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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之大,取决于教材之大

2024/10/31 11:26:48  阅读:16 发布者:

何谓大单元之大,观察维度不同,标准也不同。若从教学文本维度而论,大单元之大,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教材之大。

教材之大,不排除单篇课文也能滴水藏海,更大程度则意味着大主题统摄之下的文本整合。

试以统编教材《父亲、树林和鸟》为例,说一说怎样使单篇课文成为大教材。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父亲、树林和鸟》开篇就点明了主旨,体现了父亲与树和鸟的关系。故事虽小,叙事宏大。不能不说课文所折射的“人与树和鸟的关系”的人文情怀是个大主题。涵蕴如此人文情怀的大主题只用《父亲、树林和鸟》单篇课文来佐证未免显得单薄而线性。那么,我们就要走出线性文本,走向非线性文本整合,从多方面拓展教材,创造大教材。

我们不妨从“人与树和鸟的关系”的视域出发,把它分成“人与树”和“人与鸟”的关系两个区块进行文本与文本对话组合。

譬如,在处理“人与树”的关系上,我们推荐学生阅读《住树上两年》——

茱丽亚·巴大蝴·海尔,她在19971210日到19991218日期间,在一棵1500岁、55米高的红巨杉上足足住了738天!

而她这种怪异行为的初衷,却是为了保护这棵名叫露娜的大树不被太平洋木业公司砍伐,以及呼吁全世界关注并爱护正在日渐稀少的古木。

……

茱丽亚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戴维·布鲁克斯的《第二座山》,有些人总是会被使命召唤的,从而翻越自己的第二座山。

从如上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古树即将遭到砍伐的时候,茱丽亚积极主动住树、护树,说明她是真心爱树。真爱一棵树,茱丽亚真正做到了以树为家,护树为责,爱树如己。如此义举,我想,不止茱丽亚可为,人人皆可为,只要你愿意。

当我们把学生的阅读视野从唯课文而课文,引向课文文本与《住树上两年》文本组合的时候,当学生能从精神层面感知,听从内心使命召唤,“翻越自己的第二座山”的时候,教材在不知不觉中就“长大”了,难道不是吗?

再如,在处理“人与鸟”的关系上,我们推荐学生阅读《弗里茨与隐鹮》——

20年前,奥地利生物学家约翰尼斯·弗里茨做了一件特别酷的事——驾驶着一架改装过的、飞得很慢的超轻型飞机,引导一种珍稀候鸟飞到适合它们的越冬地。

这些鸟儿确实学会了路线,而且教给了自己的下一代。

然而,20年后,由于气候变暖,之前的迁徙路线开始变得不可行了。

所以弗里茨决定再干一次。他规划了一条全新的迁徙路线,决定飞上蓝天,再教一次。

那种鸟儿,叫隐鹮。

……

在那里,隐鹮将安然度过这个寒冬。

《弗里茨与隐鹮》的故事不是杜撰的,而是真实的;弗里茨对隐鹮的举动不是作秀,而是真爱。真爱胜于一切。对于隐鹮来说,它是最好的行动,最好的拯救。

更重要的是,弗里茨对濒临灭绝物种隐鹮的拯救,是没有功利算计的,就像茱丽亚与课文中的父亲一样,完全出于喜欢与爱护。这样的爱是伟大的。

当我们把《父亲、树林和鸟》《住树上两年》《弗里茨与隐鹮》三个文本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清晰看到一个创教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了一条人文的线索——人、树、鸟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不只发现了古树被砍伐与隐鹮濒临灭绝,同时也发现了守护与拯救。

守护与拯救是因为喜欢。支撑这种情感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个具有良知、良能、良慧、责任、担当、勇气的灵魂?大单元之大,取决于教材之大,大的要义,不就是要造就具有这样灵魂的大写的人吗?

当然,教材之大,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1+N”个文本大于1个文本。“1+N”个文本也可以视作一个整合文本。这一文本,在布朗肖看来,它既邀请读者进入,同时又要求他们离开,而且这两方面是“等量”。不管读者努力与文本贴得有多近,它总是会维持在一个处于他们之外的位置上,保持着自己倔强的孤独。

文本拒斥读者的“占用”,这绝非意味着它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这种拒斥正是它的意义所在,这种拒斥使它成为文学。换句话说,一个文本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就是因为它说的比我们能够理解的更多。这个更多不能仅仅被否定地体验为意义的缺失,而是意义的过剩。这或许也是教材之大的另一层要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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