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nder digital gap: shifting the theoretical focus to systems analysis and feedback loops
摘要：
过去几十年，怀着促进性别平等的最终目的，全世界都在努力提高对妇女的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尽管学界已经从仅仅关注“数字接入”（digital access，考虑网络和硬件覆盖）转向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包容（考虑能力、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但这一进展依然缓慢。在此，我们提议更进一步的理论转向，借鉴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 theories）和“交叉性不平等”理论（intersecting inequalities）。我们建议通过应用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低均衡陷阱（low-equilibrium traps）、多维排斥（multi-dimensional exclusion）和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等概念理解性别数字鸿沟，尤其是在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使用方面的鸿沟——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动态的——因为即使是主观能动性和意识等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本文强调，除非通过多维度的政策来解决数字、社会、经济和政治排斥之间的反馈循环，否则妇女可能会被持续性的低包容状态困住。本文回顾了有关性别数字鸿沟的研究，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并提供直接的政策制定建议。
【编者按：作者在原文中采用了大量在哥伦比亚、印度、肯尼亚等7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实证研究数据作为论据。限于篇幅，本译文对具体案例和数据做省略或从简处理，重点呈现分析框架和过程。】
作者简介：
Raluca David，牛津大学
Toby Phillips，牛津大学
文献来源：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3, Vol. 26, 2071-2087
本文第一作者：Raluca David
性别不平等是“被数字革命放大的最显著的不平等之一”。事实上，如果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主要惠及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这很可能会加剧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这在危机时期尤其令人担忧。
我们建议，学界应当从目前关注互联网和移动接入以及限制其发展的因素，转向更广泛地考虑数字排斥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排斥之间的反馈循环。这些反馈回路使妇女陷入低包容均衡（low-inclusion equilibrium），一种难以摆脱的稳定的低包容状态。与经济理论类比，这些低包容均衡状态的运作类似于贫困陷阱，因为对数字包容的少量增量投资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产生任何可持续和可扩展的效果，而且由于强大的社会规范，妇女很可能重新陷入低包容均衡状态。
本文借用了复杂系统理论（如Luhmann，1984）和“交叉性不平等”理论（Kabeer，2010），阐述了系统层面的分析对于理解数字排斥和社会排斥的必要性。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宽泛的方法，从有关数字排斥的实证研究和现有框架中进行归纳，并通过各种实例进行说明。这就形成了一个通用的分析框架，可供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阐明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上的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形式的排斥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为什么数字包容对性别平等至关重要
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可以从数字包容中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在使用手机和互联网如何使妇女受益的方面也有很多例子，例如妇女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独立地找工作。数字包容使妇女在教育、健康和公共参与方面受益，也有实例可循。
现存的许多例子都相对孤立。更重要的是，受益程度在个人层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移动或联网设备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往往不能转化为包容和赋权，对那些最弱势的妇女来说尤其如此。
了解性别数字鸿沟的现有路径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接入”，努力“连接未接入者”，缩小在拥有或接入设备方面的数字鸿沟。这一视角的问题的是，尽管我们努力改善移动电话等设备的获取，但在整体数字包容方面，如互联网的使用，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例如，在男女数字设备使用率都在上升的背景下，男性有意义的使用率增长更快，扩大了性别差距。
近年来，分析框架已从单纯的“接入”转向同时强调限制“接入”和“使用”方面的障碍。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许多被认为“连上了网”的人拥有的连接实际上并不可靠，或者让他们负担不起，他们也缺乏获得社会经济收益所需的其他条件（Roberts & Hernandez, 2019）。
Tongia 等人（2005）提出了“4A框架”，强调了四个因素：认知度（Awareness，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做什么）、可用性（Availability，就近、有适当的硬件和软件）、可及性（Accessibility，素养、语言、界面等）和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最多不超过个人收入的 10%）。目前，类似的框架在文献中被广泛采用。Roberts 和Hernandez（2019）提出了类似的 5A，但用能力（Abilities）和主观能动性（Agency）代替了可及性。诸如此类的框架是建设性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然而，静态地关注这些近因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受到动态反馈循环中更广泛的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我们已经了解了造成数字不平等的近因（如5A），并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提高认知度、可用性和可负担性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性别差距仍然扩大。5A与数字包容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其中还有其他因素，仅仅增加对这些近因的投资量可能无法解决数字性别差距问题。
拓宽视野——不平等之间的反馈回路
长期以来，系统理论学家一直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社会行动者之间沟通和互动的大众网络（Luhmann，1984）。承认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这种系统并不是静态的：它们具有自反性（self-referential），并涉及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早在 1958 年，Forrester就对复杂系统的动态进行了研究，并提请人们注意这些系统随时间的非线性发展。他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到系统动态的非线性，因为它决定了政策实施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
不同不平等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理论本身是复杂且难以应用的。首先，我们结合Kabeer（2010）的交叉性不平等理论，通过类比来探讨性别数字鸿沟问题。
在分析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缓慢的原因时，社会经济学家Kabeer（2010）认为，这是因为弱势群体受到一系列“交叉不平等”的影响。重要的是，这些不平等在动态反馈循环中相互强化，使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持久。妇女也受制于这种相互交织的不平等现象：妇女获得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机会较少，因此参与经济活动、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对与其生活和社区相关的决策的影响力也较小。我们认为数字排斥中也存在这种负反馈循环，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性别差距仍然很大。
图1显示了这与常见的“数字接入”说法的比较。上方的图显示了这种常见的线性过程，即数字接入将改善妇女状况的广泛成果。相反，在中间和底部的图中，我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视角的转变，即用实现数字包容所需的替代因素（图中为 5A）来取代数字接入。数字包容可以改善更广泛的成果，而数字排斥可以导致更广泛的排斥（在图中表示为不平等的其他三个方面：经济、教育和公民发言权，根据Kabeer描述的方面举例说明）。
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这些社会-生态包容/排斥的层面也会导致更广泛的数字包容/排斥。它们可以相互促进。例如，如果数字工具的可用性导致妇女个体学习能力的提高，而学习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数字能动性的发展，从而提高了经济参与度，最后又导致妇女个体有能力负担更复杂的数字活动。但是，这些反馈回路也使得单个干预措施难以取得成功。例如，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比男性低，那么她们就不太可能具备使用数字技术所需的基本素养，因此也就不太可能获得可能有助于提高她们的经济参与度或在社区中的发言权的数字服务。
可负担性以外：更广泛的经济排斥的影响
可负担性是数字参与的一个公认的障碍，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当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时，女性会首先牺牲自己的手机所有权。但除了成本之外，还有更多的经济障碍影响着女性。
遗憾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获得资金的机会有限。无论是在家庭支出方面，还是在获得政府的现金资助方面，她们都较少独立获得和使用经济资源，即使这些现金资助是专门针对她们的。
数字技术常常被吹捧为提高妇女经济参与度的一种手段，但与男性相比，妇女获得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速度更慢。例如，使用手机销售农产品可能是妇女的一个机会，但如果没有资金就无法开始交易。妇女可以在零工平台（gig platform）上从事家政工作，但前提是她们得有钱支付到达工作地点的交通费用。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经济包容，妇女参与数字生活的能力仍然较低，而仅仅使数字产品更加经济实惠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COVID-19等危机时期，数字、金融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反馈循环变得更加明显。在大流行期间，妇女通常从事的许多工作，如家庭清洁或护理工作，都会无法进行。此外，当学校和托儿所关闭时，社会期望妇女承担新的育儿责任。如上所述，虽然政府的资金资助可能会帮助一些受大流行影响的人，但妇女往往无法获得此类资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数字排斥和社会经济排斥之间的反馈回路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看似暂时的工作岗位流失可能会转化为长期的性别差距。
数字能力以外：教育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对女性数字技能的投资普遍不足，因为这些技能被认为不是她们作为家庭看护人所必需的。但教育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数字技能。
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是预测手机拥有率和互联网使用率的主要因素，高于社会经济地位或城乡生活水平。事实上，对于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在移动设备拥有率方面的性别差距从平均比男性低33%降至仅低10%。
教育与数字参与的关系错综复杂：热衷于教育女儿的家庭可能会更多地允许女儿使用数字技术，并更多地培养她们的数字技能；受过教育的妇女可能更有可能抵制限制性的社会规范。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改变权力关系，赋予妇女自信和“说话的能力”，帮助她们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力。在女童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教育之外的情况下，关注数字接入和数字能力将难以取得成功。
意识和能动性以外：公民的声音在其中发挥作用
4A/5A框架告诉我们，由于缺乏意识和能动性，妇女从数字技术中获益较少。例如，她们不太了解移动互联网的存在和好处。困难的地方在于，获得数字意识和能动性取决于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如果妇女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普遍较低，这往往反映在，有助于妇女了解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在线内容的水平也较低。同样，如果没有被赋权的榜样，即使妇女有能力使用社交媒体，她们也很难知道如何在社交媒体上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即使在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和能动性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包容性仍将受限于比男性更小的社交网络、更少的社会资本以及她们的声音被听到的程度。事实上，这也许是最能体现数字包容与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数字能力”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广泛的个人、社会和政治能力的概念。
这种强烈的反馈回路是任何动态系统的特征。但政策制定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只关注单独的因素，而不是系统的整体，尤其是在涉及技术使用等新问题时。在数字时代实现赋权需要采取全面的行动。仅仅改善问题的孤立方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整个系统的共同努力。
反馈回路与低包容均衡
数字排斥与更广泛排斥之间的反馈回路可能会使一些妇女陷入低包容均衡：一种几乎不可能摆脱的稳定的低包容或完全排斥状态。
如上所述，5A框架中的近因不足以解释妇女在数字世界中面临的障碍。相反，数字排斥也是更广泛的排斥和交叉性不平等的产物。此外，相互强化的反馈回路是任何动态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数字与更广泛的排斥之间的这种反馈循环可能会导致一种更令人担忧的机制，即适度的改善可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在此，我们借鉴系统理论（Luhmann，1984 年）和贫困陷阱理论（poverty trap theories；Banerjee & Duflo，2011）来解释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机制，并以数字性别规范为例进行说明。
低包容均衡机制
低包容状态会通过类似“陷阱”的平衡机制得以维持。Banerjee和Duflo（2011）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如何陷入贫困陷阱、健康陷阱、教育陷阱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个人需要消耗一定量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而只有超出这一初始数量的收入才能用于投资，以提高工作能力，并（有可能）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就形成了一条S型能力曲线，其特点是有两种平衡状态：低均衡和高均衡。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低于这两种平衡状态之间的拐点，就很难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收入的小幅增长已无济于事：这个人会重新陷入低平衡状态。低均衡陷阱模型的重要条件是，小额投资（收入、货币、健康和教育）的回报率并不高，而且从长期来看，对总体结果的影响可能为零。
大量的初始投资才能打破低平衡，将个体推向高均衡点，并避免重新陷入陷阱。性别不平等是一种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都会陷入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平等问题至少涉及两种均衡状态：低包容度的稳定状态或高包容度的稳定状态。在这一框架下，适度的包容性干预（例如，投资于数字能力以提高妇女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可能不足以对抗上述反馈循环中存在的其他排斥层面。在强大的限制性性别规范或等级结构面前，任何最初的成果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图 2）。
性别不平等与典型的贫困陷阱不同的一点是，干预措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渐进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引起反弹，包括对妇女的社会制裁。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采取一种全系统的方法，以保持最初的成果，或引发积极的反馈回路，使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合。
低包容均衡与性别规范
限制性的性别规范横跨性别不平等的所有来源，这是一个值得在此考虑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规范对于维持社会系统中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均衡）至关重要，即使这涉及到维持不平等（低包容均衡），甚至通过规范引发的制裁来使不平等问题变得更糟。
性别规范也会影响经济参与，在许多国家，人们认为妇女不应拥有土地财产权或外出工作权。微小的变化——比如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化一两个百分点——不太可能打破这种均衡；相反，需要有更显著的变化，才能表明妇女参加工作已得到广泛认可。低赋权均衡的结果是，除非在数字内容、教育和话语权方面全面改进，否则小幅增加的访问权或代理权可能是不够的。
至关重要的是，与性别规范相关的社会制裁使低均衡陷阱持续存在，甚至加剧了不平等。在印度，一个社区组织对允许未婚女孩拥有手机的家庭处以罚款，有时对该家庭采取的行动甚至包括驱逐。当社会壁垒如此之深时，一个或几个家庭的小步反抗可能导致严重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强化性别规范，因此，需要广泛的反抗才能打破规范的平衡。
数字包容的适度提高难以得到维持。任何数字干预措施不仅要应对其试图解决的直接近因，还要应对相互关联的排斥系统的重压。
未来的研究和政策方向
从相互关联的动态系统角度分析性别数字差距，为研究和政策制定开辟了新的方向。
我们的理论方法得出的第一个预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单一排斥维度的干预措施将不如针对系统性排斥的多个维度的干预措施有效。举例来说，我们预测，对一项为妇女提供手机的计划投资，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负反馈循环，其效果将比不上投资于一项为妇女提供更容易获得技术的干预措施（例如，一个信息技术社区中心），同时还通过其他支持性干预措施来维持这一措施，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正反馈循环。例如，这种干预措施可以围绕妇女使用技术建立一个社会支持团体，为妇女提供参与资金，并宣传能够激发文化意识变革的榜样。
归根结底，我们的论点是，虽然多维干预措施在前期可能成本较高，但其收益是动态成倍增长的，特别是在由于低包容陷阱的情况下，否则单维干预措施的初期收益将在中长期内丧失。为这一论点建立经验基础仍需大量工作。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适度干预以打破负反馈循环（例如，通过提高妇女在社区中发声的抱负）是否能提高直接干预（例如，提供数字硬件）的效果。对直接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也很有价值。
我们的理论视角还对社会规范做出了更具体的预测。干预措施需要在多个层面上保持均衡，并对干预期间能够实现的社会规范变化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以避免因社会规范的抵制变化而产生反弹。这也是一个可检验的预测，因此，进一步研究成功的长期干预措施与对现有社会规范产生反作用的干预措施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最后，除了关注干预措施的多维性之外，我们还对干预措施的规模做出了预测：除非花费足够的资源和精力跨越低包容陷阱的拐点，否则收益可能不会持续。对于资源有限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可能会建议一次投资于较少的优先事项，但在转向下一个优先事项之前，要为一整套相互补充的多层面干预措施提供充足的资源。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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