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湖北大学学报 ，作者肖 珺
肖珺(武汉大学教授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中,传播与逻辑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粘合着人类传播的行动和思想。逻辑的范围已经由语形学扩展到语义学、语用学,逻辑通常借助修辞进入社会传播,逐步生成形式系统、文体(style)模式、修辞手段和传播范式,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从实践出发,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和诡谲,全球交流生态面临三重挑战——疫情的全球传播、意识形态的新冷战、地区冲突的新热战,人类传播再次陷入异常艰难和复杂的持续性危机之中。基于此,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需要探索对话合作、包容尊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方法的新路径。其中的一个难点是,如何不断优化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念与方法,努力探索促进团结的国际传播之路。本文尝试从传播学和逻辑学的交叉视野中进行思考。
一、基于文化相对性的跨文化传播逻辑
法国古希腊学研究者克琳娜·库蕾(Corinne Coulet)在其专著《古希腊的交流》中曾描述希腊城邦内的交流场景(1)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75页。。在分析修辞学的繁荣时,她仔细描述首批诡辩家如何通过语言实践思考推理的逻辑,以达到说服公众和掀起激情的目的。诡辩家会认真推敲演讲的技巧、说服他人的手段和建立在逼真性基础上的论证,他们本身就是“传媒”:“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传播他们的知识,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从事交流的人。”(2)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第68页。诡辩家演讲的对象各式各样:权贵、知识分子、城邦的民众大会、参加奥林匹亚大型节日的人群,他们总是面对“他人”进行长短各异的演讲。诡辩家甚至将以理服人的艺术当作武器和生财之道,因此,会出现对修辞学正当或不正当的使用。诡辩家的成功使得哲学家们(如柏拉图)开始思考人类交流的“政治艺术”,即通过语言进行的单纯的交流是不够的,人类单纯的聚集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能使人类共同生活而不相互残杀”(3)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第74页。。出版《新修辞学:论论辩》的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在谈到逻辑学与修辞学的相关问题时指出,逻辑存在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要通过推理加以证明。佩雷尔曼以论辩举例,认为论辩的价值是不同的,只有当相互对立的命题得到充分展开时,才能揭示出有问题的地方,找出意见分歧之所在,否则,常常会导致不相容的结论(4)Ch.佩雷尔曼:《逻辑学与修辞学》,许毅力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4期。。
以上的例子表明,人类在演讲、说服、论证、论辩等不同传播形态中存在多种逻辑,修辞也能依据不同类型逻辑自我调整,其中,价值判断、伦理规范、传播交往、社会关系等都有重要意义。人们在与外在于己的他者接触、对话和互动时,逻辑的多样性、差异性将在人类传播中广泛存在,进而持续地影响人们的实践和思考。那么,文化和文化间交流在其中呈现怎样的价值?
2006年,鞠实儿在《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一文中论证了逻辑的文化依赖与文明的平等原则,认为逻辑学将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跨文明说理的规则问题(5)鞠实儿:《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2010年,他接着发文论证逻辑的文化相对性,通过对“说理”等社会文化活动和特定文化群体的社会习俗等案例的推理获得结论——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逻辑的合理性相对于文化,即逻辑合理性的文化相对性原理(6)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鞠实儿的研究表明,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推动而来,逻辑是有文化依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社会学家翟学伟在其《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曾分享了他的(或许也是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困惑:“整个西方学科的研究范式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南……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程式化研究中,学者们理解和解释出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和人的心理与行动,并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说服力,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符合事实。”(7)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页。在高度自反性中,研究者生发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和自主性,逐步形成本土化路径。
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一方面使得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可以保持交流,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没有一种文化或文明可以被简单地拒绝或接受,或者具有超越其他文化或文明的合理性。能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跨文化传播一定遵循文化间平等原则。学贯中西的哲学家杜维明在谈到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时曾经举例,当很多人将人权、正义、自由、民主等西方现代性理念视为人类共同价值时,人们就需要追问和反思,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传承和发展的仁、义、礼、智、信也具有全球普遍价值的可能性(8)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可见,全球化或现代性不应该被视为一个西化的过程,更不能将西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现代性应该呈现多元倾向。据此,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思考向跨文化传播转型的可能性。
二、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转型的逻辑要点
国际传播的理论发展显示,它不仅是国家间的政治传播,也应该是一种跨文化传播。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发表以来,已有关于当前中国国际传播逻辑问题的讨论。张毓强、庞敏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思维逻辑需要调整,未来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推进的逻辑基点应该是“理解中国”、“回到中国”,并围绕“全球中国”这一逻辑核心打造“可沟通的中国”(9)张毓强、庞敏:《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新基点、新逻辑与新路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7期。。国际传播应该通过跨文化对话,寻求中国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通处,也要处理好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调适问题。李玉洁的研究探索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转向与话语升级,认为中国国际传播大体上还秉持着“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二维逻辑,而“未能实现从国际传播到跨文化传播的转型”(10)李玉洁:《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转向与话语升级》,《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既有研究都敏锐发现,跨文化传播在优化国际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但尚未充分阐述其中的逻辑及其具体内容。基于逻辑类型的多样性和文化相对性特征,下文将从跨学科角度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转型的逻辑要点。
其一,概念逻辑: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导向的国际传播多重内涵。逻辑思维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等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类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加以提炼和概括的认识过程。逻辑始终关联着概念,概念逻辑有助于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把握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整体理论。基于此,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概念及其内涵界定是人们认识中国国际传播和进行跨文化理解的基础。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在以美国学者福特纳为代表的西方研究中,多指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11)参见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这些研究被认为对当下国际传播实践缺乏解释力。如程曼丽指出,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12)程曼丽:《论国际传播的底气与自信》,《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6期。。国际传播呈现更多国家间政治传播的意涵。对照“5·31讲话”中对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新要求,在国家间政治传播外,国际传播还应融合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对外传播(External Communication)的多重功能。史安斌认为,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在多个方面获得了发展和突破。其中,在理念上,践行了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再到“全球传播”的升级;在体制上,搭建起了政府、企业、媒体、智库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协作的战略传播格局(13)史安斌、张耀钟:《新中国形象的再建构:70年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路径》,《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上述分析表明,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概念逻辑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导向发展出多重内涵,文明交流互鉴观走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概念陷阱,通过文明间持续的对话生成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全球社会。基于这一概念逻辑,跨文化传播,特别是通过全媒体传播加强文化间互联和对话成为当下国际传播的当务之急。
其二,对话逻辑:国际舆论中跨文化对话的重要价值。逻辑是关于说理规则的理论,根据逻辑的文化相对性原理,不同的文化间只有通过平等对话和说理方式进行交流,才有可能实现合理的、建设性的跨文化传播。不过,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异常复杂,向心力与离心力同在、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全球性与区域性共生(14)姬德强、张毓强:《真相之辩:国际舆论的生成与构造——以“新疆棉花”事件为例》,《对外传播》2021年第5期。,传统的“谎言武器化”舆论斗争策略逐渐被受众所抗拒,“真相武器化”开始成为国际舆论战的全新视角(15)周庆安、刘勇亮:《真相武器化:一种公共外交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视角》,《对外传播》2021年第11期。。此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也呈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等巨大难点(16)肖珺、胡文韬:《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及其理论回应》,《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1期。。当前的国际舆论实践表明,通过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逐步实现去西方化和信息秩序重组变得特别重要。基于对话逻辑,文化间互动的话语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也就是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17)乐黛云:《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同时关注论证(Argumentation)等说理逻辑的社会文化特性(18)谢耘:《当代论证理论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进而发展和革新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对话理念和路径。
其三,认知逻辑:在理性和感性的融合框架中走向民心相通。20世纪70年代中期,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推动“认知逻辑”(Cognitive Logic)这一新交叉领域出现。蔡曙山将从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Mind)的过程称作“认知”(Cognition),研究心智和认知原理的科学称为“认知科学”,而现代逻辑背景加认知科学框架则等于“认知逻辑”(19)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认知逻辑强调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交融,强调对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综合认知才能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和文化演进过程。新时代国际传播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中,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急迫地需要以一种共享的、开放的传播观实现彼此间的协商和共存。回归日常生活中人的故事,呈现理性和感性融合的真实人性,符合认知逻辑的生命故事更能达致跨文化的民心相通。
本文尝试提出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三个逻辑要点:概念逻辑、对话逻辑、认知逻辑。显然,基于传播学和逻辑学的跨学科思维框架,后续研究还可以拓展相关逻辑要点。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动跨文化传播对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理论和方法贡献。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在面对国家间、组织间、群体间、个体间的分歧和矛盾时,一直强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这正是跨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跨文化传播研究强调不同文化间接触、理解、对话和合作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强调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互惠性理解(20)肖珺:《互惠性理解的通路》,《跨文化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在文化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使得人们在跨文化关系中不断地丰富自我、平衡自然和社会环境。另外,逻辑学研究者基于文化相对性提出了跨文化说理的重要性,也深入解释了说理、论证、论辩等传播活动的逻辑和文化价值。扎根传播学,特别是跨文化传播研究,我们发现,不同文化也具有逻辑相对性,从广泛的意义上说,逻辑自身也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不同逻辑也能发展出不同文化。逻辑文化之间的对话借由修辞、通过传播进入社会生活,进而存续和稳定下来。由此,传播学和逻辑学业已形成并将继续推进学科间的互动和支撑。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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