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际新闻界 ，作者薛天山
摘要
网络媒介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伦理与活动方式，也重新形塑了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在线政治参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本文尝试建构“心理倾向-情境认知”分析框架，引入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探讨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信任水平中介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网络媒介使用负向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而公众的政府信任度又负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即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而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又显著提高了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度。同时，政治效能感调节政府信任度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小。
作者简介
薛天山，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政府信任与公民表达研究”（项目编号：17BSH148）的研究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政治参与是社会个体尝试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行为方式，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治理的重要标志。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去中心化、传播便捷、虚拟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媒介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伦理与活动方式，也重新形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网络媒介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自我政治表达平台，还有效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组织和协调（Foot & Schneider，2002；Wattal et al.，2010）。依托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在线投票、在线请愿、在线捐赠、在线抵制、网络围观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共决策与社会治理的在线政治参与方式正逐步兴起，在线政治参与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补充（张宁，唐嘉仪，2018）。
政治生态图景的转变与互联网政治的出现，使得大量研究者关注传播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Boulianne，2015）。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获取政治知识的渠道、塑造政治态度的工具、发生政治行动的重要场域。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社会公众正逐渐从“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hip）蜕变为“表达公民”（expressive citizenship）（Yu & Oh，2018）。使用网络媒介分享观点的人更易形成共同的政治态度并参与政治（Zuckerman，2014）。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媒介的使用会对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但具体会产生何种影响及如何影响却莫衷一是（Campbell & Kwak，2010）。这样一个经验问题需要用不同的实证数据加以探索和检验。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心理倾向-情境认知”分析框架，探讨这样几个问题：（1）在中国情境中，网络媒介使用能否促进社会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2）从社会公众的心理层面，探讨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度在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3）本研究还将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纳入探讨，从情境与认知层面检验政治效能感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由此揭示政治效能感对在线政治参与影响作用的独特边界。
二
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
动员或抑制
随着传播生态的变迁，网络媒介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已经成为现代民众获取政治信息、激发政治兴趣、形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来源，网络媒介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媒介的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Boulianne，2015），并逐步形成了两种相异的观点：持乐观态度的“动员论”与持悲观态度的“抑制论”。
（一）乐观的“动员论”
就网络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而言，“动员论”持积极的看法，认为它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议程。对缺乏资源和参与渠道的人群来说，网络媒介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桎梏，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互动平台，动员并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意见表达或公共决策，有效促进了政治参与的平等（Savigny，2002）。依靠强大的动员能力，网络媒介对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具体来说，网络媒介的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网络媒介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动员成本。资源理论认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其所拥有的时间、金钱、社会资本、政治知识等资源有关（Brady et al.，1995）。拥有资源多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政治事务。网络媒介以其快捷完善的沟通渠道，可以有效降低动员的各种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沟通成本、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等（Xenos & Moy，2007）。其次，动员范围广。网络媒介的出现削弱了政治知识和信息的垄断，极大地扩展了政治信息与政治知识的传播范围，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李亚妤，2011）。网络媒介的接触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激发出相关的政治兴趣（Boulianne，2009）。网络媒介的使用可以有效改善“政治冷漠”，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第三，网络媒介减少了社会公众自我表达的阻碍。网络媒介为非精英公众提供了参与公共议程的平台（Wattal et al.，2010）。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指出，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通畅，政治参与就越便利，相应的参与也就越多（达尔，1963/1987）。网络媒介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机会，也重新唤起了民众在传统媒体语境下被弱化的表达意识和参与意识（李之美，2012）。最后，网络媒介可以增加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互动性是网络媒介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促进了公众与志趣相投者的联系，并组织起来支持相关利益集团（Foot & Schneider，2002)。
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动员论”观点。De Zuniga等（2009）研究发现，博客的使用积极影响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Kim和Chen（2016）通过对1041个样本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个人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博客和社交网站的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臧雷振（2016）的研究发现，网络媒介的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较为有限，但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张蓓（2014）则发现，网络媒介比传统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更具有显著性。概而言之，“动员论”认为，网络媒介依托于多元信息渠道和双向反馈机制，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公众的表达和参与。
（二）悲观的“抑制论”
与乐观的“动员论”相异，“抑制论”对于网络媒介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网络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造成公众对政治的疏离与冷漠。Park和Perry（2008）指出，网络媒介并不能消解既有的权力关系，也不能改变原先的政治参与模式，仅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关知识与信息，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与表达权力，社会弱势群体依然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抑制论者的论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商业化竞争会促使网络媒介将新闻报道聚焦于政治人物的负面事件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会对社会公众的政治态度产生负面的影响，强化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造成“政治犬儒主义”及政治疏离（Robinson，1976）。其二，网络媒介尽管能传播一些政治性的新闻报道或分析，也能提出一些严肃的公共话题，但更多地充斥着娱乐性内容，容易引起受众注意力的分散，挤压参与政治事务的时间。因此，网络媒介的使用并不利于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Norris（1996）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时间替代理论”，认为人们花费过多时间在网络媒介上，以虚拟的互动代替现实的行动，将造成从现实公共场域的退场。其三，网络媒介的信息是海量的，但冗杂的信息对政治兴趣的培养毫无益处（Bardoel & Deuze，2001）。最终，网络媒介对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将消弭殆尽，甚至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样的，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络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Carpini（2000）发现，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越可能产生政治疏离，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越少。Dashti等（2015）则指出，社交媒体事实上并不鼓励表达，相反，可能会压制不同观点，抑制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韩晓宁和吴梦娜（2013）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社交媒体中的海量信息容易造成人们的信息过载和审美疲劳，进而失去参与意愿，产生政治冷漠，网络媒介环境对“表达性公民参与”和“行动性公民参与”均呈现消极影响。
从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动员论”还是“抑制论”，在理论视角上都可用以理解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依然具有争论性。对这一争论的进一步探索或许在于针对这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做深入的探索和数据校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的争论上。
三
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
基于“心理倾向—情境认知”框架分析
在线政治参与的主流分析框架——参与的“资源模型”认为，网络资源的可获得性极大地支持了在线政治参与（Best & Krueger，2005）。虽然“资源模型”具有较强的描述性，但往往忽略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心理倾向因素，如态度、动机或信任（Hoffmann & Lutz，2019），进而削弱了其解释力。Verba等学者指出，“资源模型”只能解释“能不能参与”的问题，即社会个体“能不能参与”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政治知识、金钱、时间等政治参与所需的资源数量与质量，而无法具体解释“想不想参与”的问题（Verba et al.，1995：269-273），尤其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如在线参与）”。
探索“想不想参与”或“为什么选择在线参与”问题则需要考虑社会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感等心理动机方面的因素，社会个体“不想参与”或选择“在线参与”往往是因为社会个体政治兴趣缺乏、政治效能感低或政府信任度低等原因。有研究表明，网络的大量使用并不必然导致高政治参与度，使用过程中的心理倾向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韩晓宁，吴梦娜，2013）。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对其政治参与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郑建君，2013）。一方面，网络媒介使用会重塑社会公众的政治价值观，改变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阿尔蒙德，维巴，1963/2008）；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度不仅可以增加或降低其政治参与的热情，甚至可以改变其政治参与方式（刘小燕等，2014）。因此，作为心理倾向因素，将政府信任引入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的研究框架，具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
（一）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基于“心理倾向”机制的分析
政府信任意指公众基于对政府合法性与绩效的主观评价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与态度倾向（Khan，2016）。这种评价既有可能源于公众与政府的直接接触，更有可能源于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胡荣，庄思薇，2017）。就媒介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而言，政治传播学界逐步形成了三种理论观点：“媒体抑郁论”“认知参与论”和“中性影响论”。“媒体抑郁论”认为媒体过多地传播消极的、丑化的、反体制的内容，会削弱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强化“政治犬儒主义”（Robinson，1976）；“认知参与论”强调媒体接触对公众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政治卷入感的正向作用，认为媒体接触有助于形成对政府系统的正面态度（Becker & Whitney，1980）；“中性影响论”则认为，媒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取决于其他因素，如政治兴趣、政治动员等（Kazee，1981）。从已有的观点可以发现，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考虑媒介的多样性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差异化。不同的媒介类型对政府信任存在不一样的影响，如薛可等（2017）的研究发现，传统媒介的使用，会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而网络媒介的使用，则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官方媒体倾向于正面的报导，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的接触则会造成公众对政府认同度的下降（Lu，2013）。社会公众对网络社交媒体的接触越多，其政府信任度越低（Ceron，2015）。互联网的使用将显著降低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卢春天，权小娟，201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1：网络媒介使用负向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作为一种合作治理的方式，公民参与被认为有助于促进政府响应和问责等民主 价值观。政治参与常被划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前者指与选举过程相关的行为，如投票、游说等，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之为“精英导向的政治参与”（Inglehart，1977：300）；后者则更多地依赖“草根”群体，意指试图影响某项特定政策而挑战精英的政治参与方式（Hooghe & Marien，2013）。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由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高风险，都会造成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然而，数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畅通的、低风险的参与场所和渠道，使得各种各样的在线政治活动成为可能。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公平性(Bimber，2001；Quintelier & Vissers，2008）。更重要的是，在线政治参与的匿名性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的非制度化参与的风险。政治参与，尤其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而某种风险承担行为是否发生不仅与情境认知和风险感受有关，还与个体的信任有关。Mayer等（1995）指出，当信任水平超过感知风险的阈值，个体就会发生该风险承担行为，而如果信任水平低于风险感知的阈值，就不会发生高风险承担行为，而是寻求风险较低的行为方式。换言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低的政治参与方式，如利用网络平台的在线政治参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信任度负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就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而言，社会公众的政治心理倾向——政府信任因素至关重要。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状况对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较弱，而政治心理倾向可以预测公众政治参与的权变效果（Xenos & Moy，2007）。王菁（2017）对微博政治参与的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对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心理显示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媒介使用能否对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产生影响依赖于其政治心理倾向。Bimber（2001）更是直接指出，网络媒介使用往往需经由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才能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3：政府信任水平中介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基于“情境认知”机制的分析
Bandura（2001）指出，除非社会公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预期的结果，否则网络媒介使用不一定会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否发生在线政治参与极其依赖参与者对未来可能情境的认知和预期，而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参与确实或可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的感觉，既是对政府的制度绩效的主观感受，也是个体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和参与有效性所持有的信念(Niemi et al.，1991)。可见，政治效能感是社会个体基于对参与情境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参与结果的一种期待感受。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情境认知”因素分析它对于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政治效能感常被区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反映个人参与政治的能力的信心，而外在效能感强调社会个体对政治体系响应能力的信念，反映了对系统反应能力的信心（Hu et al.，2015）。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外在效能感还是内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相较而言，外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显著（Catterberg & Moreno，2006）。政治效能感高的公众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并认为他们的行为可以改变政府决策，较高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减少政治冷漠和政治疏远。相比之下，政治效能低的公众往往对政府缺乏信心，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对政治领袖产生多大影响（Balch，1974）。
同时，政治效能感对公众政治参与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政治效能感会刺激个人参与公共审议等政治活动。Pei等（2018）利用中国农村576个调查样本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内在效能感还是外在效能感，对公共事务参与均有正向的积极影响，且外在效能感中介内在效能感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政治效能感较低的公众会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冷漠和退缩倾向，与之相比，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社会公众，在参与过程中会有较为积极的表现（郑建君，2016）。Finkel（2009）的研究发现，那些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的社会民众，在投票过程中始终表现出积极的参与状态。
社会个体是否发生政治参与行为，取决于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与情境中的风险 感知的共同作用，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大小比较和权衡，而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推测认为，心理倾向因素——政府信任和情境认知因素——政治效能感对在线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并不独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当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较低时，政府信任水平低的社会成员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低的在线参与方式；当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较高时，他对政治参与获得既定结果的预期值会增加，因此，即使其政府信任度较低，也有可能选择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简言之，社会个体的政治效能感会影响到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社会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调节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会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高，政府信任水平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越小。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尝试建构“心理倾向-情境认知”框架分析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四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时代政府信任与公民表达研究》项目组在2020年6~9月进行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首先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一级抽样，各抽取两个省份，分别为江苏、浙江、山西、湖北、四川和陕西；随后，在这6个省各抽取4个地级市，共抽取24个地级市；在每个被抽中的地级市中，各随机抽取1个区或县；在每个被抽中的县（区）中，随机抽取5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随机抽取25个家庭；最后，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向所抽选家庭中年满18周岁、居住满一年的城乡居民进行调查。每一阶段的抽样均采用不放回抽签法，共发放问卷3000份，回收问卷2935份。剔除其中填答不清晰、不完整和信息前后矛盾的问卷306份，最终保留有效问卷2629份，有效回收率为87.63%。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二）变量与测量
1．被解释变量
在线政治参与：使用Wang等（2019）编制的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共计7道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曾经有在线投票、在线请愿、在线抵制、在线捐赠公共事业等方面的行为，例题如“你是否是政治论坛成员”。每道题均以“是” 和“否”作为答案选项，如所有题目均回答“否”，计1分；如所有题均回答“是”，计8分。得分越高表明参与度越高。
2．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使用：本研究涉及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是网络媒介使用。借鉴王正祥（2009）编制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主要从网络媒介使用行为的频率这一维度进行考察，但同时涉及了不同的使用方式，包括信息获取、娱乐性使用、互动性使用等，例题如“通过聊天室、论坛或微博讨论公共事务”。量表共计10道题目，每道题的答案均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几乎每天”，并分别赋值1至5分（10道题的内部相关性Cronbach’s α=0.887）。取10道题项的得分均值作为变量“网络媒介使用”的得分参与统计分析。
政府信任：对政府信任的测量和研究，一般操作化为社会公众对各层级政府的认同度（胡荣，庄思薇，2017），或从能力、仁慈、正直等方面衡量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3）。在本研究中，我们在多种测量政府信任的方式中选取了层级信任的测量方法。借鉴胡荣（2007）使用的政府信任测量量表，采用5道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区/县政府、乡/街道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例如“你对市（地区）委、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所有题目均采用5点计分（数字1~5分别表示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并将得分加总取均值，最终得分越高，表明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7。
政治效能感：借鉴Acock和Clarke（1990）编制的政治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各用3道题目分别测量社会公众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共计6道题目。被调查者被要求回答相应的问题，例如：“总的来说，政府很重视像我这样的人的建议”和“我知道政府运行的程序和机制”。每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均是“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清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计1、2、3、4、5分，将得分加总取均值，最终分数越高，表明其外在效能感（3个指标的内部相关性Cronbach ’s α=0.897）或内在效能感（3个指标的内部相关性Cronbach's α=0.872）越强。
3．控制变量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线政治参与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控制这些变量，尽量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才能充分地展现模型中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男，0=女）、年龄（1=20岁以下，2=21~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6=61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1= 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技校，4=大学专科或本科，5=研究生）、收入（1=无收入，2=2000元以下，3=2001~4000元，4=4001~6000元，5=6001~8000 元，6=8001~10000元，7=10001~12000元，8=12001元以上）、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且有配偶，3=离婚或丧偶)、政治面貌(1=普通群众，2=共青团员， 3=中共党员，4=民主党派）、户籍（1=城镇户口，0=农村户口）、宗教信仰（1= 有，0=无）。为比较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对政府信任和在线政治参与影响的差异性，我们调查了样本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和看电视的频繁程度，每个问题均以“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几乎每天”作为答案选项，并分别赋值1至5分。取这三道题的得分均值作为变量“传统媒介使用”的得分参与分析。
五
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展现了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偏度及峰度值。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信任与网络媒介使用和在线政治参与均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04（p＜0.01）和-0.167（p＜0.01）。在线政治参与和网络媒介使用、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252（p ＜0.01）、0.052（p＜0.01）与0.141（p＜0.01）。这些结果说明网络媒介使用负向影响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又负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假设1和假设2得到初步支持。不过，这些初步的结果仍有待进一步的严格考察。另外，所有变量数据的偏度均在-1至1之间，可以认为均近似地符合正态分布。
(二)相关假设的分析检验
1．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网络媒介使用通过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间接影响，我们首先按照 Baron和Kenny提出的因果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检验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统计结果见表3。模型M1a和模型M2a为基准模型，从这两个模型可以看出，年龄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信任政府；但年龄越大选择在线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同时，也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社会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而选择在线政治参与的倾向性越大。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较而言，共产党员的政府信任度与政治参与度均显著的高。
假设1预测网络媒介使用负向影响政府信任，模型M1b显示，网络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偏回归系数为-0.097（p<0.01），假设1得到支持。同时可以发现，传统媒介使用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回归系数为0.113（p<0.01）。假设2预测政府信任负向影响社会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从模型M2c可以看出，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度越低，其在线政治参与积极性越高，反之，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社会公众越不可能选择在线政治参与，假设2得到证实。模型M2b是以在线政治参与为因变量，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后以网络媒介使用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而模型M2c则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中介变量政府信任。两个模型中网络媒介使用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p<0.01）和0.243（p<0.01），表明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比较模型M2b和模型M2c可知，当加入中介变量政府信任后，自变量网络媒介使用的偏回归系数显著降低了，这表明在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政府信任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3也得到支持。
2．政治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4推测，政治效能感调节政府信任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对关注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入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详见表4。结果表明，无论是外在效能感（ß=0.107 ，p＜0.01）还是内在效能感（ß=0.157，p＜0.01），对在线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倾向于在线政治参与。同时，政府信任与外在效能感的交互项、政府信任与内在效能感的交互项对在线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213（p＜0.01）和0.173（p＜0.01）。政府信任显著负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而政府信任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因此，政治效能感负向调节政府信任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公众的外在效能感或内在效能感越高，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越低。假设4得到证实。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外在效能感调节影响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基于随机抽取5000次样本的Boostrapping检验法进行分析。政府信任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以外在效能感为调节变量时，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031，95%置信区间为-0.047到-0.018不包含0。同样的，为了检验内在效能感调节影响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政府信任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其中介效应值为-0.025，95%置信区间为[-0.040，-0.013]，不包括0，由此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
为考察政治效能感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边界，利用PROCESS命令对政治效能感分别取值M-1SD（均值减1个标准差）、M（均值）、M+1SD（均值加1个标 准差），由此检验得出对应的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并比较其大小，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当外在效能感取值M+1SD时，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003，95% CI [-0.011，0.019]）要明显低于取值M（效应值=0.035，95% CI [0.021，0.051]）以及 M-1SD（效应值=0.066，95% CI [0.042，0.092]）的情况。同样的，当内在效能感取值M+1SD时，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008，95% CI [-0.003，0.027])）要明显低于取值M（效应值=0.036，95% CI [0.022，0.053]）以及M-1SD（效应值 =0.061，95% CI [0.038，0.087]）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效能感越低，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同时这一结果也表明，政治效能感越低，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越显著；政治效能感越高，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越不明显。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4。
4．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的交互效应分析
进一步对外在效能感与政府信任的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在检验外在效能感对政府信任和在线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时发现，当外在效能感低时，斜率为-0.431（t=-10.420，p＜0.01），当外在效能感增加，斜率显著减小至-0.023（t=0.448，p＞0.05）。从图2可以看出，当外在效能感低时，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当外在效能感高时，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不显著。
在检验内在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时，从图3可以发现，当内在效能感低时，斜率为-0.402（t=-9.331，p＜0.01）；当内在效能感高时，斜率增至-0.068（t=-1.419，p＞0.05）。斜率有所增加，表明内在效能感的提高，能够有效消解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因而假设4得到了充分支持。
六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建构的“心理倾向-情境认知”分析框架，通过对2629份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系统考察了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并探讨了其中政府信任的中介机制和政治效能感的调节机制。
研究发现，社会公众网络媒介使用越多，其对政府的认同度会下降，而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将造成更多的在线政治参与，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政治效能感调节政府信任和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政治效能感越高，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越小。另外，我们还发现，年龄越大的社会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但在线政治参与度低；收入越高的公众政府信任度越低，但在线政治参与度高；共产党员的政府信任水平和在线政治参与度均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总体而言，实证数据结果验证了本研究设计的理论假设，有效地揭示了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在线政治参与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参与方式，已然成为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全新命题，其发生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因此，以下几个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一)参与的平权抑或沉默的螺旋？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
作为一种深深嵌入于现代人生活的传播渠道和互动平台，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与交往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就网络媒介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而言，学界一直存在“动员论”和“抑制论”的争论。“动员论”认为，网络媒介所提供的海量的信息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政治认知需求，通过参与型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并依托于多元参与平台和双向反馈机制，赋予了每一个社会公众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力，尤其有助于少数群体发出声音。因此，网络媒介拥有促进参与平权的积极一面，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政治生活。“抑制论”则指出，网络空间海量信息的庞杂、混乱、无序，未必有利于满足公众的认知需求，反而容易带来认知上的混乱和辨识上的困难。
人们在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时，会有选择地接触、注意、理解和记忆相关信息，会本能地选择那些需要的而放弃那些不符合自身偏好的内容，形成“信息茧房”。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某一特定事件或社会议题侧重于某一方的报道，会使得某一方的意见或观点处于强势位置，而持有不同意见或观点的另一方感觉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为了防止被孤立而倾向于保持沉默。一方意见的强势导致另一方的沉默，而一方的沉默又造成另一方更加的强势，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螺旋发展的态势，最终形成“沉默的螺旋”（诺依曼，1980/2013）。网络媒介的受众基于规避风险的心理而不敢参与，或基于印象整饰的需要而不想表达，或基于惧怕孤立而不能表达，最终形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螺旋理论揭示了舆论形成的过程并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迫于“意见环境”压力而对“优势意见”采取沉默应对这一过程的产物。沉默螺旋的出现表明了网络媒介使用并未促进参与，反而抑制了公众的参与热情。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与“动员论”的观点相一致，而与“抑制论”观点有所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也表明，沉默螺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抑制了公众的参与，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和参与方式，比如网络围观，即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工具、平台或通道，以浏览、关注、转发、评论等方式关注生活事件与社会动态。参与围观的大多数人一般并不倾向于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是以浏览、关注或转发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以“不发言”“不解读”和“不直接评论”为特征的网络围观，其实质是一种以沉默的方式，在众多网络事态中选择到场或缺席，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在线政治参与方式。
(二)建构抑或解构？网络媒介的影响效应
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心理倾向因素——政府信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政府信任的来源而言，有三种代表性的解释理论：制度绩效论、社会资本论与媒介建构论。制度绩效论认为政府信任源自公众对政府的治理表现或制度绩效的认知和理性评估(William & Richard，2001)；社会资本论认为政府信任源自于社会信任、公众参与及社会规范(帕特南，2000/2011)；而媒介建构论则强调媒介在政府信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媒介对于政府信任的作用无疑又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的媒介形态对政府信任的建构效果存在差异性，还体现在同一种媒介形态建构与解构效果同时共存。对于不同媒介形态的政府信任建构作用，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效应比较上。如胡荣和庄思薇(2017)利用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分析不同的媒介形态对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媒介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传统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同样的，王正祥（2009）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传统媒体的宣传教育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度，而网络媒体却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传统媒介过于模式化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会使得社会公众对政府产生质疑和疏离，而网络媒介使用对政府公信力的正面效应正逐渐显现（漆国生，王琳，2010）。本研究以网络媒介使用作为自变量，以传统媒介使用作为控制变量，比较了这两种媒介形态的效应。研究结果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即传统媒介具有正面效应，而网络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具有负向的影响，由此也可见媒介影响效应的复杂性。仅从网络媒介的作用效应来看，一般认为，由于网络媒介中海量信息的存在和交流沟通的便捷，网络媒介的使用有助于丰富社会个体的政治知识，提升政治兴趣，增强政治卷入感（Becker & Whitney，1980；Boulianne，2009），进而可以激发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作为一种具有建构效应的媒介机制，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但我们同时发现，网络媒介使用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具有消极影响，符合“媒介抑郁论”的观点。换言之，网络媒介的使用在促进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存在曝光政府负面消息的可能，对公众的态度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对政府信任产生解构效应，“网络反腐”的出现与蔓延即为例证。由此可见，媒介的影响效应是复杂多元的。因此，在研究媒介的作用机制时，不应局限于“媒体抑郁论”“认知参与论”或“中性影响论”视域的选择，而应该将研究置于具体的媒介情境之下，不仅考虑媒介形态的差异性影响，还需结合不同媒介的政治话语生产模式、社会个体的政治兴趣、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政府的绩效等因素进行分析，才能清晰地呈现大众媒介的影响效应。
(三)降低风险与预期效果的权衡：在线政治参与的心理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媒介使用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那么，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对于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的选择又有何影响呢？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政府信任度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郑建君，2013），但对于不同的政治参与类型，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高政府信任度对线下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正向的影响，如孙昕等（2007）的研究发现，政府信任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选举参与；而低政府信任则易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如王思琦（2013）的研究发现，低政治信任会增加公众参加请愿和抵制等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倾向。刘小燕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政府信任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网络媒介为“底层精英”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平台，在线政治参与本质上是由“草根”导向的、在网络空间发起的，尝试改变公共议程的参与行为，因此大多数的在线政治参与带有非制度化色彩，但又常常表现出“踩线不越线”特征，如网络抗议、网络动员、在线请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总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只有当信任水平超过感知风险的阈值时，才会发生相应的风险承担行为（Mayer et al.，1995）。当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处于较低水平时，选择风险小的参与方式具有其合理性。相较于线下非制度化参与，在线政治参与具有参与成本低、风险小、渠道畅通等特征。因此，在政府信任度较低的背景下，公众选择在线参与而非线下政治参与具有逻辑合理性。
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发挥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即网络媒介使用的增加会导致政府信任度的下降，而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则会使得公众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在线政治参与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政治效能感负向调节政府信任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且外在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值高于内在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值，即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可以有效消解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增加政府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更能消减政府信任度低的负面影响。选择在线政治参与不仅是降低参与风险的需要，还包含着对预期结果的考量。参与者获得预期结果的信心越不足，政府信任度低的公众越倾向于采用在线参与的方式。换言之，在线政治参与是社会公众在权衡参与风险及其预期效果之后做出的合理的行为选择。相较于西方社会公众将在线参与仅作为一种所需资源较少的政治参与方式而言（Best & Krueger，2005），中国社会公众选择在线参与的动因可能更多地与降低参与风险、情境感知判断有关。也因此，西方学界多采用“资源模型”探索在线政治参与的动因，而在中国情境中，则需要引入心理倾向和情境认知因素参与讨论和分析。当前中国网络媒介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网络媒介使用的大量增加给中国社会公众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畅通的参与和表达渠道，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社会个体心理与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其引发的群体性的、非规范性化的、破坏性的线下表达参与。
本文引发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是：低政府信任度在何种情况下会引发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信任度高的社会公众倾向于采用制度化参与方式，当政府信任度较低时，社会公众选择风险小的在线参与形式显然更符合工具理性原则，而采用风险较大的线下参与方式则表现出了非理性的特征。事实上，众多的研究表明，情感性因素是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动因（应星，2009）。如张建荣等（2008）指出，社会不满情绪是导致人们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的重要推动力。情绪化和非理性是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典型特征。因此，情感和情绪因素可能是促使在线参与走向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情感和情绪因素不仅可以对在线参与者产生动员作用，还可以在情绪渲染的作用下自我暗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而引发线下的非制度化政治集体行动。很多网络参与事件就是一个情感动员与情感表达的完整的持续过程。同时，随着互联网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在线政治参与的工具化倾向也在不断强化（文宏，2013）。
工具性在线政治参与更多地指向政府制度及政策设置，以期通过公共舆论对政府施加决策压力，满足参与者合理或不合理的诉求。因此，工具性在线政治参与承载了更多的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的信息，反映了民众对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在线政治参与的工具性动机与表意性动机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工具性的诉求需要通过表达情感并获得认同才能得到回应，而情感表达又常常掩盖其明确的工具性动机。本研究未将在线政治参与细致区分为工具性参与和表意性参与，也未将情感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其对政治参与行动的影响作用，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未来很有价值的一个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建构了一个“心理倾向-情境认知”的分析框架，引入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分析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解释力，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模型框架的适用性。但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在探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时，未将政府绩效方面的因素考虑进来，而主要从媒介建构的角度讨论了网络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很多的研究表明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政府绩效、媒介使用和政府信任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尚需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2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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