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汝弼（1910—1982），原名王绍通，又名闻夫，河北蓟县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师从高步瀛、钱玄同、黎锦熙诸位先生。曾任教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抗战胜利后随校返回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专于元代以前文学的研究。著有《乐府散论》《玉溪生诗醇》等，选注《白居易选集》，今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王汝弼卷》存世。
中学里怎样教古典文学作品
文|王汝弼
中学里怎样教古典文学作品这个问题牵涉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细大不捐、面面俱到地谈，怕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做到。这里只就日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试加论列。自揣理论水平低，对中学古典文学教学的情况也缺乏全而深入的了解，所说怕有不妥或错误，希望读者同志们指正。
首先谈讲解。教古典的散文和诗、词，非通过逐句讲解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作品的内容。古代作品里的词语、语法结构，和现代有不小的距离。说明古今词语和语法的变迁，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注解应当起一部分作用；但是注解一般地只能讲明当然而不一定要讲明所以然。如白居易《缭绫》里“缭绫缭绫何所似”的“所”和“各得其所”的“所”涵义大有出入。分别在哪里，只有教师讲解原句时才能阐明。又如韩愈《师说》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所以”和今天的用法大相径庭。如果不讲明，学生就不懂。课本的注解：“是传授道理、讲授业务知识、解释疑难问题的”，虽然文从字顺，只是和原文结合得不够紧密。这就需要讲明：“所以”相当于现在口头上说的“用来”，那样讲的“所以”现代语里已经不用了。还有，像“传道”“授业”，注解解释为“传授道理”“讲授业务知识”，也觉得过于现代化了一些。原意所说的道和业，与今天我们所说一般事物的道理和广泛的有用的业务知识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问题，需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地指明。
在逐句讲解的过程中，还应当向学生进行文学语言的知识教育。古典文学作品里有极丰富的文学语言的资料，作家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国优秀的古典作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而又以异常精炼的语言出之，这一向是著称于世的。例如杜甫《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只用了十个字，就把大山出云和归鸟厉翼的种种奇景概括无遗，而且把自己面对这种奇景时官能上、感觉中的微妙悸动也宣泄出来。讲解这两句，不仅要把那样丰富的意蕴展现出来，而且要发掘出作者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意蕴概括在简单的十个字之中。这样，上句的“荡”字“生”字、下句的“决”字“入”字的用法就非发挥不可。黄庭坚说，“复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山谷时集》卷16），这两句话用来探索旧诗，是有启示作用的。
逐句讲解的作用不仅在于给学生词义、语法和修辞上的基础知识教育，还在于通过它，用极生动的表情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诱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感觉和思维的器官，得到真正的激动和很好的启发。好的作品总是作者按照他的逻辑、他的美学观点来展示他的见解的。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要充当一个好解说员，最忌繁文碎辞，而只需要用画龙点睛式的方法。这种讲解自有它的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不能用较详尽的分析来代替。讲解的独特功能是在不破坏作品完整性的前提下，可以更多地显现作品的“活色”和“生香”，如果它可以比作一朵绚烂的花的话。
次谈分析。
作品的所以要分析，是为了使学生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还要求通过作品分析，使学生知道作家是怎样反映生活的，从而提高写作能力。这就需要教师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和古典文学素养。
先就教师怎样通过作品分析使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加强从作品得到的感染，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般地说，文学作品总有形象，但是这形象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形象不同。它是作者根据主观的需要，对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作了选择、提炼、加工的形象。正是因为这样。如果加工加得不好，它就可能低于自然界的形象。中国有句老话：“画虎不成反类狗”，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加工加得好，它就可能高于自然界的形象。前人评价艺术作品，往往以神妙之品为最高境界，就属于这一类。这道理虽然很平常，可是我们一接触到具体作品，又往往感到有几分茫然，心里知道它好，却说不出好在哪里。所以过去许多人讲作品，遇到写得好的地方，往往用“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说法把自己应当下苦功挖掘和发挥的责任轻轻搪塞过去。这样做是不行的。
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来体现思维。这思维往往是埋藏在人物的言语行动中，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思维活动往往是很复杂的，而当它具现于艺术形象中的时候，又仿佛是那样简单和具体。因此，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就呈现一种错综关系。这种情况，一个初接触作品、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教师应当批郤导窾，把藏在形象中的筋节脉络剥露出来，摆在眼前，才能启发学生，使他们有所感悟。
古典文学作品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无论在形象塑造方面和语言运用方而都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具体地说，如记叙文的精简扼要，说理文的条畅通达，小说、戏曲的人物栩栩如生，富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适合广大人民的口味等等。学习得好，大有裨益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分析作品的原则是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说理文应当怎样进行教学，本刊已经发表专题文章，这里不准备再涉及。我只谈谈分析旧诗和长篇小说的节录，各举两例来说明。诗的例是王之涣《登鹳雀楼》和杜甫《望岳》，长篇小说节录的例是《水浒传》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和《三国演义》的《草船借箭》。
《登鹳雀楼》短短的20个字，既写景，又写情，而且情由景生，浑融迹贯。即以写景而论，也是既阔大，又精微；既明朗，又含蓄；既具体，又概括；既奔放，又凝练。这些优点简括于短短的20个字当中。没写方向而方向鲜明；没写地势而地势即在言外；没故意安排动作程序而动作程序符合生活规律。诗人登楼的时间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夕阳的色彩是迷人的，诗人这时的视线凝注着西方，这是很自然的。滚滚的黄河又把诗人的视线引向东方，多么辽阔的原野！应当平铺到大海的岸边吧。这话说来一点也不夸张，眼前奔流的长河就是见证。祖国的山川是这样美丽！虽然这时夜幕逐渐下沉，但是诗人的心情正在昂扬，兴致正在增长，他希望所得的更多，因此，自然就会根据站得高看得远的经验，更上一层楼。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就在于诗人于无意中打开了人生的一个奥秘，使读者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经验赋予诗句以新的涵义、新的生命。这种涵义与生命永远产生使人进取的力量。我们平常所说艺术力量的光景常新，根据就在这里。
次谈杜甫《望岳》。
泰山的气势是雄伟峭拔的，一首短诗不能作细致的描写，这需要有很高的概括力，概括不当就容易流于抽象，不能给读者鲜明的形象。《望岳》诗则以惊人的艺术手法把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首句“岱宗夫如何”，用惊叹的语气提起读者的注意。接着写了一句“齐鲁青未了”，表达泰山横跨齐、鲁，青苍一色，境界是多么阔大！接着又写了一句“造化钟神秀”，而层峦迭翠、怪石奇松等等景物皆在言外。凡是物体都有明暗，但如“阴阳割昏晓”那样黑夜白天截然划分于阴阳向背，则非亲到特别高大的秦山不能领略。这里形象是多么鲜明，而语言又是多么精炼！诗人看山看得入神了，几乎达到物我如一的境界，以至于感觉“触石而出，肤寸而合”（《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的山腰白云是在冲击自己的胸膛。夕阳西下，野鸟归林，诗人一眼望去，望得眼涨，甚至感到眼角都要裂。多么精细入微！这里有画家能达到的境界，也有画家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样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杜甫的诗里这类的例子很多，而《望岳》最为突出。
诗的末尾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传达了作者的豪情，也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的一定看法。诗人在诗国的高超的造诣，从这类诗里透露了一点消息。这种上进不息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后来的读者。
再谈《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水浒传》71回本的第8回原来的标题是“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课文虽然只截取原章回的后面大半部分，但是不难看出，统治阶级的爪牙陆谦、两个解差董超、薛霸和受迫害的林冲、起来反抗的英雄鲁智深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情节非常复杂错综。作为人物形象看，鲁智深力大无比，疾恶如仇，老谋深算，神出鬼没，这些性格特点，课文里刻画得比较显露，即使不讲，学生也会认识到的。要是把他和林冲当做两个典型来比较分析，课文可发挥的地方就多了。
林冲这个人物应当分析。《水浒传》塑造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是有独特的教育意义的。他也是个英雄，是最后走上梁山的英雄，但是他经过的道路特别曲折，遭受的磨难也特别多，非常惊险。这当然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但是他对统治阶级的残酷本质认识不足，对他们存着某些幻想，这就使他处境更加不利。相形之下，鲁智深就比他清楚得多，因而吃亏也较少。他的这种弱点在课文里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刺配去沧州的路上，解差对他的迫害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最后还要结果他的性命。他对这一切都安之若素，没有一点反抗，甚至当鲁智深救了他，要打死这两个解差的时候，他竟呆气到这种程度，倒替他俩告饶乞命。这种敌我不分的、屈服的性格，简直令读者要愤慨。讲课时要强调这些。还有，在这之前，他的妻子无辜被夺，在这之后，山神庙的险些烧死，也要适当交代，这样就更能突出林冲这方面的性格。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发掘，他的这种屈服性格的根源，还是在于他出身于统治阶级，还是在于他当过八十万禁军教头。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把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性格的影响绝对化。
在鲁智深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人民智慧的化身。这特征就在于尽管陆谦、董超、薛霸这一群狗腿子帮凶做得多么机密，做得怎样鬼鬼祟祟，仍然逃不出广大人民雪亮的眼睛。这样就足以使腐朽的统治阶级和它的帮凶们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个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出色表露，在鲁智深身上是具象化了。
只在把这种典型意义发掘得充分，才能显示出作品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对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思想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艺术性。
这篇课文艺术性的分析，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课文写两个解差对林冲的迫害，真令人切齿痛恨。我们读了，跟受害的当事人同样感到切肤之痛。这样就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课文写解差的迫害，除去野猪林一节的场面稍近惊险以外，一般只通过一些人生日用的琐事，如洗脚穿鞋之类，而狗腿子的穷凶极恶就体现出来。热水烫脚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生活里有，脚破穿新草鞋的痛苦更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熟悉经验。作者把二者合在一起写出来，马上就能唤起千百万人对痛苦生活的回忆。作者对生活作这样的艺术概括，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是有广泛的社会效果的。这样光辉的艺术成就，不能单凭抓心挠肝的苦思得来，也不是构章造句的雕琢所能为力，而主要是由于水浒故事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发展。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水浒传》这部伟大创作坚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第二，作家的能事在善于把复杂的生活安排部署，使情节格外集中。这样就能增强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课文里交代，两个解差迫害林冲，从监牢、旅店以至路上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步步在鲁智深的严密监视之中。但是作品对这样的重要事情一直守口如瓶，直到野猪林鲁智深救林冲，要打死这两个解差的时候才像泉涌一般地由他的嘴里迸发出来。这样处理情节是很有道理的。那两个万恶的解差从这里不能不感到鲁智深这个人真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因而不能不慑服。从艺术效果看，既经济而又有力。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两个解差对林冲迫害的暴行上，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次要情节的重复。
第三，当鲁智深救出林冲，要打死两个解差的时候，摆在林冲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同鲁智深走向叛逆，另一条是继续俯首帖耳，听两个解差送到更险恶的虎口里——沧州，而林冲所选择的恰恰是后者。作者让这个主角选择下这条道路，同时却又和它平行，安排下鲁智深和他中途告别一个情节。从整个故事的发展进程看，尽管两个解差这时已经被鲁智深吓得屁滚尿流，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谋害林冲，但是读者看到这里仍然会替林冲担心，埋怨他为甚么这样痴呆，还不趁时同鲁智深走。作品的教育启发意义该有多么深！
下面谈《草船借箭》。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所不同。它歌颂的对象不是起义的英雄，而是那个分裂和割据的历史时期里一些有作为的政治领袖，他们为了对付敌人，团结为国，争取自己的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作者这个政治看法集中而又深湛地显示在体现人民智慧的诸葛亮这个形象的塑造上。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整个战役中的一个插曲。赤壁之战是确立鼎足三分局面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时江东方面首脑人物孙权和周瑜、鲁肃都是主战的。但是他们对于和刘备结成巩固的联盟，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鲁肃比较认识这一点，周瑜是卓越的军事人材，但是政治上缺乏远见，心胸狭窄，总认为和刘备结成联盟不合算，甚至想杀掉刘备、诸葛亮。这就造成了孙刘结成联盟的绝大困难。这困难具体说来有两方面：一方面刘备、诸葛亮在孙、周面前不能显示软弱无能，使对方感到和自己结成联盟不合算；另一方面，如果刘备、请葛亮在政治上军事上表现得比他们高明，势必遭到他们的嫉妒和迫害。这两方面又彼此成为矛盾，互相牵制，要叫两者互不相妨，已经很不容易；何况从总的形势看，刘备、诸葛亮还要团结孙权，使他在抗曹斗争中成为主动的积极的力量？
面对这样一个团结御侮的政治和军事任务，面对江东将领的阴谋猜忌，诸葛亮以排难解纷而又应付裕如的超乎寻常的政治家的面貌出现于作品之中。草船借箭这段故事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周瑜在用假信骗得蒋干和曹操中计，误杀了新降的水军将领蔡瑁、张允的时候，滋长了自满情绪，生怕诸葛亮不服输；等到叫鲁肃试探而结果适得其反，他又顿起杀机，设下毒计要诸葛亮在十天限内造办完十万枝箭。这时诸葛亮才到江表，人生地生，短工缺料。出这样一个难题，周瑜心里自矜是绝招。这样就可以在贻误军机的罪名下害死才出己右的诸葛亮，人不知，鬼不觉。这时他完全忘记客观的形势要求只有他和诸葛亮团结合作才能救亡图存。事非周瑜始料所及，诸葛亮不但接受任务毫无难色。而且自请缩短限期，答应三天限内备全十万枝箭，而实际上则只在一天内完成任务。读到这里，谁不为之捏把冷汗，继而愈看愈奇，而终则拍案叫绝！作者在这里不仅仅是刻画了诸葛亮的惊人智慧，而且更重要的是写他的这种智慧是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任务服务。其一是击退了周瑜的阴谋陷害，巩固了孙刘联盟；其二是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装备，真是一举两得。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政治远见和军事天才比周瑜高出不知多少倍。
教这篇课文，决不要把学生的兴趣单纯地引到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的叹赏方面去，而应当通过这些表面现象，挖掘出他的智慧的产生原因，如明辨敌友，肯从战事全局考虑问题，用争取而不示弱的方式和江东建立抗曹联盟等。还应当进一步启发学生，诸葛亮这个人物所具有的智慧不是个人的智慧，它是三国故事长期流传过程中人民智慧的不断积累，也是作者当时农民起义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又经过作者加工提炼而成。它成为后世农民起义战略和战术的重要参考，决非偶然。
《三国演义》的最大艺术特点是在以蜀汉为正统的政治路线上展开了并解决了无数的矛盾。就这篇课文说，曹操和孙、刘之间是敌我矛盾，也是这几个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的主要矛盾。周瑜和诸葛亮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允许他们把盟友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因为转化了就只有两败俱伤，让曹操坐收渔人之利。在课文里周瑜的所以被否定，就是他错误地把盟友当做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看得太轻易。这种认友为敌的荒谬见解不仅对诸葛亮有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江东不利，因为他忘记了敌人强大，忘记了曹操是不会长久受骗的“奸雄”。诸葛亮对这点却十分清楚，他一开始就对鲁肃说：“这条计只好弄蒋干，曹操虽被一时瞒过，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认错耳。”这话表面好像带挖苦，实在是正确的。他这样提醒，周瑜却全不觉悟，仍然把为亲者痛为仇者快的蠢主意进行下去。诸葛亮在接受造箭任务的时候又何尝不晓得周瑜的狠心？只是他看得更远，因而把周瑜对他刺来的矛头搬向曹操方面。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该有多么巧妙，也该多么令人感动！这是《草船借箭》的思想光辉，同时也是它的艺术光辉。
《草船借箭》的情节安排也是很紧凑的。例如借箭的时候，尽管大雾弥漫，江东士兵在船上打鼓呐喊，如果曹操按兵不动，或者冒险冲杀过来，则诸葛亮的一切布置岂不成为画饼？不过作品告诉我们，事实决不会这样。因为曹操这时刚刚受骗，一方面他对江东军恨之入骨，一方面他在行军用兵上要保持隐重，这样，就只叫士兵恶狠地放箭，但并不实际进军，这是“奸雄”心目中所认定的万全之策。课文开始时诸葛亮对曹操那方面情况的估计，是他借箭必操胜算的不可或缺的情节安排。
总而言之，对具体作品要作具体分析，是教课文要遵循的唯一途径。教《草船借箭》要这样，教其他作品也要这样。这里谈的只是就分析的角度说，在实际进行教学的时候，还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来考虑。
下面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古典文学教学可以适当地要求背诵。
科举时代曾经把背诵这个学习方法无限制地滥用，八股文要背，《四书》的朱熹注也要背，以至于学什么背什么。这种现象一直保存到兴办学校的初期。后来又一反前人之所为，把一切背诵完全废止，甚至连语文课教材中短小精悍的散文和诗歌也不提出背诵的要求。教完一篇课文，学生认为顶多温习一两遍就行了。中学学了六年语文，能够上成诵的篇目几乎没有。这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目前恐怕还有不少语文教师不明了背诵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意义。至于学生，把背诵课文看成毫无意义的负担的就更多了。
背诵不仅有助于记忆课文，而且有助于理解课文。读一篇作品，只是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一遍两遍，是不能体会作品的深厚的情味的。我们确有这样的经验，读一篇文章，愈读则懂得愈深。也有这样的经验，一篇作品讲完了，叫学生朗读，凡是读得畅快流利的，也就是理解得较透的；反之，念得结结巴巴，没腔没调，不用说，这一定是理解得很差的。所以前人有这样的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再从习作的角度来谈。习作是要训练驾驭文字的技巧。凡属于技巧性的锻炼，单凭理解是无济于事的，还要依靠眼到心到手到。眼到就是要多读，心到就是要多想，手到就是要多写。这是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重视。诗文非记得烂熟，是不能消化和运用的。
现在中学语文课本的古典范文，在练习里标明要求学生背诵的还很少。我觉得如白居易《杜陵叟》、范仲淹《岳阳楼记》，都可以要求背诵。目前有不少学生眼高手低，写起文章来或者文理不通，或者词汇贫乏，或者错字多，我觉得要加强精读和背诵。此外，我还建议语文教师可以试行让学生默写。能精读、背诵、默写，对于语言准确和书法端正无误，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最后谈谈对待古典文学作品应当怎样批判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待文学遗产，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待祖国文学遗产应当遵循的总的原则。中学语文课本选的是范文，应当基本上是精华。不好的作品是不应当入选的。何其芳同志在《谈讲解文章》（《西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98页）里说：“在大家举出来作为例子的文章当中，像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觉得也是不必强调批判的好作品。”这些话是对的。例如前面所举的《登鹳雀楼》《望岳》《野猪林》，就不必硬加批判。这是一方面。但如《三国演义》所刻画的诸葛亮的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说过这样的话：“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种缺点就明显地存在于《草船借箭》的描写中。“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认地理，不知奇门，不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就把诸葛亮的谋略和迷信的推算阴阳混杂在一起了，教学时应当指出。又如《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课本的注解已经对它个别的辞句加以批判，这是好的。教师讲课，还可以适当地对于孟子的世界观作概括扼要的说明，揭出他的思想体系中唯心主义的成分。这样，课文中应当肯定的部分、值得学习的部分和不要去学习的部分就能很好地发掘出来，对学生的启发就很大。
本文原载于《语文学习》195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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