Matthew Lawson，Chin SeeMing，Janet Morford，Lori Sparzo，Rebecca Tolen，Daniel Wolk 和 Eunhee Kim Ti。
（二）华康德
本书很可能会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的理论产品的“消费者"困惑不解，也会令那些急于寻觅布迪厄著作的一个公式化的简译本一市止本“布迪厄基本思想手册”的读者失望。本书并不是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全面的摘要，也没有对他理论的概念结构做逐一的评注；本书既不是入门指南，也不是一次建构(元)理论的尝试。本书毋宁是这样一种努力，即它力图通过阐明那些支撑布迪的科学实践的原则，向读者提供理解布迪厄著作的内在理路和广博体系的钥匙。
本书的前提是：布迪厄从事的事业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所提出的一些个别概念、某些实质理论、几条方法论规定或一些经验性的考察结果，而在于他用以产生、使用这些概念、理论、方法论规定和经验材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式。借用一对布迪厄所偏爱的对立概念来说，正是他的社会学的“做法”(modus operandi)，而非“完工的作品”(opusoperatum)，才最充分地确定了这一社会学的独创性。本书的主旨一一也是支撑本书独特结构的理由一就是以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布迪厄作为韦伯所谓的“一个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和导师”所具有的“通常习惯”，从而使我们能体会他那“积极活动着的心灵”(Weber 1949:41)。
本书的形式是一份“口述出版物”，包含了一组主题对话和一段针对研讨班所做的提纲睾领的口述导言，这种形式的设定乃是为了实现上述主旨。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媒介，交谈具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缺陷。它不仅冒着将那些转瞬即逝的言论付诸印行的危险，并且还必须考虑到谈话各方回避问题、运用诡辩和随便转移话题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交谈者能共同努力来避免这些潜在的危险，交谈方式也具有几点独特的优越之处。首先，在交谈中，有可能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分析，并且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个概念，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作为桥梁，帮助我们对它们在使用意图和涵义方面的复杂性和彼此差异有更充分的理解。其次，它有助于在对象领域和对对象的研究工作之间建立起快捷、有效且具有启发性的和谐关联、类比乃至对比关系：而科学工作的常规体制则往往趋向于将这些关系拆散，使对象领域与研究相互分离。当我们所考察的思想像布迪厄的理论一样，不仅涵盖了大量经验问题，而且还渊源于许多彼此分离、毫无联系的学术传统，那么上面这一点就尤其有价值。第三，同那种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的标准学术独白[柏拉图《智者篇》中的“大道”(macroslogos)]的说教模式相决裂，交谈容许异他性(otheness)人批判进而容许对白真正地进入文本的核心：通过迫使该思想家对体现在交谈者身上（当交谈者所插入的问题恰巧与读者要提出的问题有所共鸣时,读者就可能把相应的发言者看作自己的化身）的他人的思想作出回应，交谈的方式便能迫使他拒绝将自己封闭在某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语言和学术传统之中，从而将他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语义空间(semanticr space)。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话可以使读者感知作者何以达致他的立场的心智历程；它特别适于把握实际运作的社会学方法。总之，分析性交谈引起人们对研究方式本身的关注，并使作者和读者能够以一种不受常规学术交流固有的监督审查限制的方式彼此沟通，从而弱化了作者的权威地位和读者的被动地位。
本书并非一种总结或概述，相反，它是一种“邀请”或“导引”(invitation)，亦即邀请或导引读者与布迪厄一起思考，来（再）思考布迪厄本人。借用伯杰在《社会学导引》一书开篇的一句话(Peter Berger 1966:7)，这意味着本书“是意在被阅读，而非被研究的”。它“勾画出了读者正在被导引或被邀请进入的那个世界，不过很明显，读者如果打算严肃对待这一邀请或导引，他就必须超越这本书本身”。本书是进入布迪厄著作的一个跳板，因此，如果把它视为对布迪厄其他著述的一个指南或视作提出和解决各种社会学问题的“工具箱”(tool box，维特根斯坦语)，那么它将最富裨益。
本书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但它们相互补充。第一部分是诠释性的或评注性的，第二部分基本是分析性的，而第三部分则以更为具体的社会学训练的问题为出发点。第一部分，通过勾画出布迪厄有关知识、实践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其学术图景的轮廓，向读者提供了理解布迪厄著作的广博体系和内在理路的钥匙。在这一部分，我剖析了布迪厄提议用来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一一的二元对立，并用以构建有关（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及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机制的生成性人类学(generative anthropology)的策略。通过强调布迪厄对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拒弃，我阐明了他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这种方法论士的关系主义揭示出布迪厄对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辩证关系进行概念化的整个过程，并确定了他对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纽带关系的理解。在第一部分的结尾，我强调指出了布迪厄的“认识上的反思性”(epistemic reflexivity)概念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并展示了这一概念与布迪厄对理性、道德和政治的看法简言之，就是支撑他的实践的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调控性观念(regulative idea)——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二部分主要反映芝加哥大学研讨班的成就，其间包含了一组精心构思的对话。在这组对话中布迪厄澄清了他的理论研究实践和经验研究实践中的全部要害之处，并以坦白直率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对他在这两方面的实践进行了反思。这部分的各个章节回顾了他在本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突出了他的著作所产生的一系列认识移置(epistemic displacemeots)：其中包括，从学院式的社会学到社会学眼光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icaleye)；从结构到场域(field)；从规范和规则到策略和惯习(habitus)；从利益和理性到幻象(illusio)和“实践感”(practical sense)；从语言和文化到符号权力；从超验的科学理性观念到历史主义的科学理性观念，后者旨在使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为知识分子自由的政治学服务。总之，这一部分澄清了布迪厄所关注的那些核心问题，澄清了他对社会学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智识努力中的那些独特的主张和意图。
这一部分会谈的素材是三年以来我们与布迪厄在芝加哥和巴黎（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它的核心部分则来自布迪厄对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在“布迪厄研讨班”上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回应。芝加哥大学博士生的跨学科研讨组，花费了1987至1988学年的整个冬季的时间来研究布迪厄的著作。我通过与布迪厄的书面交流，进一步有条理地扩展和补充了这些最初的讨论（甚至重写了其中的一些部分），并将其编辑成一部统一的文稿。
在阐明那些组成这一部分的对话的疑难问题和议题时，我力图既剖析居于布迪厄社会学核心地位的概念和理论环节，又考虑它在法国以外读者那里所经常遇到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因此我也有意将布迪厄和我的交谈设计成这样一种形式：使布迪厄的关键论点与那些在英美社会科学中处于显著地位的立场和问题相互对照。在我撰写的脚注中，包含了我对布迪厄观点的深入阐释、对以往说法的限定、对某些概念理论的佐证，以及对布迪厄其他主要著述(特别是他在《区隔》(Distinction)之后的著作，其中的大部分尚未译成英文)的援引；这些脚注补充了正文的论述。
第三部分以巴黎研讨班的讨论为基础。这是一份经过粗略编辑的改写文字，出自1988 年春季布迪厄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为他的研究生讨论课所做的导论性质的发言。这样的年度讨论课往往有二十至三十名来自不同学科（因此，在具体叙述中经常涉及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学生和研究者参加，还包括一批为数不少的国外学者一一每年都有这样的国外学者来到巴黎与布迪厄一起研究和工作。以往曾参加过讨论课的成员定期在课上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担任新来的参与者的非正式导师。
在这一讨论课上，布迪厄所追求的，不是去灌输某个确定的理论或一组有限的概念，而是强调一种产生社会学创造力的一般性倾向。他通过颠覆那些业已被接受的教学秩序来实现这一目的：他的教学从实践到告诫(axiometics)，从应用返回原理在他讨论社会学对象所依凭的这一“运动过程”中说明支配社会学对象构建的基本认识论规则。为了对抗学术训练情境中固有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t)偏见（并与他的反唯智主义实践哲学保持一致），讨论课从对社会学理性原则的实践理解逐渐提升到对它们的话语把握(discursive mastery)。布迪倡导并采纳了一种总体性的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坚决反对将理论研究和经验操作割裂成相互分离的活动和领域；因为这种割裂只不过有助于再生产今天已经被接受一共并被强制推行一一的科学工作的分工而已。
虽然我作为这一对话的参与者和编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但在第三部分，我则十分忠实原文，以保留布迪厄教学实践的讲解风格和实质内容。我对法文原文只做了微小的改动，以尽可能传达布迪厄力图通过他自己的口头表述和道德立场来呈示的全部科学态度，并使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布迪厄的教学过程。在本书的整个叙述中，“社会学家”词都用来宽泛地意指不同的专业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者。我们尽可能交替使用男性和女性的人称代词，但具有潜在的性别歧视的语言并未能完全清除，因为那样做不免会加重翻译的负担，并且增加本书定稿后在行文风格上的困难。
一种真正新颖的思维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它不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受各种因素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从而产生颇有创见的命题，而且还在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布迪厄的著作并非没有矛盾、脱漏、张力、困惑乃至未解决的问题，其中许多都是布迪厄公开承认的，并且随着本书的展开，它们也许会不断被强调指出。不过，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决不是要敦促对社会学的思考进行规范化(normalize)。
布迪厄一心一意地反对那种为知识正统开路而将思想教条化的做法。反思社会学力图“促使更多的人拿起反抗符号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的武器”(Bourdieu1980b;13)。它不可能去要求一种思想的封闭，因为这将导致它的自我毁灭。因此，邀请（或导引）读者与布迪厄一起思考，也就必然是邀请（或导引）他们超越布迪厄去思考，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反对布迪厄的观点去思考。如果本书能被读者用作适合于他们自身具体分析的目的的工作工具(instrument of work)它就达到了它的目标这意味着，读者不要怕去“使用它，不要怕使它变形，不要怕让它发出呻吟和抗议”，一如福柯针对尼采的思想所表示的那种态度(Foucault 198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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