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先生曾呼吁，教材研究不能只看成品，更重要的是编写过程。他说：“研究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不能只对出版了的教材进行研究，还要看这个教材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最终是这个样子……只有了解这些编写的背景和复杂的过程，才能理解为什么教材最终是这个样子，它的得失优劣有哪些前因后果。”“我看有些教育史、教材史的文章，只注重对已经出版的教材的分析评价，顶多加上一些宏观的社会背景，或者编者的教育观念之类，那是远远不够的。”从目前的语文教材研究情况看，虽然不能说有关编写过程的研究完全缺失，比如很多解读统编语文教材编排意图的文章就涉及编写过程，但这些研究往往只关注教材为什么“有”这样的编排，却不关注教材为什么“没有”那样编排。实际上，从编写过程的角度看，语文教材成品的形成是由“取”和“舍”两方面共同构成的，只研究为什么“取”，不仅制约了教材研究的纵深化发展，使教材研究难以打开新的局面，同时也导致社会公众因不明就里而对教材提出种种质疑。本文仅以统编语文教材新诗选篇时代性研究为例，说明全面研究教材编写过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
关于教材的时代性，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指教材纳入了反映当代民族文化精神风貌或物质产品新成就的内容，广义则认为时间距不是判断时代性的唯一标准，即便教材中的内容是历史性的，但只要这些内容能够折射或满足当代人的精神诉求，符合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教材就可以被视为具有时代性。本文的探讨基于对教材时代性的狭义理解。
根据这样的理解，人们往往认为，作为语文教材核心组成部分的课文，如果体现了当代文化精神或社会发展新成就，语文教材就具有时代性；反之，则缺乏时代性。因此，是否选取反映当今时代生活的时文作课文，就成为判断语文教材是否具有时代性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我们会得出统编语文教材中的新诗（不包括歌谣、散文诗、儿童诗、翻译诗、今人所作旧体诗）选篇缺乏时代性的结论，因为教材没有选入新诗中的时文——后新诗潮诗歌。然而，这样的结论和导致该结论的标准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片面化了，因为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教材为什么没有选入后新诗潮诗歌，也许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弃选后新诗潮诗歌正是统编语文教材时代性的体现，并进而打破弃选时文就意味着语文教材缺乏时代性这一标准。
二
探讨统编语文教材弃选后新诗潮诗歌的原因，首先要从教材选取时文的标准说起。统编语文教材在选取时文时，除了要考虑作品是否体现了当代民族精神文化和物质产品新成就，还要从文章或文学的角度，仔细研判这些尚无定评的作品是否具有潜在的经典性，是否可以作为文质兼美的典范供学生学习。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时文，才有可能被选入教材。
然而，从语文教材史的角度看，有的教材也选入了不具有文章经典或文学经典潜质的时文。
例如，1958 年，当“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时，语文教材选入了大量新民歌，如《党的恩情比海深》《千条龙，万条龙》《社员更比张飞猛》《也够太阳晒三天》《难分天上与人间》《一挖挖到水晶殿》《我来了》《赞群英》《心心向着共产党》《我们说了算》《铁打的汉》《今朝英雄胜百代》。这些新民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映了当家做主的工农群众对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由衷的热爱和赞颂，表现了广大劳动者发自内心的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干劲。
就新民歌的典范性而言，其思想艺术价值在当时得到了周扬、郭沫若、邵荃麟、徐迟、贺敬之、臧克家、郭小川、田间、阮章竞、袁水拍等众多文艺界人士的极高评价，认为新民歌“显示着新诗的一个方向”“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将开一代的诗风”“应该是诗歌中的主流”“它们正是新诗。翻过来说也一样，新诗也应该是这样的民歌”“将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新民歌运动”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一场政治造诗运动，他在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
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如果我们把上述评价和讲话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评价打上了很深的政治意识形态烙印，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做出的。
从文学的角度看，新民歌所表现的真情实感，其实是一种被政治意识形态异化、扭曲的，盲目、狂热、丧失理智的情感冲动，诗歌中充斥着虚假浮夸、狂妄自大、无视客观规律的内容，比如“长坂桥头张飞吼，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江水上山头”。关于新民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民间和古典是新民歌的两个核心创作资源，但实际上新民歌丢掉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精华——意境。新民歌中虽然出现了众多意象，但这些意象仅仅表现在诗歌语言的显性表层，缺乏意象连接的隐性象征，因而难以有效形成意境，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美感。对于这样的诗歌，就连发起“新民歌运动”的毛主席也提出了批评。例如，他在 1958 年11月召开的武汉会议上批评《端起巢湖当水瓢》一诗说：“‘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因此，新民歌并不具备成为永恒文学经典的潜质。
由此观之，把是否具有文章经典或文学经典的潜质作为时文选取标准之一，似乎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其实，1958年版语文教材的时文选取标准，并不影响统编语文教材选文标准的制订，因为不同时代的语文教育思想决定了不同的选文标准。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此之前，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已遭到批判，批判者认为“文学第一”的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当年 3 月，国务院做出取消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决定。在严峻的形势下，语文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自身的规律和学科属性受到严重冲击，选文标准被极端化为“政治标准唯一”。而按照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的说法，新民歌能鼓舞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再加上毛主席在当年 4 月初的武汉会议上强调要发动大中小学生写民歌，因此，当时的语文教材不顾新民歌是否具有文学经典的潜质而将其大量选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顾振彪先生所说：“这套课本极力要克服文学课本‘脱离政治’的缺点，并受到当时极‘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因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到不恰当的地位。大量选入政论文和时事性强而文字质量不高的文章，选入不少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课本几乎变成政治性读物和报章杂志的集锦。”
新时期以来，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遵循教育规律逐渐得到强调，语文教育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例如，1978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关系，还只是泛泛地说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1980年和1990年的教学大纲则站在语文学科的角度来谈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进行。在这样的思想下，课文需是利于学生学习读写的典范性作品，成了语文教材的重要选文标准。因此，统编语文教材在选取时文时，
把作品是否具有文章经典或文学经典的潜质作为了标准之一。
三
那么，后新诗潮诗歌能否达到统编语文教材的时文选取标准呢？
后新诗潮是继朦胧诗潮（又叫新诗潮）之后兴起的一种诗歌潮流，它把此前新诗潮反抗意识形态控制、打破精神枷锁和思想束缚、追求个体解放独立的精神极端化，将个人与国家、民族、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诗歌不应该与社会发生关系，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对社会世态的人文关怀、对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统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这种精神内核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商业运行逻辑和物质欲望浪潮的推波助澜下，使后新诗潮诗歌呈现出如下基本面貌。
一是思想内容世俗化。由于后新诗潮重个人轻集体，有意割裂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大量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个人日常生活琐事进入诗歌，有写吃鸡的，有写吃口香糖的，还有写切西瓜的方式的，可谓“一地鸡毛”。更为极端的一种思想则认为：“自我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从话语到感觉都是被集体的文化、话语的无意识所歪曲了的。因而，诗人应该和没有被话语歪曲过的原生的自我生命直接对话。”于是，“肉体”“肉欲”等成为后新诗潮诗歌抒写的重要内容。
二是语言表达口语化。后新诗潮拒绝含蓄、优美、典雅、高贵、纯洁的语言风格，主张诗歌语言应从书斋回归平民，使用大白话进行写作。这就模糊了诗歌语言和日常口语的界限，导致后新诗潮诗歌中出现了许多未加锤炼、淘洗的口语，甚至粗鄙、低俗的脏话。
三是艺术形式随意化。后新诗潮极端的自由化倾向，导致诗歌创作极其随意，在艺术形式上毫无审美自律，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因此，后新诗潮诗歌除分行外，不再讲究结构的设计、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韵律节奏的处理，形式的美感荡然无存。
就新诗而言，具有经典潜质的诗歌，“应当是凝聚了人类的美好情感与智慧，可引起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共鸣，内容上有一定的永恒性，艺术上有鲜明的独创性，能够穿越现实与历史的时空，经受得住历史涤荡的优秀的诗歌文本”。然而，后新诗潮诗歌精神矮化、思想浅薄、内容平庸、语言粗俗、形式拙劣，难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不能对读者构成思想上的震撼和艺术上的冲击。因此，不具备潜在的文学经典性。
尽管诗人沈浩波后来反思了以往的诗歌创作，呼吁诗歌要直面时代，正视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在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出现了一些不再耻于谈论关怀、悲悯、同情，以及国家、民族、人类的诗歌，但由于缺乏独到的角度、奇特的运思、对于事理广阔而深刻的开掘，流于事件的罗列和铺排，没有突破惯性的政治抒情方式，所以，其中能够超越时空而保留在记忆中的诗篇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谢冕先生不得不无奈地以“等待，这是一种焦虑，也是一个结语”作为《中国新诗史略》一书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新诗潮诗歌虽然代表了新诗创作领域的一种时代潮流，但它并不具备进入统编语文教材的条件，所以教材没有将其选入。而教材对后新诗潮诗歌的弃选，不仅不是教材缺乏时代性的表现，反而体现了教材的时代性：一方面体现了语文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反映了后新诗潮诗歌的基本面貌。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编写过程研究，全面探究教材形成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对于打开语文教材研究新局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教材编者作为教材编写的亲历者，在全面研究编写过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为教材编写过程研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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