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文刊于《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2022年7月4日，南京大学举办文科发展大会，我从本人所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角度出发，在会上以“继承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题做了发言。今年6月2日，我应邀赴北京参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便以“普及经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为题，从南大会议的发言稿中摘取部分内容，形成一份讲稿在座谈会上宣读。原稿已刊于6月4日的《人民日报》。现应《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约请，我把两份发言稿予以整合形成此稿，一方面向读者朋友汇报相关观点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则阐发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观念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是每个民族身上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众多因素中，地缘、血缘的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此早就有所认识，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而是着眼于文化。中华文化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她经历了长达5000多年的从未间断的发展过程。岁月无情，许多曾经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如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等，都已消失在时间长河中成为历史陈迹，有的甚至要借助考古发掘才能依稀得见其往昔风采。中华文化却一直屹立不倒，她的内部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够像凤凰涅槃那样不断获得新生。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非常丰富。大致说来，它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器物文化，包括与其共生的科技文化，总是不断发展、后来居上的。万里长城曾经有力地抵御了游牧民族对华夏的侵扰，今天我们仍可登临长城来感受先民艰苦卓绝的精神，却不会再去修筑类似的国防屏障。祖冲之在世界上最早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而且保持纪录长达800年。今天我们仍会敬仰祖冲之的伟大成就和科学精神，但我们知道现代数学家借助机算机已将π值推算到小数点后十万亿位。制度文化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演变、与时俱新的，从隋唐至清代，朝廷机构都是分成六部，但如今的国务院即使实行大部制，又怎能只设六部？历代的书院曾经培养了无数英才，明代东林书院里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至今仍为人传诵，但书院制显然已经不合现代的教育体系。所以，当我们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时，最主要的对象应是观念文化。观念文化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它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是祖先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观念文化是最稳定的文明传统，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又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观念文化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理论标准，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历史正能量，它能为我们增进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二、以观念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
当我们说到中华传统文化时，为何一定要强调“中华”二字？原因在于任何观念文化，一定是属于某个民族的，世上没有哪种观念文化是超民族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比较容易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互相仿效，但观念文化身上的民族烙印很难去除。中华传统文化是华夏先民在神州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创造出来的，它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特征。从今天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有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古代思想史上的三大主流，即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佛家文化。儒家和道家都是神州大地上产生的本土文化，佛家文化却是外来的，它最早源于印度次大陆，它怎么会演变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呢？中华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向来持开放态度，我们从来不保守，从来不固步自封，我们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是愿意学习、愿意吸收的。但是观念形态方面的外来文化，它要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的话，一定得经过彻底的中国化的转变过程。佛家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生根生芽的根本原因，正是它经历了彻底的中国化转换。只要看一下陈寅恪研究佛教史的两个案例，就能明白其中奥秘。陈寅恪研究过佛教故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他看到两个文本：一个是中文本，唐朝人翻译过来的；还有一个是印度的文本，是用巴利文写的。巴利文相传是释迦摩尼所用的文字。陈寅恪比较这两种文本，发现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莲花色故事的大概情节是：莲花色年轻时不守规矩，没有信仰，生活放荡，后来受到命运的惩罚，受到种种报应，然后幡然悔悟，皈依佛教，出家成为比丘尼。在巴利文的文本中间，她先后受到了七种报应。而在中文本中，报应变成了六种，少了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应。那就是莲花色在年轻时生过一个私生子，随即抛弃，几十年后母子两人在互不相识的情境下结成夫妻，乱伦了。这个情节在中文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这不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所容，即使是报应也不应如此。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著例子。
此外，陈寅恪还研究了唐玄奘取经。在真实的历史中，唐僧可没有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的徒弟。他历尽千辛万苦出关去印度取经，走到玉门关，两个徒弟一个病死了，一个逃走了。他孤身一人，九死一生，走到印度居留了十四年，精通佛教，精通梵文，后来带着大量的佛教经典回到唐王朝。他回到长安后，大唐帝国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寺庙，派了很多年轻的和尚跟他一起翻译佛经。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奘翻译佛经是最忠实于原文的，一来他到印度留学十多年，既精通印度的语言，也精通佛教的教义；二来他的翻译态度特别严肃，他翻译的佛经最忠实于佛教的原教旨。但是陈寅恪发现由唐玄奘开创的一个佛教宗派——唯识宗，在后代传人寥寥，并未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现代有很多中国人信仰佛教，往往是信仰禅宗，或是净土宗，它们的教义都已摆脱了印度佛教的繁琐、复杂，呈现出中华民族单刀直入、简洁明快的思维特征。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的佛教已经彻底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三、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宝贵的观念内核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古代的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我们的祖先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心。古希腊人说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发明的。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后羿、大禹等人物的英雄事迹都是除害安民，而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既然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华的先民们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其重点即在他们自身，他们的肯定、热爱、敬畏也都施于其同类而不是神灵。
在先秦的各种思想流派中，儒、道两家堪称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道家则更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它们对于人生价值的把握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积极的意义，它完全能够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也能够赋予他们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卓然自立的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六方面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也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的时候丧失对精神境界的希冀；三是既重视群体也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仁爱精神，就是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能够敞开胸怀去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六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和隐患而决不讳疾忌医。至于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乃至民族关系，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来对待其他群体等理念，已经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终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今天，强势的西方文化正风靡全球，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在我们努力学习其它民族的文化优点的同时，一定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中华民族才能以独立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为建设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观念文化的载体是历代的典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观念文化。那么，这种观念文化的载体是什么呢？那便是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造纸和印刷术直接与书籍有关，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高度重视。而且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汉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块汉字，是比四大发明更加伟大的文化创造。任何语言的语音总是会不断变化的，随着语音的变化，拼音文字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例如，乔叟是600年前的英国作家，但是乔叟的作品现在的英国人已经难以读懂，因为有许多单词的词形随着语音而变得难以辨认了。惟独以表意为主要性质的汉字才能稳固地穿透历史，垂之永远。而中国人现在阅读两千年前的《论语》，理解上并无太大的困难。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各种方言的差别又几如外国语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要是没有汉字，我们怎能通过阅读典籍而理解祖先留下的精神遗产？汉语或称中文，它在发展过程中曾对许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进行同化，事实上汉语汉字一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共用的交际工具。汉语语法的简易灵活性、词义功能的发散性等特征，都与中华民族习惯于整体地、直观地观察、体悟世界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所以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民族文化烙印，它在我们的民族认同中有着本体的认知功能和永恒的价值。
我们的祖先从先秦开始就把他们的行为和思考用文字记录下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古代典籍。《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尽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有历代的战火劫难，仍然有很多古书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拥有数量巨大的古籍，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经典。这些经典记录了中华先民们精神生活的所有内容，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思考，都在汉字文本中得到高保真的记载，后人阅读、理解也不很困难。所以，汗牛充栋的大量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整理典籍，领会、阐释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便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五、应该让中华典籍走进当代中国的千家万户
深刻地领会古典名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核心精神，进而向全社会进行普及，历代的优秀学者都视此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和朱熹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他们也是整理典籍的典范。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孔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从而使《诗经》变得条理清晰、便于诵读。朱熹也是如此。朱熹博学多才，他的古文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他的诗歌在钱锺书看来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诗人的行列，《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说明他知识渊博，观察敏锐，思想深刻，完全有能力写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专著。然而，朱熹却把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职，他用毕生之力编纂《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朱熹还耗尽心血编撰《楚辞集注》《诗集传》，成为后人读骚、读诗的重要注本。我们应继承孔子、朱子的精神，在从事具体的典籍整理时心怀传承文化传统的远大目标。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典籍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社会所有成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阅读中华经典著作，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近年来，古籍整理最显著的成果当然是那些大型文献集成的编纂和著名古籍的校点。前者如《全宋诗》《全宋文》，后者如二十四史新校点本，这些成果有着巨大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它们基本上只是学术界的研读对象，很少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精深的纯学术研究固然是我们的使命，认真负责的普及工作也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两者不可偏废。我们当然要努力获得严肃深奥的典籍整理与研究成果，但是它们的终极价值仍在更好地阐释蕴藏在典籍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固然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典籍整理及研究成果，也应向社会贡献更多更好的古代经典的普及读物。学者当然应该坚持板凳不厌十年冷的精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目光必须穿透学术象牙塔的壁垒而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关注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我们应该分出部分时间与精力从事普及工作，为社会大众编写有关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包括各类典籍的选注和讲解。让社会大众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辉，都产生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兴趣，这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对重要的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也应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经典名著引入现代社会的千家万户。
六、中华典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资料宝库
除了表达观点以外，叙事也是中华经典的重要内容之一。“六经皆史”虽是清人提出的命题，但说出了古代经典皆重在记事即叙事的客观事实。阐述思想、传播观念固然不一定要通过叙事，但叙事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重要手段。孔子有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亲自撰写《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是为后人提供明白治道、辨别是非的标准。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后代的优秀历史学家几乎都将孔子视为自己撰写历史著作的楷模。在中国古代，叙事并非历史学家的专利。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墨子、庄子、荀子或韩非子，讲述故事都是他们表达思想和论证观点的重要手段。当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叙述史实与虚构故事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已发生的事”是历史的真实，“可能发生的事”是文学的虚构，后者因剔去了不符合事物规律的偶然因素从而成为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无论是力求真实的历史著作，还是不避虚构的其他文本，其终极意义是殊途同归的。
尧、舜、禹是儒家用“信史化”的方式虚构出来的上古贤明君主，由于他们的事迹皆有生动的叙述，故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比如尧、舜将帝位传贤而不传子的禅让方式，以及舜的孝行故事，皆传为后世楷模。再看孟子对大禹事迹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此类文字对后代的志士仁人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其关键正在生动的故事讲述。再如《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虽然受到汉人王充，唐人孔颖达、李翰、刘知幾和清人梁玉绳等学者的不断质疑，但它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元人纪君祥的笔下成为著名杂剧后，更是妇孺皆知，影响深远。到了当代，在京剧、潮剧、秦剧、豫剧中皆有同名剧目，更为广大百姓所喜闻乐见。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家伏尔泰的改编，赵氏孤儿的故事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其他民族了解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要窗口。又如《三国志》的真实性虽然远胜《三国演义》，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则“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意义更大，因为它对读者的影响更为深远，从而使三国故事承载的“忠义”等道德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华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志士仁人，他们的杰出事迹或见于正史、笔记，或见于小说、戏曲，反正都已载于竹帛，这些文化经典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料宝库。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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