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是近代中国华北农村普遍出现的农民自卫组织，以保家和防匪为目的。然而在抗日战争中，红枪会显得无法有效防御日军的侵略，面临着抵抗或者投降的抉择。传统学界从红枪会的革命性出发，不认为华北乃至山东存在众多与日协力的红枪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区分不同规模的红枪会所面临的困境，从其在华北农村发展的遭遇出发，通过梳理原始档案和口述资料，可以分析山东红枪会与日协力的原因和过程。
红枪会；汉奸；山东抗日根据地；秘密会社
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是否存在投降日军的情况？以往学界认为华北与日协力的帮会主要是青帮（如安清道义会）和洪帮（如西北哥老会） 1 ，而对战时红枪会的研究尚欠充分。孙江曾论及山西、河南的红枪会被日军利用的情况 2 ，但在红枪会是否与日协力这一问题上，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就直接论断说“几乎没有日本人成功劝降众多红枪会的证据”。 3 三谷孝则以河北省永清县红枪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案例，判断红枪会都是“面从腹背”，仅仅是表面上亲日而已。 4 路遥和马场毅曾列举出少数几个红枪会投日反共的首领，但述有明确投日情节的，仅山东德县原黄沙会（1942年改编为联庄会）首领陈海泉一人。 5 本文选择山东省作为抗战时期红枪会的考察地域，主要基于以下事实依据：1.山东以其濒临渤海、靠近中国东北的地理位置，近代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驻有众多外侨，亦是义和团、红枪会的发祥地；2.红枪会在山东历史悠久，种类齐全，影响广泛，存续时间长；3.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下的重要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本文拟从红枪会的信仰特点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出发，从单村红枪会和联村红枪会两个方面，来分析山东红枪会组织在日占区和游击区所面临的挑战。对单村红枪会的研究，选取山东省恩城县后夏寨村（今属德州市平原县恩城镇）存在过的红枪会为个案，主要是由于该村在1942年曾成为“满铁”调查班的调查对象而留有大量口述采访记录，战后又是中日美学者持续关注并反复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的地方，有关记述相对完整。而对联村红枪会降日问题的探讨，主要通过梳理山东省档案馆藏的原始档案资料加以分析。
一、 山东红枪会概况
红枪会是“八卦教、义和拳之变名”，是由清末民间秘密教门发展而来的农民自卫组织，其特征为修炼金钟罩，即传习符咒、排刀排枪，号称刀枪不入。戴玄之曾有专著详细介绍红枪会的起源、仪式、符咒和发展。 6 其组织名称繁多，除了红枪会外，另有红学、坎门（大刀会）、黄沙会、仙门道、杆子会、无极道、铁板会和五门等称谓，在山东传播范围极广，可谓无村不知，无村不练。
红枪会信仰多神，普遍敬仰真武神（玄武神）。玄武是中国道教崇奉的传统北方神祗，北宋太宗以后逐步纳入国家信仰，宋真宗时为避赵氏追封先祖赵玄朗讳而改称真武，并经宋元明三朝皇帝迭加封号，神格不断提升，最终成为“玄天上帝”，比肩太上老君、玉皇大帝，明成祖永乐以后信仰最炽。 7 清季真武神的影响虽不及前朝，但仍与关圣帝君同列国家祀典，清圣祖康熙亦曾派官员赴武当山代祀真武。从明中后期开始，地方祭祀仪式往往由道士改为官僚主持 8 ，因此，有清一代，真武信仰和关帝信仰一样，同属于传统国家所承认的文化权力，即由特定区域的政治精英来代表国家实现与神交通的权力 9 ，红枪会的领袖亦为富农、地主或乡绅。 10 至于红枪会信仰的其他杂神，类别受地域影响颇大，以《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通俗小说中的诸神为主，神格较小，自然也为降神提供了条件。
降神附体是红枪会类组织的信仰模式，其入道仪式中就有请神和装身子的程序，普通会众亦可通过练气和念咒语，寄托其凡体与法体之间转换的愿望。 11 换句话说，枪会（或者当时类似的民间组织）具有把属于国家的信仰权力“下沉基层”的功用。尽管红枪会带有秘密会社的某些特征，实质上却是传统政治权力制度内的社会救济途径，与国家并不相互排斥，其本身并无革命性质。
红枪会是联村的系统组织吗？既然是村庄自卫组织，红枪会一般仍以一村（镇）为单位建立会堂。为了讨论便利，本文称之为单村红枪会，属于自洽型的红枪会，往往未尝有大规模的联合武装行动。但数个村庄甚至数县的红枪会共同对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本文称之为联村红枪会，属于网络型的红枪会组织。戴玄之认为，联村红枪会之间一般无隶属关系，遇事聚集，事后解散，并以此区别于“联庄会”。1928年，联庄会兴盛于山东，“视各村户口多寡为断，每村举团董一人，掌管团务，合十数村为一段，举段长一人，设教练一人，段长负一段之责，教练专司训练，合十数段为一会，举会长一人，总理会务，其各村雇丁经费即以看青人的工资为之”。 12 但是，正如下文所要说明的，历史上联村红枪会存在统一领导系统的情况也不少见，并非全是乌合，因此，由红枪会发展而成的联庄会都可以看作联村红枪会的一种形式，联村红枪会是华北的一种常见组织。1929年，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即令联庄会改为保卫团，以县长为总团长，区长为区团长，甲长为段长。这样，无论是红枪会还是联庄会，国家都开始自上而下地将其收编为乡村武装。
综观历史，红枪会的兴亡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无有存在密切的关联。现代国家对乡村权力的攫取始于清末新政，历三十年才小有成效。这三十年正是红枪会组织像野草一样在华北迅猛生长的时期。戴玄之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国家分裂作为红枪会的起点，滥觞地亦义和团运动（1898—1900）发源地之鲁西曹县、东昌一带。 13 路遥认为早在1896—1914年间红枪会就已经以“大刀会”习练金钟罩的形式兴起于鲁豫皖边匪患严重的地区，以“保卫身家”“防御土匪”为宗旨。 14 两说其实并无太大冲突，红枪会出现于社会严重动荡、现代国家尚未建立的转型时期，其主要功能是防匪自卫而非与国家竞争。至20世纪20年代，国家崩坏，战乱频仍，军阀张宗昌督鲁，苛捐泛滥，于是山东红枪会蓬勃发展，时有联村联县达数千人，但也以保护个人财产为宗旨，战斗对象多以土匪溃兵为主，而且败多胜少。以济南以东的邹平、长山县联村红枪会为例，其于1928年组织起统一的总团，赶走了附近清城、高苑县城的土匪，并执政凡两个月后，因会众普遍要求回乡务农而撤退。 15 就在同一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第一次公布《县组织法》，县下设区，区下设村（后改为乡镇），其下再设闾邻，开始规范乡村与国家之间明确的隶属关系，红枪会也逐渐被内化为国民政府乡村政权的一部分。
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进一步将现代国家的触手伸向乡村。山东省政府不但训令各县组织联庄会，而且颁布了《修正山东各县联庄会暂行章程》，规定“凡各县所属各村，无论大小，均应遵照本章程组织联庄会，其原有之自卫组织，除保卫团依法改编民团外，一律改组之”。这就正式使红枪会以联庄会的形式纳入国家体系，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清乡运动相一致。 16 该章程还规定，以县（总会）—区（分会）—村镇（甲）的组织架构重新建立联庄会，各级行政长官兼任联庄会各级会首，凡年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男子均须加入，登记造册，经费（总会、分会）由县财政支出。例如鲁西夏津县即以各村镇纳粮税花户为据，二三十亩户出一人一枪（土枪），五六十亩至百亩户出二至三人一枪（步枪），百亩以上依此类推，强制完成。 17 全省（108县）七十多个县重新组建了联庄会组织。截至1935年秋，有四十个县约四万人接受了联庄训练分会（县组织）至少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其中干部的薪饷及壮丁的伙食全由省财政负担。 18 必须强调的是，联庄会虽属国家强制组织，但无法完全取代山东红枪会的地方信仰，只不过破坏了红枪会存在的权力基础，弱化了其功能。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济南、青岛迅速相继沦陷，至1938年1月，全省大半处于日军占领之下。红枪会作为农民原始自卫组织，显然无法抵御日军的侵略，面临着抵抗还是协力的抉择。按照新民会的统计，全省范围内红枪会会众尚有七十万人，其分布状况为：
西南部（兖济会州泰安道地区）以无极道为主，有红枪、黄沙会、黑旗会、快道会等；
西北部（东临道地区）以黄沙会为主，有红枪会、白吉道、天理会等；
东南部（沂州及青州道之南部地区）以大刀会（万仙会）为主，有铁板会、红枪会、黄天子、狮子会等；
东北部（济南武定道及青州道的北部地区）有红枪会、无极道、北方地、白基会等。 19
二 、单村红枪会的弱化
后夏寨村位于鲁西北的华北平原上，南距济南90公里，因临近黄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患频仍，土质并不肥沃。全村1900亩土地，共百余户，以贫中农为主，可能有人拥有超过百亩土地，但并不多见，多数农户占有土地数不超过二十亩。 20 由于耕地贫瘠，村民普遍人均占有土地不过五六亩，出产不足，有时须以经商、轧棉花、柳条编织等副业为补充。后夏寨村距离原县城——恩县（1956年撤销，辖区划归平原、武城、夏津县）仅两公里，其所在地的传统市集原非县城，日占时期因日军取消市集而使恩城成为周边村民的指定交易场所。因此，相比地主、富农居多的区域，后夏寨村农民可能因缺乏自给能力而更依赖于外部社会，他们距离传统国家的权力终端（县城）一直都不遥远。
庄长（村长）是村庄的权力中枢，凡涉及全村生计的大事都由庄长与宗族代表商量决定，其下有三个牌长，由富户有声望者充当，且父子相承。 21 因此，庄长在旧有的村庄权力结构中，往往起到平衡村内各股势力（包括宗族或其他派系）的作用；但民国以降，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庄长最终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不光让红枪会壮大了，也减弱了村庄原有的政治精英在缓冲国家与村民之间关系所起到的中介作用。1928—1929年国民政府逐渐统一北方，推行闾邻制，可以看作国家控制村庄的一个节点。随着《县组织法》和《乡镇自治实施法》的颁行，国家法律承认自上而下的县—区—乡（镇）—闾的政权组织，村庄原有权力结构被打破。例如邻近济南的冷水沟村（原属历城县）是与后夏寨类似的多宗族、自耕农为主的村庄，但其规模是后夏寨村的数倍，就取缔了刚刚自发成立的“段”及段首议事制度，重新划为14闾，各闾（25户）任命闾长，闾长的财产和权威都不及段首事，庄长也非富户。 22 后夏寨村亦于1929年完成了庄长更迭，在位八年的李仆让位给了王保恒。
后夏寨村的红枪会，产生于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主要是为了防御土匪。据说，创始会首是1925年由临近德平县来的刘文新，称“老师”，教会员（又称“徒弟”“壮丁”）每天打坐（默拜）三个小时，不要“徒财”“骂人”或为“匪贼”之事，每月初一、初三、初六、初九和十五戒绝与妻子行房。刘文新来村时的食宿由会员负担。刘文新走后，枪会会首即由庄长担任。 23 由此可知，单村红枪会往往保有简化的仪式残留（survivals），其禁欲的戒律类似华北求雨前的“净化”仪式，带有某种从人到神的象征意义。信仰的传统以及由会员负担老师食宿的事实，可以看出枪会的原生性，但庄长接收红枪会的领导权则说明，红枪会本身并无革命性。当国家渗透进村庄并开始确立基层政权的时候，该村庄的红枪会很自然地被纳入地方政权体系中。当国家号召破除迷信的时候，上述红枪会也自然地被削弱了。质言之，伴随着华北现代国家的建设，在日占之前，众多单村红枪会已经成为地方政权的附属品。
从信仰方面来说，后夏寨村的祭祀活动除了祭祖以外，主要为“三三社”即真武庙打醮，于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举行，由庄长司祭。 24 真武庙于1921年建在后夏寨村西北（现已荡然无存）。真武圣诞为三月初三，这一天全村男性和已婚女性都到真武庙祭拜真武神像，最后在庙后焚烧纸扎神像。费用最初从庙地征收，即由耕种庙地的贫户负责，祭礼当天及之后三天还请戏班唱戏。当现代国家建设兴起于华北乡村的时候，将庙产用于公共事业即“毁庙兴学”曾是一种普遍现象。 25 后夏寨村也未例外，原本不可动摇的庙产被部分出售，用作学款，庙地收入不足以支付祭祀费用，则改采募集，每户十钱，贫户五钱，用于购置供物、礼纸、香及雇喇叭，不再唱戏，只是打醮、扎纸轿和真武像，祭礼当天抬着纸轿、纸（神）像在村中巡游，之后仍在真武庙西北烧化。 26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真武庙是该地区更大的红枪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27 ，但有趣的是，后夏寨村的真武庙比红枪会信仰的出现要早四年。显然真武庙作为一个寄托信仰的实体，已与后夏寨村的红枪会剥离开来，参加祭礼的并非只有红枪会的会众。到了日占时期，这里的红枪会几乎已丧失信仰功能，残留的仪式变得更为简单：“没有神像，一块黑布挂在墙上，黑布上贴块黄纸，向它磕头”。 28 后夏寨村的部分红枪会员一直保持每晚聚会礼拜的习惯，直到1939年因为没钱购买纸钱和香，才改往前夏寨村民家中礼拜，由本村村政每月支出一元钱。这种礼拜更多是为会员寄托“不老”的心愿，但他们也很清楚，每日工作的辛劳使得同伴到了五十岁以后就不能再参加了。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前夏寨村村民收容了后夏寨村的部分红枪会会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村红枪会存在着联合组织，两者只不过是“一师之徒”罢了，并不一起礼拜，更无一同作战的任务。村民都认为联庄会不过是红枪会的旧称，并非特别的存在。 29 亲历红枪会的王会远在2001年接受驻村人类学者采访时回忆道：
老师叫刘文新，已经死了，但帐子上仍然写着他的名字，拜的就是他。帐子黑布，里面红布，用黄纸写着黑字，黑布有五六尺长，竖挂，大家跪拜的便是这黑帐子。每到晚上，大家便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点上一把香，在头上过一过，口里念着咒语，等大家都做完了，就将香供在黑布前，大家一起跪拜一个半小时，便完事了。 30
单村红枪会的没落与乡村社会中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在日本侵华前的1937年，庄长王保恒因贪污或渎职，被县政府解除了职务，而非经过传统的宗族合议，部分村民也突破庄长的传统威权而直接向县政府起诉。 31 这足以说明，日占以前国家权力就已经在山东乡村树立起来了。1937年秋，日军占领恩县，后夏寨村遂属日占区。1939年伪华北临时政府继续施行保甲制后，后夏寨村改设13个甲长、1个保长（庄长），保甲长改由村落派系中各色人等担任。但无论谁担任保长，都必须首先满足伪政权的收税要求。地方政权的扩张和占领秩序的维持，无不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32 1937—1941年后夏寨村五易庄长，既是村内派系倾轧的表现，亦是各种赋税太沉重的结果。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机器，即便是伪政权这样的替代品，也已经深入村庄。县政府并且规定庄长辞职须向区公所和县警察局提出正式申请。日军作为占领者，实际上代替了战前业已建立的国家角色，并通过庄（保）长征取田赋税款。此时的单村红枪会在制度中已然内化，根本无力抵抗。
日本占领军内部对于此类保守的自卫型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意见。起初，华北方面军认为红枪会不过是“支那浪人的行动”，持蔑视和打压的态度。由于日军轻视补给兵站的作用，他们从占领地掠夺物资的做法时常刺激到本已紧张的地方关系。1939年4月2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对第一线兵团下达《治安肃正要纲》，要求“复活县政，再建自卫组织，建设乡村自治”，但此自卫组织当然仅限于“亲日武装团体”。 33 军队的特务机关则认识到红枪会是农民生产者的内生组织，主张由新民会出面对红枪会加以改造。1942年新民会曾尝试重新组织红枪会，“让红枪会的有力人物充当新民会的基层单位的农村分会的干部”。 34 单村红枪会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组织被取缔而作为一个信仰仍旧存在，就是因为它不仅已内化为村庄政权的一部分，而且被日本占领者充分利用，故意扶持。但无论如何，这都在实践上进一步弱化了红枪会的信仰功能。
红枪会的功能决定其规模，而非相反。1942年“满铁”调查员认为后夏寨村的红枪会“兼有信仰和社交双重意义”。但从访谈记录来看，当时该村的红枪会可能仅具社交功能。1941年，在伪恩县政府的命令下，后夏寨村的红枪会更名为“保甲自卫团”，由18至45岁的成年男性村民参加，大约二三十人，团长由前保长王文庆（1940—1941年任保长，1941—1945年前后任团长）担任，其下设班长，由甲长担任。之所以仍认其为红枪会组织，是因为部分会员仍坚持每晚打坐的传统。但此时的红枪会已变成了一个松散的社交团体，既无体能训练，亦乏仪式活动。 35 代之而起的保甲自卫团则演变为一个伪政权体制内的地方武装，“事实上什么都干，牵牛、勒索、杀人……拥有100人左右，100杆枪”，与伪军和土匪（杂团）都有明确的联系。保甲自卫团不但并未发挥应有的村庄自卫作用，反而和这些武装组织沆瀣一气。王文庆担任保甲自卫团团长之后，先认附近的老王团长（杂团）为干爹，又拜伪县长的父亲为干爹，并勒索村民王泽远与王金堂。王泽远被迫给了220元钱，之后去恩城投了伪军，王文庆就不敢再勒索王泽远家了；相反，王文庆的手下绑架了没有给钱的王金堂。 36
综上所述，像后夏寨村的单村红枪会这样原先由自耕农组成的小型社会组织逐渐被弱化了。原本和红枪会有关的治安措施，如看青、打更等，都开始由村政管理。据村民马会祥介绍，日军占领后，庄长开始组织看青：由庄长指派壮劳力三人，白天一人，晚上三人至凌晨两点，每月供给一百斤粮食。打更则主要按地亩抽取更夫，大致按照十亩一人的原则由村里统一安排，在村公所设置轮流值班簿，并须在村公所交接班次。 37
三、 联村红枪会的困境
联村红枪会本质上是维持村落群体固有秩序的自卫组织。曾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特别指出，红枪会“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及军队土匪的骚扰，是单纯的武装自卫组织”，“不管你是日军、伪军、抗日军队或者政府、土匪和什么党派，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中立的”。 38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才在一个时期内主动寻求与联村红枪会组织的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1938年初在日军侵占山东大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必须正确的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能达到抗日的整个任务”，“山东地区广大，日寇虽然暂时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无法占领一切地区”，“在日寇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区域内，坚持党与群众的工作”，“省委应以苏鲁边广大地区为活动范围”。由中央派赴山东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向各县做了传达：“不管你是佛教会、红枪会也好，只要你抗日，就应该允许存在，就应该合作”；“虽然他们是封建的迷信的团体，有时强调本身利益，提出不缴捐、不缴纳粮、不出给养等口号，和抗日的力量对立起来，然而他们有抗日的革命热情，他们是广大下层民众的组织，基本上应当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应当进行上下层的统一战线”。 39
作为游击区内的武装，联村红枪会往往比单村红枪会更具力量；但他们仍不足以自卫，因此不得不在各个政治势力之间游走，也有先选择中共，后又与日军合作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莱芜亓象德的硬拳道以及泰西朱存祯的红枪会。莱芜的硬拳道是由亓象德1925年在莱芜鲁西村发起并扩充而来的联村红枪会组织，总宫设于何家官庄，亓象德称总宫长，于各村设宫口（即神坛）。硬拳道会众超过七千，皆全发留须，枪支编队二千余人，还有小型兵工厂，能自造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分防鲁西、寨里、大下、辛兴、张里等重要市镇，具有一定的战斗力。1937年日军侵占莱芜以西的泰安，硬拳道由秘密转向公开。1938年春，中共莱芜县委决定争取亓象德，在硬拳道与国民党游击队秦启荣部的争斗中，与亓象德结成同盟军，山东纵队派五百人与之协同作战。秦启荣扬言调集三十万人消灭硬拳道，亓象德便向中共第四支队求救，结果第四支队因故未到，而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应亓援派来了一个营驻鲁西，亓象德从此便跟随石友三反共。之后硬拳道各村宫口被捣毁，会众皆被驱逐出县境之外。1940年秋，亓象德向日军纳款投降，借机重返乡土。1942年秋，莱芜硬拳道会众被整编为伪保安第三大队，亓象德任大队长。泰西大峰山朱存祯组织的联村红枪会规模有六百人左右，1938年10月接受中共长清县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的改编，成立自卫队。朱存祯后来转而投降日伪，以坦山为活动根据地，于1941年被中共击毙。
类似莱芜硬拳道的还有在莱芜、蒙阴交界地区活动的中央道，集结有千人左右的武装，以莱芜县五区三山庄一带为根据地。中央道首领张文正起初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但很快与之发生冲突，并逃往蒙阴，归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节制。1941年春，张文正率中央道会众投降日军，得以回到莱芜，驻防吐丝口镇，号称“剿共自治军”，归国井部队指挥，人枪一度达到三千之众。张文正虽勾通日军，“随同敌军扫荡”，但亦保持两面政策，对于国民党地下人员“尚能掩护，予以便利”。 40
由此可见，枪会组织确实如同刘少奇分析的那样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往往在共产党、国民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游走，为求生存而在很大程度上最终选择依附日军。即便如此，枪会组织也可能会与其他政治势力维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1 山东与日协力的联村红枪会类组织一览表
资料来源：《山东省各种民众团体活动现况》，G010-01-0173-001，山东省档案馆藏
在山东，既积极抗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存活下来的联村红枪会武装主要集中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控制的鲁南地区，以临沂无极道最为典型。这与中共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临沂无极道是1938—1939年在临沂、郯城、费县、峄县边区兴起的百余个村庄的联村红枪会组织，会众号称五千余人，以王桂荣为会首。中共鲁南特委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支武装，派共产党员打入其中，广交朋友，并且在对匪活动中协同作战，分享战利品，从而灌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罗荣桓更利用无极道与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之间的恩怨，委任王桂荣为农民抗日自卫团团长。 41 王桂荣1940年冬病逝后，自卫团的大部被改编为中共抗日游击队组织。综上所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联村红枪会组织才能在抗日的洪流中挺立不倒。
结语
山东的红枪会原本是农民自发的防御组织。在清末民初，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步伐，红枪会从信仰和组织两个方面被逐渐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尤其1928—1929年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普遍推行闾邻制，确立了乡村在县以下国家政权中的隶属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山东的单村红枪会已经内化为村庄政权的一部分。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红枪会逐渐难以承担自卫的使命，其功能也普遍弱化，面临着生死抉择。红枪会本身并无革命性，是否抗日，关键在其领导者。
日本占领方对于红枪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军队先持蔑视和打击的态度，后又主张通过新民会企图把红枪会改造成日军统治乡村的有力工具，但红枪会的存在基础还是被削弱了。村政基层组织名义上改为保甲，却仍继承了既有的闾邻制权力结构，日军占领政府实际上取代了战前业已建立的国家角色，并通过庄（保）长征取田赋税款。单村红枪会被改编为保甲自卫团，作为治安措施的看青、打更也改由村政执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和存在意义。
联村红枪会作为较大的地方性自卫组织武装，往往需要在各个政治力量之间游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一段时期内积极争取红枪会骨干，实现共同抗日。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地方，联村红枪会可以改造为有效的抗日自卫组织；但在日军占领区域内或日军实力强而中共力量薄弱的地方，红枪会难以自发地实现自卫功能，只能寻求既有占领秩序的庇护。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联村红枪会组织先选择中共，后又与日军合作。
及至战后，红枪会组织要么已经在战火中消亡，要么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进行了针对反动会道门的改造运动，村庄治安从此完全由国家来负责。
注释
1. 邵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利用》，邵雍等：《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73页。
2. 孫江「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華北地域の紅槍会——日本軍·八路軍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東洋学報』2000年第82巻第63期，407—408頁。
3.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85.
4. 三谷孝：《抗日战争中的红枪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518页。
5.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532页；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衆と紅槍会』、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300頁。
6. 戴玄之：《红枪会》，台北：食货出版社，1973年。
7. 杨立志：《玄武——玄帝神格地位演变考略》，《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1—2期，第8—13页。
8. 参见王群韬：《明代桂林府真武信仰与崇祀研究》，《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1期，第159页。
9. See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7-139.
10.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7页。
11.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476、487、497—498页。
12.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册，第437页。
13.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册，第287页。
14.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498页。
15.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505—506页。
16. 钱柯橦：《民国时期山东的联庄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第19、28页。
17.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册，第438页。
18. 徐化鲁：《韩复榘时期的民团军和联庄会》；马千里：《韩复榘主鲁期间的联庄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0—211、214页。
19. 《［新民会］山东省各种民众团体活动现况》，年月未具，革命历史G010-01-0173-001，山东省档案馆藏。
20. 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21.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1955年、404頁。
22.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 172.
23.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418頁。
24.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405頁。
25.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 149.
26. 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第166页。
27.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 213.
28.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29.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410、417—418頁。
30. 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第125页。
31. 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第129页。
32. See Philip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75.
3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北支の治安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年、116頁。
34. 三谷孝：《抗日战争中的红枪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16页。
35.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410—411頁。
36. 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第45、171页。
37.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3卷，第168页；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第171页。
38.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解放》1938年第43、44期，第51页。
39.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18、25、33页。
40. 《山东省莱芜县伪军史（资）料》，1947年6月7日，民国档案J108-01-0090-002，山东省档案馆藏。
41. 参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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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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