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人开始明确使用“政治传播/政治沟通”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专门的讨论，90年代新闻传播学者在传播学分支领域的意义上对“政治传播”进行系统论述，直至21世纪以来以“政治传播”为题名或关键词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过去十余年间加速升温，或许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政治传播研究的高潮。事实上，从政治传播研究的内涵出发，以政治信息的传递与沟通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实践历史悠久，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学术研究也远远早于“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出现。换言之，政治传播研究实际覆盖的范围远超出以“政治传播”为名的研究的范围。根据我们曾经连续做过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年度综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这一领域之下的研究主题除了政治传播史论研究之外，还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舆论和舆情研究、互联网治理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参与研究、媒体的政治传播业务实践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政治话语研究、技术与政治传播研究等。这一现实内含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持续面对的一组问题：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界何在或以何为界？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情境性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有哪些？如果我们承认目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还不够充分，那么，要形成既能反映中国特性，又能体现政治传播活动的共性并与国际学术界形成有效对话的政治传播理论，我们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
带着这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借中心成立十周年暨第十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即将召开之机，围绕“政治传播史论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数字技术、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四个主题组织了四场圆桌讨论，邀请国内专事上述主题研究的学者进行深度讨论。本期笔谈即是参与“政治传播史论研究”专题的7位学者在圆桌论坛发言基础上形成的文字，期望通过这一交流为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学人们提供思路，在政治传播史论研究上聚焦核心问题开拓创新。
作者简介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侯东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向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闫文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持人
何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祖昊：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赵佳鹏：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年第5期
刘海龙：政治传播的正当性危机与重要议题
我先从一个事情说起。最近新闻传播下面两个方向比较热门，国家也非常重视。一个是舆论学，一个是国际传播，我们可以在很多高层的讲话和文件中看到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提及。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政治传播，按照美国传播学里的划分，这两个方向难道不应该划到政治传播里面吗？我们就在政治传播外面逡巡，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什么？
做政治传播的同行在这聊得很起劲，但是决策者们觉得这个方向并不重要，因为舆论和国际传播，这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突破的。
首先我们需要政治传播吗，政治传播真的重要吗？我觉得可能要回到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其实构成了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合法性危机或者正当性危机。我们都认为政治传播在中国是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很重要的研究问题，但是它为什么又不受重视呢？因为他很暧昧，或者说不太符合我们对于今天政治体制的理解。
中国的政治传播是被嵌入到中国的体制中的，是先有政治体制，才有政治传播，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过来。
顺便回应一下刚才郭小安教授提到问题：为什么“政治传播”没有翻译成“政治沟通”？之前黄旦老师和我都做过一些考证，传播这个词最早在中国的语境里就是单向的意思，传和播都是单向的，它更接近西方所说的中心向边缘的“大众传播”，所以“传播”就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而西方的communication，即沟通，是双向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是不太需要这种双向的传播的，所以我们很注重的是舆情研究，单方面地去看一下大家在想什么，研究舆论的治理，进行宣传，进行国际传播，当然我们说的国际传播也是单向的对外输出，是冷战时期宣传的变体，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政治传播研究或者政治沟通研究基本上是很难开展的。刚才闫文捷教授已经讲得比较全面了，她说到了政治传播的整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很多重要的话题，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和实践界，是不是真的重要，我觉得这其实是值得探讨的。
第二个大家谈到的政治传播中的古和今的问题，即古代的政治传播和今天的政治传播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我们现在谈政治传播，大都基于当代的语境，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变化非常大，如果去看30年前做的政治传播的话题，今天很多都过时了。今天仍然在变化，未来还会有更大的不同，因为技术在不断地发展，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新问题。对古代的政治传播和今天的政治传播怎么样勾连，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个里面有潘祥辉教授讲的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它不是一个简单替代的关系。这也造成中国的政治体制充满不确定性，不断在变化，所以政治传播其实也很难有一个想象中的统一的定义、统一的框架和统一的理论。
这其实也是和社会的发展及剧烈的变化，还有技术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大概十年前，谁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变化，所以你的研究怎么做？像当年的一些研究结论，包括当年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公民运动、社会抗争，这些题已经不能做了，因为很多当年风起云涌的现象消失了。对象不断地在变化，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研究者无法连续地、相对稳定地考察一个对象，很难找到一个好的观察视点，所以很多研究可能就是刻舟求剑。
说到有待研究的政治传播的话题，我就谈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较核心的就是公众表达的问题和公众意见的形成的问题。
虽然今天网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尤其疫情期间有很多负面舆情。但是上几周我们在中传开会，华科的老师公布调查，百分之八十几的人觉得我们是做得最好的，百分之八十几觉得在中国是最幸福的。这似乎和我们的感知不一样。不同群体的表达也不一样，知识分子的表达、官员的表达、公务员的表达，还有这些普通民众的表达、青少年的表达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他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态度，话语模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值得研究。他们的表达是不是代表他们的真实想法？中国的公众意见是怎么形成的？比如中国人很喜欢解读微言大义，《人民日报》发了一则消息，我们就可以把它解读出好多层次的意思。自媒体天天都在做这样的解读，有各种阴谋论的解读、复杂离奇的解读。这样一种看重隐微写作、看重过度阐释的接收习惯，会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包括这种曲折性的表达，最后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所以长期的帝国体制下的政治文化对此影响很大。疫情期间大家做了不少互联网意见的极化研究，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发现其实没有极化，都是沉默的螺旋。所以中国哪有什么极化，大家其实都在琢磨，到底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跟谁走。
这种意见的表达和欧美体制下的差异非常明显，所以可能要回到公众的政治心理问题。刚才马得勇老师也谈到了公众的心理问题，政治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本的前提假设都要重新建构，绝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
之前的老师还谈到了政治决策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研究。也就是谁、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传播、在什么情境下影响了关键人物做出决定。比如说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也好，解封政策也好，这些政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个黑箱，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问题可以搞清楚，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前面大家都在谈数字治理，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今天的数字技术对决策、治理方式、公众意见的形成等会产生什么影响。从福柯说的规训社会、德勒兹讲的控制社会，再到现在的监控社会、算法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政治权力如何与技术相结合，或者隐退到幕后让技术执行决断，技术又给权力加入了什么新议题……这些都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话题。
郭小安：再论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及自主性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近年来获得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在研究视阈、学科边界不断延伸的同时，也引发了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上的争议。因其分属于政治学、传播学两个独立的学科，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政治传播研究，将信息交流视为政治系统的“神经系统”，偏向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主要关切政治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信息沟通模式和效果；二是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政治传播研究，旨在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及其权力关系，考察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和社会政治后果。
两种研究旨趣各有特点，但从当前国内研究成果来看并不平衡。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更为热闹和受到关注。可能的原因在于，政治传播并非主流的政治学研究对象，通常是作为制度、权力、组织、文化等研究附带的边缘要素；传播学学者则视政治传播为“跳出信息传播视角研究权力关系”的新领域，希望借助政治学理论的输出和滋养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视野。荆学民教授曾提出要破除政治与传播的学科藩篱，从一种“视界融合”的角度进行理论整合，增强政治传播研究的包容性和想象力。换言之，从“政治”的本质探求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探求政治的要素。他把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由此，政治传播秩序是“政治秩序”与“传播秩序”的耦合，维护政治传播各构成要素之间固定位置、稳定关系、功能匹配、运行连续，以通过传播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保障机制。
荆学民教授的“视界融合理念”为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依照此思路，“政治”与“传播”这对在传统政治传播学者眼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以在融合中升级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状态。但是，交叉与融合不是简单的视角转向与理论上的“拿来主义”，而是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借助政治学与传播学的综合视角与各自丰富的理论，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完善或拓展已有的研究方法。如此来说，当前国内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摆脱学科边界不清、核心概念不明、基础理论不牢、本土化改造不足等跨学科研究的通病。
作为舶来的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和方法实践主要来自西方政治选举研究，重点关注媒介在政治选举中的角色、功能和效果，政治媒介化、电视民主、广播民主、网络民主等概念应运而生，从而造成国内外政治传播研究的语境差异。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的学科建构既要重视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共性，也要正视中国政治语境的特殊性，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旧与新的关系。随着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社交媒体深度嵌入公众的政治生活，政治传播现象日益纷繁复杂，新的媒介议题层出不穷，由于大数据技术下的用户观点、行为、态度偏好乃至情感表达等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呈现，这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条件，大量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政治传播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政治传播学学科尚未成型的背景下，思辨与批判取向的定性研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思想史、技术史、知识社会学等研究取向亦不可偏废。二是冷与热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政治传播研究通常追踪热门话题，容易忽略相对冷门的主题和不受关注的少数群体，如传统的政治传播思想与技术手段研究、我国边缘地区的政治传播实践、社会弱势或边缘群体的政治心理与媒介素养、我国乡村的日常政治传播实践等。三是“洋”与“中”的关系。当前政治传播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如政治参与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媒介赋权理论、社会冲突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群体心理学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等，我国本土理论尚未建立，因而研究者必须把握如下平衡：一方面要透彻、系统地了解上述西方理论，这需要相当功力的学术积累方可达成，但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发现上述理论解释力的优势与不足，方能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削足适履，不为西方理论做注脚，不用西方学术话语来裁断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则要扎根中国实际，深入探索中国政治传播的特点与真问题，方能尝试使用中国的本土化语境进行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建构自主的理论话语，这是作为研究者应该要有的学术抱负。
那么，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适不适用，或多大程度上适用中国实践呢？我国政治传播学学科的边界在哪里？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从词源学入手，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既可翻译为“政治传播，也可翻译为“政治沟通”。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都是制度主义路径，随着20世纪初行为主义科学的兴起，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对传统政治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政治系统分析、政治过程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心理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这为后来的政治沟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在政治学领域，political communication 通常被作为“政治沟通”这一学术术语而使用。美国学者、政治沟通研究的先驱戴维·伊斯顿曾提出政治输入、政治输出、政治反馈等概念，将政治系统视为由政治团体、体制、权威机构、公众、外部环境等要素沟通互动的循环；政府过程就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输入、输出以及反馈过程。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将政治沟通视为政府的神经，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子系统通过遍布整个国家的沟通系统建立联系，子系统之间的沟通系统一旦失灵，整个政治体系将陷入瘫痪。由此，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政治超载等概念被纳入政治学者的分析框架，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和更有利的理论解释。当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进入传播学视野，学者们并未沿用政治学者的惯用术语，而是将其翻译为“政治传播”，因其能更好地与传播学理论相结，甚至更能体现传播学的研究特色。
其次，尽管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对何为“政治”见仁见智，但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权力的获取、行使、维护和巩固问题，这就涉及主权与治权的关系问题。约翰·密尔曾将代议制政府视为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因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较好地实现了主权与治权的转化，既避免了周期性选举带来的权力断裂，也避免了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民主设想之“屋子太小”的困境。因深受古典政治学思想的影响，当今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议题虽不断更新，但研究对象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并未脱离主权与治权的研究范畴：在主权层面主要围绕政治选举展开，政治营销、政治广告、政治辩论、政治公关、选民心理是其中的主要议题；在治权层面，主要围绕公共治理展开，包括利益集团、政治表达、政治抗议、政治监督等。“媒介化治理”则是近年来为适应媒介逻辑对公共治理的结构性影响而提出的一个新兴概念，形成了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相互调试、治理体系与政治媒介化结构相互适应、治理模式与媒介化情境相结合的新政治治理（new political governance）理论，值得我们关注。
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传播理论，也绕不开主权与治权这一对政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从这一元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中有所为：如主权层面，对内的党内选举、政治宣传、国家认同和对外的国家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等议题。政府治理层面，网络问政、电子政务、媒介化治理等议题。社会治理层面，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与政府-社会的权力博弈议题，包括多元主体的沟通策略、行动逻辑等。公民层面，“全过程民主”语境下的“四权”——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舆论监督权——的研究，“四权”既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逻辑，又蕴含着民主作为人类政治发展的肯定性价值；既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程序，也是民主从政治承诺转为具体制度建构的突破口，是民主的“中国式表达”。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议题应该围绕中国式民主的理念与实践价值的传播展开，关注全过程民主语境下媒介在促进公民表达自由、政治参与、民主沟通、民主监督中发挥的功能，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点。
尽管政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研究范畴较广，并不意味着政治传播研究可以包罗万象。若我们仅研究政治主体间的信息传输过程，不一定是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若将信息传播与沟通过程置于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中考察，则进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视野。例如，网络流行语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仅研究网络流行语的符码及其产生过程，不属于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将网络流行语与政治隐喻、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政治心态等结合，就和政治传播学研究勾连起来了。又如网络谣言的研究，仅停留在信息传播的层面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将谣言传播与人性、社会机构、权力关系结合起来，考察谣言与政治参与、反权力、社会抗议、权力补偿渠道等的关系，就是标准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了。再如框架理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局限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使用文本分析；但从政治传播的动态过程来看，公众的认知框架、行动框架、媒体报道框架和政府的回应框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如将不同学科的研究相交融，新闻框架研究可以摆脱过度依赖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窠臼，并向公众认知、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等方向延伸，逐渐形成“以框架分析为杠杆、传播研究为支点、多学科视角互动”的公共事件分析的动态演化模型，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政治传播学研究。
总之，媒介技术已全方位地渗透和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话语和符号体系，推动着社会沟通、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研究议题。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学的知识建构恰逢其时，期待更多有影响力的研究的出现，为政治传播学研究大厦添砖加瓦。
侯东阳：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进路
中国从近代开始就有对政治传播的专门研究。荆学民教授认为1983年至2020年是政治传播研究正式的“开显”阶段，“政治传播”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研究领域，而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的立项，标志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既不能完全照搬和运用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和框架，也不能仅仅延续传统的政治新闻学和宣传研究路径”。政治传播研究形成气候是在2014年、2015年以后，主要是两个全国大型政治传播研究会议的定期举办，聚集了大量有兴趣的研究学者。一个是从2014年起至今即将举办第十届的“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侧重于将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举办，同时该中心还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公众号“政治传播研究”；另一个是2015年至今已经举办五届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强调传播学与政治学的视界融合，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主持。
近些年来学者们致力于中国自主的政治传播研究，有的试图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找中国政治传播的基因，有的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总体来说偏重于现实政治传播的考察，以“政治传播”为名的历史研究相对较少。由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是围绕选举政治进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中国本身缺乏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理论为逻辑起点，搭建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价值思考和理论逻辑的政治传播研究基本框架。而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国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相关的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史的资料也比较丰富，政治传播史研究正是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建构本土化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白文刚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史研究发轫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研究成果整体呈持续增长态势，主要围绕观念、制度、实践、媒介四个问题域展开。对于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来说，未来的研究取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侧重对传统政治传播思想进行梳理，奠定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要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应该特别侧重于观念即政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充分梳理中国历史上政治传播的思想源流，并发掘其对现代政治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才能包含一种历史传统和文化烙印。现有的研究在著作方面有陈谦2009年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贾兵2011年的《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等，论文主要有老子、先秦儒家和东汉王符等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在进行研究中要通过文献等史料工作，完整、严谨地提炼相关理论，从而被学术共同体承认。如著名学者刘泽华先生提出的“王权主义”获得了学界广泛的认可，他总结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这种传统思想甚至影响到现代。不过对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要跳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思路，提取并且可能是重新去梳理传统政治思想中与政治传播相关的内容，概括出被统治者所付诸实践的指导思想，这种概括能够被多数学者所认可，并对现代执政者和民众的行为、理念方面产生影响，由此提炼出在现代中国仍然能够适用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华夏传播的学者们提出的“风草论”“水舟论”可谓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有益尝试。
第二，重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互动，使政治传播史活起来。现有政治传播史论研究很少从受众的角度去切入，缺少对受众的政治信息接收过程和理解、互动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政治传播受众的研究，由于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关于民众对政治信息的需求和了解途径的研究特别少，所以只是单方面研究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等，却看不出自下而上的政治感知、参与、政治传播的效果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日记、笔记、论集等个人资料和地方史料中挖掘相关信息，如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记录了晚清至民国一个地方乡绅半个世纪的经历，其中包括他获得政治信息的渠道、个人的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进一步深挖。近年来阅读史研究的兴起就是从个人资料进行笔耕的一个研究方法，不过现有的阅读史主要围绕个人或群体对报刊、书籍的阅读展开，而政治传播史可以从政治信息的接收、表达等方面研究。由于个人资料和地方史料琐碎、繁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研究路径。
第三，既突出中国政治传播的特色，又要具有国际视野。由于现有的政治传播理论大部分是西方的，所以在研究政治传播史时为了提升理论和突出研究方法，有的研究比较生硬地套用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或模式，体现不出中国的政治传播特色。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政治传播研究方法和理论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但是也不能全盘抛弃，如何确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范式，这是大家努力的目标。在政治传播史研究中要从中国的传统和实际出发，如果有一些中西具有共性的方面，也可以借鉴西方理论，体现国际化的学科融入。如媒介化是近代以来全球共同的现象，但中国政治媒介化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不一致，目前媒介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程度也与西方不一样，所以要用国际化的视野观照中国本土实际情况。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政治传播形态和公众政治参与形式在不断变化，媒介技术、公众使用媒介参与政治的形式和官方政治传播形态的变化三者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中国到现在仍然是政治逻辑主导政治传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或多或少也会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的公开化。当代中国政府从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要事情经人民讨论到提高公开性、透明性，到阳光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府的转变，每一步背后都有媒介和公众舆论监督的推动。政府也在不断适应新的传播形态，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在不断适应新媒介时代的发展。对当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关注中国政治传播制度的转变过程，研究大众媒介传播何时介入中国政治、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化程度等，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政治传播不同阶段的特点，从制度的转变看出政府对待媒介化的态度，也能从反面看出受众了解信息的渠道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
最后，要通过建构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框架厘清其边界。现在的政治传播史研究变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出现研究范围无限放大、边界不清、主题不聚焦的状况，“传播”的色彩并不浓厚。政治传播史脱胎于新闻史、传播史，又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但在研究中要与其他方向和学科进行区分，弄清楚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框架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以往的新闻史、报刊史主要关注的是媒介本身的发展历程，虽然它们也会涉及一些社会背景，特别是关于传播政策、政治制度方面的背景，但总体上是与社会割裂的，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社会、政治层面。政治传播史是研究政治与传播的关系，原来新闻、报刊史研究中关于传播政策、政治传播内容等方面是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分，而政治传播史又要突破新闻、报刊史的研究内容，更多关注的是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三者的勾连，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关切，其学科交叉性更强一点。政治传播学应该是既吸收其他学科研究的已有成果，但又要有所区别，政治传播学研究既不能画地为牢，也不能漫无边际，既要借鉴其他学科又要有自己的学科边界。
马得勇：政治传播研究要聚焦现实问题，提炼科学理论
2016年，我受荆学民教授委托，为《中国社会科学报》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政治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当时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刚刚起步，政治传播一词在学界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我本人也是刚刚涉猎政治传播领域，处于学习国内外的政治传播知识、探索在中国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摸索阶段。有感于当时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我在文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①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②不同学科之间缺乏交流；③研究方法亟待更新；④专业期刊缺乏。转眼7年过去，回顾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学界同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感觉政治传播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个领域的发展仍然需要学界同行的不懈努力。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大学组织“政治传播史论研究”圆桌论坛，何晶教授请我们讨论一下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果要构建出既能体现国际化、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努力。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涉及的核心问题可以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即政治信息是如何传播以及如何被公众接收和认知的？这句话其实有三个重点：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信息。无论是真实的信息还是虚假的信息，无论是日常零散的信息，还是新闻、评论等媒体信息都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二是政治信息以何种方式传播，即传播的形式是什么样的，传播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三是作为受众的精英和大众如何以及为何接收和接受真实信息或虚假信息并表达态度。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于报纸、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信息媒介。100年前的新闻传播学先驱李普曼就指出新闻媒体在塑造人们心目中的世界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00年后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更加依赖新闻媒介来了解遥远的外部世界，而遥远的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重要。然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的泛滥。更为严重的是，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真实信息快得多。国外有研究对推特信息传播做过分析，把真实信息传播给1500人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把虚假信息传播给同样数量的人所需时间的6倍，而把前者的原始推文传播给10个转发人所需的时间又是把后者传播给同样数量的转发人所需时间的20倍。中国的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数量相比推特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有过之而无不及。
各种谣言、虚假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借助社交媒体肆意传播，给人们准确认知真实世界造成了严重干扰，以至于一些人基本活在一个虚假信息构建的世界里，他们对外界的认知完全建立在虚假的或错误的信息之上，由此而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相关议题的评判与真实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上尤为突出。政治信息和虚假政治信息如何被制造并传播的？为什么有的公众能够准确接收并判断信息，有的公众却愿意接收错误和虚假信息？信息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在当下亟待了解和理解的核心问题，而研究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比真实信息更为重要。
为了解释当下的政治传播现象，学者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构建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科学理论。这里的理论特指就某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一般性陈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定理、法则。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因而也会构建出不同的解释理论。传播学关注不同属性的信息和新闻如何被塑造出来，而这些不同属性的信息又对公众产生了何种影响。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可以说是传播学研究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也突出体现了传播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即注重对新闻信息自身属性的分析，并强调新闻生产机构（新闻媒介）在新闻生产和传播方面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也就是说，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决定了什么样的新闻可以被公众所接收，而公众对于外界的认知和公共议题的态度取决于其所接收的信息的内容和数量。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现象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分析当下中国的信息和虚假信息如何被生产和传播，虚假或错误信息具有何种特征和属性，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中国政治传播的本质和现状。但该理论最为突出的缺陷就是它无法圆满解释处于相同的信息环境和媒介体制下，接收了相同的媒介信息的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对公共议题的态度往往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仅仅分析信息的属性以及信息如何被生产、传播和监管并不能系统地解释和理解当下中国政治信息传播的本质和特征。
除了传播学以外，国内还有很多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政治传播的对策性研究、思辨性研究较多，学术性、解释性研究较少。一部分学者在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属性、特征、内涵等等进行思考和分析，试图对中国政治传播进行整体性概括和梳理。但这些思辨性研究无法与具体的政治传播现象相联系，也很难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一部分学者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关注新闻和信息如何被公众接收和接受。这也是国外政治传播研究比较主流的研究取向。约翰·扎勒的《公共舆论》一书是国外政治学者研究信息传播的经典著作。在该书中，扎勒提出了著名的RAS模型，即“接收-接受-提取模型”，对公众如何接触、选择、储存信息以及如何做出判断做了详细分析。该著作实际运用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来分析新闻信息如何被接收和接受，之后的国外政治传播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影响，但微观视角的政治传播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高质量研究并不多见。
由于人类所固有的认知缺陷，普通公众在处理政治信息时存在偏差是一种常态。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关注中国公众在政治信息接收和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差及其形成原因。为了能够洞察这些偏差及其作用机制，政治传播研究与认知心理、政治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很有必要。国外认知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对人类信息加工和认知模式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积累，取得了不少成就。为此，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民众的人格特质、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等因素如何影响其接收信息和虚假信息，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已有理论和概念的缺陷，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这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的途径和合理的选择。
从宏观的媒介体制和政治体制分析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是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分析视角。受制于特定的环境，国内从宏观视角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成果并不多见，但这种理解和认知模式在知识界一直存在。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例如计算机、信息科学等领域也有不少研究信息传播问题的，他们的研究更加偏重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总体来说在构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传播理论方面尚无重大进展。
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国内还没有被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的、原创性的政治传播理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有可能发现真问题，提出新理论。从科学研究规律来看，我们首先需要学习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尝试运用已有的理论范式去解释现实。当现有的理论范式无法圆满地解释现有现象时，就需要学者突破既有理论范式的窠臼，修正已有理论或创造新的理论。
潘祥辉：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路径突破”
由于发源于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有着鲜明的“路径依赖性”。所谓“路径依赖”，简单而言，即后发的事件、事物或制度受到先发的影响和规制。和传播学一样，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也发源于西方。在中国从事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就必然会受到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框架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从研究的议题、概念、理论到研究方法等方方面面。“路径依赖”不是没有好处，它可以减少我们的摸索成本，“照猫画虎”也能使我们的研究迅速和国接接轨。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在这样做，包括20世纪80年代传入的传播学，90年代兴起的“政治传播学”等都是如此，西方范式一直规制着我们的研究路径。但是，“路径依赖式”或“跟班式科研”也带来不少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始终不能很好地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中国自身的问题。在西方概念与理论的笼罩之下，我们习惯于为这些理论和概念找注脚，却很难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了验证或演绎某个西方理论，甚至不惜“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完全忽视自身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在机械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这方面，我们历史上已经有过教训，例如用西欧“封建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秦代至清代的历史，就是一种误用。
一、在东西方政治传播的巨大差异中实现“话语转换”
就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而言，如何实现“话语转换”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是基于西方的选举政治、竞选政治发展起来的，集中关注大众传播媒介对竞选政治的影响。但当代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竞选政治，也没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多元竞争的大众媒体，所以西方主流的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如果要在中国落地，就需要进行“转换”，研究新的问题，发展新的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延伸到历史领域的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思想、传播实践非常丰富，但古代政治传播的方式方法、宣传的形态，政治传播所依托和偏好的媒介都十分独特，不仅迥异于西方，和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史，就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研究对象，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例如中国古代的史官所具有的政治监督功能，就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史官通过他的一支笔，可以对上至皇帝，下至百官的权贵阶层进行监督，而且并不诉诸民意和媒体，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传播监督机制。在《“史论监督”：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机制溯源》一文中，我们对这种史官监督的机制、过程、效果及其权力来源等都做了深入阐释，并且将这样一种传播监督机制命名为“史论监督”，以和现代社会的“舆论监督”区隔开来。笔者的这样一种研究就跳出了以选举和大众媒介为中心的西方式政治传播研究的既有框架，而具有了本土化的研究视角。
在我看来，从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如果要取得创新和突破，非常需要这样一种本土化的视角，唯有此，才能突破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依赖”，也才有可能建立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就能解决，它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传统有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研究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逐步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因为相比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主要受苏联和欧美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传播思想和观念更具本土特色，也更具有研究的价值，潜力巨大。
二、中国政治传播史研究中的“三个意识”
那么，如何突破西方学术框架的“路径依赖”，并从本土的视角来进行中国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呢？我觉得“三个意识”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问题意识。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中找到独特的研究问题十分重要。政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应该如何切入？应该关注哪些研究议题？如何体现政治传播学的独特视角？我们要用这样一种学科视角来发现和找寻研究问题。对谈前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问政治传播史和新闻史及报刊史有何区别？我觉得区别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和报刊业，古代的政治运转也不是建立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虽然我们也有“邸报”这样的信息传播媒介和制度设计，但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做古代的政治传播史研究，不能按照新闻史或者报刊史的研究思路去倒推。我们不能因为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西方，新闻和报纸在政治传播中起着中心作用，就想当然地认为古代也是这样。或者“以今观古”，认为研究邸报才是研究古代政治传播的核心议题，这样显然就“窄化”了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范围，把很多研究问题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其视域远远要超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报刊或大众传媒。正是因为古代没有“大众传媒”，那它就需要一些替代性的媒介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标。这些替代性媒介（可能也是古代中国的主流媒介）恰恰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中国王朝政治体系内的信息传达、公文流转、朝堂议对、社会教化、礼仪活动等，都可以纳入政治传播史的研究视域。甚至一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器物，比如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因为其在政治生活和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纳入政治传播史的研究视域。
二是比较意识。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做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一定要有比较的意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东西为什么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某个东西是这个民族所独有，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呢？这就需要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所谓特色。我在我自己的著作《华夏传播新探》一书中加了一个副标题“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就是为了强调这种比较视角。在书中，我比较了东西方的“发誓”传统、“圣人教化”传统以及“以女为媒”的政治沟通等，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差异中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特色所在。东西方的历史和传统差异非常大，而且时间越往前，差异越大，政治的运转和“玩法”迥然不同。如中国古代就没有出现古希腊意义上的那种平民政治和“广场政治”，所以竞争性的辩论、演说的传统是非常微弱的，但中国却发展出了强大的“诤谏传统”，两种政治景观可谓相映成趣。再以中国汉代的皇帝和罗马的皇帝为例，虽然是同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但东西方的皇帝，其政治传播（宣传）的理念、手段和偏好的媒介差异都非常大。如果我们在一种历史与文化比较的视角下来做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我们就更能发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找到一些独特的研究议题，也就更有利于形成学术创新，推进学术对话。
三是方法意识。做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也需要方法论的意识。西方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量化研究，用数据说话。那么，我们做中国古代传播史的研究要不要讲方法？我认为是要的。方法很重要，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古代传播史的研究。而中国本土的实证研究方法——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不能忽视。我自己这些年来从事的传播考古学研究，就从传统考据学研究方法中获益匪浅。关于这一点，我在《华夏传播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与本土方法探索》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我觉得基于经验材料、多元史料的个案研究在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中十分重要，对于提炼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任何理论创新都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经验材料或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三、价值立场与中国政治传播史的研究
和研究方法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的价值立场问题，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留意。我们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离政治很近，实际上很难排除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或传播现象，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学者很难形成一个“共识”。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我们可能把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遗产批驳得一无是处，也可能奉为瑰宝，立场飘忽不定。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评价，在于我们的认知和判断受到自身价值立场的影响，而个体的这种价值立场又和时代的政治氛围息息相关。因此，我觉得在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就显得十分重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价值中立”即严格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以此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力求客观，既不要以今非古，也不必厚古薄今，过度贬抑和过度美化这两个极端我们都要避免，不要因为个体的主观立场或时代的导向影响我们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对于中国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我们需要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我主张在多元文化的比较中挖掘和评判我们的本土传统，在和西方“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
向芬：跨学科研究是一项艰辛而漫长的工作
政治传播与政治学有很多关联，而政治学被戏谑为屠龙术的说法由来已久，这不得不让人发问“政治传播是不是也会是屠龙术呢”？因此，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中，政治传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中，政治传播的地位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如今讨论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其实指向的仍是上述这两个基本问题，换言之，我们对“政治传播”现有理论、学科定位以及社会政治功能等方面是否已有观念确证与学术共识？
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放置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例如，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旨趣或者说问题意识、理论方法，都会立足于既有的原学科，比如像政治学、传播学，还有新闻学、社会学，但这或许也意味着政治传播独立而自觉的研究意识较为缺乏，甚至学科意识本身缺席。也就是说，目前政治传播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属性仍明显地归属于原学科。
另外，关于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可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对于制度史方法的路径依赖，例如一些关于中国古代信息渠道和信息沟通的研究，虽然主题与古代政治传播密切相关，但着力探讨的依旧是“制度史”。我觉得不妨参考潘祥辉老师曾对“歌以咏政”中政治表达和权力信息网络开展的研究，进一步创新史论研究的方法和问题关切视角。还有刘晓伟老师关于“除目流布”与政治传播的研究也可加以借鉴，她采取了“文史互证”的方法，但始终抱有强烈的政治传播问题意识，展现了权力中枢与士大夫阶层之间上下往复以及横向的信息流动钩织出的权力信息网络，提供了一种通向古代官报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径。
类似这样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均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同时还能够给政治传播提供经典案例，这可能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深度和思想广度提供一定的启发。
政治传播可能一再被提到学科边界不太清晰等问题。首先，就传统报刊史、新闻史与政治传播的关系而言，处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均是上述研究方向的核心关切，某些问题意识是贯通的，但无论从研究方法、理论运用还是研究进路方面，又都存在迥然不同的差异。其次，近年来政治传播与华夏传播并行不悖但又泾渭分明的密切关联值得关注，迄今已走过近30年发展历程的华夏传播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本土化取向的传播学研究，但华夏传播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王朝统治与政治传播的议题，比如露布、礼乐、榜文、揭帖、奏疏、清议、经筵会讲等研究，学界做了很有建树、耳目一新的研究推进，不过本质上却很难严格区分这些研究到底属于政治传播还是仅划归为华夏传播领域。华夏传播学者还曾提出了“风草论”“水舟论”“礼乐协同”等耳熟能详的政治传播理论，但这些“中国政治经验理论化”的本土化努力成果，却都还是20世纪的产物。此外，华夏传播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理论模式所进行的检视和反思，彰显了中国学者尝试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自觉意识，而这也是政治传播意欲达成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目标。再次，某些政治传播与公共外交、国家形象传播、国际传播等研究均立足现实、关涉中外，但“中国特色进路”与“西方进路”如何区分？对内政治传播实践和对外政治传播实践有何差异？中国政治传播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均需要进一步厘清。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学科边界的模糊性，也能够说明政治传播研究是包容的、开放的和兼容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吸收传播学科内外的学术视角，例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文史哲、社政经等学科对某些政治传播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艰深、透彻，这是很值得我们新闻传播学学者追赶的。当然，我们目前也做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比如像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华夏传播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具备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理论特质。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可以说已有代表作，那么中国学界以西方政治哲学为基础的政治传播研究有代表作吗？或许谢清果老师从“内圣外王”与“哲人王”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中西政治传播观念的研究可为一例。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对西方政治哲学基础理论或相关思想史开展的透彻研究可能还比较缺乏，未来的研究也需要与政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深度结合，跨学科的研究其实是一项艰辛而漫长的工作。
另外，如果将传统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切换到政治传播的视角来看，其实更表明政治传播需要嵌入一种明确的历史意识，如此才能得到理论或实践层面的更新，历史性的研究也能够推动形成中国经验的理论化过程，因为我们可以从自己悠久而充盈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足够的养分和厚重的史料。同时，还需要秉持一种比较分析的视野，在看待古今问题时，避免以古为美的倾向，也要防止以古非今的立场；在对待中外议题时，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经验、理论和观念，予以深度研究并进行价值甄别，单纯的引进和对接在当下已经难以奏效，通过比较视野来构建超越“西方政治传播学”，以形成对中国政治传播具有解释性和引导力的中国自主的政治传播学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就是以理论、实践、媒介和制度等作为基本研究架构，通过研究对象聚焦、研究意识转换、研究方法创新、核心理论凝练，来形成中国政治传播的学术共识和学科建制。
闫文捷：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和边界拓展
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诞生伊始便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修辞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新世纪以降，随着计算机科学及在其推动下一些新兴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应用，政治传播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得益于从相关研究传统中汲取的学术养分，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界定政治传播的边界已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般而言，政治传播涉及政治行动者、政治机构、公众和新闻媒体之间的符号和信息交流，这些符号和信息是政治系统的产物，同时反作用于政治系统，对后者产生影响，交流过程的结果关系到政治权力的稳定或更迭。可见，除了符号和信息的传递之外，政治传播还涉及公民之间的沟通交往以及公民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往来互动；在沟通过程中，将政治系统中不同层面的行动者串联起来的关键性要素便是媒介。如果从这样一个构成性视角去理解，中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所涵盖的内容实际上存在共通性。
承认共通性，与重视独特性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政治传播研究嵌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命题之中，回应、探讨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中突出和迫切的真问题。另一方面，政治传播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需要遵循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又具有一定普遍性。实际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特殊经验经过学理化的提炼、阐释和表达，已形成诸多适切的理论概念，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这表明我们能够基于独特的中国现象实现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化。形成中国经验背后蕴含的普遍性理论，并且运用这些理论和原理去解释外部世界的政治传播实践——这当中既包括发生在中国时空场景下的政治传播现象，也包括与中国相关或看似无关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由此参与到国际化的学术对话和知识生产过程中，已成为摆在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富有解释力的政治传播理论？它离不开我们基于经验生活的长久积累、系统体察，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抽象化工作。换言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法脱离其经验基础而实现，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以媒介化理论为例，它是近年来备受国内外传播学界关注的热门理论之一。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媒介化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及其运行过程能否独立于媒介而存在这一基本命题而展开，由此经验层面的探讨比较集中地指向了媒介逻辑如何可能制约、改造政治逻辑的问题。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制度环境内的媒介体制是广泛意义下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现实条件下，媒介逻辑往往就是政治逻辑的一部分。我们基于国内电视问政案例的经验观察显示，媒体鲜有因果意义上的自主行动力，它们是在政治逻辑启用下服务于国家治理改革的协作性工具。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的特有关联，表现出与媒介化理论此前所概括的西方经验在主次方向上的差异，也由此体现了媒介化过程在中国的独特路径。这一认识成为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去批判性地反思和拓展媒介化理论边界，甚至去发展自身理论的经验前提。借着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理论的运用和形成不应是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它需要回归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同时运用理论去帮助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任务。
当然，任何经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故而也包括政治传播——均以创造知识为目标。创造知识的过程首先要求研究者理解知识的本质，其次还需对形成知识的方法和过程有所了解。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的产生有赖于认识论（epistemology，有关知识本质的哲学）和方法论（methodology，有关科学方法的哲学）的哲学基础。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研究者时常就人类境况的本质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属于第三个哲学分支领域，即本体论（ontology，有关存在本质的哲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中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引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一些更为深层的哲学问题。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目的。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就此的论述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性线索。运用亚历山大的语汇，“形而上学世界”（metaphysical world） 和“经验世界”（empirical observational world）作为科学过程的两端，共同连接起一道双向的认知连续统（two-directional epistemological continuum），科学陈述可能更偏向其中某一方，但从不会只由其中一个世界所决定。换言之，科学研究在理论探索和经验观察之间不断往复 ，并因此获得持续性发展。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对庞杂而具体的理论背后所观照的基本问题做出检视并予以归纳和呈现。沿着这个思路，研究者或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界也由此可能在这些方面得到拓展。拓展首先体现在宏观的机制转型方面（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它涉及政治系统自身的运行，也关系到如何将政治机制与人际和组织化的交往过程纵向连接的问题，其中一些潜在的研究议题包括媒介化治理、平台化转型、媒介体制创新等等。此处一点延伸的观察是，学界有关媒介体制的讨论经常会带入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讲，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是政治传播迈向开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回到政治传播研究边界拓展的问题上，拓展还可能发生在横向维度上，这涉及如何实现个体与政治传播过程中其他部分之间的共时性或历时性关联，具体表现为直接或中介化的信息、符号和交往行动。一些有待考察的具体议题包括，数字媒介场景下虚假信息的传播及其对公众（错误）政治认知的影响、公众对政治符号的解读和意义赋予、数字化及数据化的公共参与、媒介运用的群体和代际间差异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文化变迁的意义、媒体对政治情绪的调动以及个人的政治情绪转化为社会政策的过程，等等。最后，我们都注意到，政治传播研究植根于一套关乎社会应当如何运行的规范性假设。在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论体系之前，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地寻找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背后，规范性假设和经验规律之间的联系。这便引出政治传播研究可做延展的最后一个方面：重塑公共生活的过程和话语。如何构建理性明亮的公共话语，使活跃的公共生活得以注入社会肌理，是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须直面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结语，我想说出色的政治传播研究通常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首先，它尊重经验事实，以经验现象为基础。其次，它严谨规范又视野广阔，既讲求理论和方法并重，又追求结构性与能动性思维并举。最后，赋予一项政治传播研究以品味和灵魂的点睛之笔在于它能够承担思想关切，承载研究者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及其过往和未来的关怀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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