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周南平/江苏科技大学校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崔祥民/江苏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葛恒刚/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要
家长是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是“双减”政策落地的关键一环。本研究采取Python爬虫技术抓取“家长帮”论坛中的讨论内容，利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逐级编码，提炼相关范畴并建立隶属关系，从作业减负和校外培训减负两个方面探究“双减”政策效能家长感知路径。研究发现：对于作业减负家长存在复杂的矛盾心理，导致新老问题交织，并基于不同价值判断采取积极或消极的作业干预策略；对于校外培训减负，家长观念迥然但各具清晰的“故事线”。为了联合家长力量促进“双减”政策效能发挥，需要构建平等沟通平台，倾听家长心声，纾解教育困扰；构筑家长共同体，实现教育主体之间制衡，提升家长教育参与质量；多措并举，提升学校教育水平，重塑家长信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这是我国义务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要举措。家长是义务教育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家长对于“双减”政策有着怎样的感知？家长对“双减”有着怎样的心声和诉求？如何利用家长的政策感知，优化“双减”政策配套措施？以上问题亟待科学的方法予以研究和探讨。
一、“双减”政策家长感知分析的现实之需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育国情调查中心组建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学期减少，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 “双减”政策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地下课外补习”“作业难度整体偏低”“侵害师生自由时间”等现象，“双减”政策的落实仍然任重而道远。
教育对于家长而言是关乎家庭命运的重大问题，正如柏拉图所说：“不要为所有的人都爱自己的子孙而感到惊奇，因为这普遍的关切和爱都是为了通向永生。”家长是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双减”政策落实的重要主体，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是“双减”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一环。家长作为子女升学和阶层流动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具有与教育政策制定者不同的立场，其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态度以及评价不一定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保持统一，“双减”政策形成的受益或受损感受将会使之产生支持或反对态度，不同的态度将产生不同的家长教育参与行为，从而对“双减”政策效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家长政策感知是检验“双减”政策效能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从教育供给的视角提出的“双减”政策需要得到教育需求者——家长的响应和认可。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家长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双减”政策落地的关键主体，但多是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家长在“双减”政策落实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剖析，对“双减”政策的推行进行理论反思，但缺乏针对家长的“双减”政策执行效果系统调查，没有对家长对“双减”政策的心理变化、行动策略选择进行系统分析。可见有必要采取数据挖掘技术获取家长有关“双减”政策的真实信息，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提炼，从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等方面揭示家长政策感知路径，发现家长对“双减”政策的复杂心理反应以及心理向行动演化的内在机制，发现“双减”政策落实的关键因素，找到“双减”政策优化有效路径以降低家长焦虑，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二、家长有关“双减”政策真实信息的数据挖掘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南京、天津、成都、重庆、杭州九个城市的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的家长。研究资料来自这些家长在家长交流社区“家长帮”上的留言。“家长帮”是国内领先的垂直家长交流社区，家长在平台上围绕孩子的“学习方法、亲子沟通、性格培养”等主题开展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没有任何引导、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双减”政策实施后的执行情况、家长对待“双减”政策的真实态度以及应对措施。
（二）研究方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空间开放、实时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成为家长交流的主要场域。家长交流网络化一方面降低了交流的成本，提升了家长交流的参与性，另一方面利用网络的链接属性将分散化的互动交流转化为网络化的互动交流，大量互动交流的资料被网络存储，为客观分析家长诉求和心声提供了重要素材。因此，本研究采取网络爬虫技术，利用Python程序，对家长讨论的网络文本进行批量搜索、抓取、匹配和加总，将碎片化的家长交流信息转化为系统量化的资料，以获取“双减”政策家长感知的有效信息。
对于“双减”政策家长感受尚无成熟系统的理论，其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尚未得到充分揭示，需要扎根丰富的微观资料，发展相关概念，构建理论框架。而扎根理论正是一种从经验数据出发建构理论的研究方法，适合于关注过程或个体行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采取扎根理论方法对数据挖掘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使之范畴化，通过持续地比较，发现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理论框架，从而形成家长“双减”政策感知理论框架。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首先使用Python爬虫技术对“家长帮”论坛中的讨论内容进行抓取。抓取的范围为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即“双减”政策正式实施第一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家长讨论的内容，本研究共抓取到论坛内容21078条。
然后，对抓取的内容进行分类。本研究按照作业和校外培训两个主题对论坛内容进行分类选取，共选取作业类讨论1450条，课外辅导类讨论1065条。
最后，采取扎根理论分别对“作业”和“课外服务”两个主题的内容进行编码。扎根理论不是对现有理论的验证，而是在深入情境，收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不断地分析、比较、思考以建立理论的过程。本研究严格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步骤对论坛内容进行分析，逐步提炼概念和范畴，发现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联结众多范畴的“故事线”。为高质量地完成编码工作，避免编码过程中的理解误差，本研究组成编译小组，范畴的命名以及范畴之间的联系都通过小组研讨的方式进行。
三、“双减”政策家长感知路径及研究发现
（一）作业减负：由复杂矛盾心理驱使
随机选取1000条论坛语句进行开放式编码，其余450条论坛语句进行饱和度检验。对1000条论坛语句贴上标签，不断比较、分析、合并，最终得到74个有效原始语句和15个初始范畴。通过主轴式编码将开放式编码获得的初始范畴联结起来，构建围绕范畴的密切关系网，将15个初始范畴归纳为5个主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分析范畴之间的关联，形成“双减”后作业减负家长的政策效能感知路径图（见图1），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作业减负家长存在复杂的矛盾心理
由编码结果可以看出，作业问题是家长关心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为“作业压力、作业时长、作业效果”三个初始范畴。作业压力是指课后学校布置作业对学生形成的影响，例如作业难度、作业强度等；作业时长是指完成作业需要花费的时间，例如是否影响休息、是否影响正常生活秩序；作业效果是指作业对于学生成绩提升的作用。家长参与作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代理行为，过程中家长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又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家长参与教育的原初形态是“家长爱”+“子女成就”动机。出于“家长爱”的动机，家长希望作业压力小一些、作业时长短一些。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回归教育本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符合家长民意、顺应家长民心的政策。而出于“子女成就”的动机，家长又希望学校能够布置足够的作业以提升子女学习成绩，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对学生成绩影响的不确定将引发家长的焦虑不安。双重动机的冲突引发了家长复杂的矛盾心理，“学生健康成长”与“学生学业水平提升”在家长内心较量，将家长置于困境，影响着家长的选择和行为。
2.复杂矛盾心理导致作业减负新老问题相互交织
“双减”政策实施后，部分学生的作业负担大大降低，具体体现为作业量不大、作业时间不长、作业负担降低三个初始范畴，很多家长反映作业压力比以往有较大降低，作业时长在1.5个小时以内，大部分作业在学校就能完成。虽然“双减”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有部分家长在习惯思维和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影响下，对“双减”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持怀疑态度，表现出对“双减”的不理解和不认同，认为“作业量大、超时完成、健康隐患、学习习惯不良、作业不能高质量完成”等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部分家长反映作业还是特别多，有的要晚上12点以后才能完成，孩子基本没有时间运动，存在健康隐患，孩子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业不能高质量完成。这些老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根治，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业减负的效果存在滞后性，是否实现了学业成就与身心健康双重目标还没有得到验证，担忧自己的孩子沦为“实验品”；二是对作业减负政策落实统一性没有信心，担心其他学校、其他家长没有真正减轻作业负担，担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另外，“双减”政策后还出现了“管理松懈、成绩担忧”等新问题，家长反映部分学校采取放任式的管理方式，以牺牲教育教学质量为代价，片面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家长对于这种“躺平式”的教育教学方式十分焦虑，担忧学生有成绩下滑风险。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学业成就仍然是家长的核心追求，认为追求素质教育的“双减”政策不能以牺牲家长的核心利益为前提；二是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与“双减”政策要求不匹配，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和均衡化，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存在。而“双减”政策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如果学校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家长又无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干预，则家长的焦虑则不仅没有得到消解，还会不断强化。
3.基于不同价值判断家长采取积极或消极作业干预策略
面对“双减”政策后出现的新老问题，家长不可避免地要作出判断与选择。由于家长是一个较为孤立的个体，其判断和选择的依据主要是其个人经验和周边人的经验，而个人经验具有感性、碎片化、差异化特征，导致积极和消极作业干预策略并存。部分更关注子女升学竞争的家长将学生的成绩归因于作业量的大小，就会采取增加作业的消极行动策略，以购买练习册、下载练习题等方式满足其学业成就动机，但由于家长、学生并非教育教学专家，难以确保作业目的的针对性、作业内容的实效性、作业反馈的正确性，难以充分发挥作业知识巩固、查漏补缺的功能。而更关注孩子能力提升的家长将学生的成绩归因于学习习惯、学习效率，就会采取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作业针对性与有效性等积极的行为策略，帮助孩子提升作业效率和作业效果，以实现学生成绩提升与作业负担降低的双重目标。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家长积极或消极的作业干预策略既受知识水平、个人经验等个人性因素影响，也有升学评价制度、教育资源分配、不理性的社会教育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差异化的作业干预策略。
(二)校外培训：家长观念迥然但各具清晰的“故事线”
随机选取800条有关校外培训的论坛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其余265条用于饱和度检验。通过不断的对比、分析，共得到32个有效原始语句和9个初始范畴。通过主轴式编码将9个初始范畴归纳为4个主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对发帖和评论资料、初始范畴、主范畴的不断对比、分析、思考，形成“双减”后校外培训减负家长的政策效能感知路径图（见图2），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校外培训观念
由编码结果可以看出，家长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校外培训观念。一种是校外培训无效观，主要体现为“学校主战场观和学生主体观”两个初始范畴：学校主战场观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的主战场，对学校履行教育主战场职责具有信心；学生主体观认为，学生主观能动性是学习的关键因素，外部环境处于次要地位。另外一种为校外培训有益观，主要体现为“习惯思维、辅导能力欠缺”两个初始范畴，习惯思维是基于多年形成的校外培训习惯，退出校外培训处于难以适应的状况；辅导能力欠缺是基于家长自身知识和能力水平有限，需要校外培训机构提供帮助和支持。
多属性态度理论认为，个体态度又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分别是预期结果和个体对该预期结果的评估。家长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经历、价值观念，对校外培训的预期结果具有不同的期望，由于校外培训效果良莠不齐，家长形成了不同的培训结果评价，从而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校外培训观念。“双减”政策与校外培训无效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持有该观点的家长较为容易接受。“双减”政策与校外培训有效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造成持有该观点的家长心理极为不适，他们必然会采取一定的行动以降低这种不适感。因此，校外培训减负在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供给侧”治理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家长“需求侧”的管理，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校外培训观念，摆脱对校外培训的依赖。
2.校外培训减负家长的政策效能感知具有两条清晰的“故事线”
一条故事线为：家长认为校外培训没有效果，应抵制其发展，发挥学校教育主战场职能，改变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家长以退费、不续约的方式不再参与校外培训活动。这条故事线的理论机制主要体现为：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或自认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环境中，家长依靠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理想的成绩，从而正强化了校外培训无效观念；在参与各类校外培训后，并没有取得学习的长足进步时，家长会负强化校外培训无效观念，在不断试错和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校外培训无效观和“双减”政策要求高度一致，持有该观念的家长会更加坚信该观点的正确性，从而会较为坚决地从行为层面支持校外培训减负政策。
另一条故事线为：部分学生由于多年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辅导活动，形成了习惯，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家长由于知识和能力水平所限无法替代原有的学生辅导功能，家长继续选择参与校外辅导。但由于各级政府加大了校外辅导机构的整治力度，部分培训机构被迫关停，培训教师却化整为零，以单个教师身份寻求补课业务。参与校外机构辅导的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家长只能选择网络辅导、家庭辅导等较为隐蔽的校外辅导形式。与传统的校外培训机构辅导相比，这种培训方式存在信息更加不对称、质量更加难以保证、费用更加高昂等诸多缺点，进一步提升了家长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选择何种校外培训方式成为家长新的焦虑。该故事线的理论机制主要体现为，在没有获取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或自认为没有获取优质学校教育资源环境中，家长在社会学习理论指导下，通过观察其他优秀学生的行为，形成了校外培训可以弥补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和家长辅导能力不足的缺陷，因而成绩要好就必须参加校外培训的基本认知。“双减”政策的要求与家长认知产生矛盾，这部分家长将“双减”政策理解为对其“确保在竞争中胜出权利”的剥夺，从本能保全的动机出发，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抵制校外培训减负政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现有学校教育资源分配、教学能力水平保持不变，家长焦虑就会仍然存在，校外培训减负政策就难以达成目标。校外培训减负的关键不仅仅是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严查非法校外培训行为，更应该加大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消除家长焦虑，让教育回归学校，让学习回归课堂。
四、联合家长力量促进“双减”政策效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家长是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立场与政府、学校等教育主体具有明显区别，“双减”政策效能的持续显现，必须考虑家长的教育利益，关注家长的教育需求，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家长的教育满意度，实现“双减”的政策目标。
（一）构建平等沟通平台，倾听家长心声，纾解教育困扰
教育是家长追求子女未来确定性的主要途径，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最为强烈，对教育政策也最为敏感。尽管家长不像政府、学校等教育主体那样理性与专业，但是也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教育的冲动者和盲从者，若需求得不到满足，家长就会在政策灰色地带寻求有效手段，“双减”政策就难以真正有效落地。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积极搭建平等沟通平台，让家长充分表达教育诉求，倾听家长呼声，鼓励具有公民意识的家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想法，发挥好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纽带作用，克服政府、学校的权利“独白”，实现家长与政府、学校的“开放对话”，广泛收集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意见，确保相关政策符合家长民意，获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学校应放低身段，抛弃“官本位”意识、“教育专家”意识，将家长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平等沟通，降低沟通位差，减少沟通环节，提升沟通效率；学校应给予家长适当承诺以消除家长因表达真实需求而导致孩子被不公正对待的顾虑，公平对待每一位家长，解决部分家长“被挤压”“被回避”的窘境，消除家长焦虑和不信任情绪；学校还应积极开展家访活动，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发现家长需求，反馈学生在校表现，积极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系统讲授教育的理念、方法等知识，更新家长教育理念，帮助家长解决教育过程中的疑点难点，与家长共同商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措施与手段。
（二）构筑家长共同体，实现教育主体之间制衡，提升家长教育参与质量
家长虽然具有强烈的教育参与意愿，但却是教育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孤立的个体，难以形成集体力量，与政府、学校等教育主体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家长与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平等关系的缺失，使家长教育参与处于象征性低层次水平。只有经过权利的调整，实现权利均衡，家长才能真正深度参与，参与不足的困境才能被破解。
成立社会组织，构筑家长共同体，鼓励具有较高文化基础、较好人品、较高威望、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士作为家长代言人以共同卷入、深入互动的方式参与学校教育事务，有效弥补家长个体教育知识储备的不足缺陷以及在众多主体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提升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构建家长共同体，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学校教育过程、效果进行精准分析，充分提升家长参与的科学化、智慧化水平，坚持信息共享的原则，吸纳更多家长参与其中，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不公平和非正义问题。构建家长共同体，需要建立健全家长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完善家长社会组织与家长、学校、政府等主体的对话机制、协商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提升其在家长群体之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提高对政府、学校等主体的影响力和监督力，打破家长处于教育弱势地位的格局，实现教育各主体之间相互协作，发挥家长教育主动参与作用，促进“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三）多措并举，提升学校教育水平，重塑家长信任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根本原因是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充分信任，从而拿起“弱者的武器”，在政策灰色地带寻求手段。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够信任一方面体现为对学校教育能力和教学水平的不信任，“南京一中”事件、各地频发的“家长集体联名要求更换教师”事件都是这类不信任的集中体现；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还体现为对公平教育的不信任，“送红包”“请吃饭”“请任课教师上门开小灶”等不良现象是这类不信任的集中体现；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还体现为对均衡教育的不信任，“买学区房”是这类不信任的集中体现。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和减负的重要主体，与其不停地抱怨家长的不理智行为，不如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教育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赢得家长的信任和尊重，逐步形成“参加校外辅导班没必要、没意义”的共识，不给唯利的校外培训资本任何机会，从根本上实现“双减”的目标。
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其教育水平提升可以缓解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走出家长盲目择校的怪圈，打消家长“双减”政策会影响孩子成绩的顾虑，从根本上落实“双减”政策。一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为课后服务提供充足经费保障和人员保障，有效减轻教师负担，激发教师内生动力，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从根本上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从而建立较为牢固的认同型信任关系；二是鼓励学校以更加开放的办学理念，吸引专业力量和专业人士进校园开展课后服务，丰富课后服务供给，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支持学校开展“教学开放周”等活动，鼓励家长真正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与教学过程之中，为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提供集体行动力，实行多元、开放的管理体制，家长可以在参与过程中理解学校的做法，实现家长教育观念与学校教育理念的一致，有助于形成情感型信任关系；三是在《学生作业管理规范》和《考试管理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进一步研究出台课后服务规范、校外培训管理规范、双减政策督导问责规范等，细化政策措施、明确政策边界、统一政策标准，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督导机制，鼓励社区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家长代表等主体参与到“双减”政策的督导检查之中，监督学校办学行为、校外培训机构行为，实现“双减”政策在所有区域的落实落地。
（本文编辑：吕允英）
完
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八期，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刊（ID:zgjy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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