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一轮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正有序推进之际，麦可思研究（以下简称“麦”）特别邀请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谢阿娜，结合首轮专业认证工作实践，分享了高校如何通过认证有效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2020年6月，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标志着我国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
麦：自2008年正式启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您认为经过首轮认证，医学教育在哪些方面有明显提升？
谢阿娜：我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始于2002年，是基于医学教育质量保障研究课题组，结合国际医学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历经近20年的时间，在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与国际医学教育认证实质等效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制度。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目的是保证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医学教育改革。
我国现在有190多所医学院校，其中既有公办、民办，还有一些独立学院。临床医学专业质量发展不均衡，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院校单点招生规模大，优质教学资源不足、教学理念滞后、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了医学教育的质量。
在第一轮认证中，我们关注医学教育资源的建设，尤其强调临床教学资源建设和在临床环境中实施教学。在医院实施的临床教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学校和医院的关系应该是一体的，建医学院必须有高水平医院。
一些新建、专科升格和招生规模大的医学院校，面临临床教学资源缺乏、临床教学水平低下两个突出问题。为实现临床教学，这些学校不得不与之前没有很好合作历史的医院，甚至是没有教学经验的医院建立教学关系，他们和医院的关系相对松散，缺乏互动和培训，签署的教学协议往往难以对教学形成有效约束，临床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由于招生规模过大，学生的临床教学缺乏足够的临床医院，学校被迫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临床诊断学和内外妇儿等专业课，取消见习或采用集中见习，主要临床实践教学在临床模拟中心完成等。毕业实习学生被分到众多医院中“散养”，诸如以上，是不能满足我们对高质量临床医学人才培养需求的。
所以在第一轮专业认证中我们提出底线要求，要求临床课程必须在临床环境中进行，临床课教师必须是临床医生；强力要求学校转变教育模式，与医院加强联系，把学生送到医院里去，充分发挥教学医院或者附属医院的主体作用。对于没有附属医院或关系紧密教学医院的医学院，在认证的前期考察中，我们就督促学校和当地教学主管政府部门，强调附属医院在临床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学校跟当地政府和医院协商。据统计，在第一轮认证期间，近20所高校以此为契机，解决了附属医院（教学基地）的问题。
除了保底线，专业认证还要促改革。在第四代全球科技产业革命、健康中国战略和生命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面前，人才需求面临更高的要求，学生的自主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综合应用与思考能力，都已成为新时期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高校应该反思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完善，否则将落后于全球医学教育的发展。
推动教学改革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我们的建议是先建立好现代医学教育的基本构架，把医学教育转型为高等教育模式。可以基于学科的同步发展和建设，把医学教育的基础打牢。从目前开展医学教育的全球情况看，学科模式的医学教育尽管有其不足，但在基础薄弱、学科薄弱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施，并在实践中作出适宜的调整，切不可人云亦云，生搬硬套，为了改革而改革。
另一个层面是对那些已经有很好基础的医学院校，我们用认证去引导，督促学校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理论的指导下，有顶层设计的系统谋划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在本科教学方面投入更多关注和力量。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专业认证是同行评价，一个学校的教学负责人可能既是“被认证”院校的领导，也可能是其他院校的认证“专家”。“专家”参与认证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平等对话”和“对等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家”的作用是依据医学教育标准，找出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从这一意义上讲，“专家”的作用是求证和收集证据，而不是“以专家身份指导”，这也是我们的前辈们经常强调的专业认证的“价值取向”的内涵之一。通过认证的过程，“专家”和学校对教学实施与改革达成共识，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说，第一轮认证还是以促建设为主，是“以评促建”。从保底线和促改革的作用来看，保底线的目的更明确。
麦：目前我国的临床医学专业培养中仍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
谢阿娜：临床专业首轮认证重在保底线，关注教学资源、附属医院、教学模式等底线要求，但以上提到的问题现在仍然有待继续完善。
首先是教学资源方面围绕临床病例来教学依然需要改进。临床医学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学生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实践才能够更好地形成职业素养、专业素养，所以我们强调临床实践教学应进一步加强。我们知道，临床实践教学对教师人力成本、学习环境成本和教学资源投入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学校和医院给予相当的人、财、物的支持和投入，这一点在当今医院医疗、科研压力重重的背景下，具有较大压力，也面临着较大的需求。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模式的更新和转变。我国的医学教育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还没有摆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模式，“被计划、被选择、被专业”的局面一直没有彻底改变。在此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临床医学教学以“灌输式”为主。就医学教育而言，基于理论的实践在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医学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学方法的更新，就谈不上医学教育的与时俱进，更谈不上医学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
教学理念和方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教学改革问题，影响到教学的方方面面，从教学内容、课程考核、资源配置到招生模式势必都要调整。比如北大前一段时间将小班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源于教学理念的更新，从而带动了培养方案的调整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第三个是国家整个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相互衔接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外部的政策环境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医学教育是一个职业指向非常强的专业教育，医学生毕业后在本专业内工作的比例很高，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据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医学生调查数据，基本上90%以上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继续从事医疗相关的工作或者继续完成学业。
我们常常说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医学教育的三个阶段。但目前尤其在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衔接方面，关系还没有彻底理顺，给学生和学校都造成了一定困扰。比如，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规培的关系、医学生毕业实习与研究生入学考试冲突等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医学生考研问题值得关注。医学生在本科第5年既要实习，又要准备考研，严重冲击临床实习，对学生未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严重影响医学教育的教育计划实施，而且有可能对我国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一点不是危言耸听。
此外，包括医学生人才培养和后续执业医师考试之间的衔接关系也是需要理顺的。医生培养过程需要行业部门和教育部门紧密衔接，达到“医教协同”。
麦：据了解，新一轮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第二轮认证有哪些变化？
谢阿娜：第二轮认证基于外部质量保证的基本原则，在全面总结和汲取第一轮认证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完善，变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了认证的准入要求。我们设定了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一级指标（专业认证的入门条件），达不到条件不能申请专业认证。这些条件包括学校是否有直属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执业医师考试的通过率；临床课程在临床环境中安排的课程比例；教学床位数、生均床位数等。
二是强调了“临床医学类专业”的范围。第二轮认证的范围是临床医学类专业，这在教育部的专业目录中有明确界定。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临床医学类专业的“二级学科专业”尽管在临床专业认证范畴内，但是认证的内容是考察这些专业在举办原专业过程中有多大程度符合临床医学专业标准的要求，结论的给出是基于该专业是否达到临床医学专业的办学基本要求，而不是判断其是否达到所办专业的要求。
三是强调了在第二轮认证中更加关注人才培养内涵。内涵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考核评价等。关注点也更细致、更全面、更接近办学的具体内容，譬如专业在安排教学时，是否考虑必要的课程先后顺序，临床理论教学与见习有无紧密联系，临床实习轮转是否符合实习要求，课堂教学是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是否关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等等。第二轮认证对学校办学的导向性也会更强。
麦：“教育评价”是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重要部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教育的教育评价是否有特殊性？
谢阿娜：我们把教育评价作为认证标准中十大领域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教育顺利运行和作出教学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
医学教育的运行就像驾驶，一路朝着目标前进，但这个过程是不断修正方向的。飞船通过各种数据的反馈，持续发出指令，以最准确的方向奔月。教育评价就像仪表盘，通过数据收集与反馈，指导医学教育不断修正不足，向目标不断靠近。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改革永远在进行，曲折向前，螺旋上升。
在专业认证中把教育评价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是想引导学校建立自己的内部质量保障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本校特点，让自己的评价部门告诉决策部门应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迎接外部评价而做。相信不论什么专业的教育评价理念、作用和方法大致应该是相同的。
不过由于医学的实践性很强，所以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教育评价也会有一定特殊性，尤其要注意对于临床教学基地，也就是对于医院培养质量的控制，要保证医院教学和院校本部教学的衔接。
另一个方面是要通过评价促进不同医院，也就是不同教学基地之间的同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质量的底线和公平性。比如学校会有常规的教学基地检查，专业的教师发展要延续到医院中去，督促医院建立起相应的教研室和教学规章制度。
麦：在专业自评报告中需要专业质量监测数据用于培养质量标准达成的支撑。关于数据在认证举证中的使用方面，您认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谢阿娜：应该说在自评报告中使用大量专业质量监测数据作为举证支撑，是整个教育评价的趋势。无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还是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都是如此。
临床医学认证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大量的数据能够提供一些客观依据，避免过于主观。认证过程中专家都进校，除了刚才提到的比较基础性的一级指标，客观数据将为专家现场考察提供参考。
在专业认证过程中，我们对质量监控数据更大的期待是，希望学校通过举证过程把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关系理顺，有意识地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教育评价体系。
另外，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手段让学校真正关注本科教学的质量数据，将数据用于内部教学评价，帮助内部教学改革。因此我们希望学校持续获取质量监测数据，让专业可以对数据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为专业发展、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建议。
可以认为，质量监测数据一方面是举证，更重要的是让学校建立质量保障意识，同时，也促使学校在建立质量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学校内部管理系统进行完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学校内部管理的信息化，这一步短期内可能会给学校带来一些负担，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是值得的。
转自：“麦可思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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