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艺术传播研究逻辑与方法
Research Logic and Method for Art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作者简介
曹军军，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2021届博士，师从赵志安教授。研究领域为音乐传播研究方法与音乐产业情报、音乐的网络科学和知识图谱等。邮箱：529360500@qq.com。
本文原选自赵志安主编：《中国音乐产业报告2019》（理论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版。
摘要
本文旨在证明社会网络分析对艺术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的重要意义。把握从20世纪以来由文本到受众研究重心转移的基本脉络,提出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量化实证研究方法对艺术传播研究如艺术评价、分类的意义，并于其之上建构方法逻辑：对分别基于作品中心和受众中心的风格分类网络做相关性分析，依循作品—作者—用户的区块关系模式，评价研究方面采用中心性分析、核心—边缘分析，分类研究方面采用块模型和凝聚子群分析，等等。该研究的数学模型路径尤其印证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就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与批判思维的一些命题逻辑，是混合研究较好的示例。
关键词: 去中心化；文本；受众；实证研究；审美；分类；关系数据；中心性；核心—边缘；块模型；凝聚子群
｜上篇｜
问题的提出：艺术传播研究的历史因由
近代以来，西方文艺美学经历了几次重心的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到美学领域，出现了纵贯历史的结构主义思潮。其间，从作品到读者，乃至受众与媒介的几种重心变迁，是梳理文艺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心性”问题的转移，再加上传播学的兴起，艺术和文化研究的问题也被进一步挪移到文本、受众、媒介、用户等问题上来；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自然地导向了艺术传播。
用社会科学的大视角看待艺术传播是合理的，譬如结合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大众传媒、真实与虚拟社群等研究范畴。而要把如上涉及艺术和传播交叉领域的问题交待清楚，我们基本上需要从三个层面加以展开，以追溯艺术传播之所以可成为符合时代趋势的新领域与学科的历史因由。
(一) 作品中心：文本分析
艺术与美学史上，我们确实看到作品的中心性问题在一定时期得到了最集中的关注，尤其见诸20世纪上半叶；相应的学派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分析美学、符号学美学【1】等等。作品即文本，就审美评价问题而言，文本分析体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及批评方式，即强调对作品本身、艺术形式的研究。如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观点，其后来发展成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后来扩展到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而在20世纪法国的50-60年代，成为一种学术界的主流意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在分析语言、叙事等问题上，则是把作品文本提炼出成横组合和纵聚合及其相互转换的模式，并对应修辞中的转喻和隐喻问题，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往往对应所指和能指的关系。
在传播学研究中，将传播内容亦视作文本，从而也有对文本分析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的共识：文本分析首要的是符号分析，而“对文本进行符号分析，就是要看其中的符号是如何从一系列纵向聚合中被挑选出来，并与其他符号构成了一个横向的组合，从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有机体”【2】。研究方法中，关于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的融合，也成为一种趋势。
文本分析本属于质性研究范畴，内容分析本属于量化研究范畴；而所谓的二者融合后的质性内容分析，尤其强调的“是一种诠释分析法，编码通过诠释、分类和分析来完成”【3】。内容分析最起码的量化技术是描述性统计学，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的融合，反映的是数理技术和人文学科的对话融合的态势。无论如何，文本分析，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比较封闭而单纯的，因为对文本的编码，是基于专业的共识，讲求统一的信度，得排除编码者的偏差。这不同于如下讨论的受众对文本的解码和编码的那种复杂的情况。
(二) 受众中心：从接受美学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
尔后，文本分析的作品中心化时代走向了读者或受众中心化的时代。我们从两个概念的不同路径加以综述：
读者
对读者地位的聚焦，主要来自接受美学。可根据接受美学前期的理论铺垫，从三种视角看待从文本向读者的重心的转变。首先，是形式主义者自身对这个问题的坦诚：“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在着意于文本研究的同时，都曾论述过研究读者接受的重要性【4】”。其二，可追溯到解释学，“‘解释学’的核心是‘理解’问题，它通过作者、本文（text）【5】和读者的意义关系的研究，考察解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6】其三，历史上的文学社会学的观点，进一步打破了形式主义的形式自足论，强调了多元化的审美的问题：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则认为，文学结构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的社会历史性要求对其进行一种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尺度‘能使我们巨细无遗地探讨美学标准的多变性、多层次性与它固定不变的有效性之间的辩证的矛盾关系”。【7】
受众
传播学视域下，艺术基本属于文化的范畴；大众文化理论就对中心性转移的问题提出了如出一辙的观点：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即把分析的重点从文本研究转向受众研究【8】；大卫·莫利也是，“将文化研究直接转移到受众身上”【9】。在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看似有不同的文化批判的立场，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都印证了文化研究的重心从作品向受众的转移：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伪个性化等问题，是因为确实看到了大众文化文本内涵的同质化、空虚的征候，在这种立场下，作品中心化的分析导向遭遇困境，其缘由在于，该学派将真正的文化圈定为精英主义的狭小范畴内。另一方面，伯明翰学派将文化的内涵做了重新的界定。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则提出，文化的“社会”定义的方式“要求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且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10】，其定义涵盖了“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和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对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也是“对特定作品和机构……所体现的这些关系整体的分析”【11】。伯明翰学派一方面强调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问题，另一方面，它提炼出围绕作为受众的普罗大众的社会关系、交流等作为文化研究的要素。就此，我们就更有可能从中寻求可操作的变量以对文化批评做实证研究。
综上1.2.，可见文艺美学和传播学具有相似问题的关联。其实，早在1990年，罗森格伦和詹森通过《受众研究的五种传统》，就提出了“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收分析”五位一体的结合方式——这使得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踪脉汇集起来。
(三) “去中心化”和后现代性问题
二十世纪西方的文艺理论主要笼罩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股大的历史思潮之间。西方美学史长期以来具有中心化的传统：古典主义将理想与理性作为中心，浪漫主义将创作者及其感性作为中心；现代主义，已经具有一定的反传统特征，但是相当程度上仍然承认“中心性”的存在、承认文本的中心性位置。后现代主义，是对中心性彻底的反叛，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尤其体现在反形式、对文本的解构的问题上。“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行动和参与的艺术。后现代本文（此文中同“文本”）不论是语言性本文还是非语言性本文都要求参与行动……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文，本文即行动。”【12】
可以说，大众文化的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相伴的，“（后现代主义）因消弭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故而使通俗文艺走向前台”【13】。大众传媒让“去中心化”愈演愈烈，媒体上的受众成了更具自主权即中心化特征的用户。伴随着“去中心化”问题，也出现了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化问题，尤其是整体的用户社群内部可能出现不同的子社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播的文化和艺术，基于不同类别的社群做“评价”研究则更有意义，这样，评价研究的重心或前提就变成了如何对社群进行类属的研究了。
综上（一）（二）（三）的观点，研究艺术的关键已不再局限于文本，甚至就文本“无从下手”，反而拓展到受众、用户以及所有的社会角色，围绕他们的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行动、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整体的“社会关系”，其是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表征。这就让一种新的“方法与学科的交叉”呼之欲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艺术传播研究。
“结构主义”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适应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领域有普遍的应用。所谓社会网络，是一组已经或有可能（直接或间接）连接的点，这些点的特征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全体；社会网络可以用网络图形直观地表现出来【即社群图（参见下文），其中，关系用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也称其为“边”）表示】。而上述定义则是在图形直观的基础上给出来的。【14】定义中的“点”即作为“行动者”的人，此处的“行动”和上文提及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行动”如出一辙；关系，通常是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和各种社交情况的表征，在本文可以指艺术传播的各种方式，譬如分享、（审美的）评价、合作。关系也就有可能是发生在人和作品之间的。所以，这些点也可能是“事物、事件”，而边则反映的可以是其相互之间的邻近度、相似度、相关性。
(一) 社会网络分析：从认识论到方法论
社会网络分析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端，能够起到一种桥梁联通的作用。
就形而上而言，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基础就是结构主义。它的一条重要的源流出现在社会学领域，且另名“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基本立场可简括为：以“社会结构”的视角而非个体来分析事物。实际上，这句话也反映了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层面，即认知和行为主义观点，其把研究社会问题的重心落在个人身上，譬如对个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动机、行为的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则把重心落在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中，譬如其所处的社会角色与位置是解释问题的重要因素；其观点和认识论层面的结构主义立场是吻合的：“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15】。社会结构具体地可以表现为社会当中不同人或单位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及其模式，即所谓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语言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密切相联，可用于文本分析中。文本分析的重要目的即符号的所指是什么，文本的语义、意义是什么。“诠释性的文化研究认为，意义反映了词或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每个词或符号的固定内容，因此，对文化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网络分析便是一种解决意义问题的自然方式。”【16】所以，就关系研究而言，譬如文本之间的相似度是一个很有效的观察变量或指标。
就形而下而言，社会网络分析的数学基础涉及线性代数（关于矩阵的算法）、图论以及复杂网络理论，从而可以将数据科学领域先进的技术引入进来。其实现的是对“关系数据”的研究；而传统的量化研究，大多数处理的是“属性数据”，在统计建模的效果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其社群图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可计量的特征（即图论数学中的“图”），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数据可视化的方式。该方法是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不断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尤其见诸传播学研究；它的另一种优点在于，其既反映了一种定性的理论模型，而本身又是一种定量的数理模型，这种特点在其他较为传统的、基于属性数据的社会科学或传播学的量化研究模型中，是比较少见的。【17】具体而言，作为一种定性的理论模型，其本身可以直接形象（通过可视化的、图谱的方式）地反映社会中个体、单位之间的关系网络。而作为一种定量的数理模型，有一套特殊的算法和指标体系专门应对社会网络的研究。
(二) 延伸领域：文化网络与艺术分类
那么，社会网络分析如何转嫁到艺术传播研究问题上来？其实，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延伸的子领域是“文化网络”，即用其研究文化生产和传播等问题。该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对文化网络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基本达成一致的是，“有三个分析焦点：生产和分配文化产品的正式组织系统；促进个体和组织认同感以及群际边界的表达性符号；符号性的意义组织【18】。就艺术传播研究的网络建模而言：第一点可对应艺术生产的合作网络。如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机构与产业链各环节的其他人员如传播者如何形成分工即形成一种文化产业模式或体系，生产（production）和分配（distribution）是其中的必要环节。
第二点可对应评价网络与分类网络。譬如用户对作者或作品的接受，及从对象中获得情感共鸣和认同，表现出首先是艺术评价，从而形成品味的分类等；如果观察两部作品被多少共同的用户选择，则可以转换成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度问题，从而为作品与作品的风格分类提供条件。“个人和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具有二元性特征，使得共享的品位（品味）或利益构成了社会群体，共享的公众构成了风格或亚文化。这一视角适用于使用2-模网络来描述个人（或组织）和文化产品、符号或信仰之间的关系。”【19】这种方法体现了典型的通过2-模网络转化为行的1-模网络和列的1-模网络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事件与事件（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的思想。下文对其技术操作有详述。
所以，须要强调的是，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发现有凝聚力的社群（凝聚子群）从而发现某种艺术类型或风格的存在。关于第二点，在关于网络科学的社交媒体挖掘、基于社交的推荐系统方面已然形成共识和普遍应用，本文只是用艺术传播研究的话语再加以诠释。第三点可对应语义网络，该网络更多涉及微观的文本分析研究，“它是一种知识表达形式，其中节点表示事物或属性，节点之间的边表示事物间的关系”【20】。这种关系即可是符号学中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等。下文提及的文本相似度其实是构建语义网络的一种简单方式。这让我们想到了“text”词源的关于网络的譬喻——“编织物”译文和“互文性”理论，不过本文对这一点不做展开介绍。【21】
文化网络之于艺术分类有重要的意义，原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狄马乔对此有集中论述【22】，译介如下：该文认为艺术风格分类在于关系或社会结构，即风格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风格具有一定的外在“强加性”，而不仅仅是内在的内容、主题。其所涉关系包括艺术生产、分配，这便是艺术传播研究涉及的范畴。其提出一种艺术分类体系，围绕四个“维度”：
第一，差异化，D=differentiation；因机制（institution）边界（boundary）不同而产生相异的风格。
第二，等级化，H=hierarchicalization【23】；因为声望高低不同，风格有不同的等级。
第三，普适性，U=universality；分类具有普适性或就成员不同的子群而具有局部的普适性（反映了群内趋同和群间趋异）。
第四，仪式化力量，R=ritual potency；风格中的边界形成反映了仪式化的特征，多涉及高雅艺术。其提及的声望、界限、等级等思想，为我们关于凝聚子群和中心性等问题（参见下文）的论述提供了参考框架。譬如，通过中心性可以测度声望高低，从而在仪式分类的体系中，等级得到划分；再如，边界产生加上意义产生，共同促成了艺术分类；等等。
综上，下文将基于如上理论逻辑与构建的模型，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路径，从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范式对相应的艺术传播研究问题进行展开介绍。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艺术传播模型与操作化
(一) 传播的理论模型
艺术传播的节点属性与基本的区块关系模式
艺术世界【24】的主要对象包括作者、作品、读者/受众/用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艺术传播的网络【25】。在文化网络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的观点：“（人们）用行动者—消费者—商品网（用关系表示占有）来识别亚文化”【26】。本文试图更系统地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节点关系模式，如下图、表：
（图1：基本的艺术传播社会网络模型暨区块关系模式）
（表1：关系模式的分块方阵）
该图中的圆圈代表不同身份属性的节点或节点群（即区块），它们之间的箭头表示一定的有向关系；表1对这些关系作出基本描述【27】。其中，③所指的关系仅限文本与文本之间，即通过一定的对文本的编码形成的变量对文本做聚类或分类研究，其量化指标可以是相似度，属于文本分析的范畴；④表示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关系，即作品或艺术活动的作者属性。所有的这些关系共同构成艺术世界中普遍的社会网络；或者说，这些点和关系类型集体数据分析成了艺术社会结构的某种浓缩和提炼。对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可根据认知和行为主义的观点，构建细化的基于喜好、认同和审美的评价网络，以及基于行动的参与、共享的合作网络。在艺术的社会网络分析中，可将合作网络、评价网络、语义网络（本文的语义网络以文本相似度为例）融合在一块研究。笔者曾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音乐传播评价体系中的探索性研究》【28】中就这个模型做出具体的操作演绎。
(二) 数理模型与数据分析示例
如上图式模型可以转化为数理模型而进行量化研究，即对各种节点的关系模式进行操作化。就社会学范畴和基本理论、命题与社会网络分析的结合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刘军在这方面提供了较好的先例【29】。然而，关于社会网络分析在艺术传播领域的特殊功用，除了上述理论模型提供的基础之外，再结合艺术传播问题的历史因由，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融合创新：
2-模网络转1-模网络【30】的艺术评价分类研究
前文的第二个焦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谓2-模网络，是一类节点与另一类之间发生关系（比如支持、隶属）的网络，而不考虑同类节点内部的关系。如下例，可简单理解成“人对物或事件的选择”，以数据表矩阵的方式示例如下【31】：
（表2：2-模网络，二值化）
其中格值标明1的，表明某行用户（U）“喜欢”某列音乐。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可通过2-模到1-模的转换技术【32】，用以表示任意两种音乐被共同用户选中（反之，如同前文所述“共享的公众构成了风格或亚文化”）的频次，如下：
（表3：通过2-模网络转化的1-模网络，多值化矩阵）
这里，所谓1-模网络，则是同类节点之间的关系的表示。频次越高，则间接地反映了两种风格之间的相似度，其为审美分类研究提供了参考。该模式也反映了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评价的权利在于读者。另外，可以直接基于作品中心的审美评价的立场：从定量的角度来看，我们须规定一些作品本身的属性变量，用于计算风格的相似度。譬如，根据每种风格兴起的时代、种族（黑人或白人）、环境（城市或乡村）对它们做一种“相似度”的计算【33】，如下：格值中的频数越高，则对应的两种风格越相似。
（表4：1-模网络，多值化矩阵）
同时，可以比较两张表的相关系数【34】：经计算，相关系数为-0.004，显著性水平为0.516。可见，在历史上的这5种流行音乐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共享的用户构成的风格”间接算出的相似性和基于作品中心的相似性——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换句话说，用户的选择是随意的，与作品的特点没什么关系。这似乎可用于检验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流行音乐文本内涵的同质化、空虚的征候”的问题。
综上，我们首先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1-模网络和2-模网络。其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学中的作品中心、受众中心等问题，可以通过这种分析方法加以操作化，并进行实证比较研究。该数据分析示例展示了文化网络理论中的关于“个人和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具有二元性特征”的理论范式。其结论亦可用于对美学理论或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命题进行验证。
｜下篇｜
(二) 数理模型与数据分析示例（续）：从评价研究到分类研究
评价研究：中心性分析与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中心性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中一种常用的研究范式，即测量一个点在图中的中心度；就社会学意义来看，即一个人在社群中的知名度亦即影响力或声望的大小。再放眼艺术世界，其可以形成一种对作品质量或审美的评价指标。这种评价指标可以在评价网络中通过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分析加以操作。
中心性分析
以最直观的度数中心性【35】为例，连接一个节点的边越多，即度数高，则中心性越高。相应地，在社群图的可视化技术中，该点通常越处于中心位置；反之则处在靠近边缘的位置。就此，在评价网络中，研究一位作者或一部作品的中心性程度，则等于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审美评价，这种评价既可以是通过统计指标加以量化的，又可以是通过社群图直观描述出来的。譬如下图，这是一个2-模网络对应的社群图，相应的中心性分析是针对2-模网络的。
（图3：2-模网，小整群体社群图示例A）
此为一小整群体用户音乐喜好程度（即对应⑤用户→作品关系模式）调研案例所呈示的社群图结果。其中，方形代表的是不同的作曲家或流行音乐人流派：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李斯特（Liszt），德彪西（Debussy），勋伯格（Schoenberg），简约派作曲家（Minimalism Musician）；叮砰巷音乐人（Tin Pan Alley Musician），布鲁斯音乐人（Blues Musician），爵士音乐人（Jazz Musician），乡村音乐人（Country Musician），摇滚音乐人（Rock Musician）。代表印象派音乐的德彪西处在图的近中心位置，根据社群图的基本视图原理，这印证了在被调研的受众中，他是受到最多喜欢即认同的；而勋伯格作为现代音乐的无调性音乐的代表，他处在很边缘的位置；同时，简约派音乐也属于一个很小众的地位；今天的爵士乐可以说兼具高雅艺术和流行艺术的特征，除了爵士乐之外的其他流行音乐代表也靠右边集聚。该图的布局方式为多维尺度分析布局，即图中各种点之间的距离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一般而言，距离越近，越相似。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从个体的角度，我们可以直接地观察到每个节点的中心性；而从整体的角度，又确实已有一种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36】模型，用于处理相应的问题。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测量的不是中心度指标，而是“核心度”指标，即在假设一个社群中只有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一个点接近核心的程度。关于这种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针对的典型的社会结构可通过如下抽象的社群图展现：
（图4-1, 2：核心—边缘结构的社群图模式）【37】
该图4-1,2中，所谓的核心，其成员（1，2，3，4）之间都两两相关，形成一个“派系”【38】（如图中粗线连接的领域）；边缘成员和某些核心成员之间存在关系（图4-1），抑或和所有的核心成员都存在关系（图4-2），抑或处于二者之间的状态；边缘成员之间一般不存在关系。这种模式是核心—边缘关联结构的特点，是该结构的一个重要性质。
通过图3的2-模网生成的作者/音乐风格的“同被引矩阵”即1-模网如表5示：矩阵中的格值表示社群图中两种作者（或风格）同被用户多少次选中；值越大，则表明风格/品位上更具相似性。该表依据每个节点的核心度作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降序排列，并通过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算法划定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边界在李斯特（Liszt）和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之间，这个边界将方阵分成了4个区块，平均格值越大的区块密度越高，灰度越重。末列另附以中心度进行比较。可见，在该社群中，核心度和中心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这种强相关性表明，该社群中基本上只有一个核心，或者准确说，该社群的结构更贴合理想的核心—边缘社群图模式（图4）；须注意：核心度是一种中心度，反之不一定成立。【39】
（表5：整群A的作者—作者1-模网相似关系的方阵与分块【40】）
就针对一个整群的社会网络分析而言，只有当网络中存在一个核心时（即贴近图4的模式；或者直接观察社群图的布局，看其是否具有一个集聚的焦点区域，图3如此，图5则不是）——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效果才较好，如果拥有不止一个核心，则需要转用诸如分派分析的方法加以展开。这时候，我们的研究则转向了下文的适用于分类目的的研究。
文化的不同，有级别高下的不同，也有多元的不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可以用于研究精英网络【41】，那么就文化和艺术而言，则可用于研究精英文化、高雅艺术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领域的理论前设是，在一个有界限的整体网内只有一个核心，并不断外化到边缘——此观点具有一定的等级（Hierarchy）高下的意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在文艺领域，核心—边缘可用于表征文化的二元对立——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对话语权的垄断；这种二元对立具有鲜明的价值褒贬色彩，譬如大众译自Mass，其在西语词源上有“乌合之众”之意。
结合我们对中心性意义的理解，我们可以围绕从核心到边缘的这一条主线索，做出文艺评价或等级高下的划分【42】。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度就是一个较好的指标。同时，这个理想的核心其内部成员相似度高，则反映了一种社群认同，因为精英文化在审美标准上往往也是趋同而具有普遍性的；至于核心和边缘之间，或可存在相似度关系，或不存在相似度关系【43】（见诸表6-1所反映的块模型的类型）。
分类研究：块模型与凝聚子群分析
然而，随着去中心化、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强，在一个整体中，可能不止一个中心，从而不止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派系），这时，对艺术评价的标准，可能会因群体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我们将前设的理论立场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转向伯明翰学派，从中心化转向去中心化，不妨从如下表6-1转向表6-2看待相应的理论模型的转变：
表6的呈示方法体现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分析【44】技术。怀特（White, Boorman & Breiger, 1976）等代表学者指出，可根据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社会结构，即体现不同的角色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而描述结构和位置的手段则如此块模型（或称“像矩阵”）。其可以说是抽象的、简化的关系矩阵：因为每个行标签或列标签不是代表一个节点，而是代表一组归类的节点、群体、一个结构位置相同或近似的子群。每个格值为0抑或为1，为0则表明不存在关系，为1则表明存在关系，方阵对角线上的值则反映了子群内部是否存在关系、是否有凝聚力。可以将表5简化为表6-1的模式，即将密度相对较高的标为1，否则为0；该模式反映了图4的数据结构，即一种社会结构的概括；而表6-2对两个以上的群落的情况作了省略。
该模型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将文化的核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视角转为多元并存的视角。表6-2的模型中，从左上到右下的对角线上不止一处的格值为1，即每个子群内部都是有凝聚力的，从而能形成价值认同，所以，突破了一种核心的垄断——原来的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子群——也更符合当代文化格局的现实。这样，结合保罗·狄马乔其文就艺术分类问题的观点，如艺术分类体系“进一步呈差异化趋势，从而弱化了等级化的立场”，与其基于一种核心—边缘结构的标准对艺术做中心性的等级评价，倒不如对艺术社群做作者、受众的品位、风格、品味的分类研究，而这种研究又需要关注边界的问题。
再以图3为例，社群图本身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分类或聚类信息，譬如，其中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和流行音乐人本身就各自具有一定的集聚差异。但是，如果艺术家或受众的品味认同关系如下社群图所示【45】，我们就很难用简单的核心—边缘的方式做艺术评价。
（图5：2-模网，小整群体社群图示例B）
直观地观察图5，已经基本可感知到图中似乎存在区域的“分水岭”；再做精确的量化分析，根据图5的2-模网【46】生成的作者/音乐风格的同被引矩阵，对其进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和中心性分析，并根据核心度降序排列，结果如下：
（表7：整群B的作者—作者1-模网相似关系的方阵与分块）
如上表，虽然可以通过核心—边缘的分析方法获得量化的结果，但是这里的结果和质化的前设——边缘群体内部往往缺乏联系（即凝聚力）——是不大符合的，因为边缘群体中的相似性密度仍然很高（见图中矩阵右下方灰度居中的分块），对该矩阵的块模型的简化，更宜将其纳入表6-2的凝聚子群【47】模型中；同时，在该整体中，同样观察到核心度和中心度排序较大的差异（如最右列有底纹的数据显示）。就此，我们与其做核心—边缘评价研究，倒不如做两个凝聚子群的分类研究。
稍作总结：核心度和中心度的比较研究可以带来新的发现和理论解释——尤其是在二者出现较大差异的时候：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群体中只有一个核心，那么一旦发现核心度低但中心度较高的相当一部分节点的话，则这个群体内部已开始分化——可能会有不同子群的集聚，就像我们从图3/表5和图5/表7的对比中发现的那样。
所以，就文化网络分析而言，核心—边缘分析的立场是精英主义的，似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如果坚持这个立场，可以发现简约派音乐和无调性音乐的代表勋伯格仍然具有较高的核心度，至少比流行音乐要高，且叮砰巷、摇滚、蓝调、乡村音乐的核心度为“0.00”，足以见得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立场对流行音乐的“贬斥”所达到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改用伯明翰学派的、或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立场，别急着否定大众文化的地位和意义、承认文化和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合法性，如同将“边缘”和“核心”看做“平起平坐”的两个不同类的凝聚子群，那么，通过中心度可见：原处于边缘位置的爵士乐、蓝调、摇滚，他们的声望远远超过了勋伯格和简约派（即中心度比它们更高）。该数据对比的结果和结合两类大众文化理论不同立场的分析结果是高度吻合的，恰揭示现代主义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和后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之一的简约派在审美中的悖论——在精英主义话语的单级笼罩之下，他们是核心的；在民粹主义之下，他们反倒是“边缘”的了！似乎也揭示了20世纪作曲家所面临的作者与受众的巨大鸿沟的问题。
结合上文，我们虽然将核心—边缘分析置于分类研究的标题下，但其实它更像是中心性分析和凝聚子群分析之间的一种过渡。就文化网络研究而言，它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种理论视野之间的过渡。而将这种过渡加以操作化的有效方法则是比较核心度和中心度，譬如，核心度不够大，而中心度却比较大时，我们就看到了似乎原处于边缘位置的音乐文化另从原核心中分化出来而自成分派。在文化、艺术评价和分类研究中，这种现象是常有的，故而，不论是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还是此处尤其提及的核心—边缘分析，它们对文化网络、艺术传播、批评等研究的意义和潜质则是较明显的。下文将继续介绍其他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分析有非常丰富的方法，根据通常的策略，依次涉及如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成分分析、派系（或k-丛、k-核等）分析、分派分析以及关于2-模网的各种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艺术学，在其他学科中都是通用的。【48】本文不再对此赘述，仅说明一点：如上方法大部分都是基于“无监督”算法的，这种算法在于事先不涉及方法本身之外的专业知识，譬如，不涉及艺术学专业中的类别属性变量。但是，在文化研究中，这种无监督的方法恰适用于通过社交（communication）关系发现非正式群体、亚文化、边缘群体，研究文化或艺术风格的边界与社群机制等。另一方面，就“监督”的算法而言，则涉及艺术专业知识；分派分析是一种适用的方法，我们仅以其为一例讨论艺术传播凝聚子群分析的逻辑。下文以音乐学理论前设为例，检验理论和实际之间的拟合度。根据小整群体B的数据，将巴赫、贝多芬、李斯特、德彪西、勋伯格、简约派纳入古典音乐范畴，将叮砰巷、布鲁斯、爵士乐、乡村音乐、摇滚乐纳入流行音乐范畴，前者和后者分别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表征，对其计算密度矩阵和分派指数【49】：
对密度矩阵的解释如下：
密度越大，则表明关系愈密切。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各自内部的密度值为6.6、8.0，都高于两个群之间的值2.2，这个分派是合理的。分派指数E-I为0.020，基本上处于[-1,+1]中间的位置，表明派系林立的程度不大不小（或略大而已）。实际上，分派指数也反映了分类的界限是否清晰的问题。
可见，根据这种理论前设的分组得到了数据统计的验证。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任何假设的概念界定做分组。既然是子群研究，就可以分出不止一组并加以检验，只要具有合适的理论依据就可以。比如，我们根据美学史和音乐史的脉络，将音乐作者或风格归为四种类型：巴赫、贝多芬是古典的（从调性和声和半音化的历史演进来看，二者可归为一类，即属于音乐创作的“共性写作”范畴，对应的历史时期主要指西方音乐史的公元1600-1900年期间，就包括巴洛克音乐和古典主义音乐），李斯特是浪漫的，德彪西、勋伯格是现代的，简约派以及其他流行音乐是后现代的。如下密度矩阵中，浪漫交叉浪漫的格值为空，原因是浪漫类型中，只有一个节点。
对密度矩阵的解释如下：
古典的音乐内部的密度值最高，达11.000，可见，这一类音乐的话语体系最统一；密度值次高的则是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这充分印证了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继承发展的特征；再其次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密度值，为9.000，其历史继承性亦得到印证，但这种继承性已不如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了（9.000<10.500），似乎已印证了现代主义音乐中的反传统端倪。最后是后现代主义，其自身内部的密度已小了很多，为5.467，印证了后现代主义自身的不确定性；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反叛尤其体现在与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风格之巨大差异，即体现在分别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间的很小的密度值中——2.833、2.667、2.333。分派指数为0.333，整体看来，派系林立的程度不是很大，诚然，四种风格之间在历史上也是相互关联、非泾渭分明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上的示例是基于数量较小的群体做分析并得出结论的。在一般的社会网络分析中，这种研究通常不同于其他统计实证研究中用样本推断总体的思路，而是将研究对象——规定了界线的社群——本身视为一个总体并对其下结论。就此，本文的这些论述并不在于苛求绝对的定论，而在于展示这种量化路径与质化阐释中的思想，即逻辑和方法论。有了这种思想并加深理解，反倒是可以对解决大量定性的问题和命题的检验屡试不爽。
实际上，从评价研究到分类研究，也反映了随着艺术学问题的丰富和复杂化，价值高低的量化问题向类型殊异的质化问题的转化与融通，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游走于量化传统和质化传统之间，形成一种更有效的混合范式。
总结
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体现，而传播学属于社会学范畴，那么，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艺术学结合，对艺术传播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文艺美学和艺术传播相关理论出发，逐步地让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艺术传播研究逻辑与可行性浮现出来。目前，即使在国内其他学科领域，一般以社会网络分析作为工具去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呈示出的行文特征常规约于一种“两层皮”的状况，即“方法仅是服务于课题的工具”而已；更遑论社会网络分析与艺术学的融合了。事实上，方法，尤其是量化方法，本身就饱含着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角度介绍社会网络分析，并逐步延伸至文化网络、艺术分类研究的问题上，表现出社会网络分析对艺术传播研究的结合具有一种天然“基因”优势。在构建模型和操作化层面，实为对前述理论加以演绎和呼应。进而，笔者以音乐传播研究为例，通过数据分析和诠释，为质化理论和量化研究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譬如，2-模网络和1-模网络的相互转化对应审美评价的两种基本思想及其关联——基于读者中心化的和基于作品中心化的；从中心性分析到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到块模型和凝聚子群分析的理路顺应了从艺术评价研究到艺术分类研究的逻辑，这种逻辑的衍进也弥合了诸如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理论立场的鸿沟。
诚然，艺术传播的研究范畴不仅限于评价和分类问题，而笔者用较多的笔墨对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作出了铺垫，也从而证明社会网络分析对其应用是适恰的。拙文旨在抛砖引玉，妄图为学科对话搭桥牵线；限于研究能力与篇幅所限，行文中该采用抑或文、抑或理的话语体系和视角？左右逢源的写作确实颇费周折而捉襟见肘，亦请不同视角的读者包涵与指教。
参考文献
【1】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刘峰校：《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刘自雄、闫玉刚编著：《大众文化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4】[联邦德国]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张贤根：《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刘军编著：《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2、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19年版。
【8】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
【10】刘军：《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1】[美]Reza Zafarani, Mohammad Ali Abbasi, Huan Liu：《社会媒体挖掘》，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
【12】袁方主编，王汉生副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柯惠新、沈浩编著：《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基础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柯惠新、王锡苓、王宁编著：《传播研究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德]伍多·库卡茨著：《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实践与软件使用指南》，朱志勇、范晓慧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2016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
【17】李罡主编，尤静波著：《欧美流行音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
【18】[芬兰]埃罗·塔拉斯蒂著，黄汉华译《音乐符号学理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19】Paul DiMaggio. Classification in A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 (Aug., 1987).
【20】Wouter de Nooy. Artistic classification as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the 6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urcia (Spain), September 26, 2003.
脚注引用来源
【1】参考张贤根《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20世纪西方美学的展开维度。
【2】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3】[德]伍多·库卡茨著：《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实践与软件使用指南》，朱志勇、范晓慧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4】[联邦德国]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者前言，第3页。
【5】虽然出现的语境不一致，但“本文”和“文本”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即作品本身。
【6】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7】转引自[联邦德国]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
【8】刘自雄、闫玉刚编著：《大众文化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9】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0】刘自雄、闫玉刚编著：《大众文化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
【11】刘自雄、闫玉刚编著：《大众文化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
【1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1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14】袁方主编，王汉生副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十章。
【15】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刘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6】 [美]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彼得·J. 卡林顿（Peter J. Carrington）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401页。
【17】 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来看，既是理论模型的、又是数理模型的往往对应监督学习；仅是数理模型的，往往对应非监督学习。
【18】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章，文化网络，第400页。
【19】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章，文化网络，第401页。这种方法体现了典型的通过2-模网络转化为行的1-模网络和列的1-模网络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事件与事件（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的思想。下文对其技术操作有详述。
【20】赵卫东、董亮编著：《机器学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21】参考曹军军等《符号学“双轴关系”和语义网络分析的互鉴》（截至2020年6月6日，未刊载）。
【22】参考Paul DiMaggio, Classification in A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Aug., 1987), pp. 440-455.
【23】此系原文拼写，疑似同hierarchization。
【24】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0页。即第20章，文化网络，其开篇就谈到艺术世界的文化生产系统的身份。
【25】还包括各种其他角色，如传播中的把关者，参考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1页。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沃特·德·诺伊则提及评论家（critics）和其他专业人士（other professionals），参见Wouter de Nooy. Artistic classification as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the 6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urcia (Spain), September 26, 2003。
【26】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主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上卷），刘军、刘辉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7页。
【27】社会网络分析对关系的描述采用的是矩阵的方式，表1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矩阵分成各个区块的思想，区块内的点是结构等价或近似等价的。可简单地将结构等价（结构对等）理解为社会角色的异质同构。具体可考[美]戴维·诺克、杨松著，李兰译《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美]罗伯特·A.汉尼曼、马克·里德尔著，陈世荣等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UCINET的应用》。行、列交叉位置的关系陈述表明行标签对应的节点（群）与列标签对应的节点（群）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有方向的（譬如支持关系、隶属关系）。这个方阵的对角线上的关系①②③是相同种类节点之间的关系，即区块内的关系，相应的社会网络称为1-模网，“1-”则表明仅凭一种节点构建关系网络；对角线一侧的关系是两种节点之间的关系，相应的社会网络称为2-模网。
【28】该文系2019年全国首届“数字时代的音乐传播”学术论坛（中国传媒大学主办）论文评比一等奖作品。
【29】参考刘军《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0】关于该技术和思想，可参考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一章，第一节，一、2-模网络向1-模矩阵的转化。
【31】数据来源：笔者于2019年10月对某高校若干班级学生志愿者进行的调研。图5-2下同。
【32】 参考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一章，2-模网研究。具体的数据分析，采用的是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下同；本研究中的软件版本为6.645。
【33】笔者采用这三个要素对欧洲流行音乐史上的这5种风格做相似度计算，是因为受到文艺的社会历史批评一派的启发，如丹纳提出的文艺创作即发展过程取决于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的观点。这一派的观点具有鲜明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对于本问题的研究，这种逻辑是可参的，但笔者绝非争论某一种理论的绝对正确性。其二，恰是因为欧洲流行音乐的发展与风格成型与这三个因素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如兴起的历史背景是否相近，是涉及黑人音乐还是白人音乐，是兴起于城市还是乡村等。可参李罡主编，尤静波著《欧美流行音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具体算法系欧式距离算法，此处从略，数据旨在说明本文的方法逻辑。
【34】参考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二章，关系数据的假设检验。
【35】中心性研究不仅是有度数中心性的，还有很多统计指标，如果考虑到艺术的传播能动作用，即特征向量中心性。本文限于篇幅，不做具体介绍，可参考[美]Reza Zafarani, Mohammad Ali Abbasi, Huan Liu：《社会媒体挖掘》，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36】参考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其中并未对核心—边缘结构模型分析做明确的定义，而是认为：如果一个社群在理论上存在核心和边缘的子群，便可套用这种模型做量化的分析。
【37】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38】所谓一个派系，即其中所有的点都彼此相连接。
【39】参考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核心—边缘分析，小结。
【40】我们用灰度反映矩阵分块之间相对的关系强度或密度的差异，颜色越深，则密度越高。下同。
【41】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42】可参笔者《“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音乐传播评价体系中的探索性研究》一文，其中对基于中心性的艺术评价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
【43】核心、边缘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一种话语权的支配或从属的关系。譬如，精英文化会用其自身的指标对大众文化做评判，从而形成或多或少的认同。保罗·狄马乔在Classification in Art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观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霸权主义的文化体系做了类比研究，其体系中，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施以强制的符号控制，而在相反的模式中，文化多元主义起到了解放的功能。”他提出的这两种模式恰可以下文表6-1和6-2加以操作化研究。图4仅是核心—边缘结构的两种理想的模型：假定边缘文化内部不存在关系。对其解释是：对边缘位置的文化，其不具有成熟的互相认同和评价的话语体系，其体系还是参照核心领域的。
【44】刘军编著：《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八章，块模型分析。
【45】这是笔者做的配额“样本”，其中一半的用户声称自己喜欢古典音乐，另一半的用户声称自己喜欢流行音乐。再让他们根据受测的音乐作者和作品进行选择。结果呈示如上。
【46】 图5的2-模网的数据细节在本文中省去。
【47】所谓凝聚子群，即其中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等情况的关系。
【48】参考刘军编著《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六章，第七节，凝聚子群分析示例，一、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的几个指导性步骤。
【49】分派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 +1]。值越向1靠近，表明关系越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外，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小；值越向-1靠近，表明关系越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内，则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参考刘军编著《整体网分析》（第2版），第六章，凝聚子群分析，第六节，凝聚子群的分派指数。
编辑点评
这篇文章将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论述延伸到文化网络、意义网络领域。尤其对于艺术文化的分析——过往关于艺术审美评价与分类的定性研究常常陷入繁复的概念争辩或纠缠不清，缺乏量化思想的辅助，而该文有效地将网络模型与文化传播、艺术、美学中的领域知识、理论模型耦合起来——如核心—边缘分析对应评价问题、凝聚子群分析对应分类问题，二者又可相互融合转换。这种跨学科视角在国内较少。国内社会网络分析大多还是在诸如经管等社科领域应用较多，即使拿到诸如传播学、艺术学领域，被很多人简单视为“工具”，本文则不然，看到其方法论、认识论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把社会网络分析仅仅当做方法和工具，它也不像很多其他的数学工具那样要求使用者有很好的数学基础，而是“直观且容易上手”。此文则旨在将该方法推广于艺术学界，略敬诚意。
此外，社会网络分析在艺术学界的推广可能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传播+大数据”课题的开枝散叶。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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