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与城市/区域的互动与共生发展由来已久。相较于奈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叙事中的高等教育枢纽，我国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国际化发展方面的实践始终伴随着宏观战略、地方政策以及现实需求间的耦合与张力。就长三角等区域/城市群而言，其庞大的地理空间尺度和域内各城市间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致使在形成高等教育枢纽的过程中呈现出“双层嵌套”样态，即若干各具特点的城市级枢纽共同构成区域/城市群级枢纽。有鉴于此，或有必要在关注长三角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态势的同时，对其内部市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建设模式加以分析，从而加深对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形态的认知，继而生发出对既有国际化理论之于本土实践适切性的讨论。
关键词：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适切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世纪肇始以来，大学便徘徊在圣化构想与世俗角色的二元张力之间；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演进、变化中日益错综复杂。早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前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象牙塔形象便与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世俗气息大相径庭；然而即便在教权到达顶峰的中世纪，学生与教师、科研与教学、学习与生活，大学之中的林林总总均离不开与城市和社区的互动。诚如伯恩（E. Byrne）和克拉克（C. Clarke）所言，“甚至是将尸体卖给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偷尸人也参与了对医学生的教育”。大学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社区的繁荣，在形塑城市发展路径的同时又为城市所形塑。与此同时，除了与生俱来的神圣色彩和本土气质，大学同样具有国际化的内生属性，并且经历了从“宗教世界主义”“知识世界主义”，进而向“数字世界主义”的嬗变。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衍生出对“大学-区域/城市”关系的诠释，即高等教育枢纽（higher education hub）学说。就我国而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较为发达、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区域已呈现出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部分）形态，而其域内主要城市亦显现出市域高等教育枢纽的样态。
既有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枢纽的诠释聚焦于其本质属性与建设路径。就其内涵而言，奈特（J. Knight）将之界定为“某一国家、地区或城市（群）通过战略规划促使本地和国际教育活动各主体、利益相关者汇聚在一起，为实现各自目标和区域总体利益从事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我国亦有学者基于大湾区具体实践，将之定义为：“具有相对固定的区域边界，主要关切人才培养、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问题，是区域内有计划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设想”。奈特对于“高等教育枢纽”概念的诠释实则是作为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建构的组成部分：在“在地国际化”与“跨境高等教育”的二元分类话语下，后者可被划分为学生流动、高等教育项目和服务提供者流动，以及形成高等教育枢纽三个发展阶段。鉴于本研究的视角与研究侧重，后文中的“高等教育枢纽”主要指涉基于本土实践对奈特原始定义的再发展，而非脱离“国际化”这一前置论域的概念再造。
基于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主导目标和理念，奈特将之划分为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种类型，即学生枢纽、人才枢纽以及知识/创新枢纽；三种类型并非简单的递进关系——朝向何种类型发展取决于当地的政策、文化等诸多要素。就三者中结构最为复杂、与周围环境关系最为紧密的知识/创新枢纽而言，大学不再是孤立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实体，域内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各要素与区域发展间形成了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共同构成一体化、完整有机的生态系统。就我国而言，相较于奈特的理论，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枢纽及其“内嵌”的市域枢纽更具复杂性——这一“双层嵌套”的高等教育枢纽结构或可生发出对理论与本土实践适切性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及枢纽建设具有明显的国家规划属性，但相较于奈特所列举的中小型新兴经济体或“城市国家”，我国的具体实践始终伴随着国家战略与地方政策及需求间的耦合与张力。另一方面，就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庞大的地理空间尺度和域内各城市间协同发展的相对不足，致使其在形成高等教育枢纽的过程中呈现出上述“双层嵌套”样态，即若干各具特点的城市级枢纽共同构成区域城市群级枢纽。
奈特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枢纽”概念实则具有“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双重内涵，而有别于“仅涉及本地参与者且不涉及跨境教育的城市/地区级中心”。在建构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奈特亦较早提出了高等教育“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定义，即“在一个被称为区域的特定领域或框架内，高等教育行为者与系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与协调的过程”；这一定义更侧重于描述“超国家”区域（例如欧盟）的情况。就“次国家”层级而言，有学者将我国省域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定义为“把高等教育资源和区域内其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以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各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上述“区域化”定义或可为分析、阐释长三角及其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次国家层级）区域化发展内涵提供启示。总体而言，奈特的“高等教育枢纽”学说自被引入中文学术话语体系以来，即面临着原初意涵与本土概念再造，以及既有国际化理论体系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双重适配性问题。本研究一方面意在尝试消解复杂多样的现实图景与既有理论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则尝试提升现有“高等教育枢纽”学说的整体性。
二、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四种模式
作为我国历来经济最为发达、对外开放程度最高、教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已显现出“高等教育枢纽”的诸多特征。一方面，这一地区拥有427所高等教育机构（占全国近16%），汇集了近1/4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时，得益于优渥的教育与科研条件、相对较高的社会管理水平以及开放包容的风气，这一地区也成为国际学生学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国际联合科研机构的汇聚之地，居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沿。另一方面，在国家战略和地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长三角各省、市均将推进区域教育一体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和愿景。在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枢纽内部，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主要中心城市均呈现出市域高等教育枢纽或准枢纽的特征，形成了前述区域整体枢纽与单个城市枢纽“多元一体”“双层嵌套”的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区域/城市群、城市两个层级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区域内不同城市和高校间的竞争和协同关系尚需进一步厘清，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待优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学科协调与联合发展还需进一步推进，以及各城市市域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化程度间的差距尚待进一步弥合等。因此，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仍需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以促进国际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资源的进一步集成与协同，继而实现城市和城市群的跨越式发展，从而持续提升区域及其高等教育系统的全球竞争力。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关注长三角整体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同时，对其内部中心城市市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建设路径与模式加以分析、梳理，以期加深对上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形态的认知，继而生发出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讨论。具体而言，本研究重点关注通过发挥国际化大都市人才与学术高地优势推动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上海模式”，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吸引海内外高校设立研究院为主要路径的“苏州模式”，持续支持域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与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创立并举的“杭州模式”，以及致力于从基础科学研究高地向创新高地转型升级的“合肥模式”。
（一）“上海模式”：发挥国际化大都市的人才与学术高地优势
国际化大都市通常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中发挥着枢纽作用。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汇聚了各类国际化的知识生产与转化要素。作为高等教育中心城市，上海兼有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众多其他类别的优质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全球学生流动的重要枢纽，2020年在沪国际学生人数达7.54万（学历项目学生占比71.88%）；作为国际人才汇聚的高地，截至2021年2月底，上海共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7万余份，其中高端人才（A类）近5万份（18%），引才数量、质量居全国第一。另据《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上海的国际人才指数居全国各省（市）榜首。
整体而言，人力、信息、资本等要素在上海的流动、汇聚、交换本身即带有国际化和全球化属性，加之其长期以来具有的人才高地与学术高地优势，上海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学生枢纽、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上海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层动因是学术取向优先的，即着眼于提高本土高等教育的全球学术竞争力，同时兼顾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协同。在全面、深度融入全球化之前，上海即具有较强的高等教育集聚和溢出效应，其高等教育整体空间布局亦与城市建设、产业结构布局相呼应，形成了围绕闵行紫竹科学园区、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高校集聚地，以及松江、临港等大学园区。除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外，上海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该校深度参与了上海在光子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举办具有科研职能的高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亦成为上海建设高等教育枢纽的探索性路径。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创办上海纽约大学，旨在依托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同时，上海纽约大学亦成为开展高水平科研的平台：脑与认知科学联合研究中心、计算化学联合研究中心等多个国际联合研究实体相继成立。根据《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建设上述新型机构意在使上海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同时适应全球化进程与全球竞争。
高等教育与城市/区域的互动并非遵循单一模式，探究二者互动关系时需充分考虑大学所处的社会学语境中的城市环境，即政策环境、文化环境等。对于上海而言，国际化已成为其发展的内生属性和显著特征，大学与城市的国际化早已形成相互协调、共生的关系。上海市政府通过实施多项海外引才计划推进人才国际化，而域内高校亦大力提升学生和师资的国际化水平。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对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支撑度仍有所欠缺，高等教育与城市整体产业布局、发展仍未达到高度契合。上海域内各类型高校间除偶发性的教学、科研合作外，尚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协同机制，其各自的国际化策略和举措亦缺乏顶层设计的统领，尚未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与人才竞争中凸显集群优势。面对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以及疫情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态势回暖，上海固有的高等教育枢纽发展模式面临着进一步释放历史红利和打破路径依赖的双重挑战与机遇。
（二）“苏州模式”：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吸引海内外高校设立研究院
苏州是我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然而在当前土地空间、能源、环境容量等资源紧缩的情况下也面临制造业创新性不足、产业升级潜力无法充分释放等发展瓶颈。因此，自2022年初，苏州开始着力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集群发展。截至2022年，其四大先导产业即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15.7%。苏州所选择的是“创业+集群+创新”发展模式，而高等教育系统是保证这一模式良好运行的重要支撑。苏州的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系统主要由研究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用技术型学院以及海内外高水平大学在当地设立的研究院组成。苏州拥有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百年职业学院等各层次、各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并且吸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院等海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等国内知名高校研究院。苏州十分重视推进跨境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早在2012年便创建全国首个教育国际化示范区即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该园区汇聚了十余个国家的高校开设的30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国内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种类最全、学历体系最完整的国际教育园区。苏州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深受其城市整体国际化战略影响——根据《苏州未来五年教育对外开放“引智计划”》，苏州计划到2025年成为“东西方教育重要的交流中心、全球教育资源环流的重要坐标”。
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苏州模式”可被概括为：通过中外合作高等教育/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联动的模式贯通“人才培养、技术转化、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的发展循环；以海外高水平大学研究院为依托，实现双向知识创新交流，即本土及全球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域外初创企业的落地发展等。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重要合作项目，位于园区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亦是促成苏州成长为知识/创新枢纽的重要机构。该研究院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研资源，为苏州培养和引入国际化的研究人员，面向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园区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同时，该研究院作为国际优质智力资源在苏州的“转化中介”，不仅能转移和转化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的成果，同时能协助国际初创企业在园区内落地，现已累计孵化高科技企业73家，另有在孵企业43家。此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西交利物浦大学与工业园区合作共建西浦慧湖药学院，通过整合院校资源满足当地对生物医药产业人才的需求，同时致力于在新型治疗药物与方法研发、临床药学研究等方向对接园区产业特色。
在这一模式中，国际化人才培养、全球人才流动，以及国际科研合作成为创新性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催化剂。根据吉本斯（M. Gibbons）和卡拉雅尼斯（E. Carayannis）等有关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论述，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由最初的以“学科知识生产”为主发展为“跨学科、问题解决导向”，进而发展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视知识的集群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发展的知识生产。同时，知识生产的第三阶段具有计划性、目的性和策略性的特征。“苏州模式”便是通过各类科研平台相互连接，形成系统性的创新知识群。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苏州与域外合作方之间知识转移与转化的中介机构，使域外投资与科研人力资本有效转化为促进城市发展的经济要素。当地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多个创新/知识生产系统进行整合，使其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辐射效应不断增强，在支撑地方经济的基础上服务于国家战略。
（三）“杭州模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协同发展
杭州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重要的信息产业集聚地，拥有包括阿里巴巴、网易（杭州总部）等在内的互联网巨头，且汇聚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互联网公司；信息服务、文化创意、互联网金融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已成为杭州的主导产业。2021年，科技部发布《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基于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成果转化力和创新驱动力等维度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估，杭州的综合得分位居全国第二。作为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主体，高等教育机构是促进杭州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随着社会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变迁，杭州逐渐形成了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浙江大学）、地方科研-教学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长三角地区研究院等），以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法航空大学）共同构成的多元化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体系，初步形成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协同发展的图景。虽然有别于“苏州模式”对全球教育和科研资源的直接延揽，杭州的发展模式实则内隐着丰富的国际化要素。例如，西湖大学的建立得益于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归国；而互联网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过程亦具有显著的国际化属性。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最为雄厚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浙江大学之于域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具有战略性地位，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影响多元而深远。一方面，浙江大学拥有包括1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庞大知识生产与创新集群。同时，浙江大学依据地方特色产业与浙江省内11个市共同成立研究机构（例如聚焦智能光电与先进能源的嘉兴研究院等），藉由高质量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浙江大学的国际化策略和路径兼具综合性和创新性——除设立丰富的对外交流、合作项目，浙江大学以海宁国际校区为平台，探索有别于传统中外合作办学或科研合作的“以一对多”、“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科研与教学并举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西湖大学是一所聚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电子信息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新型高校，具有“小而精”的特点。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体现在管理体制、教育理念、运作机制、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培养学生为未来的创新者，开展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基础性、应用性、开发性研究，坚持跨学科、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等。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高度国际化、创新性的科研组织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杭州乃至长三角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注入了新鲜血液。除各具特色的职能、使命和愿景，上述不同类别高校间亦具有协同发展的特征。如浙江大学与西湖大学从2018年起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实则，西湖大学在草创过程中即得益于浙江大学所“输送”的管理人才，换言之，浙江大学深度参与了杭州对西湖大学的“孵化”。
作为拥有天然区位优势和浓厚创新创业氛围的长三角城市，杭州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地方发展的主动力，积极开展（政策）改革实验，并致力于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和“世界级数字中心”。浓厚的创业文化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促成了杭州繁荣且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处于同一文化圈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无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与之产生互动。然而“杭州模式”与硅谷-斯坦福大学在互动中自发形成“知识空间”有所不同，其知识/创新枢纽构建过程在受益于创业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同时也得益于政府规划的助推，具有自然生发与政策规划的双重底色。例如，当地政府先后促成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平台的建立，使域内科研活动更加专注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其中，后者的发展愿景即带动杭州成为媲美“波士顿+硅谷”的具有世界声誉的顶尖科技产业集聚地。西湖大学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性的知识生产、转移、转化本就是其特色。早在2020年，西湖大学便与其所在的杭州市西湖区签订《区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的区校合作关系。同时，西湖大学针对科研成果转化引进专业的“技术经纪人”团队，组建成果转化办公室，打造包括综合服务平台、金融投资平台、产业赋能平台的知识创新转移与转化“双螺旋”服务体系。
（四）“合肥模式”：从基础科学研究高地到创新高地的转型
作为“后起之秀”和当今全国瞩目的“科创之城”，合肥拥有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体系、液晶面板研发体系和芯片研发体系，汇聚了科大讯飞、中科寒武纪、合肥京东方等高科技企业，同时牵头成立了长三角先进计算联盟、G60科创走廊环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合肥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早年的“风投招商模式”，这一模式成功重构了其域内高科技创新产业的整体布局；另一方面，“科创之城”的崛起离不开当地顶尖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丰富的智力资源储备。合肥现已基本形成“基础科学-原创性科技成果-突破性产业成果”三者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称“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科学岛）等组成的基础科学研究集群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如前所述，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愈加依靠知识创新，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机构已然成为区域发展的推动者：高等教育的集聚带来创新要素的集聚，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协同、共生，继而引发本地产业的报酬递增并形成地区优势。同时，区域发展必然要经历由低成本人力和资源依存度较高的传统产业向创新型产业的转变，而基础科学研究集群便是合肥得以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支柱。支撑区域性创新集群发展的原发性创新通常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这类研究通常耗时长、投入高、应用前景不明朗。然而，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决定了能否产生突破性技术创新。在我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知识生产的版图中，合肥长期以来是当之无愧的基础科学研究高地。2020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科大建立，重点聚焦能源、信息、生命和环境等领域，包括多个国家实验室（如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如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现已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有学者指出，“与人口资源、产业资源类似，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也存在单中心和多中心格局，合理的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加强城市间合作与协同发展、提高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合肥实现从基础科学研究高地到创新高地的转型，同样是合理布局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结果。具体而言，合肥通过高标准建设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布局建设“环科大知识经济创新带”，打造“科大硅谷”“量子中心”等科技园区，以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支撑原创性技术研发。由于和长三角各主要城市在产业布局、知识生产职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和互补，合肥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既能通过人力资源、科研成果输出助力域内其他城市加速实现产业升级迭代，又能使自身获得新的增长点。
三、本土实践的特色与前瞻及既有理论的适切性
城市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贯穿着自大学肇始以来的漫长历史；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注定会继续成为城市发展的引擎，不仅为城市提供人才与可转化的知识，同时为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与文化支撑。与此同时，国际化既是大学自诞生之日即具备的内在属性，又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大学所在城市不具有对不同地域以及国际人群的开放性及其对多样性的包容，如果大学回避城市以及社会发展旺盛的精神活力与迫切需求，大学依旧有可能沦为守旧的机构”。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先后被视为世界科学中心；巴黎、哥廷根、波士顿先后成为学术知识生产的高地，孕育出改变人类生活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思想成果。一国要成为科学中心，与其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所营造的政策、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之于次一级的区域或城市（群）同样如此。就当下而言，“高等教育枢纽”理论话语为探究区域/城市与大学互动中的国际化要素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四种“模式”的差异与互补及“双层嵌套”样态的前瞻
借鉴奈特的理论话语，上海可被视为兼具学生枢纽、人才枢纽，以及知识/创新枢纽多重属性；苏州和杭州可被视为具有显著的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属性，其中前者致力于引进域外优质教育和科研资源，后者基于互联网思维致力于探索新型本土模式。相较于前三者，合肥已显现出知识/创新枢纽的特征，然这一特征的国际化底色尚浅，尚不具有奈特定义下的全球学生和人才枢纽属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其国际化理论体系中对于“高等教育枢纽”的论述，抑或基于此对三种类型枢纽的划分，均无法完全精准描摹上述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模式与样态，更遑论更宏大地理空间尺度上的前述“双层嵌套”形态。本研究认为，在兼顾其原始定义的前提下，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枢纽”概念既应兼具有“国际化”和（次国家层级）“区域化”的内涵，同时需兼顾城市群内部各中心城市因历史文化传统、政策惯性、支柱性产业等因素所导致的发展路径差异，以及差异性所造就的优势互补潜力。
就长三角整体发展而言，国家战略起着主导作用；而对于各中心城市而言，其作为知识创新中心的基本发展格局则在一定程度上仍由地方政府主导——各地方政府基于各地差异化的现实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城市的高水平大学在各具特色的模式中扮演相似而迥异的角色，同时四类知识/创新中心在不同城市文化氛围与高等教育传统的影响下分别创建了不同类别的新型机构。例如，获益于工业园区红利的苏州聚焦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和吸引域外高校设立研究院；而对于长期浸润于互联网思维之中的杭州，其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兼具“小而精”“创新性”特点。简而言之，各长三角中心城市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国际化传统、互联网思维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各自差异化的优势与潜在不足。例如，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互联网产业使杭州形成了极具活力的知识创新系统，而传统高水平高校的相对缺乏则造成了知识创新途径多元性的不足；作为传统高等教育中心城市的上海囿于路径依赖和政策惯性，其创新创业氛围略显不足。上述四者之间的差异或为“双层嵌套”样态的发展与演进提供了诸多可能。例如，各城市或可共同尝试对各自的教育对外开放优势与高水平创新知识生产优势加以整合，在各城市高校、研究机构间实现特定优势学科或领域的联合发展，从而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大学集群和超机构、超地域的一流学科高地。
借鉴奈特“高等教育枢纽”分析框架，结合“国际化”、（次国家层级）“区域化”“双层嵌套”的本土化内涵，或可从计划、实施、广域协同性三个维度呈现四座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现状。如图1所示，纵轴表示实施路径（整合程度从分散、协调到一体化递增），横轴表示规划路径（成熟程度从被动、积极主动到具有战略规划性递增）。各城市圆圈的大小代表与域内其他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协同、耦合程度，即在城市群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职能从而助推区域整体高等教育枢纽建设潜力的强弱。苏州相对而言更加贴合奈特理论体系语境下的理想形象，并且为城市群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化科教资源、具有转化潜力的知识与创新以及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制度经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社会经济发展本身便深度内嵌着国际化要素，然而其在通过跨境高等教育活动构建知识/创新中心方面却相对不足，但之于城市群整体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标杆。合肥在发展为知识/创新中心的规划上具有一定的战略性，但跨境高等教育活动在其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基本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和所发挥的影响相对有限，在实施上仅达到“协调”程度；然而其之于城市群整体具有创新活跃程度高的优势，可以为城市群提供特定领域持续的智力支撑。杭州作为拥有互联网文化和繁荣民营经济生态的城市，其建设高等教育枢纽的计划与实施均较为丰富多元，但就本地利益相关者与国际教育活动各主体的互动、合作关系而言，在层次和系统性上相较于苏州均稍显逊色；其之于城市群可以提供整合域外优质高等教育与科研资源、发展创新型知识经济，以及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的实践范例。
（二）再论本土实践与既有理论间的适切性问题
如前所述，奈特将国际化视为推进大学知识/创新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力量，认为国际化要素根植于区域知识/创新中心的发展过程之中——“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被视为兼容和互补的进程”。枢纽相较于集群（cluster）更为强调域内高等教育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投资、贸易/工业等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强调“有计划”和“有策略”地对第一代、第二代跨境教育活动加以整合。奈特对三类教育枢纽的划分本质上是为了回应跨境活动发起者对地方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关切。相较于奈特所列举的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枢纽，我国长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对于域内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及其知识溢出效应有着更为全面的考量，而国家层面对于上述地区的宏观政策干预则内蕴着更为深刻的战略意图。换言之，“国际化”、次国家层级“区域化”，以及独特而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意义的城市-城市群“双层嵌套”形态皆应是“高等教育枢纽”本土化概念的子集，共同对我国（长三角）“高等教育枢纽”的发展样态予以诠释。有鉴于此，对我国城市与城市群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关注，或不应仅局限于提出实践层面的建议——持续挖掘本土实践的理论生发价值以消解既有理论的适切性问题，或应成为学术共同体无可回避的使命。
【吴寒天，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教育学系副系主任；曾令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8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