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知，领悟新见，践行新教材理念

步入新世纪，中学历史教材历经数次重大改编与修订，广泛吸纳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若非此番革新，或许我们一线教师鲜少会主动涉猎相关学术著作，从而错失那些闪耀在学术殿堂的新知灼见。因此，教材中适时融入学术新成果，不仅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更极大地拓宽了师生的知识视野。

当然，这一变革也无可避免地为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挑战，甚至引发了一些批评声音。以农业的起源与产生为例，有教师认为“既无新发现，亦无新成果，唯有新提法、新观点”。然而，只要我们稍作探究，对考古学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迅猛发展有所了解，便会发现，关于农业起源与产生的领域实则涌现了大量新发现与新成果。以水稻起源为例，一直存在着中印之争，直到1988年湖南永州玉蟾岩遗址发现四枚上古稻壳，经专家鉴定为具有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原始性状，其年代不晚于14000年前。2012年，考古人员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野生稻和栽培稻，表明当时以采集野生稻为主，并开始了人工稻的栽培。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了位于钱塘江上游地区的上山遗址，专家鉴定出上山遗址出土的稻壳和稻叶距今约1万年之久，并且发现了包括栽培、收割、加工、碾磨等步骤的完整的农业生产证据链。上山文化被认为是东亚地区稻作文化的起源地。2001-2006年，考古人员对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距今11000-9000年）进行四次发掘，发现了14粒炭化粟粒和一粒炭化黍粒，这两种谷物已初具驯化特征，说明至少在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们就开始栽培粟和黍作为食物。

这些新发现与新成果，必然要求有新的解释与阐述，即新提法与新观点，这恰恰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契合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入这些新发现与新观点，彰显了一种与时俱进、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面对教材中的这些新内容，我们一线教师应当积极学习、深入了解，切勿在未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否定。

例如，17版高中历史教材指出“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迈入了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已广泛使用陶器，并开始了原始农业的耕作”。这一表述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界判断新石器时代的三个新标准：农业、陶器与磨制石器，而以往仅依据石器是打制还是磨制来区分新旧石器时代。对于这一新观点，有教师以旧石器时代也存在陶器为由进行否定（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距今约2万年，此外多地还出土了距今1万年以上的陶器，这些本身就是考古学的新发现与新成果）。然而，判断历史事物并非依据其有无，而是依据其多少（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山顶洞人遗址虽发现了磨制石器，但占比不高，因此山顶洞人遗址仍被划归为旧石器时代。同理，仅凭极少量的陶片发现，是不能将一个遗址认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又如，24版初中历史教材提出“距今约5000年，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一观点背后，正是关于文明起源学术观点的深刻变革。中国学界最初受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以及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一书的影响，提出了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然而，考古学的实践对原有理论提出了挑战。以王震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一新观点在考古学上找到了依据和物化形式，因此具有可操作性。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开展，尝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并取得了广泛共识。根据新的标准与认识，良渚被认定为是早期国家。

当然，教材并非圣经，其中的每个字句并非都精确无误、不容置疑。对于教材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只要有理有据，我们完全可以提出批评和质疑。但即便教材确存一些问题或错误，也并不意味着教材编写或修改本身是错误的。

教材编写作为国家事权，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受经济基础决定，并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和学术自身发展的影响。因此，教材编写必然会不断修订甚至重编。目前，初高中教材基本保持约10年一修的频率，已经相对稳定（高中实验版教材07年开始使用，课标版教材19年开始使用；初中实验版教材是2001年使用，课标版教材是2016年使用，新课标版教材则是2024年使用）。至于新教材年年修改的现象，更多并非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而是作者和编辑的态度问题。

总之，面对教材中出现的新观点、新看法，我们一线教师应当保持理性态度，在充分了解与学习的基础上批判性地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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