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盖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的物质空间，与国家治策、平台规训、观众想象套嵌出的精神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包含二者又超越二者、充满着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第三空间”。文章基于对乌苏里江Z镇渔民的考察，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剖析快手多维空间的建构路径与内涵，既是对快手运作逻辑与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是对第三空间理论再语境化的尝试。
作者简介
王明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刘沫含，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Z镇是位于乌苏里江下游的一个渔业小镇，由于渔业生产的单一性，渔民们长期以来处于行业底层。2016年，有渔民拍摄捕鱼片段发于快手，引起了观众的兴趣，拥有了首批粉丝，创新渔获销路模式。目前，快手已深度嵌入到Z镇渔民的日常生活。经由快手，渔民基于地理位置进行极具地方感的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图景展演。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平台代理始终保持角色在场，对其行动进行管控。乌苏里江Z镇渔民应用快手的实践表明，渔民们富含地方感的日常生活情境与潜伏在快手中的各方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虚拟与现实有机结合、杂糅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第三空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思潮中，空间生产是标志性起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政治经济学理论、福柯的空间规训理论，以及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生产理论，是空间生产的代表性话语。21世纪，网络社会崛起延伸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传播媒介，宣介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成为各种机制与力量交织的场所，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在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应用模式下，用户对现实环境进行选择与修饰，并整合进虚拟环境进行传播与展演。短视频+直播平台建构的新型社会空间，使得空间理论有了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空间再生产并非创造新空间，而是对现实空间进行再现、拼贴、解构与复合，继而改变既有空间中的资本流动和话语分配。宏观上，短视频社区通过音像符码进行编码和传播，呈现出地域景观，生产出流动的、地方性的空间；微观上，短视频社区通过重构社会关系和经济联系，对碎片化空间进行赋权。在短视频空间中，用户并非简单地裁剪物理空间和制造毫无依据的想象空间，而是通过身体叙事构建真实与想象的空间，使富有创造力和开放性的空间生产成为再造人际交往形式的手段。在“媒介化生存”或“视频化生存”的社会情境下，一方面，空间实践由真实的物理空间进入虚拟的网络空间，人的情感连接、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投射于网络空间，赋予网络空间以经验意义，生成“云上的地方”。另一方面，短视频生产实践中的沉浸式观看结构和场景碎片化传播方式，能够拓展城市景观的多维性，丰富城市形象的书写方式，推动“网红城市”生成。短视频也挖掘并生产了乡村空间的可见性，使得被主流话语漠视的、忽略的及推向远处的日常空间形态得以活跃在大众视野中。可见，短视频+直播媒介空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而是基于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互构，形成的具有模糊物理空间性质，交织着权力、利益、文化、秩序的、变动不居的流动社会空间。
快手并非一个纯粹的物质空间和虚拟空间，而是一个集话语、技术、场景、文化、心理、消费以及社会关系于一体，真实与想象混合的空间。这正是爱德华·索亚所论述的“第三空间”——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结构与启发性重构，综合了物质性的第一空间与想象性的第二空间，存活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并成为伸张地方性价值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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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空间：充满地方感的生活情境
第一空间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具体化的、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空间实践是其物质基础。虽然空间性主要通过物质形态来界定，但解释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对其社会成因的探索。可以在个体和集体心理中，或更直接地在社会进程和实践（物质空间生产的结构基础）中，抑或是在文化信仰的特征和人性的自由表现中寻求第一空间生产的根源。
物质空间的有序搭建与精心构造，是第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三空间生产的逻辑起点。这是人类物质性载体寄居和运行的真实空间，即现实生活空间，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社交媒体使用者总是先基于实体的物质空间展开对技术的理解并获得相应的知识。渔民通过视频和直播堆叠出几乎完整的Z镇地方意象，在快手中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并且对这样一个“地方”表现出强烈的依赖与认同。经由地理位置与文化位置表现出来的物质空间，构成了快手使用行为的具体语境，呈现出强烈的地方感。地方感由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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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位置的投射：特定的地理标签
在移动传播技术的驱动下，快手的跨时空叙事并未消弭地理位置与人的连接，反而加深了地理位置对于人的意义。在快手中，渔民往往通过地理获得身份标签。Z镇是乌苏里江流域的渔业重镇，也是一个典型的渔业社会。Z镇渔民一般会以“乌苏里江XXX”这样的地理位置+名字的组合来作为自己的账户名称，在个人主页的自我简介里也会阐明“乌苏里江”“中俄界江”地理位置。渔民将乌苏里江定义为自我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依托它来实践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角色。乌苏里江从一个地理位置演变成渔民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成为渔民的自我符号和象征，影响着渔民群体的行为和意识，最终达成地方认同。地方认同是一个多元化的建构和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快手粉丝对乌苏里江的地方想象也同时建构着渔民的地方认同。渔民在使用快手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粉丝对乌苏里江的地方想象，尽管乌苏里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生产生活的地方，在日常中并不会刻意去强调，但粉丝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标签才关注他们，因此他们把地理位置作为首要身份标签，时刻进行展示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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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位置的呈现：地方性日常生活实践
基于地理位置之上的文化位置也起到塑造现实生活空间的作用。处于地方中的人，通过对地方文化的体验形成归属感，而地方文化总是与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和阐释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学者指出：“意义来自亲切的经验”。文化位置正是由“亲切的经验”呈现出来，体现了渔民的地方依赖与地方依恋。乌苏里江作为Z镇渔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发生地，是渔民赖以生存的根基；渔民对于乌苏里江有着积极的情感联结，倾向于留在这里从事渔业生产。渔民们往往从小就跟着长辈下江，在以前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捕鱼是他们全部的经济来源，丰富的鱼类资源是乌苏里江馈赠给他们的礼物。长期以来的渔业生产生活使他们“看见鱼就高兴”的情感惯性一直延续至今。春季捕捞开江鱼；夏季禁渔期护理、修补网具；秋季“打秋边子”，等待大马哈鱼洄游；冬季办理证件、凿冰冬捕，为新一年的生产生活做准备。四季不同的渔业生产特征，构成了渔民的地方性日常生活实践，并通过快手投影给全国各地的粉丝。平民化的叙事视角，让地方更具鲜活性、更有辨识度。
快手所呈现出来的地方感包含了人、媒介、地理以及社会文化条件之间的关联。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可意象性”“明晰性”或“易读性”，是地方感的重要判别标准。这些通过快手展现出来，在一次次的媒介展演中得到强化与再生产，实现对地方的连接和对地方的归属。快手与地方进行着深刻的互动。正如扬·阿斯曼所言：“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继而制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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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空间：治策、规训与想象的套嵌
第二空间是指认知系统中的精神空间，具有浓烈的乌托邦思维，是全然观念性的。在这里，空间知识的生产从构想或想象的地理中获得观念，通过话语建构式的空间再现和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投射到现实世界。
渔民通过地方性日常生活实践在快手中生产出物质空间，国家、平台和观众三者通过对渔民实施的治策、规训与想象，对物质空间进行处理、加工和再造，界定和规范渔民的话语和行为。在国家对数字平台治理方式的大背景下，快手平台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手段和惩罚方式，对渔民实施规训与控制。而观众对地方的想象，则以一种文化图式的形式施加于渔民。渔民生产出的内容必须符合观众构想的文化图式，才能获得关注与喜爱，积累粉丝从而实现商业交易。快手精神空间即是在国家治策、平台规训与观众想象的套嵌中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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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策的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写入2015年工作报告，国务院相继出台指导意见和促进政策，旨在将互联网与广泛的传统行业（制造业、农业、能源、金融、公共服务和教育）相结合，通过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来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结合，在2017年成为了中国数字经济的主引擎。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总量达到39.2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3.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6%，有效支撑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国家不仅要从数字平台中“获取经济利益”，还要对其进行治理和塑造。网络内容治理的重点在于防范与抵制违法信息与不良信息，同时制作与传播国家建设成就与社会正能量的内容，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个体权益的目的。
快手面临的挑战是其用户生成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期望。作为中国互联网通信行业的中央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明确了各类数字平台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对违反规定者，给予惩处。根据要求，平台公司对传播的所有内容负全部责任，如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责任人将被“约谈”。例如，2018年国家网信办约谈快手负责人，责令其进行全面整改。之后快手关停了发布“不良信息”的账户，并设立了专门的官方账号来监督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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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本身的规训
快手平台以层级监管、规范化裁决、相应的惩罚方式对渔民展开规训。在快手的监管制度中可以窥见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空间规训以边沁设想的全景敞视主义建筑为模型。福柯对此进一步延伸，认为现代社会的管理是典型的“全景敞视”。在这里，人们始终处于被规训的网络之中。快手平台审核方能够随时对渔民用户的内容生产进行监管。同时，快手也赋予观众举报的权利，观众可以随意浏览直播和短视频作品，并对违规内容进行举报。平台审核方的最高层级监管与观众的弥散化观看共同造就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控制着整体。这套隐蔽而有效的层级监管策略，使渔民用户始终保持着有意识的、持续的自我约束，从而达到全景敞视主义下空间规训的目的。
快手平台针对用户有一套精细化的内容监管操作指南，根据短视频和直播内容的违规程度，分为A、B、C三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处罚力度。重则永久封禁账号，扣除当月佣金和礼物收益；中则暂时冻结账号，暂停直播权限；轻则下架违规视频，减少账号流量。其目的并非为了压制，而是为了规范。在这套规范化裁决下，渔民用户感受到来网络空间监管的威力所在。渔民D是一位百万粉丝的主播，同时也是一位义务边境巡逻员，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但是在直播时总是小心谨慎。有时观众开玩笑让他在禁渔期“偷摸去打点鱼给老铁们吃”，他总是立即制止观众，并强调“家人们可别乱说，咱是正能量主播。”有时在巡逻的路上也开直播和大家聊聊天。看到粉丝们感慨因为疫情停止冬捕，他的收入减少了很多；感慨义务巡逻每年6000元的工资刚够油钱，他在直播中说：“咱们必须得做正能量主播，在网络上也要讲规矩，要是谁想说啥就说啥，那不就乱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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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聚焦的想象
渔民的粉丝们往往都饱含着对地方的想象，他们当中有对“船儿满江鱼满仓”的场景充满向往的外地人；有对乌苏里江畔的童年回忆充满怀恋的身处他乡者；也有从小到大都喜欢下水捞鱼摸虾者。这些想象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文化图式。这种文化图式从以往事件、经验及环境中提取出来一套相对稳定的“类似背景”，以及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初始设定”或“路径依赖”，在塑造渔民在快手中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及行为模式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同时又为渔民在快手中生产出的内容所呈现。
粉丝的关注点聚焦于鱼，渔民们便致力于制造视觉冲击，凸显出鱼多、鱼大，冬捕时还要额外突出气候和环境，营造地方性景观。在视频和直播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渔民坐在满仓活蹦乱跳的鱼中间和粉丝打招呼，或是渔民抱着刚捕捞的大鱼向粉丝打招呼；冬捕时从冰眼里拉出一条接一条的鱼……这些都是吸引观众的“流量密码”。无论是已经坐拥百万粉丝甚至千万粉丝的头部主播，还是紧随其后的腰部主播，抑或是刚起步的小主播，皆在这种文化图式之下发挥各自的能力与水平，才能吸引到粉丝，才能“火”起来。脱离此种文化图式的渔民主播，则不易“火”起来。实地调研中发现有的鱼行老板也玩快手，但他们不拍摄捕鱼场景，只是呈现从渔民手里收来鱼直接卖的场景，未以观众期许的方式凸显地方特色，观众不感兴趣，相比之下粉丝数量少。在Z镇，快手玩得最好的鱼行老板也只有几万粉丝，而头部渔民主播可以达到几百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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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媒介展演中的意义延伸
第三空间源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肯定性解构与启发性重构，既是一个区别于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又是包容二者，甚至超越二者的空间。在第三空间里，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一切都汇聚在一起，具有无穷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保持着开放的姿态，面向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快手第三空间里的物质空间是地方性的日常生活方式，精神空间是国家治策、平台控制与观众想象的套嵌，那么快手第三空间本身包含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使二者的意义有了更加生动、鲜活的表达和再现。在复杂的第三空间里，可以看到渔民的商业策略、渔民与顾客建立的互惠关系，以及被重塑的渔业权利结构。平凡的谋生者与网红身份交织在一起，渔民、渔民的家庭成员、鱼贩子、观众、顾客多种参与主体交织在一起。在这里，快手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不仅是工具和手段，更是一种改造与建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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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在快手中的商业策略
1.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
Z镇渔民使用快手以来，捕鱼、直播、销售成了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过程，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工作也繁重了许多，承担的风险也比之前大了。除捕鱼外，还要管理直播设备、在直播间与观众互动、打理快手小店、打包快递和发货、处理售后等。渔民往往采用夫妻/兄弟/叔侄合作的家庭经营模式。兄弟或叔侄一起下江，一个负责捕鱼，一个负责直播和录视频。上岸后，妻子接管直播卖鱼。直播卖鱼需根据鱼的重量、价钱和顾客的需求，在小黄车上建立每个顾客的专属链接。她们往往还充当快手小店客服的角色，处理销售环节的各种问题，力求给顾客最佳的购买体验，以保持商品好评和店铺分数。维系家庭成员合作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血缘、伦理、情感、心理等文化因素。因此，家庭成员有着整体利益目标和共同价值取向，加之婚姻和血缘关系，使得家庭经营模式具有较为持久的稳定性。在家庭经营模式下，家庭成员协作，省去雇佣劳动力的费用，将管理成本降到最低。并且，家庭经营模式按照家庭成员在性别、体质、技能上的差别进行分工，每个人都干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捕鱼是体力劳动，早出晚归、风吹日晒，撒网收网需要大力气，而卖货和打理快手小店需要细心和耐心，恰好能发挥女性的优点。男性外出捕捞、拍视频，女性在家直播卖鱼的分工，各自发挥了优长，激发了家庭生产的潜力。
渔民M每天和他的三叔下江捕鱼。三叔不善言辞，只顾开船、拉网，M性格外向，擅长在直播间里和观众聊天以活跃气氛。M的妻子在家里看他们直播，等捕上来鱼就往江边去接收渔获。船上了岸，M的妻子便接管网络直播卖鱼。顾客在直播间留言要哪种鱼，要几条，她就称好，在小黄车里上专属购买链接。偶尔有抢单、占单，她也能马上处理好。老顾客们很喜爱M的妻子直播，因为她不管说话还是卖货，都很爽快，从不扭捏做作，并且偶尔开她一两句玩笑也不生气。M说，“每年办证、买渔网、维护船只这些花销太大，家里人一起干，能省了雇人的钱，不是自己家里人干活也不放心。”
2.塑造代表品味的消费符号
渔民对乌苏里江野生鱼的宣传，突出“野生”的特色，在直播中反复通过语言渲染加强这种品味标志。而顾客对于“野生”的执念，成为他们品味、身份与经济条件的表征。在渔民与顾客的双重建构下，野生鱼被塑造成了具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符号。代表品味的消费符号塑造与效用发挥，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消费者通过对消费符号的系统化操控，将消费对象所具有的符号转移到自己身上，实现与他人的区分或统一。购买野生鱼正是顾客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对野生鱼消费符号的系统化操控，将野生鱼内化为自己的品味、身份与经济地位，从而构建自我认同、区分他群。“品味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占有者走向适合其特性的社会地位，引导他们走向能够为相应位置的占有者带来利益的实践和商品……品味意味着对这些被选中的实践或商品潜在社会意义和价值的预期。”在乌苏里江野生鱼的消费者看来，野生江鱼与人工养殖鱼有本质上的区别，野生鱼价格更高、味道更鲜美，购买野生鱼，尤其是频繁购买野生鱼，意味着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有品味的饮食习惯。顾客通过野生鱼这一消费符号定位自己，构建与他人的差异，塑造自己有钱、有品味、懂生活的社会形象，凸显出自己异于常人的品味。在直播间里，面对质疑野生鱼价格昂贵的观众，有购买实力者往往抱以轻蔑与不屑的态度，反驳“这是纯野生江鱼，不懂就别说话。”在这个层面上，野生鱼不再仅仅具有作为食物的食用功能，更多意义上是它作为消费符号，展示消费者品味、建构认同、区分他群的象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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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与顾客互惠关系的建立
“人类社会的形成、持续以及人们被整合在一起，得益于彼此之间的互惠往来。互惠关系使得人们走出自身生活的藩篱，与比邻者或更为遥远的作为他者的个人、社会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广泛的且一旦建立便无法随意决裂的相互性纽带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互惠交换在维持、再造和改变人际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播卖鱼有一种扣人心弦的方式叫做“包网”：根据渔网的长度事先定好价钱，顾客提前付款，一网下去，不管鱼的种类、重量、数量，就是这个价钱。如果这一网捕的鱼太少，按照市价不够包网的钱，渔民便继续起网，直到鱼获等于甚至大于包网的价钱；如果捕上来的鱼总价超过了包网的价钱，顾客会自觉地给渔民主播刷上一些虚拟礼物作为补偿。虽然“包网”玩的就是刺激，但是无论是渔民还是顾客，都没有占对方便宜的想法。普通观众通过多次买鱼与赠送虚拟礼物，成为渔民主播的铁粉。渔民们非常重视自己的铁粉，不止是为了利益，也是为了赢得铁粉的照拂与信任。一位因使用快手而发家致富的网红渔民L说：“这几年玩快手挣到了钱，没有粉丝就没有我的今天，是老铁们成就了我。大家信任我，愿意买我的鱼，我非常感谢他们。”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建构起来。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朋友创造了礼物，那么礼物也制造着朋友。”这种互惠关系不止局限于网络中，往往还会延伸到现实，成为现实中的朋友与人脉。渔民盛情款待慕名而来的粉丝，“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有些粉丝也会邀请渔民到他家做客。由网络延伸到现实的互惠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表达性的礼物交换，反映人们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关系。”互惠的真正目的并非礼物本身，也并非有求于彼此，而是其中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渔民一方面感恩顾客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需要依靠顾客做长期生意。而顾客一方面体谅渔民的辛苦，一方面也会因为渔民诚实而继续光顾。信任、感恩、给予和回报，随着交往交流沉淀下来的情感纽带，是渔民与顾客之间互惠关系形成的基础，两者在表达性礼物交换产生的互惠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成全，形成持续、长期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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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对渔业权利结构的重塑
网络作为权利关系重组的资源，将重新规范社会各支配集团的权利流变分配过程，进而改写社会结构本身。作为网络信息技术的产物，快手在社会层面上最重要的作用是赋权，使原本无权的个体通过自身参与，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社会资源和自身命运，从而实现社会变革。长久以来，在Z镇渔业体系中，渔民曾处于底端的位置。一条鱼从渔民到消费者，从渔船到餐桌，要经过层层叠叠的市场中间环节。
由于鱼类易腐，加之储存空间和保存设施有限，出水的活鱼必须在第一时间卖出去，或者立即进行加工。过去渔民加工处理能力和销售渠道有限，仅依靠鱼贩子作为中间商营销，无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现在不同了，传媒技术的赋权会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给弱势或边缘群体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快手在深度嵌入渔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为渔民的生计方式和社会连接方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与想象力，“促成组织化的、效率高的社会动员”。渔民通过直播卖鱼，直接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进行交易，市场更广，获利更多。并且渔民的收入来源也不再局限于捕鱼，直播间里粉丝刷的礼物、与其他商家合作推广、售卖或代售其他特产等快手平台的形式多样的收入，都成为了渔民新的收入途径。渔民对快手的最大化使用相当于把“经济大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不再依靠鱼贩子来决定鱼的价格，在经销鱼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实现了经济收益最大化。经济状况的改善也给子女就学创造了条件，使其在将来的就业和创业中更具有竞争力。目前Z镇渔民的子女有的在县城里上中学，渔民们普遍希望子女未来能够从事更好的职业，而不是像他们一样子承父业。
乌苏里江Z镇渔民通过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第三空间等三个维度，构建出具有丰富内涵的快手媒介空间。涵盖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的物质空间，是快手媒介空间的逻辑起点。在这里，快手与地方进行着多向度的、积极的、深刻的互动。渔民经由地理位置制造的身份标签与地方性日常生活实践在持续进行的媒介展演中得到强化与再生产，实现对地方的连接和对地方的归属。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平台、观众三者套嵌出虚拟的精神空间。国家通过平台代理实施治策，始终保持角色在场，以维护网络环境的稳定。同时，观众经由对地方的想象而形成的文化图式，同样也形塑着渔民的生产生活。而第三空间是由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共同塑造出的，既包含二者又超越二者的、充满着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渔民通过对物质空间的展演，积累并发展社会关系，进行商业交易和社会交往。但并非肆意妄为，任何行动都受到精神空间中国家、平台和观众三者的约束。在第三空间维度中，渔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和代表品味的消费符号为商业策略，同顾客直接建立起长期的互惠关系，消解了鱼贩子在交易环节中的“霸权”。经济地位的提高弥补了渔业依靠自然资源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增大了渔民为后代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与更多的职业选择的机会。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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