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士生研究场域作为兼具“学术规训”与“知识探究”功能的场所，是专业社会化普遍规律与学科文化差异特征相互交织的产物。结合布迪厄场域理论与韦伯理想类型法，对书斋、实验室、田野与数字网络四大研究场域进行多案例考察。研究发现，不同研究场域因空间形态的差异，直接规定了博士生关系网络联结、研究惯习形成、文化资本积累与角色身份建构的性质与进程。基于此，研究建构出一个类型学整合框架，并提倡在博士生教育研究中“把研究场域作为方法”，重新认识到博士生专业社会化是联结制度规则与主体行动的成长叙事。
关键词：博士生；研究场域；类型学；专业社会化；学科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博士生教育研究需转换分析视角
博士生教育因承载创新知识生产和拔尖人才供给的双重使命，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该议题的研究也开始成为教育研究中的“显学”。并且，由于博士生培养带有“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鲜明特质，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应把“学术规训”与“知识探究”两重属性进行统筹考虑。近年来，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宏大叙事路径，更注重探讨博士生的研究者身份与主体性角色。
总的来看，围绕博士生学术成长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理路：一条路径是基于魏德曼（Weidman）等提出的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认为博士生学术成长本质上是从“研究新手”成长为“成熟研究者”的社会化过程。该理论由于系统揭示了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发展阶段、核心要素与影响因素，成为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研究使用最多的理论框架。另一条路径是基于比彻（Becher）等提出的学科文化理论，认为不同学科因知识属性不同可划分为四种学科类型，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会受相应学科文化的规训与塑造。这一理论强调了博士生培养内部的异质性问题，被广泛应用于具体学科探讨、不同学科比较甚至是跨学科培养等议题中。然而，专业社会化理论虽揭示了一般性规律，但“失之宽泛”；而学科文化理论虽探讨了差异性特征，但“失之偏狭”。因此，博士生教育研究需发展出一种新视角，将一般性规律与差异性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这类似于默顿（Merton）所言的“中层理论”。而博士生培养是学术成长普遍规律的“大传统”和不同学科差异特点的“小传统”相互交织的产物，这个交织地带即博士生所处的“研究场域”。
基于此，本研究希冀转换研究视角，借用布迪厄（Bourdieu）的场域理论和韦伯（Weber）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法，将“研究场域”视作一个“规训”与“探究”的博士生教育场所，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第一，“研究场域”何以构成一种博士生教育研究的新视角？第二，不同场域的空间形态下，博士生的关系网络建构、研究惯习形成、文化资本积累、研究角色定位有怎样的差异表征？第三，如何基于研究场域与博士生成长的类型学关系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视角：场域理论与理想类型法的引入
（一）理论基础：场域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适切性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开展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贯穿该理论始终的三个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其中，场域（field）是描绘不同行动者交集互动的空间隐喻，具有特定的制度规则和运行逻辑；惯习（habitus）是行动者在接受场域规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资本（capital）则是场域中稀缺珍贵且具搜集价值的硬通货，在不同场域中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和表征形式。场域理论将场域、行动者、惯习和资本放在一个框架里展开分析，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关系思维与空间视野。
布迪厄对许多场域展开了研究，“教育场域”和“学术场域”得到了格外关注，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于《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科学的社会用途》《学术人》等著作之中。他认为，教育场域尤其是科学场域，既带有一般场域那种力量博弈和资本竞争的特点，同时还蕴含较强的自主性和封闭性意味。博士生研究场域同时联结教育场域和学术场域，并承载着“学术规训”与“知识探究”两大功能，故可依据场域理论展开两方面探究：在不同研究场域的空间形态规定下，一方面可考察博士生建立“研究惯习”进而获得“文化资本”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可分析博士生与导师、朋辈、同行等关系网络的互动方式。（见图1）
（二）分析视角：理想类型法与研究场域的划分
承前所述，场域理论为探讨博士生研究场域的整体概况和运行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正如布迪厄所言，科学场域并非遵循一个固定模式来运转，里面包含诸如实验室这样的“亚场域”，为此有必要引入类型学思维将研究场域予以划分。“理想类型”是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它虽是一种理论抽象，却可为现实提供描述与阐释的表达手段，目前已在社会科学中得以广泛应用，甚至也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理论建构的主要方式。
如何分类博士生的研究场域？已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克拉克（Clark）组织的一项跨国研究，发现历史学研究生经常埋头书斋工作，物理学研究生主要在实验室开展研究，经济学研究生则因理论与应用的区分而各自偏向书斋和实验室。不过，该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科研组织与研究生教育的国别差异，研究场域只是在分析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被零星提及，并未作为分析的重点与框架。真正有意识地把“研究场域”作为分析单元的典型研究，应属德拉蒙特（Delamont）等的研究。他们细致刻画了分属于实验室（生物化学）、田野（社会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和数字网络（人工智能和自然地理学）的博士生，究竟是如何“被社会化进入到他们各自的学科和学术文化之中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项研究未能有机结合博士生培养的本质规律与学科差异，也未构造出可供后续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场域分类对比框架。综合以上研究，本研究将研究场域分为书斋、实验室、田野、数字网络四种类型，（见图2）为深入观察不同场域下博士生学术成长过程提供一个类型学视角。
三、博士生研究场域的差异性诠释：四个学科案例的比较分析
结合理论基础与分析视角，本研究于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陆续访谈了4所高校12个一级学科的32名博士生。按照研究场域来划分：书斋8人，实验室11人，田野6人，数字网络7人。由于本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质性研究，不涉及专门的资料编码及扎根过程，故仅挑选中国史、化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4个典型案例学科的访谈资料作为论据支撑，进而对不同研究场域的整体概况与运行机理予以差异性诠释。
（一）书斋式研究场域：以中国史为例
书斋式研究场域下的博士生研究过程与学术成长，带有高度个人主义的气质。中国史作为一门典型的基于文献的学科，博士生的关系网络往往体现为与导师一对一的交流，虽然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接受导师的言传身教，但该学科达成的集体共识是，博士生的成长并不依赖什么正式的规训，而更多依赖于个人的悟性与努力，无论是寻找研究问题、搜集史料还是撰写论文都是一个独立探索的过程。如有中国史博士生说道：“我基本除了吃饭和借书，就没出过宿舍，每天就是整理梳理校注、辨别史料真伪、比较各类材料，至于想问题和写论文，都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可以说，从事历史研究的博士生的学术生活中充满了“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外界支持以及与师友的交流都是比较少的，“坐得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往往也成了他们普遍秉持的信条。
对于博士生而言，他们若想有效适应书斋式研究场域的规则，就必须将史料搜寻、释读、甄别、交叉对比、排列、理清逻辑等基本工作，视作一种“研究乐趣”而非“枯燥工作”。而判别这些博士生是否优秀，核心指标又不仅在于单纯的史料处理能力，更在于他们是否具备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全局思考能力”。这也导致人们判断一个历史研究的成果价值时，往往会以一本系统精深的博士论文来作为评价标准。当然，博士生也会受到各高校论文发表硬性规定的困扰。
总的来看，书斋式研究场域下的博士生培养，意味着缺乏正式性规训和结构化支持。博士生们在此情境下，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研究压力与延期可能。不过，对于真正有志于纯理论研究的博士生来说，“书斋中的他们”被赋予了比肩历代学术先贤们的“个体型研究者”身份，能否适应这个场域规则、养成研究独立品格，成为该场域博士生学术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尺。
（二）实验室式研究场域：以化学为例
化学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实验室的典型实验学科，博士生专业社会化主要在实验室这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中进行。这是因为，化学博士生开展任何研究都高度依赖于团队提供的各项资源，如选题来源于导师的课题、设备和原料依赖于实验室的储备、日常生活保障受到课题的资助、文章发表依托于团队的支撑，等等。换言之，实验室场域下的博士生学术成长，带有明显的“团队作战”意味。这给个体成长提供了避免陷入“孤军奋战”境地的有效缓冲。
这种团队文化延伸至研究过程中，使博士生会在选题和实验中注重传承性与稳定性，即在前人尤其是团队的固有范式与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尤其在早期阶段，博士生的学术规训主要是解决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目的也是使他们能树立研究自信、锻炼实验技巧，这也符合库恩（Kuhn）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的研究特点。但随着读博阶段的后移以及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验工作开始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博士生更需对团队传统、既有范式和实验效能保持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才能使“理论、工具和实验结果”得以有效的调适。显然，实验成功与否，高度依赖于博士生是否具备熟练的实验操作技术规范、复杂精细的时间管理与资源调配能力，这更偏向于一种显性能力的塑造与培养。与之相符的是，学术论文（以SCI为代表）作为一种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地位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既可及时抢占发表优先权、验证实验成果是否有价值，也可帮助博士生快速嵌入学术关系网络、自证研究者身份。
不过总的来看，实验室场域中的博士生们，其形象更像是一个“作坊中的学徒”或“团队中的成员”。他们在实验室这样一个独立封闭且团队作战的空间里，受到硬性规章制度和规范时间安排的影响，使其学术成长主要经历一个从观摩、学习直至逐渐上手的过程。但在他们完成学位之前，基本上是缺乏自主性与自由性的，这与书斋式场域下的博士生有着很大差异。也正因如此，在实验室场域下的博士生真正走向独立，即具有研究自主权、学习管理实验室、获得科研经费以及指导学生的资格，往往需要再通过2~3年的博士后经历才能实现。
（三）田野式研究场域：以社会学为例
“田野”是社会学开展研究的基本场域。田野调查一般意味着要去一个陌生的跨区域或跨文化情境之中，这往往会伴随着很强的文化差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基于此，崇尚田野调查的学科主张博士生的培养不需太多前期规训，而要在“浸泡田野”的过程中习得相应能力。其结果是，博士生在初期会跟随导师“跑一些田野点”，揣摩与模仿导师的田野技巧。但在读博中后期尤其是在开题之后，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田野点”，独自在田野中适应与摸索，与导师的交流也更多转变为田野发现的交流、研究困惑的求解等，而与朋辈的交流则因田野点性质差异过大而少之又少。
田野调查一般持续时间很长，它给予从事田野调查的博士生的实质意义甚至超过了博士学位本身。在置身于某一特定田野中，博士生们不断坚定信念、摸索挖掘、搜集资料，最终塑造出一种“对经验的感觉”并确证“学科身份”。显然，田野调查虽也要求博士生具备一些直观可学的技巧（如人际交往、访谈记录等），但更需要他们拥有比较强的社会洞察力与资料敏感性，而这更倾向于一种默会知识。正如有博士生提到的：“我对研究的理解和认识，不是在课堂上学到的，而是‘跑田野跑出来的’，是在田野地头、万家烟火当中‘生长起来’的。”在通往学科理解与获得田野能力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显性而确定的技术和方法，也没太明确而具体的规划路线，而要在深度浸泡田野的过程中逐渐养成。
当然，无论田野调查在社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者的学徒期是多么重要，但它并不是终点。如何在“事实经验与理论框架不断的碰撞”当中，把田野中的复杂性、混乱性与不确定性，有机地转化成一本“系统连贯的文本（博士论文）”，才算真的完成了一个学术规训的闭环。而这本带有明显“田野”气质的博士论文，也最终将构成博士生通往职业生涯的关键文化资本。
（四）数字网络式研究场域：以控制科学与工程为例
与实验室高度相似的是，数字网络场域下的博士生培养，也具有较强的团队主义倾向。这一方面体现在博士生的研究选题与生活补贴，主要源于导师与团队的课题，尤其是其研究一般是建构在团队基础上，这使他们往往会寻求导师与其他成员的支持，来熟悉、学习与消化前期的模型或系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计算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新迭代十分迅速。正因如此，数字网络场域下的研究团队更像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即便是导师也要经常跟团队成员们一起学习新的行业动态与学科前沿。
不过，数字网络场域的特殊性在于，博士生从事诸如建模等研究活动基本上是在网络上进行，而网络的使用往往不太受物理空间的限制，因此虽然博士生普遍都有自己的团队办公室，但他们其实在宿舍也可进行研究工作，到了团队办公室也几乎把所有研究时间花在计算机屏幕前，故而该场域下博士生学术成长依然带有一定的“个人主义”特点。这种团队与个人之间的张力，也反映到了博士生的研究惯习之中。他们需要把研究架构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上，但更重要的是做出有价值的个人贡献——能有效运行的程序和有充分预测力的模型。
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们学习到研究团队成员间普遍拥有的默会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掌握利用数字网络开展研究的能力，真正做出直观有效的成果出来。而正如前文所述的“内卷”学科研究环境下，“不发表就死亡”甚至“慢发表就死亡”的准则被数字网络场域中的博士生普遍接受，他们不得不尽早、尽快、尽多地去搜集“论文符号”以积攒未来求职的文化资本。
四、博士生研究场域的整合性探讨：一个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研究场域之于博士生的功能，并非仅停留于一个学习、研究的场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因空间形态的具体表征，规定了博士生研究惯习、关系网络、文化资本、角色身份的差异化性质，并对专业社会化的过程与轨迹发挥着深刻形塑作用。结合前文理论框架与具体案例情境，本研究围绕博士生研究场域中的空间形态、关系网络、研究惯习、文化资本与博士生角色五大关键要素，建构出一个类型学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见表1）
（一）空间形态：封闭物理空间抑或开放社会空间
博士生所处的“研究场域”，往往体现为一种具象化的空间形态，这直接规定了他们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学术成长过程。为此，首先需分析博士生研究场域究竟呈现为一种怎样的差异化空间形态——个体式的还是团体式的、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物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
对于“书斋”而言，目前大部分文献乃至于珍贵古籍都实现了“数字化”，书斋地点与形式是可以灵活调整与变化的。譬如在家里、宿舍抑或图书馆，博士生均可开展文献整理、理论建构与论文撰写等研究工作。但无论如何，书斋仍属于个体独立探索的封闭物理空间。而与书斋不同的是，“实验室”虽同样作为实体物理空间，但往往是以团队的形式在此开展研究工作。甚至于这种空间形态，还使实验室的时间要求、制度规范都达成了一定的集体共识。“田野”的空间形态是深深嵌入到人类社会场景当中的，它可能表现为一个村落，也可能表现为城市一角，甚至也可能体现为一个学校或课堂。但无论如何，这个场域中的人和物均与社会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因此可以称作一个“开放社会空间”。并且，由于博士生一般会各自建立“田野点”，因此这个田野调研的过程具有高度的个体化特点。“数字网络”虽然同样依赖于一个服务器、一台电脑甚至一个房间，具有封闭性特征，但它具有一些不同于上述场域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是虚拟性，这体现在该场域下的博士生主要是与虚拟的程序、算法、计算机语言打交道；另一方面则是团体-个体交互性，即博士生在虚拟空间的工作往往依赖于团队模型或数据库等前期基础，研究过程中也需要相互配合、集体攻关。
可以说，上述四种场域的差异化空间形态，为我们理解博士生知识生产与学术成长过程，奠定了可供深入分析的空间基点。
（二）关系网络：独立探索抑或团队支持
在研究场域运转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博士生，他们更多是在场域当中开展个人的独立探索，抑或受到团队的指导支持？
对于书斋场域而言，虽然导师会不时跨越边界，对博士生的科研进展与研究方向进行把关与指导。但总体而言，博士生基本上还是独立埋头于书丛开展个体探索，并借助书斋与外界建立了一种区隔，使“孤独”成为一种研究常态。而实验室作为一种团队空间场域，博士生的研究工作通常是与团队共同开展，因而摆脱了个体独立探索的孤独样态。无论是集体的科研议程、共同的实验环境，还是定期的组会讨论，都使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导师与团队的较多指导与支持。“田野”场域下，博士生关系网络的建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前期，博士生因为尚未建立田野点且对田野调查技巧并不熟悉，因而往往要跟随导师团队一起“跑田野”，这期间往往与导师、朋辈有着较为充分的交流；而在后期，博士生建立自己的“田野点”后，则变成一个独立探索的研究行为，与导师的交流往往是在线上分享田野发现或求教研究困惑，而与朋辈虽共享“田野调查者”的身份标签，却因研究题目的各自独立性而丧失了“可通约”的对话空间。“数字网络”场域下的博士生，其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团体-个体不断交互的特点。他们在团队当中往往具有明确的角色，其个体建构的模型、程序与代码主要源于团队任务的分解。在研究过程中，博士生一方面需个体攻关克难，不断探索更有效的问题解决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团队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并围绕出现的新难题进行共同磋商与讨论。
综上，不同研究场域下关系网络的建构，关乎博士生是如何处理与共同体关系的。而这种独立抑或融入的关系，也为博士生如何获取研究惯习、积累文化资本奠定了关系基础。
（三）研究惯习：围绕研究能否成功的学术信念
博士生学术社会化的一个关键步骤，在于其能否养成与所在场域相适应的研究惯习。可以说，研究惯习关乎博士生对自己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学术信念，而在不同场域中，惯习的表现形式存在明显差异。
书斋场域下的博士生，无论是哲学思辨、历史梳理还是理论建构，其研究工作均要建立在有价值的文献基础上。因而，他们往往要建立起能够“搜集、整理到有价值文献”的学术信念，甚至应当享受这样一个看似枯燥的文献工作过程，这也构成了其研究过程的核心驱动力。实验室场域下的博士生，通常不会对学科遵循的科学范式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相反，他们会在此基础上，不断展开带有“创新性”或“实用性”特质的工作，并坚信实验最终可以“奏效”，这使他们能坦然面对实验的高度不确定性并寻找有效解决对策。与之类似的是，“田野调查”作为进入专业领域的仪式和象征，博士生必须坚信自己能通过参与式观察、质性访谈和其他资料搜集方式，真正对田野事实进行深描、阐释与重构，从而为学科知识与研究传统的丰富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数字网络场域作为虚拟性的研究场域，博士生必须抱持一种信念：他们操作的模型和程序最终能成功“运行”起来，尤其是能够充分表达与预测外部世界。
综上，博士生的研究惯习因场域的不同呈现出差异化的表现形式，但核心均是围绕研究成功的一种学术信念，这使他们能够服膺于学科传统并有效应对研究的不确定性挑战。
（四）文化资本：显性知识抑或默会知识
博士生专业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学术能力及学术成果，其表现形态与重要程度往往因研究场域不同而各异。
如实验室和数字网络两个场域下的学科，基本上属于“硬学科”的范畴。而硬学科的研究特征体现在聚焦的都是较为客观的自然现象，知识边界相对清晰，评价标准也具有一致性。再加之，无论是做实验还是跑程序，其结果都是直观可测的。这也使两个场域更注重对博士生的系统规训，使之具备做研究的实际操作能力，如切实设计一个实验、灵活运用各种精密仪器，或改进一个算法、使程序能更有效运行，等等。以上特点使这两个场域对博士生学术成果的要求，更为强调时效性较强的期刊论文，从而争取发表优先权以使研究成果获得学界承认。与之相反，无论是书斋还是田野，相关学科基本属于“软学科”的范畴。而软学科聚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复杂的个人或社会现象，知识边界模糊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评价标准也缺乏集体共识。这就导致两个场域下的博士生规训更具松散性特点，也更强调视野、格局、理解、洞察等相对隐性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显然需要较长时间的研究浸润、阅历积累与个人体悟，才能逐渐养成，因而对博士生成果的认定也更倾向于一篇系统扎实的博士论文。总之，归属于实验室、数字网络场域的博士生，更需具备显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能通过系统规训而习得的；而书斋、田野场域下的博士生，则更要领会一种无法言传的默会知识，这也导致相关规训往往具有松散性特点，关键要靠个体在研究与摸索中进行领悟。
可见，显性或默会的知识要求差异，事实上构成了不同场域博士生文化资本积累的重点与指向。
（五）博士生角色：个体型研究者抑或团队型研究者
厘清研究场域的空间形态以及博士生的关系网络、研究惯习、文化资本之后，一个更具概括性与综合性的问题在于场域中的博士生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或者说被视作什么样的角色？
结合前文讨论，书斋与田野场域下的博士生都倾向于个体独立探索，他们在陈述自己学术成长的过程中，虽然也会谈及导师指导的重要性，但更多会谈及“追寻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资料收集的丰富性与偶然性”“研究过程的顿悟与转变”“论文撰写的纠结与整合”，这说明他们更多把学术成长视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叙事。与之相应的是，这两大场域下的学科及导师，也都认为研究更多是博士生自己的事情，外界只能起到指导支持的作用，但能否成功取决于博士生独立的探索。而在实验室的场域下，博士生的学术成长更依赖于团队支持的稳定性，其角色往往也嵌入到团队等级中的某个位置，如选题源于预先“给定性”的任务分解，甚至于研究成果也体现着集体工作的智慧结晶。这也导致实验室场域下的博士生，需跟随资深学者与团队所预设的方向，积极学习所在团队的研究传统与范式，这个时候显然更多的是扮演一种“团队型研究者”的角色。数字网络场域则因团体-个人不断交互的特点，使博士生综合了“个体型”与“团队型”的研究者特点。
可见，“个体型研究者”与“团队型研究者”的角色分野，深深体现着场域形塑的烙印。
五、余论：把研究场域作为方法
本研究基于案例呈现与框架整合，提倡在博士生教育研究中把“研究场域作为方法”。进言之，探讨博士生学术成长的问题，不能仅从专业社会化的基本规律与共同特征的角度去探讨，也不可完全窄化到每个学科文化的知识特性中去分析，而应高度注重研究场域之于博士生知识探究与学术规训的重要形塑作用。从而，博士生教育研究既可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认为博士生学术成长单纯是由外在制度与文化规约的；同时也可超脱主观决定论，即认为博士生学术成功是一个依靠个体天赋、智商、努力甚至运气的“天才故事”或“励志故事”。可以说，“研究场域”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认识到博士生专业社会化是一个联结制度规则与主体行动的成长叙事，由此我们的研究将更具有布迪厄所言的“实践感”。
当然，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探索与理论建构，更多是以化约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基本分析框架，后续研究可沿着两方面展开与深入：一方面，研究场域中更具体的维度与更多元的类型需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与揭示，并可基于深度的质性分析探讨场域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虽然传统学科基本上能从四种类型中定位到各自的主导性研究场域，但随着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明显带有跨研究场域性质的交叉学科兴起，博士生在不同研究场域之间的穿梭与联动议题也值得探讨与分析。这也是本研究希冀延伸出的更广阔探讨空间。
【赵祥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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