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参透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加快形成研究生教育新发展格局。通过测算2001—2020年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效应的β收敛模型，分析了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其收敛性。考察期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且伴随着研究生扩招的规模效应丧失,耦合协调水平增幅较慢，并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阶段性。受地方性特征的影响，其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然而，四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过程，意味着其空间差异将收敛至稳态。“十四五”期间，应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耦合度，充分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空间收敛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至“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研究生教育伴随着规模扩张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从培养规模来看，研究生招生数以年均15.86%的增速从132.78万人扩张至435.47万人；从投入规模上看，研究生教育经费以年均14.8%的增幅从4300亿元增长至37860亿元；从知识产出上看，研究生培养单位所承担的科技课题数达817万项，累计产出学术论文1269万篇，而研究生群体在科研活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为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累积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从“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教育深度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到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发布实施，中央政府在国家整体战略层面持续释放出一个政策信号：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心将由规模扩张、外延发展，转向结构优化、内涵发展、质量提升，进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需求，支撑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如何？
以往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生规模扩张带动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为3.1%；而且，研究生规模水平的提高还能促进相邻省域的经济发展。然而，研究生作为“学术知识和技术的创造者”，当研究生教育难以支撑创新体系建设时，研究生教育就如同“沙漠中的大教堂”一般。这也就是说，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效应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取决于研究生教育带来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规模。于是，后续研究开始关注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提高的相互关系、内在机理，认为研究生教育对新兴国家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弹性系数在0.15~0.31之间。
这些研究从宏观理论出发，深入微观层面探讨了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增长、创新水平提高提供了实证逻辑。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不确定性增大，考研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避风港”，这促使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张；而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似乎并没有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吸纳毕业生，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对此，有学者指出，研究生规模扩张产生了“泡沫”，甚至引发了过度教育，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应有的潜力，导致研究生人力资本仍然无法被充分利用、创造出足够高的边际产出，也未能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就理论来讲，研究生教育无疑为区域经济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存量，其高速扩张也为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智力资源与研发资本。以往研究之所以存在分歧，要么在变量选择上错误估计了研究生规模和区域创新水平的线性关系，要么忽略了研究生规模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时空差异。一切宏观都源于微观，一切全局都来自局部。研究生教育的宏观问题源自微观上的规模结构、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与创新体系、经济增长之间的互构演进；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全局性问题在不同的局部又有不同的表现。以往关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研究大多着墨于两者的线性关系，较少能够纳入空间因素讨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时空差异。如果不能理解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分布动态、时空演进是如何受区域差异影响的，那么，研究生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就没有真正打好微观基础。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挖掘其空间分布特征，探究其动态演化规律、空间差异和收敛特征，以期为构建研究生教育发展新格局提供实践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为识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其收敛性，本研究具体研究设计如下：首先，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各年度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其次，根据所反映的耦合协调度，通过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的测算和分解，考察区域间的时空差异；最后，构建空间效应的β收敛模型，以验证其空间收敛过程。
（一）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研究生教育规模水平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的一个直接表征，也是理解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的结果变量。目前，学界对于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要么选取绝对值（各年度研究生在校规模），要么选取相对值（劳动力中的研究生学历占比），这就意味着研究生教育规模水平是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表征，包括规模结构、师资队伍和培养力度。理论上，研究生教育活动是教师与学生在教育场所的互动交往过程，而且教师数、学生数、培养单位数等规模指标与科研经费投入、产出等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通过研究生教育规模水平基本就能客观地反映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程度。其一，规模结构。本研究选择授予学位数、招生数、在校生数作为规模指标；硕士研究生为1，博士研究生为1.5，从而体现结构性。其二，师资队伍。在研究生教育实践中，研究生导师数更是师资队伍的最佳指标，由于目前缺少该指标的统计数据，考虑到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的参与度，于是，本研究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拥有高级、副高职称专任教师数。其三，培养力度。研究生团体是科研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研究梯队之一，其培养力度折射于科研创新活动的投入中，为此，本研究选择研究生培养单位数、科技经费投入作为衡量指标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对相应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熵权法计算7个单一指标的权重，并通过指标值算术加权得到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值。
以往研究在衡量区域创新水平时，更多地选取国内专利授权数这一指标；然而，仅以专利授权数衡量区域创新水平，无疑会窄化区域创新水平的含义。因此，本研究倾向于选取《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的指标体系，通过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衡量区域创新水平，权重分别为0.15、0.15、0.25、0.25和0.20。其中，知识创造用于测量地区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知识获取用于测量地区在产学研合作中利用外部知识和合作的能力；企业创新用于测量地区内企业应用开发新技术、新知识等的能力；创新环境用于测量地区为技术提供相应环境的能力；创新绩效用来测量创新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的能力。（见表1）
本研究测算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的一般化表达式如下：
式（1）中，DoEduCIab表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值，取值范围在0~1之间。Cab表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区域创新水平”系统的耦合值，取值范围介于0~1，其计算公式为Cab=2×[ZaZb/(Za+Zb)2]1/2；其中，Zi介于0~1，Zi值越大，表示省域i的“研究生教育”系统与“区域创新水平”系统的发展水平越优。Tab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区域创新水平”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Tab=αZa+βZb。α和β分别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区域创新水平”系统的权重系数，考虑到研究生教育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存量、智力资源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结合敏感性分析，本研究确定了“研究生教育”系统（α）与“区域创新水平”系统（β）的权重分别为0.5。
（二）Dagum基尼系数测算与分解
随着研究拓展，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和泰尔指数（Theil Index）已被广泛用于教育领域，用以刻画教育公平问题。尽管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能够反映区域教育发展失衡程度，却无法有效解决区域教育发展失衡的来源问题。据此，本研究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及子群分解法分析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克服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指标带来的子样本分布、交叉重叠和区域差异问题。计算公式如下：
（三）空间收敛机制
β收敛源自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趋同现象，包括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本研究中，β收敛意指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相比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绝对β收敛指在初始发展条件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收敛到相同的水平；那么，条件β收敛则需考虑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增加若干控制变量。空间β收敛模型的建构如下：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研究选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分析对象，时间跨度为2001—2020年，所组建的面板数据（i=31，t=20），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的现状；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各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2。
三、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一）整体态势
本研究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将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3所示。
图1展示了“十五”至“十三五”时期全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走势特征。第一，耦合协调度从2001年的0.443，上升到2020年的0.458，总体呈现震荡上升趋势，但幅度不大。这表明，整体上研究生教育仍未能有效支撑我国创新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第二，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长期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这说明研究生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协调关系不佳，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导致人才供给未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耦合协调度在“十五”至“十一五”时期增速最快，增长率为9.255%，这主要得益于研究生规模扩招所带来的规模效益，通过促进消费、基建投资能够在短时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耦合协调度开始不断下降，降幅高达6.723%，这说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体系发展遇到现实“瓶颈”，规模效应的丧失导致研究生教育难以通过质量提高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人才红利，支撑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二）地区异质性
从图2中可以看出，四大地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异质性。首先，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均值为0.630，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北、中部地区紧随其后，均值分别为0.481、0.461，均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低，均值仅为0.327，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其次，从阶段性特征上看，“十五”至“十三五”期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保持着平缓上升的态势；反观东北地区，2009年以前，其耦合协调度一直高于中部地区，且与东部地区较为接近，同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并保持着相对稳定态势，但从2010年开始，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迅速下降，并在2013年首次低于中部地区，之后颓势不减，到了2020年，其耦合协调度已降至西部地区水平，表征为研究生教育难以支撑区域创新体系。可见，东北经济振兴迫切需要提振研究生教育水平，并结合政策手段留住人才。
不同地区内各省域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梯度格局，可划分为“领跑型”“跟跑型”和“追赶型”。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北京、上海的耦合协调度领跑东部地区，组内均值分别为0.986、0.840，处于优质协调、良好协调阶段；而经济大省江苏、广东则表现出追赶态势，江苏的耦合协调度在2004年进入良好协调阶段，并在2009年反超上海；而广东的耦合协调度则在2016年反超上海，并在2017年进入良好协调阶段。如今，北京、广东、江苏和上海已成为“领跑型”省域，域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较高；而浙江、山东作为“跟跑型”省域，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湖北的耦合协调度领跑中部地区，组内均值为0.612，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其余中部5省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并不明显，且在2012年以前，均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势，2012年以后，各省域的耦合协调度的差距开始拉大，其中，安徽、湖南的耦合协调度增长较快，且不相伯仲，组内均值分别为0.489、0.512；而山西、江西和河南3省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组内均值分别为0.346、0.375和0.432。重庆、四川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领跑西部地区，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组内均值分别为0.484、0.551和0.576，其中，重庆的耦合协调度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得益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招，其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失调程度从中度降为轻度，组内均值分别为0.345、0.322、0.294和0.269。
（三）空间动态演进
以线性、指数性态为基本假定的参数估计对数据样本的空间分布分析往往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而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作为非参数估计方法能够不附加任何假定，适用于研究数据分布特征。图3展示了全样本期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结果。空间动态演进特征如下：第一，核密度呈多峰分布的同时，波峰持续走高，表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逐渐扩大，但协调水平随之升高，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具有地方性特征。第二，“分水岭”态势显而易见。2010年以前，耦合协调度主要在低水平区域大量集聚；而在2010年之后，其耦合协调度的波峰开始提高，并逐渐向多峰分布发展。这就表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扩大、协调性水平升高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开始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后，核密度的峰值伴随着波峰分布的减少而继续走高，这就意味着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态势已不再扩大，耦合协调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已经放缓。
四、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差异
（一）总体差异
如图4所示，总体基尼系数虽然偶有波动，但整体上呈现略微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0.260下降到2020年的0.242，这说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具体而言，“十五”期间，总体基尼系数从0.260下降到0.225，年均降幅为13.46%；但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总体基尼系数开始反弹，在2008年升至0.264，随后开始下降，并在2010年降至0.236。“十二五”规划期间，总体基尼系数保持相对稳定，仅从0.243上升到0.247，表明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变动不再明显；然而，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后，总体基尼系数进一步降至0.235，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已相对稳定，并缓慢缩小。
（二）区域差异
四大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具有空间异质性。（见图4）第一，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保持稳定，波动不大，表明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大，研究生教育水平能够较大程度地支撑区域创新体系。第二，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大，尽管其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但波动较大且不稳定；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最大，尽管随着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实施而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第三，尽管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低于东部地区，但波动较大，增长速度最快，在“十三五”期间快速上升到0.173后，到2020年底降至0.102，可见，中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实施使其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得以提高。第四，尽管阶段性特征明显，但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最低水平，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域内差异最小，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2001—2018年，基尼系数从0.064稳步降至0.057，却在2020年达到高峰的0.129；这表明，以2018年为分水岭，东北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开始产生明显的分化，域内“领头羊”开始形成创新“高地”。
（三）区域差异来源
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差异贡献率及其走势。（见图5）“十五”至“十三五”规划期间，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始终由区域差异主导，差异贡献率稳定在60%以上，这表明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地方性特征，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呈现出地方化趋势。从贡献率的趋势看，区域内、区域间和超变密度趋势相对稳定，说明在“十四五”期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态势仍然将由区域间差异所主导，并具有地方性特征。
（四）空间效应β收敛检验
为探究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的空间效应，本研究测算了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I），结果如表4所示。在考察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会受到邻近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影响，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具有空间依赖性。
模型适配性检验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SDM）相比于空间滞后模型（SLR）、空间误差模型（SER）更具解释力，且SDM的Hausman的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本研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的SDM模型来检验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β收敛过程，结果见表5。模型（1）~（4）结果显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过程，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2310、-0.4408、-0.5746和-0.3441，即在空间外溢系数（ρ）的扩散效应下，区域内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域将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其他省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最终，区域内耦合协调的差异水平将趋于一致。通过β收敛系数绝对值的比较，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收敛速度依次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地区。模型（5）~（8）结果显示，四大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条件β收敛系数显著为负，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2394、-0.4579、-0.5822和-0.3917，受制于生均经费支出、城市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和财政供养人口的区域差异，β收敛过程表现出不同的速度；也就是说，当区域间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相当时，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在空间外溢的扩散效应下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尽管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仍处于较低水平（濒临失调），但整体上呈稳定的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二，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梯度格局。第三，核密度估计表明，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呈现先扩大（“十五”和“十一五”）后平缓（“十二五”和“十三五”）的阶段性特征。第四，考察期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Dagum基尼系数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空间差异正在缓慢缩小。第五，空间效应β收敛检验发现，各个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过程，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弱势地区向高值地区收敛。
（二）政策建议
其一，加强研究生质量监测，提高研究生教育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贡献度。尽管研究生教育扩张产生的规模效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推动各个地区的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然而，当规模效应丧失，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便难以支撑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因此，在“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不确定性愈发增强，当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向创新驱动时，应适度扩大研究生规模，重在优化研究生质量，引导研究生提升个人创新水平，使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相衔接，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人才红利。
其二，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高地”的人才集聚和研发机构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研究生教育规模效应的充分释放。尽管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但是，这种空间差异能够通过β收敛而趋于平衡。因此，利用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构建区域研究生教育的长效合作与协同治理机制，发挥高耦合协调区域的空间辐射作用，既能够促进耦合协调水平的正向扩散，也能够促进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向高值收敛。
【马浚锋，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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