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五个特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连续性’和‘统一性’完美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时空观，‘创新性’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源泉，‘包容性’彰显多元一体的思想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体现了‘中正平和’的价值观念”。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集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张海鹏认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坚持唯物史观，充分反映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体现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的国家属性，以及更好地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编写目的。徐蓝认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编入了大量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展示了“中华优秀文化和独特文明传承”“呈现出新的气象”。本文尝试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角度对统编高中历史教材进行阐发，以期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广程认为，在时空维度上，“中华文明有它的突出的连续性，从古到今，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将来还要延续下去”。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至第14课的内容建构了“先秦中华文明呈现‘多元一体’格局，春秋战国形成‘华夏认同’观念，秦汉建立多民族封建国家，魏晋南北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隋唐、辽宋夏金、元明清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并以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遗存作为佐证，配有“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图”，以直观呈现中华文明的这一特点；课后的“学习拓展”栏目引用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论述，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多源性起源、延续不断的特点：“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
苏秉琦认为，全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可分为六大区域，即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这些数以千计的文化遗址就像群星一样闪烁在天空中，苏秉琦把它们称为“满天星斗”，并提出“满天星斗说”。这一学说科学论证了中华文明的多源性，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
商乃“东夷”，周与“戎狄”有密切的关系，夏与商互动，商与周互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既有交往又有征伐，互动频繁。在第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以这一时期产生的“华夏认同”为统摄，曾经被视为“戎狄”的秦国和被视为“蛮夷”的楚国都被列为中国正史上的“春秋五霸”，最后由跻身于“战国七雄”的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朝统一后，又征服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象郡；在北方击退匈奴的袭扰，修筑万里长城以保证边境安全，并在边疆民族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设立典客、典属国等官职。汉承秦制，西汉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中央设立“大鸿胪”管理民族事务，史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注重反映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的互动，增加了大量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例如，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第11课“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12课“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第13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等，它们在内容上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第10课的“历史纵横”栏目引用历史资料：“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展现出元朝边疆治理已经出现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势。第13课“疆域的奠定”一目概述了清朝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清廷在边疆治理方面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禀赋等，形成盟旗、伯克、噶厦、金瓶掣签等制度，并在各地设立军府制，统之于中央管理，以最小的治理成本达成最大的治理效能，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形成空前的“大一统”，达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
清代的“大一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度的交融是一种整体上嵌入式互动发展的实施路径，这种互动带来了主体的深刻改变，实现了主体的良性发展，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不同领域之间的嵌入式互动，还是汉、满、蒙、藏、回等多族群之间的嵌入式互动，都为清代“大一统”的实践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对于中国近代史，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是按照“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各族人民多次掀起救亡图存的高潮”的历史主线来编写的。关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教材重点呈现了以下三次历史高潮。第一次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四万万同胞齐下泪”，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第二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各个阶层参与了这次外争主权的革命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第三次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民族和各阶层参与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中华民族”。
二、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正是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始终历久弥新，具备绵延发展的不绝源泉”。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根据考古资料发现，龙山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于五帝后期，神州大地“万邦”林立，已经形成早期国家形态，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制度继续完善，西周创立宗法制和分封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早期国家制度的建立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创新。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天下共主”的政治体系崩溃，郡县制、官僚制等政治制度出现，这些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创新。对于秦朝的建立，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浓重的笔墨阐述了秦始皇从中央三公九卿制到地方郡县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新。秦朝郡县制的全国推行，成为此后历代地方管理制度的基础，重塑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开始了由以周制为典型的三代文明向以秦制为典型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称为“周秦之变”。从秦汉到明清，古代中国都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创新（见表1）。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与之前的教材相比，增加了大量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第11课“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第12课“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第13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讲述了辽、夏、金、元、清朝的历史活动，突出了这些王朝在统合边疆上的成就和治理边疆上的制度创新。辽朝的南、北面官，金朝的“猛安谋克”，元朝推行“行省制度”，清朝收复台湾、击退沙俄入侵以及管理蒙古、新疆和西藏，都有诸多的制度创新。例如，清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创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堪称典范，“于藏之大昭寺供奉一奔巴金瓶，凡藏地之呼毕勒罕，掣签确定；蒙古地方之呼毕勒罕，以雍和宫所供奔巴金瓶，掣签确定”。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和第13课“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中，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为中心，围绕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施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立与推行展开论述，尤其是重点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指导思想，如“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略，清政府被迫逐步地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6课“边疆危机与甲午中日战争”，特别阐述了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在边疆地区进行制度创新，在新疆、台湾以及东北三省建省，在中央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边疆管理体制的革新。清帝退位后，中华民国建立。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辛亥革命”具有较重分量。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根据“三权分立”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加上考试、监察提出“五权宪法”，倡导“革命程序”论，“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后来这些理论和措施被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就探索制度变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创立具有工农性质的人民革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实行“三三制”原则，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的创新和实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实现了“两个结合”的制度创新。
三、统一性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引用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历史王朝，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具备统一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建立的“天下共主”政治体系瓦解，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推动秦国、楚国这些被认为是“蛮夷戎狄”的国家都参与到华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第三单元“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这四个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华夏认同形成，再到秦汉、隋唐、元明清“大一统”王朝相继建立，都不断验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如果用历史分期法，把秦朝以后的“大一统”王朝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发现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秦汉的开创阶段、隋唐的继承阶段、元明清的开拓与奠基阶段。
第一，秦汉“大一统”的开创阶段。秦朝将疆域“大一统”变成了现实，汉朝董仲舒完善了“大一统”理论，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秦汉王朝完成了“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建构。《中外历史纲要》（上）第3课与第4课讲述了秦皇汉武开疆拓土的史实以及两个朝代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措施，第3课的“学习聚焦”中给予秦朝统一以高度评价，而秦汉实现“大一统”的特征就是开创和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并在边疆地区张官置吏，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实际统治，这些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二，隋唐“大一统”的继承阶段。《中外历史纲要》（上）第6课“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第7课“隋唐制度的变化和创新”，以及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课“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展现隋唐王朝开疆拓土，建立起远远大于秦汉时期的版图。唐朝承袭秦汉王朝推行的郡县制，以加强地方管理，并在边疆推行羁縻府州制度，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等，加强边疆的治理，以维系疆域更为广阔的统一国家。
第三，元明清“大一统”的开拓与奠基。元朝通过武力完成疆域统一，并以宣政院管辖吐蕃地区，以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管辖西域，以澎湖巡检司经略台湾，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明朝承接元朝完成统一，疆域虽不及元朝，但在东北设奴儿干都司，以行都指挥使司管理西藏军民事务，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清朝建立了广阔疆域，其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达到“国家幅员之广，前古所无，扶桑日出之区，积石河源之地，莫不远输琛赆，尽入舆图”。此外，清朝还以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噶厦制度、军府制等制度管理边疆地区，巩固了大一统王朝，为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
鸦片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逐步加深，国土统一遭到破坏，“大一统”格局遭遇空前危机，长期形成的“天下观”被瓦解了。从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能够看出近代历任政府均有维护统一的努力。晚清政府虽然孱弱，多次战败割地，但也有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的功绩。北洋政府统治四分五裂，但在五四运动中最终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时期进行北伐，最后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第六单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第七单元“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第八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都以“救亡图存”为历史主线，统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实，为新中国的统一做了铺垫。第九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第十单元“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中关于新中国建立后一系列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措施，以及后来形成的“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的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实现国家统一。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很好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重要论述，阐明了“国家统一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的重要论断。
四、包容性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自古以来，中国的“五方之民”就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提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丰富，可以看出华夏民族是融合多种人群而形成的。教材还进一步阐述三皇五帝的历史，炎帝和黄帝属于不同的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被奉为华夏始祖。汉朝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匈奴被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其中南匈奴移居汉地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中外历史纲要》（上）第5课“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和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中，都有关于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族群内迁的内容，各个族群的接触、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族群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包容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五胡”建立的政权是认同中原正统的。匈奴人刘渊自认是刘邦之后，以“汉”号令天下，成为当时华夏认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另外，匈奴人赫连勃勃自认夏后氏苗裔，建国号“大夏”；氐人苻洪自认为是有扈氏后裔，建立前秦政权；羌人姚苌自认为是有虞氏苗裔，建立后秦政权；鲜卑拓跋氏自认为是有熊氏后裔，建立北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易服装、改汉姓、说汉话、通婚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完全认同中原文化，他在下诏命令贵族改姓时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讲述了隋朝结束分裂割据的南北朝，在统一过程中获得突厥、吐谷浑、党项的支持；统一岭南时，百越首领冼夫人主动归附。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族群建立的政权。为了笼络周边各族群，唐朝朝廷采用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如会盟、和亲、羁縻府州等，获得周边族群的认可，因此，唐朝皇帝以极大的威望获得“天可汗”称号，故唐太宗自得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课后的“问题探究”引用向达的论述：“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宋朝虽然与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并立，但是除战争以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政权，以至于辽道宗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蒙古贵族建立元朝后，中亚、西亚的大批穆斯林移居中原，形成“元朝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明朝延续元朝的一些边疆治理措施，并根据明朝实际有所损益，明朝统治者“致力于构建‘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制定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共存”。清朝统治者治理边疆民族的措施更具包容性，顺治帝强调为政之道是“爱护满汉兵民，视同一体”，雍正帝则称“朕为天下主”，认为“满、汉、汉军，虽系三途，其理原属一体，少分彼此”。正是这种族群关系上的包容性，宣统帝在退位诏书上才能留下“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观念。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近代以后的历史，亦注意展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六单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中，讲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倡的“五族共和”思想，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倡导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为团结包容境内各民族共同奋斗提供了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中国共产党致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解放，超越“五族共和”理论而创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民族状况，“立足于中国传统，又借鉴西方理论，并观照中国现实”，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各民族包容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1990年，中共中央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论述，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新型民族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导下，民族工作发展到新的阶段，“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各民族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过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正是民族间的相互包容理解，才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五、和平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
关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论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体现在对外交往方面。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展示了中华文明长期与外来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属吏甘英率团出使大秦，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范围。汉光武帝刘秀接见倭国使者，赐给一枚“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此后，倭国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隋唐国力强盛，与外国交流频繁。日本曾向唐朝派遣20次“遣唐使”，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访问长安，这些来华的日本人有的留在唐朝做官。该课的“史料阅读”选择了“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表明当时“遣唐使”的规模和他们所做的贡献。唐以友邦待日本，允许其人在朝做官，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心态与和平属性。宋朝因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转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6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并将朝贡关系扩大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成为维护东亚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体系。明清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高度成熟的时期，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亦呈现出这种成熟特性。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祖训》中告诫后世子孙，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以明朝为主导的东亚秩序由此开始运作。清朝建政后，与周边国家逐步建立朝贡关系，“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清朝朝贡进一步制度化，朝廷以礼部处理朝贡诸国事宜，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和平的外交关系，暹罗国王贡表云：“赫赫天朝，万国悦贡，巍巍圣德，八方被泽，至暹罗尤荷荣宠，历受藩封，是以代代供贡，不敢少怠。”
近代以来，朝贡体系逐步瓦解。《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6课“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中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宗藩关系”两目内容，介绍了以清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逐步解体，在《辛丑条约》中要求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清政府的外交从朝贡体系转为不平等条约体系。后来，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外国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近代外交呈现出“屈辱外交”的特征。晚清政府历经列强侵略，但从未占领他国领土；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向欧洲输出十数万劳工，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以“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力量成功拖住了日军主力，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代价。中国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体现。统编高中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14课“当代中国的外交”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作为外交战略家，“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确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在处理中印、中缅关系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这些原则和方针都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我国积极推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外交家的战略眼光，制定新时代外交的总目标为“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一脉相承，推动中国的和平外交发展到新的阶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和平友好”著称，中国古代王朝注重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和平。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致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外交上推出多种新机制和新举措，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永久和平的实现而努力。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总结基础上的高度凝练，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理应作为基础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导思想。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中国实际，在“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础”“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统一性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包容性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平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五个方面深度契合了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统编历史教材之间的指导关系，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基础教育的紧密结合，成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材的典范，为新时代基础教育实现铸魂育人、为党和国家培育合格人才奠定了坚实的教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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