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P15—P18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摘自《史学集刊》2023年1期，周学军摘
自《史记》开创“通古今之变”和通史体例，有关中国史的贯通性著述陆续已有数百种之多。撰写“通史”或“全史”为国民教育提供具有时代价值的史学读本，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曾在编写断代史和通史方面开风气之先。8卷本《中国史系列》欲承袭国内外前贤成果，弘扬“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南开大学史学传统，尽可能荟萃吸纳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精华，企盼在断代史为基础和古今贯通的道路上有所探索、有所前进。这里谈谈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若干宏观性思考，权作为本书编撰的理论框架与共识。
国土地理环境及远程交往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因崇山峻岭、戈壁沙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中国的国土疆域遂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在广袤陆地内，中国的国土疆域依海拔地貌划分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因地理环境的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后又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及传统而呈现出生活空间上的分离。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版图内业已形成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西楚、东楚、南楚等地缘经济区，经历近两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自中原向边地的递次开发，又逐渐整合演化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大漠草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较大的经济地带。
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存在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玛雅六大古典文明。在六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虽不算最悠久，但其他五个古文明均发生较长时间的中断，某种意义上属于失落的文明。中华文明则连绵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即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一直延续至今，虽不时吸纳新的文明因素丰富完善自身，却未见分离异化为另一种独立文明。这种不间断的历程，带来中华文明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交相辉映。两相对照，大致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辉煌及其对世界古文明系列的贡献。
人类文明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同时，文明或文化往往又跨越民族、国界，具有开放性和辐射力，归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更来自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影响。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三个古文明，隔地中海相望，彼此间的交流影响最为频繁，尤其是希腊，地处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汇点，其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就包含着来自埃及宗教、波斯哲学、腓尼基文字、巴比伦天文等域外文化元素。即使在希腊衰落后的公元前３—前１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因受希腊文明辐射，又形成所谓“希腊化时代”。在亚洲，中华文明也曾从儒学、佛道、历法、律令、货币、诗歌、文字等方面向东、向南影响和辐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所谓“汉字文化圈”。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更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给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变革发展带去了有益的助力。比较起来，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特别是接受域外文明先进营养方面，并不十分“幸运”。中国距离其他古代文明几乎都是万里之遥。应当正视中华文明与其他主要古代文明交往中的这种相对欠缺：在“大航海”到来之前向域外（尤其是亚洲）输出的文化元素较多，输入的文化元素偏少，外向辐射大于外来获取，最主要的文化输入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且造成对传统文化的首次冲击，以及近代西方文明随殖民者的东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东亚自成独立地理单元和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一。我们在高度崇敬借丝绸之路进行远程艰难交往的先民的同时，更需珍视中西交通，更需珍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一系列域外文明的精华及其影响。
社会经济的阶段性演进
五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大致历经夏商周、战国到明清、现代文明成长三个阶段的递次演进。
（一）夏、商、周社会经济。夏、商、周三代的经济状况及经济体制大体是：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具的制造使用，代表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井田制等贵族家系共同体所有，大体是此阶段土地占有及劳役地租的基本形态。手工业和商业初步发展，然“工商食官”，“百工”商贾多半隶属于官府和贵族。社会的基本细胞长期为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国家开始以分封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地缘行政规范，而西周宗法制又重在维护上述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王室、其他氏族和受封诸侯、卿大夫、士秩序之下，呈现贵族、平民及依附民、奴隶排列，居支配地位的是贵族。
（二）战国至明清的社会经济。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为两千年，即战国到清前期。一般认为，以中唐为界，战国以降社会经济大致可分为战国到中唐、中唐到清前期两个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嬗变交替，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战国到中唐的社会经济概况是：铁器普及、二牛抬杠、耧车、曲辕犁、水排、水碓、指南车、淬火法等技术发明与工具使用，可谓生产力提升的物化形态。西汉、西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王朝先后实行授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分授或规制土地，土地国有制的属性由此彰显。中唐到清前期，社会经济较前发生了颇多变化。其一，农作技术改进，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增长，烧瓷冶铁等进步，商业繁荣取代官市、关津贸易，货币流通取代钱帛兼行，集市城镇增多，人口激增，北方与南方经济重心易位。其二，地权流转和土地兼并愈为盛行。国家权力“不抑兼并”，基本放弃对土地占有的行政调节干预，大土地占有和租佃制合法化。其三，由于土地占用限额消失，“身丁为本”的旧税法让位于舍丁税地的“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又逐步实际取消人头税及劳役，编户齐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大为减轻。其四，“重农抑商”政策松动，商人地位显著改善。商贾与地主等“富民”重新兴盛，且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五，科举制发展成熟，科第至上取代门第至上，号为中古以来一大变革。科举有利于选拔、笼络士人及社会流动。随着科举规模扩大及落第者增多，士大夫缙绅往往返归乡里社会，把乡里当作家业基础和活动依托。
（三）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全球史”视野中，“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向海外大规模扩张的西欧开始将彼此隔绝的地区、民族、国家与文明联系起来，从而揭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明清之际西学的传播与流行，已经预示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极相逢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然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才真正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时代性转折。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与改变这一屈辱地位的民族自强的进程，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明成长的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期，工业化进程构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导趋向。北洋、民国时期的工业发展各有特色，这一历史进程并未中断。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建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初级阶段。1979年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其间虽有顿挫和曲折，但工业化进程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却并没有断裂。
这一历史性转变就发生在距今不到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之中。这一现代文明成长的历史积淀在继承和发展中，被高度凝练为今天的“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从贵族领主政治、皇权官僚政治迈向民主政治
先秦时期贵族政治非常盛行。贵族政治起源于夏商，世袭取代禅让，形成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血缘亲疏确定尊卑、社会高下分层秩序。夏代国家组织形式相对简约，创建的君主世袭制，尚属于王朝中心区与同姓、异姓方国诸侯组成的松散联盟。商、西周臻于完善的主要为中央国王制、互为表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其国土疆域相应是由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和诸侯方国两部分组成。随着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宗统与君统相互结合、分封与宗法互为表里。同时，王国和诸侯国均实行“世官世禄”，宗法和权位密切结合，大小官吏一概由贵族担任。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在全国上下构成贵族政治的金字塔，贵族成为世代把持各级政权且拥有土地的世卿。西周的贵族政治最为典型：层层封赐土地、民人，既构成土地占有等第，更以之造成贵族间的政治等级隶属关系；贵族以世官为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基础；对封土不仅有经济权，还有政治统治权。总体而言，夏商西周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方国藩屏四方，大抵是较为松散的大一统。此外，地缘行政组织在王畿或诸侯国陆续出现，此种聚落地缘组织即战国以降郡县官僚体制的滥觞。
皇权官僚政治，亦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是战国以降两千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皇帝专制与中央集权是两个密切关联、互为因应的范畴。皇帝专制，主要针对宰相等群臣。中央集权，主要针对地方。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同步发展和相互促进或加强的，有些场合二者又不十分一致。皇帝专制，是该体制的主宰，郡县和职业官僚制等是其基本运作工具。
所谓“中央集权”，是指国家权力由低级的地方单位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职业官僚制自战国以来不断发展成熟：分工细致、职能系统、官吏选拔尚贤能重考试、考课迁调制度化、以行政监察整饬吏制，等等。这些无疑在官僚机器层面，为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增添了强有力的运作工具及保障。
皇帝专制独裁，是在贵族制衰微、宰相降低以及北方民族父权制浸染中曲折演进和强化的。秦代，皇帝专制独裁首次达到高峰。汉初，贵族分封及丞相权一度略有反弹。东晋门阀政治对皇权曾构成某种挑战。南朝政权更迭频繁，世家大族却长期把持政权，北朝地方坞壁及宗主督护等对皇权或有羁绊。唐宋因实行科举和谏议制等，皇帝专制既具独尊集权倾向，又兼开明色彩。元明清皇帝专制独裁因北方父权制主从俗浸染及理学重振纲常等，再次走向极端，且主要以臣僚奴化为代价。
面对“千古变局”的大势和内外交困的压力，旧制与旧法应对失措，要求“变法”的呼声与力量日渐增长。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20世纪之初商部的成立，从清末新政推行到地方自治章程的颁行，从废除科举到新式学堂的兴起，见证了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与地方政制不断求变的轨迹。但是，“新政”之表的背后仍然坚守着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根本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终结了延续两千载的皇帝专制制度。这一历史性胜利使“国民中已经渐渐养成了民族建国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精神”。
民初政局动荡剧烈，国家体制和地方政制建设乏善可陈。南京建政后的国民政府虽然终结了军阀混战与政权频繁更迭局面，但继而推行的“党国体制”与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设仍相去甚远。全民抗战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争锋中、在战后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赢得了历史的主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一个全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的历史由此展开。
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融汇
五千年来，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明综合体的中华文明，无例外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应该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回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时性”地呈现先秦、秦汉魏晋、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抗日战争前后民族意识觉醒，现代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上述四次民族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领袖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阶级斗争等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矛盾、民族交往等民族交融，是决定性因素，是两条主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来支配和塑造的。我们还应看到，因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往往较多依赖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往往是与这种碰触整合，再加上域外文明的助力，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五千年来，黄河中下游文明地带、长江中下游文明地带、大漠草原文明地带、东北文明地带、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带、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带的长期并存，造就了东西南北等六七个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承载板块。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考察中国历史，在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的同时，应格外重视东西南北地域子文明关系的视角，格外重视经济、民族二主线借后者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
各兄弟民族及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在东亚大陆自成独立地理文化单元的特定环境下，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携手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遂囊括黄河、长江和塞外三大板块，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随而实至名归。时至近代，伴随着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发展，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实现其现代塑造和自我认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促使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和统一性意识得以空前强化。又基于五千年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趋势，各兄弟民族最终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
在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进程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塑造，各民族杰出政治家的能动角色，也不容小觑。他们都为中华文明多元融汇和大一统构建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思想文化的演变繁荣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基本同步，先后出现百家争鸣、 三教交汇、理学复兴和“五四”新文化等四次繁荣或发展高潮。
春秋战国，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旧秩序被打破，应运而生的是私学和士人。二者的结合，直接孕育了诸子学各流派，并在相互争论诘难中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兴盛繁荣，史称“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争鸣和交流，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在很多方面甚至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巅峰。遗憾的是，此局面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去不复返。
所谓三教交汇，是指儒学、道教和佛教在对立冲突中走向交融、汇合。它是传统文化因佛教东来而首次发生的较强反响和内在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故可称“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文化高潮。确切地说，“三教交汇”就是儒、佛、道和而不同，和谐共存，各有擅长，“相资为美”，以各自文化功能实现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不同层面汇合成为唐宋以降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
孔孟儒学大半停留在伦常道德的总结，两汉儒学杂入阴阳家等，鼓吹“天人合一”和“究天人之际”，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基本囿于“天地父子生成图式”。儒学哲理提升的历程大抵是在佛、道的刺激下实施的。然而，最终完成复兴儒学及其哲理提升，无疑将仰赖宋明理学。换言之，今日人们看到的儒学，并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而是扬弃汉唐经学之后的程朱新儒学，亦即理学。如果说“三教交汇”是儒、佛、道从冲突并立到“相资为美”的思想文化繁荣，作为第三次繁荣的理学复兴，既是对早期儒学的更新，也是弥补与佛、道的差距，最终完成了儒学哲理层面的升华。同时，朱陆二学的治世功用愈为凸显。哲理升华与政治哲学并茂，重新造就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近代以来，从洋务时期的“中学西学之争”到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思想文化的潮起潮落从另一层面诠释着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态势。历次思想论争的焦点不同、方式有别，却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大趋势上的一致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晚清新学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是一个前后互为因果的自然历史演进。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进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以思想启蒙、文化自觉、民族觉醒和制度探索的全面创新，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由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一路前行，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中，开辟了令世界瞩目的独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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