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作者赵世奎，吴彬
本期导读
当代社会学历越来越卷，这让许多硕士研究生萌生了继续读博的想法，但是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据调查发现，81%的博士生在第一年学习中会遭遇引发中度或重度压力的事件，而博士生的流失大约有三分之一也发生在这一年。
博士项目的第一年是博士生对新角色产生认同，从局外人转化为局内人的必要社会化阶段。由于博士新生对博士学习的理解、自身角色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目标产生重大变化，势必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意想不到的困难。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分析了53名博士新生的学习经历，进而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博士新生的学业困境与应对过程
■ 本文作者：赵世奎、吴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内容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23年第3期
博士新生如何应对学业困境对其后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是其社会化的核心环节。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分析了53名博士新生的学习经历。研究发现博士新生可能由于动力缺失、任务过难、环境干扰、资源不足、情感冲击，而在学业层面遭遇缺乏方向、难以投入和反馈消极的困难。当学业困难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强烈到能够影响博士生的日常学习时，博士生就陷入学业困境。陷入困境后博士生可能会采取调整投入、调节情绪、寻求帮助等方式积极应对，也可能会采取逃避拖延、放任情绪、自我孤立等方式消极应对。消极应对的博士生，往往会处于拖延和突击交替的状态，使得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恶化。积极应对的博士生，可能会通过自我知觉的改善和积极的阶段性结果形成正向反馈，逐步摆脱困境，促进其从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化；也可能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和足够的正向反馈，转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摆脱困境，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博士生培养是一个连续、有机衔接的过程，其中第一年是博士学习的起点，具有奠基作用。一方面，博士生通过学习课程、观察科研实践、参与简单科研任务等形式，为后续科研做好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第一年也是博士生对新角色产生认同，从局外人转化为局内人的必要社会化阶段。由于博士新生对博士学习的理解、自身角色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目标产生重大变化，势必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经历一系列心理的调整和行为的探索。有学者认为，博士生最艰难的挑战可能就在第一年，博士生能否顺利应对，将直接决定其去留。研究显示，国外博士生的流失大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博士项目的第一年。同时，博士生在这一时期面临的困境和采取的应对措施还对博士生以后的发展具有持续且明显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后续的生涯轨迹。有研究指出，博士生学习中后期的流失，往往与早期的困境息息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从静态的视角，分析博士生的困境和离开项目的原因，对博士生应对困境的策略与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这一研究现状可能阻碍我们进一步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因为博士生面临困难、遭遇困境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恰恰相反，博士生蜕变和成长的关键就在于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博士生的研究绝不应止步于困境本身，而应更加关注学生是如何应对困境的。为此，本文尝试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博士新生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过程进行分析，进而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一、文献综述
大量关于博士生学习经历的研究表明，博士生在学习期间会面临各种困境，其中一些研究聚焦博士生学业初期面临的困境并进行了分析。对博士生困境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对困境体验的分析。这类研究把博士生面临的困境理解为以高压力和高焦虑为表征的状态。研究表明，博士生在初期会经历以焦虑和不协调为标志的适应期，博士生在入学后不久就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瓦尔迪兹（Valdez）研究发现，81%的博士生在第一年学习中会遭遇引发中度或重度压力的事件。同时，博士生的学业压力与其感知到的困难密切相关，有研究认为博士生对压力和焦虑的感觉随着感知难度的增加而增加。还有学者指出，博士生主观上的痛苦经历是导致其选择退学的主要原因。这一类研究关注困境引发的负面体验，其研究重心放在负面情绪上，如学业困境导致的抑郁。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可以把负面情绪作为困境恶化程度的表征。
二是对困境内容的分析。有国外学者通过质性的方法发现，博士生的困境包括四类：与一般工作过程有关的困境、与特定领域专业知识有关的困境、与指导和学术社区有关的困境、与资源有关的困境。另一项研究认为，除上述四类困境外，还应该包括个人生活的困境以及关于研究项目的困境。除了对博士生困境的总体讨论外，还有的研究聚焦特定的困境，如延期毕业困境、跨越科研阈限的困境等。总体而言，国内对博士生困境的研究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探索，同时关注的特定困境主要集中于博士生学业的后期，对前期的讨论很少。
三是对困境成因的分析。博士生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博士生培养的高要求和博士生准备不足的冲突。根据压力理论，高要求与低资源的冲突将导致压力过载。基于此，学者们主要从知识层面和认知层面解释了引发困境的冲突。在知识层面，体现为知识的高要求和博士生知识储备不足的冲突。研究表明，仅仅通过入学考试并不能保证博士生对学科专业领域的知识有成熟深刻的理解，也很少有学生在入学之初即具备了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博士生在入学后往往会第一次遇到复杂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很多导师认为，博士生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往往很幼稚。在认识层面，体现为学习的高要求与博士生预期的不匹配。研究表明，许多博士生并不清楚博士学习的具体要求、科研的运作方式，以及如何把握项目的方向。因此，博士生的预期与实际要求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种不匹配性是许多博士生流失的核心原因。也不难理解，那些对博士学位的性质和培养目标了解程度更高的博士生，更有可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很多教育工作者呼吁，在录取之前，要让申请人了解攻读博士学位的挑战和要求。现有研究中一个值得厘清的方面是，困境和困境成因常常被混杂在一起，原因在于一种困境的成因往往是另一种困境，这是困境系统性、过程性讨论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本研究尝试聚焦学业困境，而考虑把其他类型的困境作为学业困境的前因或后果。
四是对困境应对的研究。困境的应对问题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中较少被讨论。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困境应对的整体讨论。就应对策略而言，面对困境，博士生可能会寻求学术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支持以应对负面情绪，博士生常用的情绪应对策略包括寻求朋友、家人、同学的支持，定期锻炼，投身爱好等。就应对方式而言，有研究发现低年级直博生面临困境可能有主动放弃和被动抽离两种行动取向。另一类是对特定困境的应对或特定应对策略的讨论，如有研究讨论创新失败的应对策略，也有研究讨论心理求助这种特定方式。显然，已有研究讨论的困境应对更多的是着眼于情绪的调整，对如何应对困境本身关注不够，对困境与应对之间互动过程的讨论也不够深入。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对博士生困境生成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不够精细，也没有揭示困境与应对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一研究空白导致我们对博士生的困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有可能成为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理论瓶颈。
二、研究方法
鉴于我们不仅想了解学生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更加想知道困境的前因后果以及学生如何应对，我们选择了质性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一个更大研究的子集，研究以通用的质性方法为指导，主要依托扎根理论的方法，依靠访谈作为数据的主要来源，重点了解博士新生面临的学业困境和应对过程。
数据收集从2021年10月持续到2022到6月。访谈对象包括53名就读于中国内地的一年级博士生（具体样本见表1），其中有15名博士生进行了两次访谈，27名博士生进行了3次以上的访谈。访谈通过网络语音或视频的方式（微信、QQ）进行，其优点在于：第一，能以较低的成本打破地理空间的约束，尽可能均匀地覆盖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样本；第二，由于访谈对象在网上感到更舒适和安全，在交流中更容易表露真实想法；第三，更容易在必要时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访谈。
我们根据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步骤，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采用扎根理论经典范式“因果条件（A）—现象（B）—脉络（C）—中介条件（D）—行动策略（E）—结果（F）”来分析范畴间的关系结构，以学业困境为核心范畴形成核心故事线，完成编码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过程及结果见表2和表3。
三、博士新生学业困境的生成
目前还没有对学术困境的统一定义，我们分析困境的生成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困境。我们通过访谈，认为可以把负面情绪作为是否陷入困境以及衡量困境程度的表征，从而形成困难—困境—严重困境的递进概念（如图1）。具体来说，学业困难就是博士生在学业过程中感受到足以引发负面情绪的阻碍或反馈。负面情绪的出现是学业困难的依据，如果学业的阻碍太轻微，或者学生不以为意，没有引发负面情绪，我们不称之为困难。例如，博士生S35（化学）出现实验失败后，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情绪，投入也没有下降。他认为“：我没有因为科研过程本身的不顺感受到过任何挫败，研究就是重复不断地尝试，试错本身也是科研让人快乐和着迷的一部分。”当学业困难引发的负面情绪严重到足以困扰日常学习，致使博士生投入下降时，就称之为陷入学业困境。当负面情绪由高激活（如焦虑）转为低激活（如绝望）时，博士生就陷入严重困境。此时困境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博士生投入几乎陷入停滞。以负面情绪为尺度，我们就可以相对清晰地把握困境生成的界限。
博士新生学业困境的生成具有多种诱因。学术要求、博士生自身的学术准备、学业情感态度（博士生对自己学业的整体认知和态度，包括学业态度、学业目标、学业信心等）、外部环境等因素都与困境的生成有关。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了五个方面的困境诱因（如图2）：一是动力缺失，即博士生缺乏动机或者缺乏自信；二是任务过难，即博士生学术准备、自身能力与学业任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三是环境干扰，即外界环境或氛围对科研、学习、生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或者工作职责、家庭职责等对学业产生干扰；四是资源不足，即博士生缺乏必要的科研资源或生活资源；五是情感冲击，即博士生因生活或学业中的变故或冲突导致情感的消极变化。存在困境诱因并不意味着博士生会陷入学业困境，博士生可以通过自我调控和外部协调的方式降低诱因的影响，从而避免陷入困境。
学业困境由学业困难发展而来。上面提到的五种诱因会在博士生学业层面引发三种具体的困难表现（如图2）。一是缺乏方向，即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努力，对如何完成学业任务感到无所适从，从而陷入焦虑与迷茫。例如，“感觉很着急，不知该怎么努力”（S17管理学）。二是难以投入，即在具体的学业任务上难以专注或经常拖延，从而引起焦虑与烦躁。例如，“我发现自己很难保持长时间专注，总是分心，回过神来就感觉很自责、很烦躁”（S46材料科学与工程）。三是反馈消极，即博士生自我感知学业进展缓慢，或者遭遇挫折、失败与负面评价，从而引起焦虑与沮丧。例如，“努力了几个星期，唯一的成果就是发现自己有多无知，这种感觉让人心灰意懒”（S32生物学）。博士生面临困难并不意味着陷入困境，但当三种困难表现引发的负面情绪强烈到影响博士生日常学习时，博士生就陷入了学业困境。此时负面情绪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陷入困境前，负面情绪发挥信号作用，提示个体的学业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给予注意力和认知资源；陷入困境后，负面情绪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反过来制约博士生学业的投入和困难的解决。
困境生成后会进一步产生负面效应（如图2）。一是对博士生的生理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如失眠、饮食混乱、健康水平下降、感觉疲惫等。二是对博士生的学业情感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如信心的削弱、目标的动摇、态度的转变等。例如，“直博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科研的毒打，先是自信满满，到慢慢接受自己的平庸……难以承受的学业压力让我开始考虑我是否真的应该把教职作为目标……我甚至有点厌恶学术了”（S21机械工程）。三是可能引发或加剧个体与环境的冲突，如导学冲突、学业与生活冲突等。根据访谈情况来看，困境负面效应的积累相对缓慢，但是博士生生理状况下降、学业动力削弱、外部支持减少会导致情绪和投入的持续恶化。这意味着如果缺乏必要的应对，学业困境本身会因其负面效应而自我强化，导致困境的进一步恶化。
四、博士新生困境的应对过程
一般而言，当博士生遭遇学业困境时，博士生会采取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以减少其有害影响并尝试解决问题。困境的应对可以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应对方式。应对方式的选择可能与个体特征、负面情绪（程度和性质）、学业情感态度（信心、动机、态度等）、对外部支持的感知及对困境的归因等因素有关。积极应对指的是积极解决引发困境的问题，努力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消极应对指的是消极对待或逃避问题，放任负面情绪的发展。有效果的积极应对能使博士生走出困境，消极应对和效果不明显的积极应对都会导致困境的恶化（如图3）。
（一）积极应对的过程
博士生积极应对学业困境的核心是投入调整，博士生会采取延长时间、强迫自我专注、自我设定节点、调整学业重点、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寻求外部学术支持等方式，以期解除引发困境的学术障碍。同时，博士生还会采取自我情绪调整、认识调整和寻求外部情感支持等方式修复困境引发的负面情绪。应对效果取决于是否产生自我感知的改善，而自我感知的改善很大程度来自积极的阶段性结果（如进度、实验成功、论文成果、外部评价等）。自我感知的改善作为应对的积极反馈会进一步推动博士生积极应对与投入。具体来说，有效的应对既可以减弱负面情绪，提高博士生投入的效能，还可以增强博士生投入的积极性。从长期来看，有效的应对能促进博士生能力提高（如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的增长），增强博士生学业动力（如学业态度的改善、学业信心的增强）。最终，能力的提高、投入效能的增加、动力的增强等变化都会进一步提升应对的效果，形成正向循环，最终克服困境（其流程如图4）。例如，博士生S16（化学）的实验基础较差，进入实验室时毫无头绪。陷入困境后，导师专门指派了高年级博士生带着他做实验，并安排了简单的样品制备任务。S16认为：“我练习使用仪器，我学到了应该怎样制备样品、怎样获得实验结果、怎样记录以及什么数据是重要的，学习更有针对性，同时我的信心更为充足，焦虑的心情逐渐平和了。”随着负面情绪的减退和能力的提升，S16很快走出了困境。
走出困境并不是说博士生在学业中存在的问题被完全解决了，而是一种从“无意识的无能”向“有意识的无能”的转化。所谓“无意识的无能”，是指博士生知识和技能有欠缺，不足以完成预期学习、科研任务，更关键的是博士生并不清楚自己欠缺在什么地方。这种不清楚和不确定性造成博士生不知道应该如何努力，形成严重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博士生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遇到困难，更在于缺乏应对的方法。如果博士生能够在尝试中开始认识到自己能力欠缺的具体内容，并明晰努力的方向，那么博士生就从“无意识的无能”进入到“有意识的无能”状态，其心理就会逐渐安定，焦虑逐渐减少，从而走出困境。例如，博士生S13（信息与通信工程）在入学后发现博士阶段的学习难度远高于自己的想象，感到焦虑，陷入学业困境。之后他向导师求助，导师鼓励他迎头赶上，并有针对性地安排相应学习任务。在学习中S13逐渐感觉到“找到了努力的节奏，逐渐对未来有了信心”，并认为“即便现在还不成熟，但我会逐渐成长”。
应对无效会导致困境恶化，博士生可能转而消极应对。具体来说，如果博士生认为应对效果不理想，困境改善有限，其负面情绪就会增加，并进一步导致信心削弱、目标动摇、困境恶化等消极后果。例如，博士生S32（生物学）在完成导师的任务时发现任务要求模糊，很难取得进展而陷入焦虑。他尝试阅读更多文献，与导师交流，但效果不理想。他说：“付出了比硕士多几倍的精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收获到。我感到很灰心，觉得自己不该走上科研之路。我仍然还在坚持，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又比如，博士生S7（经济学）感到学业缺乏进展而陷入困境。由于导师常年不在学校，她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尝试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多方寻求经验——但是努力效果不明显。她说：“每天东一棒西一锤，由于缺乏目标，很容易分心，分心之后又很自责……自己特别迷茫，不知该怎么努力，像黑夜里乱窜的鸟。”自责和迷茫的情绪让她“学习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发呆，时不时感到烦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完全不是科研的料”。博士生积极应对无效可能促使博士生转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效果不够理想，困境的持续就会使博士生对困境进行归因。当博士生把困境归因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时，就削弱了其积极应对的动力，更可能转向消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消极的应对方式可以让博士生暂时逃避负面情绪的煎熬。例如，博士生S21（电气工程）在入学后，发现科研非常艰辛，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他“强迫自己在办公室待够十小时，强迫自己写代码跑模型”，但是并没有什么产出，导师很不满意。坚持一段时间后，他“一想到还要这样持续三四年时间，突然感觉心很累”，最终逐渐转向消极应对——“去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晚，次数越来越少……无论如何，不去办公室的时间里我是快乐的”。
（二）消极应对的过程
如果博士生科研动机较弱或者缺乏努力的方向，加上导师管理松散、院系管理缺位等外部因素，博士生就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博士生面对困境采取消极应对时，其过程可以概括为长时间的消极逃避夹杂短时间的突击努力，即大部分时间博士生对学业采取逃避拖延的态度，回避学业任务，少部分时间因为自我警醒或者外部压力而短暂突击。从访谈情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逃避和突击的特征会愈加明显。因为每一次的突击都可能使博士生积累强烈的负面情绪，使得个体对科研更加厌恶，增加之后的努力难度和负面体验。例如，博士生S29（材料科学与工程）说：“平时基本不怎么看文献，一直持续到下次组会的前一天晚上，我狂喝两包咖啡，通宵准备天亮之后的组会汇报内容，疯狂编工作量（笔者注：即编造或夸大自己过去的工作量以应付导师）期望能混过去，有时候真的恨不得跳下去一了百了……心里对科研更加厌恶……每次开完组会我仿佛感觉自己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暗暗下定决心从明天开始我要好好看文献写论文，下次组会好好汇报，然后第二天再次回到躺平模式。”
长时间的消极应对会导致博士生陷入严重困境。严重困境就是困境进一步发展，消极情绪从高激活（如焦虑）转为低激活（如绝望），伴随后悔读博的心态，并可能有退学的想法。例如，博士生S18（医学）发现自己面对导师的任务毫无头绪，没有思路，每次组会“都会被导师狠批”，感觉“迷茫、焦虑、羞愧”。一开始S18还会尝试努力，但是努力之后毫无起色，她开始感觉“我已经没救了，破罐子破摔，导师爱说什么就说吧，大不了不读了”。在国外，这种状态下博士生有很大可能选择退学，因为国外博士学费较高，退出机制较为完善，博士生选择退学的倾向更强；但在中国，受限于社会压力和退出制度的不完善，再加上读博的直接成本较低（经济成本相对较低，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短期内难以辨识），博士新生退学的想法不太可能会付诸行动。
消极应对的博士生也可能重新转为积极应对。如果博士生能够重新建立科研的动机，进行恰当的自我调整并结合必要的外部支持，就有可能重新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走出困境。例如，博士生S37（社会学）在入学后一直学习理论，认为理论“枯燥乏味、没有意思”而消极逃避，“一直在玩，感觉自己很堕落，赶紧早起去图书馆自习，但去了几天又不想去了”。他的变化发生在博一下学期，导师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S37在调研中开始有了科研的感觉，相信“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于是“开始主动查找阅读相关论文，开始主动设计访谈计划，逐渐感觉自己活跃了起来”。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来看，在高学业挑战的背景下，博士新生可能会面临动力缺失、任务过难、环境干扰、资源不足、情感冲击等问题，从而导致缺乏方向、难以投入、反馈消极等困难。当这些困难所产生的负面情绪累积到对博士生日常学习产生影响时，博士生就陷入学业困境。面对学业困境，博士生可能会采取调整投入、调节情绪、寻求帮助等积极应对方式，也可能会采取逃避拖延、放任情绪、自我孤立等消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的博士生，往往会处于拖延和突击交替的状态，使得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恶化。积极应对的博士生，可能会获得自我知觉的改善，形成正向反馈，逐步摆脱困境，促进其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化；也可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向反馈或反馈不足，转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摆脱困境，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为促进博士新生有效应对困境，加快其蜕变和成长，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推动博士生招生选拔向前延伸。高校应通过夏令营、研究合作等形式为潜在对象创造实际进入科研实践的机会。一方面把“点”的考核延伸为“线”的选拔，另一方面通过实际的参与让学生充分认识博士学习的挑战和要求，减少博士生因基础薄弱、认识不清、动机不足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可能性。第二，增加学业任务的渐进性铺垫。博士生导师在安排科研任务时，应注意由易到难的铺垫，为博士新生安排容易上手、周期合适的课题，帮助博士生及时获得阶段性进展，建立科研信心。第三，建立制度性机制提高导师支持效能。困境的产生和恶化都与导师支持有密切关系，要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推动导师提供及时、有效和积极的学术支持和情感支持。第四，建立系统化、结构性的新生扶助制度。研究中我们发现院系对博士生应对困境的支持较为有限，因此在推动导师提供多层次支持的基础上院系还要建立结构性的扶助制度，为博士生提供学术层面和生活层面的系统支持。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复旦教育论坛》2023年第3期，第49-56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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