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P70—P7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摘自《中国文化》2023年1期，张云华摘
《周礼》《仪礼》和《礼记》统称“三礼”，在传世的儒家“六经”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三礼”的生成问题最为复杂，古今学者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关“三礼”的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但是，要深入认识“三礼”，探讨它在中国早期文化经典中的意义，我们不仅需要从传统的文献学角度考证探讨“三礼”最终成书于何时，更需要从早期书写的角度探讨“三礼”何以形成的问题，认识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及意义。
通观“三礼”，我们知道“礼”在先秦时代内容丰富，它既包括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包括人们日常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既是观念的存在，又有相应的外在形式，是“礼制”“礼节”“礼仪”“礼义”的总称。礼的产生源远流长，可以说，人类走向文明的过程，也就是礼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三礼”的成书虽然已经晚到春秋战国以后，但是我们要对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做出认识，也必须从其产生的历史源头开始。
关于礼的产生，孔子在《礼记·礼运》篇已经做过简单的论述，他认为礼起于三代，是在王权社会建立起来之后，禹汤文武为维护社会秩序而立。孔子的这一说法，显然来自他的知识体系。一是历史的传说和记载，一是他的实践考察。对此，他也有明确的表达：“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也就是说，孔子为了研究古礼，曾经到夏的后代杞国、殷的后代宋国去考察。在那里，他可能了解了一些古礼，但是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有幸的是他得到《坤乾》和《夏时》两部古书，这里面有对夏商古礼的记述。孔子就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于“礼”的起源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与孔子和荀子关于礼的起源时代的论述吻合，由此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三礼”的文化来源并重新思考它的文化价值。
伊耆氏是传说中的古老部落，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农业，所以产生了敬自然之天、敬自然万物的宗教崇拜心理，产生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最初的祭祀之“礼”。将这一记载与近年来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相比照，我们可以相信，古人的这一记载不是凭空想象，它说明中国最早的祭祀之礼，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完全有条件产生。
当然，现存的“三礼”中记载更多的是三代以来的情况。
“三礼”所描述的不仅是周礼，还包含着虞夏商三代之礼的一些内容。这些记述，既包括一些相关的礼仪规则，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物品形制方面的规定。汉唐以来的学者，根据当时所传承下来的古代礼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使我们有可能从中窥测虞夏商周各个时代的古礼状况，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古礼的发展过程。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虽然尚不能对这些记载的情况一一复原，但是的确可以证明“三礼”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大都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发现，在“三礼”当中，说到对古礼的追述，其上限大都至于有虞氏，最常比较的对象则是夏商周三代之礼。而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则证明，中国古代礼制，从陶寺文明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就比较成熟，这两处考古遗址所对应的时代正好是虞夏时期。从“三礼”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最重丧礼，而中国早期的考古发掘，也的确以古墓的考古发掘成果最为丰硕，这恐怕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中国文化特点的共同体现。考古发掘的成果显示，其实中国古代的文明发展程度，比“三礼”中所记载的还要成熟。如《周礼·考工记》所讲，“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而考古发掘证明，陶器的制作，远比有虞氏时代更早。早在新石器时代初始，就有了原始的陶器。《礼记·檀弓上》说：“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意谓有虞氏时代才开始了瓦棺，到了殷代才有木制的棺椁。但是考古发现却说明，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了木制彩绘的棺椁。在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墓地中，还发现了重椁一棺的墓场，形制已经相当复杂。
“三礼”中所描述的前代之礼，既有前代礼俗的历史身影，体现了深厚的文化积累，又未必是前代之礼的真实再现，更多的是继承了其中的文化精神。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三礼”看成是周代礼制的归纳总结，也不是前代之礼的简单因袭，而应该看成是自三代以来的上古礼义文化精神的总结与继承。当然，“三礼”的核心是周文化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上引的诸多有关三代之礼的比较，其中所体现的也是对周文化的赞赏，同时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三礼”产生的时代背景。周人建国，必然会从一开始就确立一套与之相应的礼制。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周文化的神往。但“三礼”中的描述，也并不完全是现实中的周礼，而是理想化的周礼。
“三礼”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种理想化书写的模式，是因为其中体现了周人在长久的实践中对“礼”的认识的日渐加深，包含了他们对于“礼”的深刻思考。
“礼”本指祭神、敬神，祭神、敬神需要献祭物品，所以引申为“礼物”，即表示敬意的物品。祭祀神灵往往有一套严格而隆重的仪式，所以“礼”引申指“礼节”“礼仪”。祭祀中要有恭敬严肃的态度，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还引申指“敬重”“以礼相待”“礼贤下士”等一系列观念。在礼仪活动中人也要分成不同的身份和等级，由此演变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礼节、仪式、规范、态度、制度等相关内容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久远，所以古人早就有关于“礼”的思考。
中国早期的礼义文明思想，在周代社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传世的周代文献中，礼的论述明显增多。我们对“三礼”的形成和书写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礼”的传承源远流长，“三礼”中所描述的“礼”，不仅仅是周代之礼，更是自虞夏殷商起始、甚至是更为久远的中华古礼的延续与继承。这使“三礼”的内容特别丰厚，它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渊薮，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周代文化的书写，更应该看作自三代以来的中国早期礼学文明的历史书写。
第二，“三礼”所记载的主体虽然是周礼，但它也不是周代礼制的纯客观记载与描述，而是周代礼制文化基础上的再创造，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这使它和周代社会的礼制实际有一定的矛盾，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它是周文化的产物，它是在周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建设，也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礼学精神文明的建设性成果。
第三，在“三礼”中体现了先秦思想家对于“礼”的深刻思考，从夏商两代人们对于礼的简单的认识到《礼记》中礼学精神的多方位的深入阐释，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看到他们执著的理想追求精神，立足于现实而又要超越现实。《周礼》《仪礼》两书发端于周公制礼的周初，最终形成于春秋时代，《礼记》则作为对上述两部书的思想阐释，基本形成于战国时代，“三礼”的书写，体现了三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意识。
第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把“三礼”当作某个时代、某个人的个人构建，而应该把它当成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的集体建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他们以“礼”为核心而建立起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有充分理据的文化范式，“三礼”的核心是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和人之间只有友好相处才有了家庭的和谐，家庭间的和谐相处才能有部族的团结，部族之间的友好相处才有了国家的兴起，国与国之间的团结互助才有了世界的和平。因此，人类要发展，世界要进步，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才是主旋律，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把这种探索意识和深刻的思想体现在“三礼”之中，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精神文明建设，足以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和早期精神文明的博大精深，剔除其中的一些有明显时代印痕的封建思想意识，从本质上看，到今天它们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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