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
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讲演 | 周晓虹
整理 | 马倩
来源 | 魁阁学刊
讲座开始，周晓虹教授援引英国的集体记忆专家汤普逊，认为通过口述史我们应该确信共同体能够而且应该撰写自己的历史，大家能知道不同的共同体有自己不同的社会记忆。在汤普逊那本被人誉为“标准读物和全世界口述史学家的旗帜”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汤普森开篇就专辟了一章，谈到历史和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并且坚信凭借口述史，“职业历史学家不必再为解释和呈现而将历史信息和共同体分割开来”。在周晓虹教授看来，实际上每一个亲历者就是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如果说汤普森以坚定的口吻证实了口述史及集体记忆和人群共同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再进一步，揭示集体记忆和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对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锻造显然更具有连城之价。
一、命运共同体：何为命运，何以共同？
费先生和杨庆堃先生1931年时候，第一次把这个概念译成叫社区。但这只是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所以费先生自己在讲中国传统的时候，他也用共同体这个词，而不是社区这个词。那共同体是什么呢？是单个的人以联合、集合，认同甚至想象等有机方式想象的群体，从家族、家庭、邻里、友伴、班组、社团、厂矿、村庄、街道、城镇都是常见的单位，直至宗教，所以又可以统称为人群共同体。最早使用人群共同体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推崇城邦共同体，并认为城邦共同体是一种秉承善意的道德共同体。他说，他人类在人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即在本性上他要与他人在一起。
但近代以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强调，由于君权的存在，共同体失去了善；而卢梭认为依靠契约民众就有可能和社会结成某种共同体；此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但是马克思也说过，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所以马克思倡导以真正的共同体替代虚幻的共同体，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现代社会学的解释路径上，从下到上的个体和群体，群体主要是指库利讲的初级群体——组织和次级群体——社会，由此延伸到社区。社区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组成的，以地域为空间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可以简化为四类，就是个体、组织、群体、社会，这一纵向的维度。
在社会学里面滕尼斯为现代社会科学贡献了最好的分析单位——共同体。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是由“所有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构成的“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所以他把共同体分成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基本关系，并认为维系一个共同体最重要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然认同基础上的。当说到“我们”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那说明它有一个维继共同体的精神因素存在。
周晓虹教授谈到，他在2019年参加魁阁80周年研讨会之后在昆明做云南的知青调查，尤其是缅共游击队的口述史时，发现云南的知青特别有意思。他们有的人在农村只在一起待了两年到四年不等的时间，但是他们一生都在一起玩，经常聚会。他们常常不是和他们待了一辈子的那些工友，就是单位里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是和当年在兵团里的知青朋友一起聚会，而且他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大家”。但是，“我们”和“大家”是一对经常做同一意义使用的概念，所以人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们大家”。他们这样的表述说明到今天为止，尽管他们回城已经40年，“我们”仍然还记着当时的精神世界。
除了滕尼斯以外，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中，进一步丰富了滕尼斯的观点，尤其是强调了共同体的排他性特征。沿着腾尼斯和韦伯的理论线索，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通过对墨西哥南部尤卡坦村的研究，将共同体界定为某种“同质性”的群体：他们做同样的工作，服从同样的规则，甚至有同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根据前面讲过的共同体这个概念，一方面费先生和杨庆堃先生在1931年译成社区。但另外一方面，腾尼斯的两个概念Gemeinschaft 和Gesellschaft 分别被费先生译成叫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而不是把它译为社区和社会。周晓虹教授认为社区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概念， Gemeinschaft 这个词最合适的就是把它译成共同体，在乡土社会尤为如此。正如费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的人们聚族而居，因为彼此熟悉而产生会意，而从俗而行。
围绕本文主题，如果要厘清命运共同体——即英文community with ashared future——对个人叙事的建构作用，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议题：其一，何为命运？这直接关涉某个人群共同体所面对或身处其中的境况或危机。这一境况与人群共同体常规的社会环境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也可能会对该共同体及其生存提出严峻的挑战。其二，何以共同？这不仅指共同的命运，更是指在共同的命运降临之后，人们何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应对模式。而这一切是支配共同体成员形成鲜明的集体记忆的关键所在。和本文语境相吻合并能够直接呼应上述两大议题的当属社会学家彼得·贝尔（Peter Baehr）研究2003年的SARS疫情及危机的时候提出的定义：“命运共同体是描述极端情况下群体形成过程的术语，它涉及从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中产生临时性社会凝聚力的模式” 。与此相应，命运共同体具备7个方面的特点：（1）突如其来的置于某一群体眼前的危机或命运；（2）成员间的密切关联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3）命运境况要持续一定的时间长度；（4）在危机之下，个体不存在随意逃脱的可能性；（5）共同体具有一定的低于威胁的物质和组织资源；（6）共同体有一套由语言和认同组成的精神的聚轴线；（7）共同体还有一套包括聚会、符号或标志在内的仪式化的表征形式。
二、超越个体视域或命运共同体的突生功能
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命运共同体对个体视域超越的一种表征，那么可以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se Halbwachs）的个人生命史作为这一概念的历史诠释。在过去的叙述中，学者曾仔细讨论过在口述历史中，个体的叙事究竟凭借何种路径实现了对个体记忆的超越，或一种哈布瓦赫式的集体记忆究竟是怎样通过个体的叙事实现的？在基本的叙事纹理上，周晓虹教授并没有偏离哈布瓦赫或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方向，尽管在有关突生机制的具体叙事方面可能更为绵密。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哈布瓦赫的讨论所依据的一般共同体不同。周晓虹教授将有关集体记忆的突生机制的叙事一开始就置于命运共同体之上，并将其称之为“提升个体经验的平台”。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但不限于近年来学者们所研究的一系列口述史群体：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的石油工人、1964年为“时刻准备打仗”从沿海城市携妇将雏迁往西南“三线”的工矿企业员工、1960-1970年代义乌廿三里镇的“敲糖帮”、1968年起“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1977年后考取大学的“七七级”群体，以及抗美援朝老兵、赤脚医生、铁姑娘等等。
命运共同体所以能够形成超越个体视域的能力。首先导源于这共同的“命运”使其每一位成员都能在相同的时空中，经历共同的历史事件，并形成彼此关联甚至影响一生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其次导源于这共同的“命运”派生出的建立在共同的认同与归属之上的“我们感”，以及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休戚与共的道德密度。在这里，使每一个单个的个体通过口头叙事复现集体记忆的有两重心理机制：一方面，外群成员对某一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疏离、排斥和污名，会导致内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和被动认同，甚至会产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极化心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内群成员基于意义感的寻求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主动认同，这一过程会使其主动对照共同体及其他成员的认知与行为，强化与其一致的方面，同时修正与其不吻合或者相左的方面。
显然，这两重机制会在这样几个方面促成共同体形成超越个体视域的集体叙事风格。其一，他可以为群体成员塑造一种认知框架和叙事逻辑，任何对这个框架和逻辑的偏离都会被视为对共同体的偏离或者甚至背叛。其二，保证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对共同经历的，堪称命运的历史事件持有某种同质性的理解。在这两重机制之上，会进一步形成和意义相关的一系列的表征，包括任务、地点、日期、词汇、语言等等。由此，命运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共同的属性就开始为个人叙事向集体叙事的跃迁做好了社会建构的准备。
三、命运共同体与集体框架的建构
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通过对家庭、宗教和阶级共同体对其成员的集体记忆的塑造，成功地说明了个体如何“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将回忆召唤到脑海中”。而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个体记忆赖以实现的集体框架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它不是个体记忆及其技能的简单相加之和，就只能到个体成员置身其中的各类人群共同体中去找。而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性及其对个体成员的巨大制约力量成了这种探寻的最佳源头。
首先，从宏观上说，记忆的集体框架是围绕某个或某几个重要的主题形成的，而这些主题常常与那些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左右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议题，或在当下依旧能够引发共同体共鸣的现实问题休戚相关。
其次，从中观上说，集体记忆的框架既然是集体的，就一定有其基本的或大致相似的叙事基调。这种叙事基调既是在人群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过往的互动及由此结成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与权力结构的左右或重构。
再次，从微观上说，集体框架既然能为群体或共同体提供表征记忆的路径，它就一定有某种独特而系统的话语体系以支撑相应的话语实践。表面上看，话语（discourse）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间从事沟通时的具体的语言行为，即特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相互通过语词和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语境、语词或文本及沟通等各种要素；但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它是与社会实践相重叠的语言系统。除了语境，话语系统的另外两个部分是语汇和谈资。如果说语汇只是表征集体框架的片段式素材，那么谈资则是共同体成员在其掌握的各类信息基础上形成的总体性文化资本。
四、命运共同体的后继影响
周晓虹教授留给大家思考的三个问题。其一，个体的早年经历尤其是在命运共同体中的经历为何会对一个人当下的生活及其解释存在意义？其二，如果个人生活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它们为何依旧会影响这群人对过往的记忆，甚至影响他们对当下的理解？其三，当这种影响关涉代际间的传承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也就是说，左右一代人历史叙事的集体记忆的框架在代际间为何会发生消解？
周晓虹教授对观众问题的解答
第一，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差别
个体记忆往往是一种基于生理性的能力。在个体记忆中涉及到两个维度：第一是在同一个集体中的无数个体对同一事件的共同记忆，形成了集体记忆；第二是他人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以及整个社会对他的看法也一定会影响到个人乃至于有关这一记忆的具体表述。
第二，社会心理学以及集体记忆有怎么样的联系
因为长期以来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与社会学相关的，同时跟人的精神世界有关的东西被忽略了。因此现在流行的这些社会心理学里头有一些东西是不谈的，比如集体记忆和社会情感，几乎很难看到谁的社会心理学谈集体记忆。但事实上记忆和情感，从集体的角度，它不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吗？所以正如刚才跟大家说的，你们将要看到的我的新的著作《现代社会心理学》里面，无论集体记忆还是社会情感都有了他们的位置，书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论和流行的社会心理学也有所不同。
第三，集体记忆研究和公众史学的联系
历史通常是从上往下叙述，比如史书中不会详细叙述普通人的生活，直到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的社会史学倡导另外一种历史，就是自上而下看历史转为自下而上看历史。那么我个人觉得历史需要双向甚至多向来看。过去被忽略的公众史学，即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学现在受到了推崇，而且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我个人觉得集体记忆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可以为公众史学的推进做下很好的铺垫。原先的传统的史学自上而下的史学，往往根据的是官方的典籍文献档案。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要从普通人的生命世界中看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搜集他们的口述历史。例如我们过去写社会学史的时候往往根据文献，但是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看不到文献背后的这个人的具体的生命历程，以及这种历程对他的研究的影响。所以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公众史学的发展，例如今后我们对于社会学史的叙事很多会取自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两卷110万字的社会学家的口述史。因此，我认为要把对生命史的研究带回到社会学史的研究中。
周晓虹教授的讲座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所举的例子都是各个学科都在关注的问题，所有与会人员都感到收获满满。讲座当天正好是周晓虹教授65周岁生日，周晓虹教授在生日当天还坚持学习，并与大家分享学术经验的精神也激励着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们继续努力。最后，再次感谢所有与会人员的参与以及会议期间的交流与分享。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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