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管理研究方法 ，作者MrAlbert
文献来源：Multimethod Research in AMJ: A Review and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翻译：
“多方法研究”——定义为在一个研究项目中使用不止一种方法——提供了许多潜在的好处。的确，多方法研究的诱惑之歌似乎越来越强了。这首歌承诺了许多直观上吸引人的优势——例如，在一份手稿中生成和测试理论的潜力。同时使用多种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其研究问题的答案进行三角测量，从而实现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都很高的推断(Molina-Azorin, 2012)。此外，多方法设计可以促进对组织的更完整和准确的理解，这是多维的和复杂的。鉴于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触及组织的所有各种属性，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重要的新见解(Daft & Lewin, 1990)，这些见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价值(Aguinis, Werner, Lanza Abbott, Angert, Park， & Kohlhausen, 2010)。
现有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好处，多方法研究比只依赖单一方法的工作更有影响力。例如，Molina-Azorin(2012)比较了1980年至2006年发表在《战略管理期刊》上的多方法和单方法文章，发现多方法方法的使用与引用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些影响的幅度是巨大的:根据社会科学指数，在研究期间发表的多方法文章平均被引用59.13次，而单方法文章平均被引用37.08次。使用Google Scholar进行的类似分析显示，引用次数分别为232.44次(多方法)和146.76次(单一方法)。这些结果似乎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当涉及到研究方法时，越多越好。
然而，多方法研究的好处也伴随着相当大的挑战。多方法项目通常比单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源、精力和时间(Molina-Azorin, 2012)。此外，不同的方法可能建立在根本不同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上(Pratt, Kaplan， & Whittington, 2020)，这就要求学者仔细考虑整合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Tunarosa & Glynn, 2017)。这些障碍可能会对多方法论文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许多研究项目被多方法方法的承诺所吸引，最终撞上了拒绝的锯齿状岩石。在某些情况下，研究人员以一种冗余而不是增值的方式组合方法。在其他情况下，个别方法做得很好，但整个手稿缺乏理论和操作上的一致性。还有一些情况下，考虑到相关文献的状况，学者们选择了不合适的方法。这些只是与多方法研究相关的一些潜在陷阱，但它们揭示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将更多的方法纳入研究项目并不总是更好。有时，尽管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和意图，但它只是更多。
在AMJ，我们坚信多方法研究的价值。除了前面提到的好处之外，结合多种方法可以帮助作者撰写符合期刊使命的稿件，即发表测试、扩展或构建强大理论框架的研究，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高度重要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此外，多方法研究似乎特别有助于解决我们现代转型时期出现的紧迫问题(Gruber, 2023)。这些类型的转型问题通常发生在多个分析层面，并包含复杂的动态，难以在单一研究或单一方法中捕获。我们所采用的前沿研究方法鼓励作者投稿(Langley, Bell, Bliese, LeBaron， &格鲁伯，2023;von Krogh, Roberson， & 格鲁伯, 2023)也可能特别适合于多方法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我们在这个FTE中的目标是帮助作者利用多方法工作的许多好处，同时克服其局限性。我们讨论了构成多方法研究“基石”的方法和科学推理的基本形式，回顾了过去几年出现在《AMJ》文章中的多方法研究类型，强调了我们在多方法投稿中观察到的更常见的陷阱，并总结了开展满足期刊出版标准的多方法研究的可操作建议。
多方法研究的“积木”:演绎和归纳科学推理
如前所述，组织学者可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可能基于根本不同的认识论方法。因此，我们首先考虑方法论在其基础科学推理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科学推理”涉及我们如何获得和产生知识，并采取两种主要形式之一。第一种是“演绎”，从现有文献中借鉴既定原则，然后应用三段论论证来得出可检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会扩展知识(Sætre & Van de Ven, 2021)。另外，“归纳法”指的是利用经验经验和相关数据的科学推理，然后转向澄清结构、关系和过程的理论(Eisenhardt, Graebner， & Sonenshein, 2016)。虽然研究方法确实经常倾向于演绎或归纳法，但方法很少完全符合单一科学推理方法的戒律(Eisenhardt, 1989)。例如，许多定性方法，如扎根理论、比较案例研究和民族志，都倾向于归纳法，而许多定量方法，如实地或实验室实验、元分析和调查，都倾向于演绎法。然而，正如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不同方法在科学推理方向上的差异一样，我们也可能会观察到这些方法内部的差异(Kaplan, 2015)。例如，案例研究通常被认为植根于归纳法;然而，即使是在案例研究中最热心的纯粹归纳推理的倡导者也认识到“不可能实现这种干净的理论石板的理想”(Eisenhardt, 1989: 536)。
将一种研究方法划分为主要是归纳法或主要是演绎法，可以为考虑如何与其他方法结合提供一个有用的出发点。这种组合不仅需要混合不同形式的数据，还需要整合在科学推理方法上可能变化也可能不变的方法。好的一面是，当这一挑战被成功驾驭时，“知识创造的新途径就会出现，从而增加了一项研究的潜在理论贡献”(Tunarosa & Glynn, 2017: 228)。接下来，我们将探讨AMJ作者目前如何处理多方法工作。
AMJ作者如何混合方法?五种“原型”的证据
为了了解多方法研究的科学现状，我们回顾了2020年至今发表在《AMJ》上的所有238篇文章，重点关注多方法论文。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些论文分类为不同的原型，旨在深入了解本刊上出现的多方法研究类型。我们将这些发现总结在表1中。作为我们回顾的一部分，我们观察到甚至没有一篇文章是在AMJ关键词“多方法”(即，多方法，研究设计，研究方法)下分类的，而且只有少数作者说明了他们采用多方法方法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在我们审查的文章中，93篇(39%)包含多项研究，60篇(25%)使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在采用多种方法的60篇论文中，17篇(28%)涉及“微观”(心理)组织行为主题，14篇(23%)涉及“宏观”(社会经济)组织行为主题，29篇(48%)是整合微观和宏观视角的“中观”文章(Rousseau & House, 1994)。
基于我们对这些研究的回顾，我们确定了AMJ作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多方法研究的五个“原型”。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原型是用于假设检验的方法学三角测量，45篇文章(占多方法论文的75%)采用了这种方法。该原型中的研究使用方法学三角测量来抵消个人方法的局限性，并提高其研究结果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Campbell & Fiske, 1959;麦克格拉茨,1981)。他们通常实施不同的测量和样本，使其理论模型的建设性复制成为可能(Lykken, 1968)。大多数用于假设检验原型的方法学三角化研究结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演绎方法——最常见的是调查和实验。例如，Tewfik(2022)采用了多源、滞后的调查数据、来自医患互动的视频数据和两个在线实验。与此原型的其他研究类似，Tewfik利用各种研究来调查她的理论模型的不同方面，其中一项研究检查了整个模型。我们还发现了两项研究(占所有多方法论文的3%)，它们使用多种归纳方法对一种现象进行了更全面的解释(巴顿, 1999)。我们将这种混合方法的方法称为理论发展原型的方法论三角测量。
虽然归纳方法通常与定性研究相关联(Kaplan, 2015)，但Neeley和Reiche(2022)利用访谈的定性分析来调查研究现象，随后采用公司档案数据的定量分析来进一步探索边界条件。同样，Schifeling和Soderstrom(2022)也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来检验其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随后使用定性访谈来研究机制。我们确定的接下来两个原型是测试和探索以及探索和测试。这些原型中的文章以互补的方式使用演绎和归纳方法(巴顿，1999)。测试与探索的论文使用演绎方法来测试一组与他们的研究主题相关的初始预测，然后是一个归纳方法(通常是定性的)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例如，Brennecke(2020)通过定量分析利用大规模调查进行正式假设检验，而定性访谈则提供了对潜在机制的进一步见解。
相比之下，探索与检验原型类型的文章利用归纳方法来生成可检验的假设，然后通过演绎研究进行检验。例如，Gabriel及其同事(2020)对访谈观点进行了归纳定性分析，以制定假设，随后在演绎经验抽样研究中对假设进行了测试。虽然这两种原型提供了有趣的方法来调查研究现象，但只有五篇文章(占多方法论文的8%)使用了“测试和探索”的方法，同样，我们发现只有五篇(占多方法论文的8%)“探索和测试”的文章。因此，尽管有大量的研究独立地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整合似乎相对罕见。
我们观察到的最后一个多方法原型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周期方法(三篇论文，占多方法论文的5%)。这种原型类型的文章从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开始，在归纳和演绎方法之间交替进行，以更好地理解非现象。这种策略使研究人员能够建立现象的强度、普遍性和概念基础(Chatman & Flynn, 2005;Cial-dini, 1995)。例如，Lee Cunningham等人(2023)使用完整的研究周期方法来理解形象风险在领导者涌现中的作用。作者最初进行了演绎调查，以测试一般形象风险在涌现过程中的作用。接下来，他们使用归纳定性调查来描绘预期形象风险的三个具体类别。最后，作者开发了三种预期风险形式的度量，然后在另外两项演绎研究(调查和实验)中使用该度量来评估每种形式的预期风险对领导者出现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回顾中，我们遇到了其他几篇论文，这些论文声称他们使用了完整的研究周期方法，但不符合我们的原型纳入标准，因为他们没有在归纳和演绎之间交替进行。
我们回顾的结果表明，AMJ多方法研究的科学现状严重倾向于使用方法学三角测量进行假设检验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尽管这种原型允许研究人员增强他们对其研究结果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信心，但与其他原型相比，它不太可能提供混合方法工作的其他一些潜在好处。
转自：“思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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