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
温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唐裕晨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20MLD004）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与“现实”之间——改革开放初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印象（1979—1984）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起国内学界关注的国外思潮之一。因其诞生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并且在理论层面既涉及对“苏联模式”“官僚主义”“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反思，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来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故与当时中国的时代主题发生共振，由此成为学界的重要借鉴对象。与此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传播，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以及“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相伴而行，这就使之成为透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变迁历程的“学术晴雨表”。据此，以当时学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变动不居的研究理路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9—1984年间学界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印象，及其与当时国内重大事件之间的因应，就能在“学术”和“现实”的辩证统一中，从思想传播史层面以微观形式再现改革开放初期曲折的历史进程。应当说，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关系的历史学剖析，可作为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神史”观照，并拓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视野的尝试。
关键词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大讨论；精神史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板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具有特殊地位。其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就苏联模式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论断，曾一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借鉴。这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行将切换社会主题的中国向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且面临类似社会问题的东欧诸国汲取经验教训的时代。而作为学术“舶来品”，它对异化、官僚制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的论述，无疑与当时中国的时代要求高度契合。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程又与当时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以及“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息息相关。鉴于此，在学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中，考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历次思想大讨论中的中国印象，就是一次以“精神史”方式再现改革开放曲折历程的思想史尝试。
一、政治：两次思想讨论之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集中整顿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但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路线却是巨大阻碍。对此，邓小平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不久，他在1977年8月3日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强调，“‘两个凡是’不行”，“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此后，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等中共领导人也相继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分别撰文，拥护“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1978年5月11日，由胡福明主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潮。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通过肯定“解放思想”，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调。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初，学界反响就十分热烈。1977年11月24日，刚刚复刊的《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哲学专业工作者座谈。其中，解放军报社的邵华泽以文风与学风为切入点，就“真理标准”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专门阐发，并应吴江之约，以《文风和认识路线》为题，将整理后的发言内容刊载于1977年第31期《理论动态》上。该文不仅重申了毛泽东有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论断，更明确指出，判断干部能力、工作总结、报道水平，以及单位工作好坏等社会现象的标准，只能是深刻反映群众并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社会实践”。作为拨乱反正中最早阐述实践观点的学术文章，它无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要伏笔。此后，选择性译介或阐释国外相关学术成果并借此积极回应崭新的时代主题就成为学界风尚。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理论素材，无疑是当时首选的研究对象之一。
1979年初，素有“观瞻国外前沿学术思潮”之称的《哲学译丛》（现改名为《世界哲学》），在第1期刊登了日本学者岩渊庆一的《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作者对二战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成就极尽褒扬，在盛赞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之余，又强调了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的A.沙夫对“人道主义”“实践”以及“异化”等问题的重要理论贡献。不仅如此，该杂志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又专门译介了G.彼特洛维奇（又译为“彼得洛维奇”）和A.沙夫两人的《论异化》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两篇旧作，连同日本学者田口富久治就苏联官僚主义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问题进行阐释的《社会主义与官僚制》一文，一并刊载于当年第1、2期。无独有偶，承担“报道国内最新学术成果”职能的《国内哲学动态》（现改名为《哲学动态》）杂志亦就相关问题，在当年第1、2期刊载了贾泽林的《南斯拉夫哲学简介》、吕嘉民的《废除官僚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专题论文。作者不仅以南斯拉夫为例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把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国情结合”，“就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还通过抨击当时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体制是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顽疾，并隐晦地表明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或可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域外借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学术因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具有深刻的社会史原因。而“人道主义”“实践”“异化”等尘封已久的哲学话题，借他人之口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又与当时国内不甚明朗的政治经济气候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如何应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危机，并处理“四人帮”横行期间社会主义政治民主遭到破坏的问题，是当时全国上下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诚如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所说，“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问题的关键在当时就集中体现为干扰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官僚主义。对此，邓小平专门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进而，他又充分肯定了“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并强调“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向谁学习？
反观当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情况则大为不同。自1963年该国颁布新宪法，即“自治宪章”以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宪法规定， “包括政权在内都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自己创立的，目的在于组织一个作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的社会”。对此，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同时也是该宪法的创立者卡德尔曾明确表示，“新宪法除了进一步巩固进而扩大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以外，同时还为经济领域进一步联合和一体化，为日益发展和前进的联合劳动形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后，在1974年南斯拉夫推行的“联合劳动法案”，进一步深化了包括祛除官僚主义和加强企业自治管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到70年代末，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战后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1980年，南斯拉夫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居世界第35位，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强烈的反差，迅速引起国内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接连刊登了诸如《南斯拉夫企业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1979年6月8日）、《南斯拉夫积极贯彻加强集体领导原则》（1979年7月21日）、《南斯拉夫干部政策的几个侧面》（1979年10月8日），以及《南共联盟基层组织怎样活动？》（1980年1月17日）等专题报道，向国人全方位介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及其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突出成果。其中，一篇题为《访南斯拉夫日记》，因其以亲历者的笔触详细勾勒了南斯拉夫当时的日常生活风貌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文中两则小故事颇值玩味：一则是米科利奇列举的一个关于干部轮换的例子。故事的主人公是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理，他在1978年卸任后开始担任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并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另一则是斯洛文尼亚地区的一次议员选举，一位曾是联邦议员和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因数年未到基层所属单位而落选并失去议员资格。应当说，无论是文中所列举的鲜活事例，还是纪实报道所宣传的企业管理和干部任免制度，都释放出我国试图在（国有）企业经营模式与行政管理机制两个领域进行改革的信号。
正因为如此，当时与中国国情类似，但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颇有成效的南斯拉夫，一时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也得出相似的论断。他指出，就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及其背后的国家主义而言，“中国的公社和南斯拉夫自治的农工企业，似乎是更好的解决办法。避免冲突的唯一途径是放松国家控制，并创造技术完备的、相对独立的企业和地方共同体，其中农民成为工人即一个对参与决策的管理具有一切权利的集体生产者”。由此观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与苏联模式格格不入，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因与我国当时亟须清理“四人帮”之后官僚主义横行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学术界被大力推介。
从1980年起，包括《哲学译丛》《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在内的几家重要刊物，开始大量推介除了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在内的一系列翻译与研究性文章，并刊登相关学者的生平简介与部分会议纪要。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984年初，无论是译文还是专题论文，抑或会议纪要，其间涌现的热点议题正悄然无声地从“社会主义实践”和“批判官僚主义”的讨论，转变为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 化”问题的阐释。1980年，学者林利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般是用‘异化’的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一向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样板’的苏联，若干年来对于苏联社会有没有异化这个问题是不屑一提的。近些年来这种态度才稍有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已发展到了掩盖不住的程度。”进而，他在肯定了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理论界对其进行的批判具有合法性之余，又以犹疑的心态表达了一种理论上的担忧：“我们现在仅能确定苏联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异化，因而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至于苏联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的探索。”在这里，作者通过“苏联社会异化”之实，揭示出一个在当时国内十分尖锐但异常敏感的话题，即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
1980年，《哲学译丛》与《社会科学》杂志相继刊载了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异化与社会主义（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总结）》和《国外对异化问题的研究》两篇类似会议综述的文章。与之前（1979年）国内部分刊物只是零星地以纯粹客观的视角选择性介绍个别学者有关“异化”问题的论述截然不同，这两篇文章态度鲜明地臧否了当时国外学界对“异化”问题的各种看法。它们以“互文”的形式，一方面认为，“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异化的理解上同西方理论界不完全一样，但同样认为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只不过，在苏联和东欧的官方意识形态那里，异化理论才被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已；另一方面又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还是袒护斯大林时期“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想以“异化”为题证明青年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人道主义倾向和社会经济规律）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同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仍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把异化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显然，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发生切换的典型例证，无疑折射出当时国内学界已然在日益高涨的“实践”话题中，从反思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现象，嬗变为对官僚制背后人的异化现象的检视，进而逐步转化为以“人道主义”为立足点展开的“社会主义异化现象”批判。
不可否认，单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研究态势而言，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我国学术界之所以如此看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高频次出现的“实践”“异化” “人道主义”等核心议题，除了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借鉴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改革经验时，以“解放思想”为原则一并接收其“官方”与“非官方”理论成果这一直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试图参照同类型的域外学术资源，深刻剖析“文化大革命”以来与社会主义制度明显相左的官僚主义，及其在政治经济领域造成“非人道化”现象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以批判苏联模式和官僚主义为开端，探讨长期被忽视的“人”的问题势在必行。只不过，当触角延伸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同人的异化的关系问题时，局面就变得复杂起来，难免有“出圈”之嫌。
从1980年初到1982年末，以“人”“异化”“社会主义”三者关系为主题的争论性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各类刊物上。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1种期刊和42种报纸参与其中，它们所收录的相关论文达300余篇。其间，包括弗兰尼茨基、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斯维塔克等激进的“社会主义异化论”者的相关论文、著作介绍，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评介性论文大量出现。此时，学界的研究重心已完全转变为就马克思主义是否以“人”为出发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等问题的激烈争论。而表层的学术争鸣背后，却潜伏着一场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深刻思想性博弈。这就是日后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它于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达到高潮，并于1984年初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标志告一段落。而处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之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作为域外思想“晴雨表”，间接地折射出当时人们在时代主题切换的历史当口，接纳、评判，或者反思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期为即将展开的全国性社会改革实践在理论上寻找出路的曲折历程。
与此同时，透过该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这面棱镜，一条有关如何看待本国与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且借鉴与拒斥并存的思想史线索浮出水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领导层以及一般学者之理念的磨合关系中，改革开放初期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及其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局势的微妙共振得以体现。
二、思想：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兴起“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绝非历史偶然。它涉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道路选择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反观当时对此展开激烈论争的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似乎就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理论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社会主义”概念，同现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的“人道主义”相连接的思想趋势。而作为当时人们透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思潮间关系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体现出这种倾向。
1982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现改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4期刊登了以色列学者加利亚·戈兰《改革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在详细介绍斯维塔克和科西克的人道主义辩证法之后，得出了在当时看来极具冲击力的论断：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由于巨大的官僚机构的兴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一个非欧洲，且未经过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半文盲国家（即苏联——作者注）而失去了。正因为如此，具有扬·胡斯基督教改革运动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道路，“一旦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很可能会朝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向发展”，即“人情味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与落后国家无缘的“人情味社会主义”概念，又于1983年《哲学译丛》第1期，由署名为唐诺索的美国学者撰写的《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和马尔科维奇关于人的概念》一文中再度出现，只不过它已被翻译成“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在译文的最后看到一段耐人寻味的结论：“东欧的哲学因其努力证明‘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遭受的命运，值得我们对有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主张再三深思。”秉持人道主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命运不言而喻，但该文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主张“再三深思”的建议缘何能呈现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
对此，从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一方面，拨乱反正后“思想解放”的大气候无疑促使国内理论界再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由于学术氛围宽松，各种国外思潮迅速涌入，并与具有不同动机的各种国内理论倾向产生共鸣。而当时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借助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人性压抑现象的反思，以及1979年以来逐渐升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热潮，向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渗透，进而试图为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名”。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此期间部分学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断过分偏爱。然而，另一方面，波诡云谲的社会局势却传递出别样的声音。1978年11月28日，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声讨中，曾起过积极作用的“西单（民主）墙”成为召开所谓“民主讨论会”的场所。受其影响，大量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怀疑共产党领导，甚至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与毛泽东思想的非法民间刊物和社会组织开始粉墨登场。截至1979年3月，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的自发组织就达80余个，自发刊物逾20个。其中，既不乏魏京生、任畹町之流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以及《人权宣言》大字报；又有类似“中国人权小组”“解冻社”“民主促进会”的“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注中国的人权”“废弃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等极右翼言论。思想界的学术争鸣与社会圈的层层风波就这样悄然地纠缠在一起。
据此，当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唐诺索的“建议”，文末颇有深意的“再三深思”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须知，该文的发表与周扬在当年3月7日于中央党校所作报告，并刊登于3月16日《人民日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几乎同时。而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高潮。姑且不论译文编者当时的动机，单就该事件所反映的学界心态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赞成将马克思主义和掺杂其他西方思潮的人道主义相等同的。若非如此，缘何“努力证明‘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的东欧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受的命运，会借外国学者之口被再度提及呢？这或可从1981年《哲学译丛》在第1、2期连续刊载有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译文的“译者评介”中获得印证：“马尔科维奇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实践派’所作的全面肯定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相信读者能对此作出客观的判断”。问题是，该怎样在“可以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客观的判断”？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邓小平从1980年开始，在历次谈话和讲话中反复批评部分干部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的深层原因。
单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讨论重心已完全放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领域了。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对此持较为激进观点的学者及其思想则成为重点推介对象。如在1982年和1983年，《哲学译丛》分别以《南斯拉夫“实践派”著名哲学家米·马尔科维奇》和《著名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兰尼茨基》为题，对两人的思想进行隆重推介。此外，有关沙夫的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和科西克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也频频出现。1983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还刊文介绍了当代南斯拉夫哲学的动态。文中指出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实践派”，“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并强调，“在探讨现实生活的哲学问题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是他们都是力图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至于两派的矛盾，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中的矛盾”，而“南斯拉夫哲学的发展正反映了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那么，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学者，或当时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据是什么呢？弗兰尼茨基在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曾围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和南斯拉夫政党的组织问题专门谈道，“迄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只是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在工人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里，如同在所有政党里一样，必然也会产生蜕化的过程，而当只有一个党执政时，这种过程会来得更快和更加不可避免”。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也是以一定的异化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些形式也是异化的，……这些形式既然仍是异化的，则其本身包含着蜕化和变态的巨大风险，因而不能停留在这些形式上。……而应创立和发展那些既对旧形式持历史性否定而又展示新历史前景的形态。”对此，沙夫和斯维塔克也分别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发现异化，不仅作为过去的一个遗迹，而且作为更持久的和与新社会条件更有机相连的东西”（1970年）；“在所有的社会体制之中，异化的力量一直都存在，文明的发展显然是异化不断增长的过程”（1970年）。先暂时搁置这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随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克服异化”等积极的结论，他们对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缺失和社会异化现象的抨击，足以引起别有用心者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况且，他们在字里行间还显现出对一党执政的不满，以及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异化现象长期共生”观点的认可，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坚决不允许跨过的雷池。巧合的是，在邓小平接连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系列重要讲话之后，1981年初，以披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为题材创作的小说《苦恋》被翻拍成电影《太阳和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小说与电影中的部分桥段让人浮想联翩之余，似乎更迎合了西方思潮中抽象人道主义的审美口味。对此，邓小平分别在1981年3月和7月的《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和《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立场鲜明地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但邓小平同时强调对它的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积极借鉴过的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尤其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际上从20世纪60至80年代，就由于各种西化思想的入侵和政府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不力等原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以南斯拉夫为例，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发生在1960—1969年，年均达150余次，而1965—1971年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实际上处于无协调、无计划的半无政府状态。1965—1969年，工业增长率下降到5.31%，与1960—1965年间的10.67%形成鲜明的对比。其间，改革产生的消极因素冲淡了其积极成果，人们对自治制度也失去了信心。反观波兰，情况也不容乐观。继1976年拉多姆的“瓦尔特尔将军”五金厂、华沙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罢工之后，在波兰政府未引起足够重视且党内高级领导中出现“自由化和亲西方”倾向的情况下，由于波共在1980年召开的八大延续了对当时形势严峻性估计不足的乐观态度，波兰终于在同年7月1日爆发了约750家大型工厂近75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其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起了极其特殊的作用，后来波兰颜色革命的领袖瓦文萨在当时便是该厂的一名普通电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罢工最终演变成大规模骚乱。而在所谓的“建立独立自治的工会”等罢工诉求背后，恰恰暴露出波兰各界在思想意识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且天主教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兴风作浪的不争事实。正是这些此起彼伏的国际性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领导层对已然如火如荼进行的“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高度关注。
即便如此，截至1983年底，国内学界对相关议题的见解依然存在分歧。而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那桩“公案”就是典型。据王若水回忆，在周扬组建写作班子开始创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期间，“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至于胡乔木，则认为“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但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作为旁证，当时作为写作班子成员的王元化也谈道，“讨论中，周扬还曾对我们说过，王若水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通过自我完善解决异化问题的”。显然，胡、周两人的分歧，源于他们对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构想的不同理解。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由此可见，与胡乔木更侧重改革中应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倾向不同，周扬似乎更在意改革中的“思想解放”问题。只不过，周扬当时的看法已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轨道。这集中反映在他对《苦恋》的态度上。周扬认为既然“领导经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那么“领导文艺工作，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失败”。不难看出，就《苦恋》在党性与人物典型化的紧张关系中，周扬已打算把全部重点放在艺术创作，或者“典型化”之上。
时隔不久，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为这场大讨论最终定下了基调。他首先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紧接着就批评了“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的现象，之后又在得出“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再次申明这无疑是“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的表现。看来，胡乔木的观点在当时更有说服力。而除却他的理论预判与中央意见高度一致外，这又与其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局势的清醒认识密切相关。同样是面对之前提到的1980年波兰的大规模罢工事件，胡乔木在1980年9月24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就曾讲道，“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这次事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矛盾及各国外交关系固然很有帮助，但我想我们的讨论主要宜重于国内。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姑且如此说）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政治的有计划有领导的民主化和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成为当务之急，……现在新的波兰事件又来了，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言及至此，再观瞻之后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得不承认胡乔木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1984年1月，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为标志，这场大讨论终于落下帷幕。
此后，学界态度日趋明朗。而对于当时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无论是审视态度还是探讨方向也为之大转。在1984年第9期的《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杂志上，一则题为《关于开除亚当·沙夫的党籍》的学术报道颇为醒目。随后，《哲学译丛》在1984年10月也刊登了苏联学者格拉诺夫的《评沙夫的“文明的选择”》专题论文，文中对沙夫“自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观”极尽揶揄，并明确指出沙夫有关“异化”和“自治式民主”的观点，纯粹属于“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理想”。至于其他对“异化”或者“人道主义”持较为激进看法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们思想的介绍则一时间在全国诸多学术期刊上消失了踪影，遑论专门的阐述性文章了。
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两次思想大讨论之间的曲折发展来看，很容易发现它背后隐含的拮抗性因素。而这又与当时中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面临的特殊问题息息相关。诚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承载的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言，它无疑成为当时人们在“解放思想”的改革大环境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角度反思过去并展望未来的直接借鉴。然而，“文化大革命”余毒对人们造成的思想创伤，却也为各种西化思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兼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由于时代的问题，就自然具有双重的意识形态面向。人们在汲取其反对官僚主义并高扬人的价值思想的同时，又觉察到它似乎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化”思潮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反对一党执政、反对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的共通之处。加之当时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局面和东欧国家频频出现的社会风波，由人到己不免心生疑窦。这或可说明，为什么在1984年之后的两三年内，鲜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题材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历史镜像和遭遇，恰好从微观层面折射出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同“西化”思潮斗争的复杂态势。
三、经济：两重时代主题之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在思想领域分别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之间，还穿插着一场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而这同样缘起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选择问题。只不过，它更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息息相关。据相关资料显示，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阻碍，加之对内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轻视物质利益，平均主义泛滥，对外批判“洋奴哲学”，阻碍国际资金引进工作，十余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近5000亿元，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1.6%，而到1978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GDP总量的1.8%，且大多数指标处于贫困线以下，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鉴于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中央就开始清算“四人帮”在社会经济领域造成的危害，并逐步恢复良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商品生产”就作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先导进入人们视野。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斥“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制度的污蔑》一文指出：“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它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看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后谈道：“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同年5月22日，国务院财贸小组便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一文，强调“自觉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那么，如何真正践行符合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改革的举措相继出台。自1978年10月起至1979年5月，继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企业之后，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汽轮机厂等100多家企业先后成为“扩权让利”的试点企业。而国务院也于此后颁布了包括《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在内的5个重要文件。截至1980年8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无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在深刻分析改革开放后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并肯定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至此，“商品生产”“企业改革”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就作为全新的主题，被初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模式的改革议程当中。
有趣的是，在1980年第1期的《哲学译丛》杂志上，刊发了一则由王树人撰写的“简讯”——《从本刊编译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谈起》。该文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南斯拉夫当时的哲学成果，而引人注目的则是作者在开篇部分对南斯拉夫“开放社会”的赞许。他指出，南斯拉夫朋友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并与世界各国广泛交往的政策，使它们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世界各国直接交往，从而在与各种思潮的交锋中造就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与此同时，正在推进的社会改革无疑铺就了人的解放道路。显然，文中所提的南斯拉夫“社会改革”与“开放社会”，同当时中国的时代主题不谋而合。但对于密切关注国情的思想工作者而言，他们真正试图从南斯拉夫或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的现实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很快，在1980年11月11日，中国哲学工作者代表团便应邀赴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并会见了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斯托扬诺维奇和坎格尔加等人。席间，除了就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磋商以外，更为关键的则是以“社会主义异化”为话题，获知了南斯拉夫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人脱离他的劳动产品，脱离分配；在政治领域和具体的生产领域则是人民游离于管理圈之外，没有直接参加政府或企业的管理等。显然，这一看法与当时中国正在艰难推进的经济改革举措不谋而合。正因为如此，访问的内容很快就以“学术要闻”的形式，在翌年《哲学研究》第1期被重点推介出来。
历史证明，我国学者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的“相遇”绝非偶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当时的东欧国家与中国类似，也面临旧有的经济制度瓶颈，并试图在“非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再度进行改革。以匈牙利为例，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国社会主义执政党就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经济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必要。以之为基础，匈牙利又于1979年公布了56个有关实行新的调节制度的法令，确立市场性的价格制度并建立健全价格机制。到了1984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任务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铺平道路。此外，这一时期陷入经济困境的波兰，也于1980年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改革的筹备工作。1981年，波兰政府提出经济改革方针，确认了多元所有制的合法性。并在相关草案中专门指出，除了公有制成分在所有制结构中占统治地位之外，个体所有制成分在波兰的社会制度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它包括农业中占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户以及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家庭经济。波兰政府经济改革方针同时强调，多种所有制成分是该国经济固有的特点，而改革将确保各种经济成分在其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条件。显然，东欧诸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主题，不外乎对多种所有制结构与市场规律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运营模式的肯定。反观国内，以“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为中心展开的大讨论，同样包含上述内容。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关方针政策一时还不甚明朗。
与东欧诸国几乎同时，1979年3月1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同样就苏联模式和中国数十年来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不得不说，陈云的论断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依据。当时，虽然《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已经颁布，并在1981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但当时反对商品经济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作为突出例证，1982年8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王忍之、袁木等五人联名给胡乔木写信，并指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但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其言辞之尖锐，可见一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商品经济”一词在各大报刊中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窘境，很难与当时复杂的思想态势脱开关系。如前所述，“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恰好与“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相伴随。而当时思想界严峻的斗争局面，很容易使人将“商品经济”与“西化”思潮的“精神污染”相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之旧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依然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与“按劳分配”紧密结合的“商品生产”以及企业改革或开放政策势必遭遇强大阻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这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然而，即便如此，当时种种迹象表明，事态正逐步朝着正确的轨道发展。1982年，以全国工业企业掀起学习首钢热潮为标志，当年已有80%的国营企业开始推行经济责任制，截至1983年，绝大多数国营工业企业以及商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不仅如此，国家还逐步放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例如，温州青年章华妹在1980年2月拿到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在1983年1月成立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
归根结底，在经济领域以“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为核心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关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的重新理解。毫无疑问，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与私有制或商品生产格格不入的，而按劳分配只能与公有制相关。因此，当时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无疑是对公有制的“否定”。至于带有雇佣劳动性质的私营经济，由于包含“剥削”属性，自然被嗤之以鼻了。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找到支持当时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林子力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工作时，援引了《资本论》中设定的一种算法，即雇工不足8人不算剥削，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的合法劳动者地位。应当说，这种看似“断章取义”的“权宜之计”，无疑起到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并以结合中国实际的方式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该论断在学界迅速引起反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以域外之声进行理论回应的尝试此起彼伏。《世界经济文汇》杂志在1983年3月刊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设想与南斯拉夫实践》一文。文章指出，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把它作为前进的方向，又没有脱离社会客观实际把它作为教条来搬用”。这不仅导源于“南斯拉夫现阶段的社会所有制还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商品生产的存在，旧式分工没有完全消除”等“消极”因子的作用；而且是南斯拉夫意欲从培养劳动者主人翁意识出发，在生产上进行企业经营模式改组，打破政企一体化、“大锅饭”等现象的“积极”改革尝试。这与当时中国的国情何其相似！次年7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现改名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一文，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与弗拉尼茨基的理论之余，进一步阐释了搞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企业经营模式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同时指出：“承认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有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完全同意南斯拉夫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全部理解，……如果说南斯拉夫自治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并不意味着这套理论和制度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照搬的。”由此可见，在作者看似审慎的结论背后，实则隐含着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未来道路的双重期许：一方面，对国外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固然要积极吸取；但另一方面，更为迫切的任务则是从前者的教训中，探寻真正符合中国经济改革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不得不说，学界的声音通常是社会诉求的预演。1984年3月，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出访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波兰五国，实地考察经历衰退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举措及其产生的效果。同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则以《保加利亚对厂长经理考试》为题的简讯颇有深意：保加利亚最大的两家国有企业——巴尔干叉车总公司和巴尔干叉车出口总公司的领导因缺乏责任心而被解职，此后政府组成权威性的考试委员会，通过广播电台发布聘任厂长与经理的考试通知，以期选出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过硬技术能力的企业管理人员。结合当时国内已趋白热化的“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以及正在逐步贯彻的“按劳分配” “经济责任制”“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等举措，这则报道可视为中国经济体制即将发生彻底变革的“东欧信号弹”。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并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等经济学观点。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落下帷幕，与东欧诸国，尤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研究，也逐渐开始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视为重要的审视对象。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自1984年底起，直到东欧剧变前夕，相当一部分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或研究成果，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界人士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大讨论”，实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所呈现的争鸣焦点在微观的社会实践层面的直接反映。其中，不仅折射出当时人们面对不甚明朗的历史实践形势，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逐步解放固有思想惯性的曲折历程；而且还将原本局限于纯粹思想或政治领域，并因此无法真正显露其实际效应的域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理论教训，以及它们在何种条件下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等问题予以呈现。正因为如此，对当时已纳入我国考量范围，且给予高度关注的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运动进行外部反思或内部分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时作为检视国外经验的棱镜与审视自身状况的参照，而在当时形色各异的外来思潮中具有极为特殊的理论价值。
与此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暧昧”关系，无疑揭示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两种若即若离的历史图景：即“改革”后的“新”的社会主义，与裹足不前的“旧”的社会主义。只不过，较之于日后苏联与东欧通过“改革”，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言，这两种历史图景在当代中国已然成功实现了历史性的切换。这集中表现为，以改革开放为临界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题的转换。而当时国内学界对蕴含两种社会主义历史图景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处于两种社会主题交替之际的中国社会，在未来道路的抉择问题上艰难探索的学术性征兆呢？
四、余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因其特殊的思想属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与此同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域外之声”，它在国内的传播与推介过程中，向学者们呈现出的多重印象，又与当时中国社会有待明朗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的思想态势，以及行将变革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在前后相继且彼此交织的历次思想大讨论中，当时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时呈现出的拓扑式心态，无疑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国内、国际社会主义问题时艰难探索的曲折历程。
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衣俊卿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一书中，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专门提出过一种极具创造力的范式，即“精神史”的研究范式。他指出，“精神史”所追求的是“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它一方面，“从思想理论的理性逻辑返回到历史、文明和文化的深处，从而用浸透血和泪的历史体验使这一思想理论内在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走向自觉；另一方面，从特定个体的、民族的和人类的历史体验中的文化主题找到通往这一思想理论自觉的问题意识的通道”。以此类推，当我们把目光从某种思想得以生成的“精神史”向度，转移至这种思想在特定时段和具体区域得以传播并被接受的“精神史”领域，进而在该思想与其受众的历史性因应中，以参与者或旁观者的视角，再度考察思想本身的历史性镜像，并据此解释社会的具体演进轨迹，就是“思想”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而言，除了对其原生性的“精神史”土壤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史观照之外，把它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历程与当代中国标志性发展时段相结合，进而在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印象的基础上，反观该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谱系，就不失为一种拓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路的积极尝试。其中，透过一种学术思潮的镜像与一种社会历史镜像的辩证关系，一幅揭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图景的“精神史”画卷便跃然纸上。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期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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