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的晚期哲学思想

《霍克海默传》第十章

H. 贡尼   R. 林古特  著

任立 译

在晚年霍克海默看来，是虔诚的基督徒及其基督教，而不是交纳教堂税的人组成的基督教界，才是一种新的可能会受迫害的、恐怖会加害于他们的少数派。霍克海默以此只是想证明他早已认为是基督教的历史功绩的东西，即只是想证明，他在《理性之蚀》中所讲的和在阿多诺影响下的《启蒙辩证法》不一致的地方。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同时写成的。《启蒙辩证法》说，耶稣基督是“神化的巫师”[1]，而老年霍克海默在一次关于保罗·蒂利希的记者谈话中却说：“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我曾夸奖过基督教，当然是在它把这样的人尊为榜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人出于爱而献身于痛苦和受苦的人。我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说出我的赞赏的话的。至于这个受苦人是不是上帝的问题，我的疑惑确实比蒂利希要少些。”[2]《启蒙辩证法》的说法是：“人的自我反映在绝对的身上，上帝通过基督而人化这基本上是假的”[3]，而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则说：“灵魂的价值由于平等的思想而升高，这种平等的思想就包含在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以及耶稣为全人类赎罪而牺牲这样的事情中……人的自我和有限的自然在基督教中并不像在严格的希伯来人的一神论中那样是互相同一的。因为基督是无限的真理和有限的人的生存之间的中介人。抬高灵魂、贬斥自然的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最终就不得不向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让步，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是调和理想世界和经验世界的一种伟大的方案。在和相互竞争的世界宗教以及古希腊道德哲学的尖锐对立中，基督教凝聚了一种拒绝的能力，即用高于任何一种法律的全面的爱来克制本能。”[4]

全面的爱比法律更高，它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在对上帝的拯救性的爱的信任中不是把爱体验为一种本能，而是把爱体验为一种博爱。正是这种全面的爱一再使霍克海默相信基督教。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怜悯之爱是出于对自己的罪责的意识，并在真正虔诚者的生活中揭示了“今天成为问题的意义”[5]。晚年的霍克海默最后认为这一意义完全可以从宗教上来加以解释，他把独立见解、自由、自我规定、对作为现状的他物取顺从态度等等，明确地称之为是一个真正虔信者的生活中的“基督教因素”[6]。这个人在生活中应该讲博爱，应该期望上帝的拯救怜悯。但是，对于这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他物的顺从具有重要意义的则是博爱本身。而霍克海默却并不想在内容上对它作更详细的说明，但对霍克海默来讲，它却同时就是受严重威胁的“最高自由”[7]。晚年的霍克海默终于在圣经的话中找到了对作为他物的命令、作为合理行为准绳的博爱的证明。他在1966年说：“和神学的最后踪迹一起，应该尊重、甚至热爱他人的思想失去了逻辑的基础。”[8]这里所说的神学当然不是霍克海默认为不值一提的实证教义学，而是“对世界是现象，世界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最终的东西的意识”[9]。这种意识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渴求，“是渴求杀人凶手不再能战胜无辜的牺牲者。”[10]

霍克海默在晚年一再讲到这种渴求。这种渴求表达了拯救失望者因为矛盾而绝望了的希望。阿多诺早在1935年致霍克海默的信中就已把这种希望设想为批判理论的基本意向。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辩证法中确实谈到了作为世俗化了的犹太一神论的批判理论的话，那末霍克海默在晚年则强调：“如果人们不想抛弃宗教的话，那末宗教是无法世俗化的”[11]。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他谈到了批判地否定的哲学思维必然需要神学的推动，例如在《论人的概念》中，他就是这样说的：“因为哲学反映的是历史关系，所以它就表达了这些事件的否定、残酷和不公正。在这一方面它就和神学相近了”[12]。在关于保罗·蒂利希的谈话中，霍克海默承认：“我相信，没有一种我表示赞赏的哲学会不具有神学因素。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必须被解释为相对物的话，我们就必须作这样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康德和叔本华是很清楚的。而我认为，不清楚这一点的哲学劳作就不是哲学劳作。”[13]

因此，神学就是关于人的世界的必然相对性的知识，而霍克海默甚至把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关于解脱的形而上学及生命意志消融在无中的思想都加以相对化了。这是因为他把无的概念理解为人的、从不涉及绝对及其真理的规定。相对是以绝对为前提的。而这样一来，霍克海默的隐蔽的神学（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否定神学，更不是教条主义的实证神学），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证明的意义上来看，就可能会遭到误解，而在伯特兰·罗素看来，这种证明在逻辑上是无意义的：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偶然的，因此并不是必然的，是短暂的，是充满了被动和痛苦的。“因此”就必须有一种绝对地必然永恒的东西，即有一种不带痛苦和被动性的纯粹行为。这种论据对霍克海默来讲是生疏的。他在《叔本华的现实性》中甚至谈到了“亲有神论证明的贫乏性”，并断定：“人的思维能处理感觉到的事实，但不能超越它们，除非是作为从神学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对这一世界上的另一种东西的渴求。”[14]因此，实证主义的思想就是正确的，但不是真的；对真东西的渴求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也超越了这种思想，它对公正的建立是有效的，但不再是在世俗化的宗教意义上，即不再是正统的、自由的犹太教对人类历史在救世主出现时发生变化的期待。就像宗教是关于绝对、关于痛苦和短暂世界是绝对的思想一样，就像绝望了的渴求在宗教中表示这一绝对能不顾任何可能的阻碍而拯救人一样，真理（在谈到尼采的辩证法中也已讲到过这一点了[15]）从强调的意义上来看，和上帝的存在是不可分的。因此绝望的实证主义关于上帝死了的神学，在霍克海默看来是荒唐无稽的，乃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教条：“真理，作为被强调的、超越人的错误而存在下来的真理，是不能直截了当地和有神论分开来的。否则实证主义就是有效的，而最新的神学尽管和它有着各种矛盾，但还是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要拯救一种没有上帝的绝对意义乃是一种虚荣心。进步的新教神学家还能使绝望者自称基督徒，他们就这样给教义加了括号，没有教义的力量，他们自己的话就站不住脚。永恒的真理也和上帝一起死了。”[16]

就像真理是不能实证主义地把握、而只有在痕迹和残片中、在世界的分裂中、在人的分裂中、在思维的根本否定性中才能长久存在下去一样，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和神学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也是不能用存在主义的主观主义者的自白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主观主义者教条主义地认为，如果他们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意义，那末与此相反的意义就是真理的虚无主义。而批判的辩证理论的语言就像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可以解释这种对立。这种语言而且还可以用来表达叔本华思想中对绝对真理的生动活泼的热情：“他的哲学完美地讲出了今天青年的预感；没有一个政权是不抛弃真理的，真理甚至自在地带有无权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对的。因为并没有一个能把真理隐藏起来或者从它那儿推导出来的绝对。神学形而上学反对实证主义也是对的。因为语言的每一句话只能提出一种不可能的要求。不仅是要求预期的作用、要求成功，就像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而且要求真正意义的真理，而不论讲话的人是否想到了这一点。没有想到真理，并因而想不到真理所隐含的东西，就不会知道它的对立面，即人的孤独。因此,真正的哲学就是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甚至比悲哀还要悲哀。而没有悲哀也就没有幸福。”[17]

注释

[1]《启蒙辩证法》，第159页。

[2] 见《保罗·蒂利希的事业和著作一一本纪念册》，斯图加特，未注明出版年月，第21页。

[3]《启蒙辩证法》，第159页。

[4]《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130页等。

[5]《叔本华的现实性》，原始手稿。

[6]《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 345 页。

[7] 同上，第 346页。

[8]《神学的最后踪迹——保罗·蒂利希的遗产》，1966年2月16日的讲演，载1966年4月7日《法兰克福汇报》。

[9]《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第61页。

[10] 同上，第 62页。

[11]《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第 68页。

[12]《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201页。

[13] 见《保罗·蒂利希的事业和著作一一本纪念册》，斯图加特，未注明出版年月,第16页。

[14]《叔本华的现实性》，原始手稿。

[15]《启蒙辩证法》，第104页。

[16]《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277 页。

[17]《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263页等。

（本文节选于[德]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8-113页。）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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