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航，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
摘要
“人类世”概念引发了学术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变化的思考，多物种民族志的浮现正是一种面向人类世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应然回应。通过梳理多物种民族志的概念与内涵，研究从多物种民族志中的人—动物间性、人—植物间性、人—微生物间性分析了多物种民族志研究应用的演进历程。多物种民族志可以拓展传播学这一重视关系研究的学科视野，一方面其跟传播学中常采取的民族志研究有众多可沿袭的学术生产传统，另一方面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因主体异质性需生产大量不同于过往的视觉媒介材料，从而拓展了传播学研究范畴的反身性以及学术表征范畴的开阔性。
关键词
多物种民族志；人类世；物种间性；传播学
自2010年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这一概念诞生以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多物种民族志引发了西方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广泛讨论。多物种民族志兼容并包的学术视野与知识谱系可以很好地渗透学科壁垒，用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姿态对现实问题进行移步换景的关照，本文旨在梳理其理论指向与方法路径，为当下传播学的研究创新带来一种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省思。
一、来自人类世的呼唤：多物种民族志的意涵
（一）人类世的生成
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一个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逐渐被发现的概念，此概念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态学家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Stoermer）于2000年共同提出，其发端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诞生。随着人类社会及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地球形成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和以往不同的地质特征”。尽管学术界对人类世起始时间尚存争议，但人类确实对土地、海洋、大气以及生存在其间的所有生命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在其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环境事业——我们的战略方向》中提到，“人类不再是观察自然世界的旁观者，人类是自然变化的主要源头。人们渴望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但在地球的极限资源内要实现这一目标构成了21世纪的巨大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早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存续息息相关，全球暖化、资源枯竭、极端天气、物种灭绝时常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来自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张力已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2019年5月，由34名科学家构成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世，其标志着人类正在用一种显著的方式来改变地球，该小组向国际地层学委员会提交一份新纪元的正式提案，20世纪中叶成为了人类世这一新时代的开端。
在人类世中，传统的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已经不复存在，那个需要被保护，甚至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已经被解构、祛魅，人类与自然对立的边界已经消失，人类与自然的深度融合与相互形塑正在强化。人类社会系统地塑造了陆地生物圈，即使仍有一些保留地，如热带林地，但其在未来仍然可能会与人类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对在人类世生成的、逐渐扩张的人造生物圈有着伦理道德责任。随着科学证据的不断涌现，自然界在本体论的物质构造变化已经成为清楚的事实，被核泄漏污染的林地与海洋、因垦荒导致的雨林破坏、野生动物身体里被发现塑料等新闻均在提醒我们再也没有一个想象中的与人类社会完全隔绝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亟须得到厘清，对新方法论的呼唤也箭在弦上。多物种民族志的诞生成为对人类世的学术回应与民族志方法的重要贡献。
（二）多物种民族志的浮现与要旨
多物种民族志概念的浮现来源于人类学，在其被正式提出之前，科恩（Kohn）的“生命的人类学”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涵，其关注生物体（宿主）对其环境以及居住者进行探测与互动的感觉过程和传播过程，并寻求某种适切的理解，且同时适用于人类以及非人类的生命。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的是“生与死都与人类社会世界相关联的有机体……关注这些数量庞大有机体的生计是如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相互形塑的”。这些有机体可以是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等）。这些与人类所缠绕的多物种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正在不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多物种间的主体间性成为这一概念的落脚点。随后，在2011年发表于人类学重要期刊《美国人类学家》的一篇针对2010年社会文化人类学综述中，多物种民族志被确定为当年在理论与方法创新上有重要意义的四大主题之一，另外三项主题分别是德勒兹（Deleuze）、原住民与安全。多物种民族志作为人类学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其重要性在后来的几次年度学术综述中得到了反复的提及与确认。
柯克西（Kirksey）和赫尔姆里奇（Helmreich）认为多物种民族志目前将研究关切放在环境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动物研究三个主要领域，其要研究一种接触区域，在这个区域之中，智人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遇产生了相互的生态系统和共同创造的生态位，自然与文化的界限在这个区域中已经断裂。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往的研究中已出现过一些针对动物的研究。早在19世纪后半叶，学者摩根（Morgan）在其著作《美国海狸和他的工作》中就研究了海狸这种动物，认为其是聪明的哑巴；英尼斯（Innis）的早期研究也从经济史视角研究了加拿大的皮货贸易以及鳕鱼业；格尔兹（Geertz）研究了印尼巴厘岛的斗鸡活动与背后文化的生产。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再作一些声明以澄清多物种民族志与过去一些研究动物及其文化表征等看似类似研究主题的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来自20世纪后半叶生物学所发生的变革，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所建立在的那个稳固的“自然”基础受到了动摇，围绕着遗传、基因的生物学知识所建立的新认同、新身份开始组织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和社区。其次，人和非人物种与世界的功能取向发生了转变，动物不再是传统文化人类学中的“窗口与镜子”，利用其象征功能来观照人类社会的路径已经落伍。后人类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拉维（Haraway）再次深化了这种主体间更倾向平等而非人类去俯视其它主体的物种转向，拓展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生成（becoming）概念为Becoming with——共同生成，她希望人们丢弃掉人类例外主义或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谁在和人类共同生成,这昭示着由多物种组成的共生体，既有人类对别的物种所发挥的影响，其他物种也会融入这个共生体并进行共生体的再造。最后，在一种非中心化的、主体平等的且相互缠绕的网络关系间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物种民族志不是一种行政学派功能取向的研究，不关注人类如何去利用其他物种来获得增产及收益。多物种民族志看重的是物种间共同生成的共生关系，以及物种间进行联结的细节，这种多物种间产生的联系关系及其知识可以让人类反思自己的无知，并获得新的知识和见解。比如，20世纪末的生物学家已经发现，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可以跨越物种边界来传播基因，从而在不同物种间横向传播遗传物质，而不是依靠代际垂直向下传播，这种横向传播遗传物质的新方式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遗传学知识体系俨然处在了两个不同的范式。来自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需用新的方法来探索、解蔽这种传播的物质性和物种间性的生成关系，理解自然与文化间的断裂，不能将解释权完全交给自然科学家，否则就又回到了将非人物种视为人类世界的异质物与侵入者的观点或秉持一种彼此孤立的“‘人/物’二分预设”。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相关阅读：哈拉维 | 浸于尿中：多物种回应能力中的己烯雌酚与普瑞马林)
二、人、物及其间性关系：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的发展与演进
“人类的本质是种间关系，物种间框架为我们的物种打开了生物和文化研究轨迹的可能性……我们可能更了解人类纠缠在关系中的各种驯化网。”对于多物种民族志中物种间的“生成”关系，这样的一种视角受到了哈拉维、拉图尔（Latour）、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关系哲学”范式启发。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德勒兹、加塔利的“根茎理论”等概念对于人—物间性关系的思考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为多物种民族志的物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分析带来参照视角。针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本文将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方面展开论述。
（一）多物种民族志中的人—动物间性研究
多物种民族志中关于动物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多，涉及的动物类型也十分丰富，其中对身边动物或称为伴随动物的考察尤为充分，尤其是针对狗、马等跟人类较亲近的伴随动物的研究涌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这些动物能够很好地与人类互动并进行反馈，使研究者更容易实施研究计划。哈拉维认为动物不只是“good to think”或者是“good to eat”的一种对象，而是“living with”,是一种“伴随物种”，“狗是一个与人类有着强制性、结构性、历史性、千变万化关系的物种。这段关系充满了浪费、无聊、冷漠、无知和失落，也充满了欢乐、发明、劳动、智力和娱乐”。通过追踪技术，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进入狗的世界，数据的返回又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周遭社会的动态变化，追踪技术作为人和狗的中介，使得符号交换得以循环，研究者号召引入一种整合跨物种间的符号学方法来研究包含技术在内的不同行动者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常常关心人的幸福问题，并有着清晰的定义，透过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狗的幸福感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研究了搜救犬与人在互动过程中关于幸福的表达，如何参与到这个互动过程可以提升对幸福的理解，但发现仍存在着幸福的狗是符合人类期望的预设，并认为谁能从与其他伴随物种一起生活的方式中获益仍是一个伦理问题。
除了狗以外，马作为伴随动物也进入了许多学者的研究视野。“人和马既是精神上的朋友也是身体上的朋友……在人和马的相互学习与适应中，他们形成了相互形塑与相互驯化的关系。”达什珀（Dashper）通过对英国业余马术的多物种民族志考察，确认了在马术活动中的动物利用关系仍然是在以人类权力居于中心位置的背景下不断展开的，在跟伴随物种间的关系之中，人的权力仍处于宰制地位。另外，马术活动与女性主义研究也有交叉。通过对北美中西部和挪威北极地区的中老年女性参与马术活动的质化访谈，除了将维持健康与马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外，研究还发现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与马的身体体验相互纠缠在一起，是一种相互的具身性。还有学者以性别认同、余闲劳动以及人类与动物的情感纽带等理论对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行了后人类视角下的批判女性主义分析，发现马的工作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工具性的（军事、农业、运输）、象征性的（骑兵、警队）以男性作为主导的工作动物，变成了参与人类运动、休闲的动物，女性在其中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情感劳动，除了具身体验以外，还有跨物种的相互情感支持。人与动物间性的平等导向成了诸多研究倡导的应然方向。
对于动物研究的田野也较为丰富。现有文献中除了南极洲，几乎所有的大洲都有了面向动物的多物种民族志的田野实践，并且囊括了人类生活的中心城市和杳无人烟的荒原，各色气质迥异的田野契合了多物种民族志质化研究中的自然主义特征，研究者需要去到现象具体发生的情境中去开展他们的研究活动，对这些研究参与者进行拜访、观察、记录与对话。除了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得到了大量研究以外，水生动物也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例如海洋中的动物与人造塑料层的关系也得到讨论；还有学者以具备洄游属性的鲑鱼为进入视角考察了海洋、岛屿与人的关系，并带来了岛屿研究范式的创新；德国淡水中的鲤鱼也深深地嵌入并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物环境与人们的经济生产。昆虫也出现在多物种民族志讨论对象之中，例如有作者研究了澳大利亚蜜蜂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蜜蜂数量下降是地球环境不稳定的类比，引入了女性主义视角质疑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系统不平等性。空中飞翔的鸟类也成了多物种民族志所讨论的对象。红尾鹰在城市中的生存成为研究主题，城市作为与自然相对的物质与文化地带，常常以人类优先的原则来进行规划设计，诸如平板玻璃窗就给红尾鹰的生存带来了威胁，如何接纳这些动物并使之适应城市生活成为研究目标，研究者呼唤一种与生态和解的精神。
另外，动物权利也成了多物种民族志中讨论的一个方向。由于该议题有另一个关于动物权利、动物福利以及生态正义的脉络传统，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赘言。
（二）多物种民族志中的人—植物间性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多物种民族志视野下人与植物的间性分析浸染了大量人类文化乃至社会阶级痕迹。克普妮娜（Kopnina）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城市公园景观的多物种民族志考察，发现阿姆斯特丹市民对植物的认知仍是人类道德伦理领域以外的主题，是某种工具性的视觉景观，没有对公园里包括杂草在内的植物福利进行关注，认为其是可消灭的，人与植物之间的等级关系、剥削关系和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仍然存在，因此呼吁新的伦理框架范式来满足非人物种的生存与延续。还有学者发现，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Inhambane）经济情况较差的年轻男子作为园丁会“爱上”他们培植的植物，且认为人与植物的亲密关系是园丁因自身经济状况无法参与到婚恋社会关系的替代关系与理想关系，他们甚至因此不愿卖花，“园丁们不仅体验到了情感上真诚的人与植物的关系，而且还感到不得不通过实践来尊重这种真实性”。还有一些研究也遵从了类似的分析思路，透过植物的视角去观察人的社会与文化境况。比如对秘鲁藜麦的研究发现与人类相联系的植物也可能被缠绕进多样的种族化文化中去，这种种族文化甚至可能是带有歧视性质的；对巴西东北部的农作物分类与主体性的考察，讨论分析了农作物与人的多感官模式；英国拉斯塔法里教中吸烟作为仪式与实践促进了方言的学习以及人与烟草的接触交流。这些研究勾勒了一条缠绕着人与植物间性关系的文化社会分析进路，阶级、种族、仪式等掺杂着人类经验的理论概念均可以使用在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中，这与传播学文化研究领域所关切的许多议题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如果说上述研究还利用了人类的参与经验来进行探索，还有学者用更激进的植物视角进行了植物与领土的关系分析，其从“生物逻辑驱动”（行为主义）、“社会建构+表征”（建构主义）、“分布式能动性+超越人类社会性”（后人类主义）三条路径展开分析，认为植物缓慢的特征使得其“生长，移动，渗透，甚至入侵均很难被识别”。因此，多物种民族志这种需要长时间参与式观察的“缓慢”研究方法非常契合植物与其他研究参与者的关系分析。植物相对动物而言更加被动，相较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研究已成为一个主要领域，以超越人类中心视角面向植物的人文学术生产受到的关注还不足。除了对植物关注不够外，还有研究者也认为当下的多物种民族志更多地关注了来自“西方的、城市的、科学技术”的选题，通过对西巴布亚油棕植物的研究，发现油棕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和入侵作物本身的破坏性给当地植物与人都带来了困扰，需关注这种“没有爱”的植物，居住在这一边远区域的人类也被卷入到人类之外行动者所引发有害的环境变化之中，因为“人类不一定是这种多物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实体”。
西巴布亚（West Papua）的油棕开采情况。[图源：farmlandgrab.org]（相关阅读：塞勒马杰等 | “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两篇）
（三）多物种民族志中的人—微生物间性研究
人与微生物的间性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焦点，因为微生物更容易复刻进入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体系，并嵌入更大的自然、社会体系中去，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引发的人体、人际关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法律的变化就是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这种微生物与人在接触时所引发的间性关系的连锁反应与放大效应。在多物种民族志概念被提出后，较早采用这种视角并进行微生物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的是帕克森（Paxson）的《奶酪的生命史》，作者在前言就直白地、反身性地提及自己对于奶酪食品的喜爱，他讨论了奶酪生产中的细菌跟奶酪生产者、动物以及巴氏灭菌技术工业政策以及商业体系的关系。其笔下与主流食品工业不同的、并未采用巴氏技术进行消毒灭菌的手作奶酪制品仍然是美味且有价值的，进而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技术标准化与食品政治，是否要消灭食品中的微生物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该研究反思了人类对于微生物的傲慢。
除了细菌，多物种民族志还进入到了病毒与人类的间性研究。波特（Porter）的一篇谈及越南禽流感的论文研究了关于动物与人类疾病的话语关联，确认这些疾病被当作跨物种的生物过程，这些话语所产生的干预行为，其目标是针对与动物共同生活的人类集体，要求人类需改变与动物的关系，但其也认为干预措施的道德困境与“生物政治”具有越南禽流感这一微观田野情境下的偶然性。该研究借助了病毒这一微生物中介，将家禽、农民、兽医、政策与宣传整合进了全球的卫生实践关系中，为理解人类与动物共生关系下人类伦理主体建构的变化参数（病毒中介）提供了必要的框架。还有学者探讨了城市中的传染病问题，其反思了过去常常视全球化与城市化为疾病根源的观点，认为病毒的传播存在于社会、政治、生物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中，仅归结于全球化与城市化无助于反映病毒与人类社会、生物介质、政治、经济、文化的那种如“茎块”般缠绕生成的复杂间性。一项对马达加斯加腺鼠疫疾病的研究发现，腺鼠疫这种人畜共患病需要一种基于多物种民族志取向的医学符号学来考察，疾病符号的线索缺失导致的病情外在症状和疾病叙事的不完整使疾病变得不易控制。多物种民族志与符号学的结合使得关于“物种间性”与“表征”新旧研究范式的融合在此交汇，符号学作为一门探究意义的学问也可以成为理解人与微生物间性的一种分析路径。
对于真菌类微生物的考察，也出现在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的视野中，且涌现了本领域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罗安清（Anna Tsing）对于蘑菇的研究成为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她抛弃掉了人类例外主义的视角，将蘑菇作为出发点展开了真菌与其他行动者的论述。例如：日本的松茸改变了人们的活动轨迹，将收集者从亚洲的边缘地区，带到横跨太平洋的山脉边缘地区；被人类改造的标准化农作物容易受到真菌带来的疾病攻击，19世纪中叶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疫病导致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引发了大范围的饥荒；但在人类介入之前，真菌却一直是诸如植物根系等物种的“伙伴”，植物为真菌提供营养，真菌也为植物根系提供水分甚至岩土里的矿物质；尽管少有真菌进入到人类对自然的驯化中去，但从真菌到人类的行动者网络仍然可以被构建起来，真菌从人类制造的核事故获得了放射性，被辐射的真菌却被驯鹿吃掉，驯鹿最终又被人类吃掉，真菌的命运与发展无疑是人类境况的写照。她随后推出的专著《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仍然采用了这样一种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但却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得更广。日本、加拿大、中国、芬兰、美国以及来自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松茸采摘者都进入到了关于松茸的多物种民族志书写中，松茸的成长、贸易与生态均紧紧地跟人/非人因素缠绕在了一起，一方面松茸生长的不确定性与全球资本主义商业体系运作联系在了一起，带来了采摘者生计不稳定以及生态环境不稳定的故事；但另一方面松茸却可以成长在因人类造成的失调环境中，并滋养其中的树木成长，引领人类在失调环境中找到合作共存的契机。透过对松茸无法养殖化的“自由”生命与资本主义对人和非人物种异化破坏的矛盾考察，她展示了人类处在资本主义所建构的不稳定性境况，并从多物种协作共存中看到了未来生活的某种可能。还有学者研究了日常生活中芬兰学校建筑里由霉菌引发的“室内气候危机”及其对关联行动者的影响，并呼唤在环境教育和伦理学中与微生物协调，其中，这些有霉菌的学校也成为关于多元联系的位置性、关系性、持续性的冲突参与的提醒者。换言之，学校对于霉菌而言既是一种多物种民族志的田野，也是一种间性关系尺度，它使得教师、学生、建筑、教学管理体系以及其他物品都在其间共存并衍生出相互影响的关系。
虽然上述对多物种民族志知识演进的分类看起来有些“结构主义”，但这只是针对现有文献的一种尝试性路径的追溯。当然，还有一些议题也出现在了多物种民族志范式的研究论文中，包括了废弃的矿区、儿童教育、艺术作品等议题，这再次彰显了多物种民族志可适用的研究领域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但这一类研究的数量还在壮大之中，且有部分论文研究对象也与上述研究分支有交叉，故不再一一列举。
三、不变与变：多物种民族志对传播学的拓展可能
当下多物种关系维度的学术转向不止发生于社会科学、哲学、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中，也在地理学、生物学、医学、遗传学、认知科学等一系列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展示出了学术潜力。在跳脱了人文主义原有框架后，特别是完成对人文主义所建构的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的超越后，研究分析中所关切的问题也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从因果与表征转向了物质性与影响。
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与方法能否拓展并影响到传播学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病毒借由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或循环系统在体内攻占一个又一个器官的时候，抑或是借由空气、水、食物等介质进行人际传播的时候，这完美地复刻了传播学中关于信息的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系统，只不过其间传递的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人编码或解码才能理解的信息，而是实实在在的物与影响，谁会否认这不是传播呢？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默多克（Murdoch）在传播学旗舰刊物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酵母专刊”发文谈到“物质性是传播研究的盲点”,并要求“承认这些物质性并将其置于媒体调查的中心”。章戈浩和张磊等学者认为紧随后人类主义出现的多物种民族志方法可以应用到媒介文化及传播领域的研究中来。多物种民族志不仅在理论视角层面可以给传播学研究带来关于物种间性关系的新思考，在方法论层面，多物种民族志也可以较好地应用进入传播学研究。“民族志对于很多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具有普适性意义。”民族志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绝非某一个学科的专利，其良好的包容性、自然主义的发生机制、贴近田野的材料收集方式、对材料分析与阐释的方法可为许多新兴领域研究计划的落地带来启发。
鉴于多物种民族志仍是一个新兴的知识领域，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多物种民族志如何应用、延伸到传播学研究再作一点说明。第一，多物种民族志方法仍是一种面向经验材料的质化研究方法，在现有文献之中，这一点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无异。这里需要再次澄清，并非非量化的研究都可归于质化研究之中，质化研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筐，质化研究一定是面向经验材料的，这样的经验材料包括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日常对话、深度访谈、日记、备忘录等，其目前仍构成了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中的重要经验材料来源。第二，就现有文献呈现来看，研究者长时间沉浸在田野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深度互动、对研究反身性的重视以及“going native”等民族志研究传统在多物种民族志的实践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多物种民族志研究质量高低的重要评价标准。第三，与网络民族志等面向网络田野这一较为向虚的路径不同，鉴于多物种民族志中的“物质”转向，多物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也必须扎根在更为丰富多元的空间中，不能完全是虚拟的、离散的“流动空间”。因此，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中看到，这种囊括了中心与边缘的，甚至多点关联的田野特征是对过往民族志研究的回归、补充与拓展。
民族志作为一种兼容性与适应性较好的理论视角与质性研究方法可跟传播学科结合，带来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的突破。近年来，随着视觉化转向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视觉媒介材料也进入到了民族志研究的分析视野中，
、照片、视频、短视频等经验材料均构成了多物种民族志的分析单位。常用的计算机辅助的质化研究分析工具ATLAS.ti和Nvivo软件均可以处理大量的
、音频以及视频等材料，这为多物种民族志的材料分析展开带来了便捷。由于多物种民族志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存在物种间异质性，过去为获取质化经验材料常采用的深度访谈、焦点团体等研究方法可能会在面向非人类物种研究参与者的情境中失效。在新的研究情势下，向多物种民族志研究引入视觉媒介材料的分析既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拓展，也将为现有传播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带来助益。布勒（Buller）认为：“首先可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中接受有意识动物的能动性。然后可在对人与非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进行移情和解释性观察后，在互动中的主体之间进行实践和表演，使之具有共享的记录。”例如在视觉媒介材料的参与下，研究不仅止步于一次人类学或者多物种民族志的考察，还包含了对多物种民族志中人—物间性关系研究对应的媒介实践与媒介成果的生成。这有助于我们用媒介特性的角度思考获取的经验材料，思考媒介实践参与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提高研究的反身性，研究者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利用丰富的媒介实践与媒介材料去“深描”研究所遭遇的田野与传播情境。已经有研究者结合参与式影视制作与多物种民族志方法展开了研究，例如菲晋（Fijn）对蒙古牧区生活的人、牲口、其间关系与文化仪式进行了考察，这位研究者其后还谈及了澳大利亚土著研究所（AIAS）电影部（1961—1991）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民族志电影制作人的资助，以及这种将影视制作传播与民族志结合的学术传统。
菲晋（Natasha Fijn）对蒙古人—动物共存的部分影像记录。[图源：digitalmongolia.org]
在多物种民族志等多学科方法结合的影响之下，传播学学术成果表征的开阔性也会有所提升。“另一种选择则是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以纪录片、多媒体产品、电视节目的形式出现，使得学术成果的受众突破象牙塔，而面向更广泛的受众。”这些多媒体形态的成果也是学术表征的一种可能性。受限于当下以文字为主要发表载体的学术生产体制的限制，上述的一些研究成果，诸如短视频、纪录片、电影并不适宜用作学术发表，但令人宽慰的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些接受此类载体的学术平台，甚至诞生了一些完全不收文字类成果的更为激进的学术平台，这是一种视野更宽阔的学术生产方向。例如中国台湾导演黄信尧的作品《带水云》和《沉没之岛》就将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放置在其影片中，展现其生态美学与环境正义的意识。在大量可供反复体验的视觉媒介材料的支撑下，双人民族志（duo ethnography）、集体民族志（collective ethnography）等方法也可以应用进来，透过对媒介材料的反复解读以及多主体间的意义协商，进一步提高意义生产与传播研究的客观性。除此之外，田野中完整的视觉材料也成了研究中一份重要的“审计记录”，尽管很多质化研究学者不喜欢讨论质化研究信度的问题，但除开信度这一评价维度以外，利用视觉媒介材料对研究过程展开“审计”的做法确实可在研究效度上带来更好的提升，这是传播学质化研究中非常需要的方法补充。
四、结语
“人类世”带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变化使得学术界理论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范式转换”的意味，但多物种民族志仅仅是其中一种可能适切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且随着整个研究情势的推进，多物种民族志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通过与不同的学科、丰富的田野在多元的情境下进行耦合，多物种民族志既是一种扎根进入在地情境，进行中层理论发现和知识生产的路径；其也是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跨越学科、物种与时空边界的方法。多物种民族志将研究中心放置在了对各种人—物间性关系的考察，无论产生间性关系的是人还是非人物种的主体，而传播学正好是一门对关系研究极为敏感的学科，两者的结合可为未来的研究打开新的视野。
〇本文原载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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