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 (1939—)，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先在中师后在中学长期任教语文，1988年调入浙江师范大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4年评为教授，后任硕士导师。专著有《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语文教育学导论》《语感论》《对韵新编》。主编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教材《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参与主编浙江师范大学版《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1997年获浙江省教育科研重大成果二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曾宪梓教师奖（二等）；2000年评为浙江省功勋教师。200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其作了专题介绍。
语文是什么？这里就有一个例子，我们这次会议的标语——热烈欢迎专家、学者、教师前来莅临指导。“莅临”已经包含着“前来”的意思，这句话读起来不通不顺。语文是什么？这就是语文。语文就是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
语文是什么？成为了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怪异，甚至荒唐，因为其他学科从来都没有什么学科是什么的问题，而语文独立成科100多年来，老师教了100多年，学生学了100多年，专家研究了100多年，到现在还是个问题，所以也才会出现前面的这个“前来莅临”的问题。课改到现在，不是没有培养出好的学生，但总体水平在滑坡，我个人感觉，浙师大招的大学生语文素养一届不如一届。
事实上，语文是什么本来是很明确的，倒是给一些专家炒糊涂了，如有的人指出：语文是语言文化，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化”，按这种说法，中小学、大学所学的课程都是语文了？现在还有说：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化，即语言+文字+文章+文化，七加八加，真正的语文水平却降了。如果把语文所涉及到的都加在一起，看似有包打天下的勇气，但语文的负担太沉重了。
我可以严格而负责地说：课程标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把语文是什么的问题搞糊涂了。语文课程标准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标准，但是问题太多，亟待修订。1963年至2000前，语文教学大纲共有11次制订或修订，在2000年之前有关语文本体的表述都是“祖国的语言文字”，强调的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而到2000年却把“祖国语言文字”改成了“祖国语文”。为什么改？有关专家不管是否自觉，总有点推卸责任的味道。因为在1997年，有一次“讨伐”单纯强调语文工具性的“语文大讨论”，因此改了，“语文”的解释比较起“语言文字”来有弹性呀，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制订课标的道理也不说，偷偷摸摸地改了，事后也不交待，于是就变成了问题。
刚才在开幕式上，有位领导说现在的语文教学“流派太多了”，我很赞同。这可能就是导致教学质量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语文的解释，不能在书斋里用测字法来讲，而要从青少年的发展来讲，我在最近出版的《走进语文教学之门》这本书里提到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必要性。语文作为课程是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复合而成。两者不是相混，而是叠加。语文教育解决的是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而不是别的。《钱江晚报》曾有一文报道记者拜访某一名人后代，看到其房舍破烂又小，于是就写“看来居住条件差强人意”，其实“差强人意”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让人满意啦。大家看，语文教育该管的不管，就会导致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水平下降了。
任何一位语文教师都要有自觉实施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的意识，拿到教材，任务要清晰，不能有什么讲什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要有侧重地解决汉语和文学问题，要把全部都聚焦于如何指导学生理解或运用语言文字上，这就是把功夫花在了该花的地方的语文课。
如果这样理解，语文教学在小学、初中、高中有不同的侧重，那么，高中侧重在文学教育，初中侧重在汉语教育，小学有特殊性，两种任务尚未分叉，而课文大多是文学作品，所以，汉语和文学教育都必须进行，从而打下汉语言文字的扎实功底。
关于“语言”，华师大潘文国在他的《语言的定义》一书，搜集各种观点六十多条。语言，是跟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即口语和书面语，语文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习口语和书面语的理解和运用，别的少管，少教。这儿，我又要与叶圣陶先生唱反调。对不起，我有不良嗜好，就是要抽烟（王教授开始边抽烟边讲），叶老提出“读写听说并重”，我觉得是错误的。理由一，是口语是婴儿生活在汉语环境里自然习得的。儿童汉语口语能力是自主建构、自然习得的过程。而文字是学得的。理由二，语文教学是不能不管口语的，但不能和读写等量齐观。如何提高口语能力，要通过书面语的学习，促使口语逐渐接近书面语的水平，也不能语和文并重，应该以文字的理解和运用为主。前一阵流行“语文姓语”的说法，我也认为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语文应该姓文，文字、文章、文学，首先是文字。
我这样和叶老唱反调，作为后人是不厚道的，但是叶老当时的提法也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背景是“语音中心主义”，认为口语具有本源性，文字是派生的，是记录口语用的，是符号的符号，叶先生这么说，当然可以理解。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家已经对“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甚至颠覆，认为文字有自己的源头，尤其是德里达的“文字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口语和文字两者相比，文字更有本源性。”因此，口语和文字是两条河流，相互影响，教学中是书面语言影响和提高口语水平。张中行先生这位了不起的语文教育家，他认为“文”的地位、贡献没有被充分地肯定，“语”和“文”在质的方面有相当大的区别：话轻文重，话粗文精，话低文高，等等，总之，文所传的不只是话，而远远超过话。他认为：“文”的理解有大本领，大成就。
解放后，有人提出：白话有什么好教的？但是，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确实有大成就，大本领哟。这里举些例子：
解放前，中苏两国政府曾签署合作协议。一次，中国政府因为没有收到苏共中央发给各国的一封函，就公开致函苏共“要求你们把信发给我们”，苏共的回信是：你们怎么不用“请求”而用“要求”？我国回答：在我汉语里这两个词语的意思是相近或相同的。苏共再回：据我们所知，这两个词语在汉语里有重大差异，我们对汉语有比你们高的评价。
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曾说：我每次发表谈话，都极其认真、小心，稿子都要修改十几次，因为用一个词就意味着战争或是和平。
余秋雨先生也有望文生义的错误，如“致仕”原是退休的意思，而在他的文章里则是促使去做官的意思。
因此，如果能让学生会用、用好这3500字常用字，这就是语文教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了。我，师范毕业，幸运的是参加了高考，我一直敬重语文老师，他的名字和音容笑貌至今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
因为今天要赶来聊语文是什么的话题，我6点半就起床，听到了国歌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我也起来，起来。建国以来，今天的中国最强盛，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要有“忧患意识”，于是，我要说“中国的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初等教育问题大得多，多得多哟，而小学最有活力，贡献最大，初中、高中应试教育更严重，以分为本，分数是学生的、教师的、学校的、教育局领导的命根。
接下去，我要讲的是两个问题是语文和人文，内容与形式。
刚才开幕式上，有位领导说现在关于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已经达成了共识，我并不赞同，这只能说是大部分人的认同。因为其他学科从来没讲过这种关系，比如音乐从来就没讨论过“音乐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我认为，课标把“人文性和工具性”对举起来讲结合是不够科学的。理由有一，语文和政治、历史等学科一样都是人文课程，和科学课程有区别，人文课程自然而然有人文性，并不是语文特有。1993年，我总结出我国当代语文教学先后经历了三大思潮，即思想性——工具性——人文性，并撰写了专著《语文教改的第三次浪潮》，就此掀起了以人文性为主的第三次浪潮，我成为了语文人文浪潮的始作俑者。但后来发展为一边倒，结果是离开了语文的本体，大讲人文套话，并愈演愈烈。2004年，我先后撰文《紧紧抓住语言的缰绳》、《语文教学要走在“语文”的路上》等三篇，想讲清楚人文性和语文的关系。但是到现在，有些人还是没弄清。举个例子，如“韵律”，即诗歌中的平仄、舞蹈中的节奏、建筑中的各种变化……是一些具体可感的实在。词典里有解释“韵律”，但不是韵律的本意，音律是融于诗歌的，不能把它抽出来讲。所以，教学的实体只有一个——语文。我们要牢牢牵住语言文字的本体。我们自己这碗饭已经够吃了。人文渗透在语文中，人文可以激活语文，人文教育贯穿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之中。如果是这样，当年的编辑就不会不明白鲁迅当时的痛斥了：“不要说这事野兽干不出来，就是人也干不出来的。”
人的第一次诞生是口语的习得，学会文字则是人的第二次诞生，由此才会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人类的文明都集中在文字中。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在《文学概论》中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生学了汉字，4000年的文明史都展示在面前了。因此，我要向在座的语文老师敬礼（向全体听者鞠躬）。我们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3500个常用字，一方面他们学习汉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同时受到人类真善美的感染，这一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
第二个问题是：内容与形式
出现在课本里的都是一篇篇作品，它们都有两方面，即形式和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提出两句话：形式实现内容，形式生成内容，而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苏联维果茨基提出：“词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实现思想。”如果没有词出现，思想就是一摊迷雾，只有词出现了，思想才会生成，才被实现出来。历史、政治、地理全是文本，但是语文以形式为重点，而它们则以内容为重要。语文教学要侧重课文怎么说，而它们则关注课文说什么？语文课关注课文是怎么运用语言文字来生成思想，而不是像有的老师把语文课上成数学课，如《田忌赛马》，我们应该要问：话怎么说。
其实，话怎么说，就是做人。
我的朋友发表文章“批判”我，后来调子比较高了，我就“反击”了。我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搜集相关文章写一篇批判性文章。他的初稿写得好像在骂对方了，还摆出专家的架势。我就指导他：我们的立足点是要澄清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写得委婉谦虚，但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孺子可教”也。这就是把人文思想体现在“话怎么说”上，尤其是信的开头一段和末尾一段的写法，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服不服我着这个观点？所有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学作品，它们的思想高度都达不到“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流传下来，不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跟马克思一样，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抒写出了人性的感悟。
但是有人恰恰津津乐道于内容，因为内容好说，但要区分形式是否优美，就难了，如上《江雪》，老师问：渔翁为什么要在下大雪的冬天里钓鱼？学生的回答是：因为他受压迫，生活贫困，要钓鱼来换饭吃等等。这里，我们应该让学生对古诗的韵律有感受。诗的每行首字连起来“万千孤独”，表现了主人公特立独行的高贵人格，要抓住形式。
一次，我到金华某县初中听课讲座，讲座前十分钟休息，我思想斗争激烈，要不要讲真话？抽了烟，思想斗争后，终于说了真话：这堂课零分。因为老师选的教材是当时省编教材里的一篇《谈兴趣》，文章句子不通，逻辑不合，真是是非不分，美丑不辨。但最后，我还是用十分钟时间狠狠地指出了上课老师的优点。后来，这位女老师比我的觉悟还高，她说：非常感激您，知道了教材选的文章未必一定是好文章，通过这次上课，观念也变了，有质的进步。
我觉得语文教育界，不是说没有争鸣，只是讨论和争鸣的空气淡薄。基于这一点，我想通过这次发言，给大家一点思考，我再次说“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观点，我不赞成。
有关古诗文的问题，我谈一些小学文言文教学的观点。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呀，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包括古代文学的成就，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感动得泪流满面，说“这样的音乐应该跪下来听！”现代的教学就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遗产。但是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不要把自己所了解的那一点当成全部，要继承和发扬并不容易。就如平仄，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学里教文学的教授未必弄得清。但是，《红楼梦》里十来岁的林黛玉、贾宝玉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要领悟古代诗歌的美，就要跨过“平仄”这道坎。我曾经和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的人争论，读古诗，是让音韵迁就语句呢，还是让语句意义决定音韵呢？我的观点是：音韵是铁定不动的。现在都降低了要求，如果不用古代的平仄来论，就标明是按现代汉语标准来论的，但不能不讲“平仄”。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应该制订作为一个文化人必读的古诗文。
再说说时下流行的“读经”现象，经典是要读的，但我要说的是：一、“经”里面封建糟粕多得很，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要批判地接受。二、衡量什么是精华，就要以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为标准，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否则，就是开历史倒车。三、要学生背诵，必须要在了解意思的基础上，全不懂地背是要不得的。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欢迎各位同行朋友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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