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猛 | 读博：一场精神赌博？——国外关于博士生抑郁风险的研究述评
程猛◆文
全球范围内的博士生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场精神健康危机。已有研究表明，博士生抑郁风险远高于一般人群。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造成博士生抑郁风险的因素有：学业压力、学术指导关系、生活与学业的平衡、职业前景以及开口求助的困难。博士生高抑郁风险对博士培养制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建设健康的学术文化、突破学术成就的量化评价体制迫在眉睫。高校对博士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需深刻理解精神健康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注重人际支持的关键价值，可应用博士生论文互助小组、博士生情绪工作坊等多种团体性的预防与干预方式。同时，应向所有师生普及精神健康相关知识，减少对抑郁的污名化和歧视，提升全体师生的精神健康意识和互助意识。
——程猛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曾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这里“鲁莽”主要指的是学术之路的坎坷，意味着“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但学术生涯不仅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鲁莽赌博，甚至还面临着潜藏的精神健康风险。
一、以抑郁为中心的博士生精神健康危机
近几年，博士生精神健康状况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高等教育以及政策研究领域的热门主题。2017年，社会学家卡蒂娅·利维克（Katia Levecque）等人对比利时法兰德斯区3659名博士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2%的博士生已经有或者即将面临患有一种常见精神疾病的风险，抑郁（depression）尤甚。2018年，基于对2279名研究生（90%为博士生，10%为硕士生）的调查，特里萨·埃文斯（Teresa Evans）等人发现，39%的研究生达到中等到重度抑郁的分值，而普通人群的比例是6%。《自然》（Nature）杂志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Nature's2019 PhD Survey）也凸显了博士生群体所面临的高抑郁风险——36%的博士生反馈因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而这一比例在2017年还是12%。
国外多所知名大学也在密切关注博士生精神健康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2014年发布的《研究生身心健康报告》显示，博士生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学术硕士生以及专业硕士生，而且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2015年，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一份调查了近300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学生的报告称，50%的博士生自陈承受着超出平均水平的压力，23%的博士生正面临巨大压力。2018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对500名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进行了调查，发现18%的博士生正经历着轻度或重度的焦虑或抑郁，比美国人的平均水平高3倍。此外，11%的博士生反馈两周内有过自杀的想法。2019年3月，据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历史最悠久的报纸《科技人》（TheTech）报道，学校管理层对将近2100名研究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9/10的研究生自陈压力过大，2/3的研究生感到孤独，1/3的研究生自陈因抑郁而难以正常进行学习和研究。基于日益显著的博士生精神健康危机，2019年5月，第一届研究生精神健康国际会议在英国布莱顿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简洁却重要的事实——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者陷入过劳与压力过大的境地，他们的精神健康正备受煎熬。读博，已经成为一场精神赌博了吗？造成博士生抑郁风险高于一般人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基于以上疑问，本文试图梳理国外关于预防和干预博士生精神健康风险的研究与实践，分析造成博士生抑郁风险高于一般人群的影响因素，进而反思我国高校在预防和干预博士生精神健康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相应的改进策略。
二、博士生高抑郁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博士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需要深入理解博士生作为一类社会群体特殊的抑郁体验，继而探索这些体验内隐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在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为代表的医学人类学研究者看来，抑郁症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且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抑郁反映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博士生的抑郁体验绝不仅是个体性的心理体验抑或是源于个体的“脆弱”，而是与所处的社会文化、制度情境以及周遭的人际关系网络息息相关。
（一）学业压力
因学业引发的精神压力是博士生抑郁的重要因素。压力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造成极端的情绪波动和躯体化的症状。一位博士生在访谈中说：我经历过完全崩溃的时刻。我以为我可以面对，然而一天晚上我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哭了一整晚。我发邮件（给我的导师）说：“明天我没办法交任何东西，因为我陷入了功能失调的状态，我写不下去了。”阿尼亚·扬塔（HaniaJanta）等人的研究发现，孤独是本国与国际学生都会面临的主要困难，且在博士学业的不同阶段有所差异。博士生们普遍需要与孤独相处（copingwithloneliness），感受“孤独”（lonely）和“隔绝”（isolated）。博士学习阶段与其他学业阶段不同，更多地强调创新，迫切需要博士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自主探索并作出突破，即便是导师也无法替代博士生在一片漆黑中挑灯夜行。学术之外的活动也常常因学业压力急剧减少，由此带来的个体的原子化处境是抑郁发生的温床。就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所说：“体格的健全抵挡不住人的社会性的瓦解。”
（二）学术指导关系
在孤独的学习处境之下，一些博士生还面临着来自导师的巨大压力。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经济依附关系很容易造成一种过度工作的文化，并给博士生的精神健康带来伤害。“在日落之前离开实验室就会被不认可的文化下，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是非常艰难的。生产数据、竞争资助的压力以指数级增长。”一群接受《斯坦福日报》(StanfordDaily)访谈的博士生反馈，和导师的关系很容易变得“有毒”，一些导师、实验室甚至是博士生自己都已经被一种过度工作的文化制度化。博士生安娜·塔兰托（AnaTarano）坦言：“压力不只是（来源于）有一个导师告诉你该怎么研究，而是你在经济上也依赖这个人。”一项对加拿大心理学专业博士生的调查也表明，博士生对学术指导关系的满意度与其精神健康有着密切关联。埃文斯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度与抑郁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受抑郁困扰的研究生中，有50%的人认为项目组长或导师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指导、充足的支持、积极的情感影响或就业上的帮助。只有34%受抑郁困扰的研究生认为自己被导师重视。此外，博士生导师的领导力类型也可能与学生的精神健康风险有关。如若导师缺少鼓舞人心的领导力，那么所指导的博士生就会有更高的精神健康风险。在鼓舞型领导风格的教授指导下，博士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在自由放任领导风格的教授指导下，博士生的心理困扰明显增加。
（三）生活与学业的平衡
生活方面的压力同样是影响博士生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阿赫麦德·拉欣（AhmedK.Ibrahim）等人的研究表明，低社会阶层学生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一位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匿名回忆了自己被抑郁困扰的艰难时刻：
当我申请博士项目时，美国两所大学都给了我offer。一所给了资助，另一所没有。而没有给资助的那一所更有名气……我觉得自己肯定能找到助教职位，结果就去了更有名的那一个。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第一个学期非常艰难。我难以集中注意力，经常走神，感觉到莫名的伤心。我逃了一些课……不想起床或者离开床，开始经常不在实验室。我已经不能让自己走到那个地方……我没有通过考试，开始担心助教职位，担心没有钱。我变得狂躁，坐在那儿一直哭，感觉自己的世界随时都要崩塌。克里斯·伍尔斯顿（ChrisWoolston）的研究表明，如何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学业和生活的平衡是造成博士生情感张力（emotionalstrain）的主要原因之一。近40%的被调查者反馈他们不能很好地平衡学业和生活，可能是由于缺少资助，也可能是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埃文斯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研究生认为自己不能平衡好学业与生活；仅有24%的研究生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平衡学业与生活。玛丽·达林（MarieDahlin）等人的研究证实，平衡学业压力与家庭压力的困难也会导致博士生情绪低落和情感耗竭，甚至焦虑和抑郁。对女博士生来说，如果她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为母亲，问题将更复杂。通常年轻的女博士生不仅要平衡她们的学术和私人生活，还要平衡她们的研究和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女研究生，特别是年轻的母亲，在学业和生活平衡方面的满意度低于男性。
（四）职业前景
《自然》于2014年刊出的一项研究指出，那些历经数年和不菲花费才毕业的博士们面临着学术职位的减少，获得博士学位的辉煌已经大不如前。理查德·拉尔森(RichardLarson)等人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证实，美国只有12.8%的博士生可以获得学术性的职位。
尽管博士教育位于高等教育的顶端，但“高处不胜寒”，博士生一旦放弃完成博士学业或者毕业后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数年的艰苦付出将成为沉没成本。对于选择放弃完成博士学业的人来说，“相比于其他博士毕业生，他们没有学位。而相比于其他本科毕业就进入工作市场的人，他们又缺少经验”。利维克的研究表明，职业前景（包括学术界以及非学术界）是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史蒂芬与莱文（Stephan,P.E&Levin,S.G）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职业前景堪忧不仅影响博士生的心理健康，还会削弱博士生与研究团队之间的隐性心理契约，从而直接影响研究成效。
（五）开口求助的困难
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往往难以像平常一样开展学习和研究工作，甚至可能逐渐丧失人际交往的意愿和正常生活的能力，这时向周围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的重要他人、心理咨询以及专业诊疗机构求助变得尤为重要。但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数不少的博士生难以自如地谈论起自己遭遇的精神痛苦，主动寻求人际关系网络的帮助更是困难重重，独自强撑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戴维·雷伊（DaveReay）在回溯自己读博期间的抑郁体验时说：
抑郁是让人精疲力竭的。甚至吃饭和洗漱这样的日常都与我自身渺小的存在割离开了……在那段时间，我以酒为药，有时也吸大麻；任何帮助我遗忘的都可以。我没有寻求咨询或者去找医生开处方药，也没有退学。我只是硬撑着，等待救援。
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就读的博士生弗朗西斯·安桂萨答（FrancisAguisanda）在讲述自己的抑郁经历时坦承“研究生被期待努力工作，迎难而上”，因而总觉得自己的抑郁是“不正当的”。述说抑郁体验还可能会给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来冲击，破坏他人对自己已有的印象，甚至降低受抑郁困扰的个体在人际交往时的自尊和自信。由于难以开口求助，甚至难以言说，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往往将其全然视为个人的难言之隐，很容易陷入自责和自闭的情绪旋涡之中。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精神病学家乔里·蒂金克（JoeriTijdink）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感觉你是唯一那个挣扎的人，你会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体制。”《自然》的一篇报道也指出，科研工作者对于承认自己有抑郁或焦虑方面的症状是非常谨慎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坦然和自己的导师交流这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女学生抑郁的比例远高于男学生，但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少地向外就精神健康问题寻求帮助。在关注女博士生精神健康状况的同时，也需要有针对性地鼓励男博士生主动寻求帮助。
三、预防及干预博士生抑郁风险
基于对博士生抑郁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抑郁不仅仅是个人事务，还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与个体所处的地方性制度情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有紧密关联。因此，预防和干预博士生抑郁风险必须跳出将抑郁作为个人事务以及需个体或家庭全权负责的思考方式，而是要将其视为公共事务，反思博士生群体所处的制度情境、关系结构以及与之关联的生活图景。
（一）精神健康作为“全校责任”
将学生精神健康视为“全校责任”是美国诸多高校的理念。许多心理咨询中心还会进行旁观者培训，即通过线下或线上的工作坊培训校园社区成员，包括学生、教职员工以及管理者，内容包括鉴别可能有抑郁或自杀倾向的学生，提供识别常见症状的技巧，并为有效地转介到校园咨询中心提供指导。许多高校咨询中心还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向公众宣传精神健康常识以及其他大范围的危机预防工作，从而让师生意识到身边的精神健康资源，并且消弭精神疾病的污名，鼓励学生主动寻求帮助。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咨询与精神健康中心将自己的使命确立为：治愈、关心和教育（ToHeal；ToCare；ToEducate）。中心网站上既为受精神疾病困扰的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又有关于精神健康知识的普及。中心还特别开辟了一个栏目——帮助他人（helpsomeone），提供鉴别压力和危机的相关知识以及帮助他人的可能途径。此外，哈佛大学咨询与精神健康中心还为研究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坊（workshop），既有一般性的研究生工作坊，也有针对有色族群、亚洲学生专门组织的工作坊。已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心理工作坊对预防和干预博士生抑郁有良好作用。一项对81位博士候选人的研究证实，“每天修习正念能够增加心理资本，降低博士生抑郁的可能性”。大部分（70%）参加了这项研究的博士候选人志愿者遵循或者基本遵循学习计划，不仅使抑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而且在心理资本的几个属性（希望、抗逆力、自我效能和乐观）上远远好于不按时完成计划的学生。
（二）变革学术评价体制
在片面强调发表的学术文化影响下，高校科研工作者普遍感觉到过度的工作压力。由非营利组织兰德欧洲（RANDEurope）组织的一项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高等院校的教工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教工和研究生都面临着精神健康风险”“高于40%的研究生自陈有与抑郁、情绪或者压力问题相关的症状”。“教师和管理者必须树立关心自己、高效而清醒的工作伦理，才有可能朝着更健康的工作和教育环境前进。”相比于高校教师，还没有取得学位的博士生们面临着更严酷的学术处境。《自然》2019年刊出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许多国家，学术职业成功是通过包括发表、引用、资助和影响等一系列量化指标来测定的……处于这一体系中的年轻人正在变得不健康，他们需要帮助。学术界需要保护和赋权下一代研究者。如果不系统性地改变学术文化，我们就是在驱逐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尼克·杨（NickYeung）更进一步地指出：“为博士生设定发表指标腐化了学术文化，并且向学生灌输了错误的价值观。博士生评价体系特别需要一次文化变革，抛弃将发表作为学生学业成就指标的做法。”
（三）抑郁的去污名化
“抑郁”虽然常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身边，但许多人还是会谈之色变，对被抑郁困扰中的个体究竟经历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语焉不详，甚至“谈论某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死亡要比谈论一个带着抑郁生活的人简单得多”。博士候选人索菲（Sophie）写道：“除非你有真正的好朋友，不然你不会谈论。抑郁依然是被污名笼罩的，依然是‘软弱’的标志。需要有人诚实地面对……然后其他人才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去污名化对于预防和干预抑郁风险尤为重要。揭开博士生抑郁问题的黑箱，让更多的人理解博士生的生存处境，有助于激活社会支持资源，为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寻求更多的人际互助空间。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曾对“污名”有如下洞察：“蒙受污名者会发现，他无法确定我们常人将怎么看待他和接受他。”建立一种可以说出口且不会遭到区别对待，而是会得到真正的关心和支持的文化氛围，对帮助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至关重要。埃文斯等人在文章中写道：“有许多学者已经公开谈论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疾病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所面临的污名。担心得不到终身职位或来自同事的偏见是受精神障碍困扰的研究者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需要变革学术文化，消除污名，为博士生们愿意与他们的导师沟通提供保障。”
（四）同辈群体的支持
学业进展不顺利常常是博士生精神压力的重要来源。国外许多高校通常设立“写作中心”（WritingCenter）为学生提供写作有关的各种服务。其中，写作小组（WritingGroups）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大学的写作中心还会专门设立研究生或者博士生论文写作小组。斯坦福大学“休姆写作中心研究生工作坊”（HumeWritingCenterGraduateStudentWorkshop）将论文写作小组带给参与者的9项益处总结为：情感支持的源头；拖延症侦探；互相支持的智力社群；同辈导师的成就感；更加平等的讨论氛围；扩大学术合作的可能空间；提供新的视角、资源和思想；认识自己高效工作的极限。在研究性的学术机构，同辈群体的支持是重要的社会整合过程，对于保持学术工作的满意度非常重要。米歇尔·马赫（MichelleMaher）等的研究也表明，论文写作小组是有效的博士生支持性策略，团队参与发展出了充满活力的智识团体，提升了学术产出。
四、讨论与反思
早在2008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博士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同样不容乐观。2019年，《自然》第五次博士生调查显示，中国博士生的抑郁风险高于其他国家——在690名中国博士生中，40%的被调查者反馈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这一比例是36%。在当前各高校均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度敏感、极少主动披露的情况下，媒体中透露出的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只是冰山一角。说到底，高校博士生抑郁风险绝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论题，它真实地存在于高等院校的博士生群体之中，也是博士生、导师和高校管理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基于以上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国内高校对博士生抑郁风险的预防和干预需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括高抑郁风险在内的博士生精神健康危机对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高校亟须突破对博士生学术成就的量化评价体制，重视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在促进博士生身心健康和学术发展方面的关键价值。目前国内如清华大学等高校已经做出了新的探索，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须着力推动学术文化的制度性变革，构建更加健康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
其次，高校对博士生抑郁的预防与干预需深刻理解精神健康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注重人际支持在预防和治愈过程中的关键价值，激活全体师生潜藏的互助能量。目前我国高校心理支持服务体系主要依赖学生工作体系和校内心理咨询机构，往往重“干预”而轻“预防”，而“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博士生群体宣传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以及求助渠道，关注博士生在不同学业阶段的心理需求，帮助博士生平衡学业与生活，避免过度的精神压力。探索应用博士生论文互助小组、博士生情绪工作坊等多种团体性的预防与干预方式，为博士生缓解压力和取得学术支持提供简单易得的多元渠道。
最后，相比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博士生，中国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可能面临着更难以开口求助的困境。中国文化中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倾向非常明显，“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高校可以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健康常识的同时，也普及抑郁的陪伴与照护，致力于减少对抑郁的污名化和歧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时发出求助的声音，也有能力为处于精神痛苦中的个体提供适切的帮助。毕竟，周围人的理解、宽容和陪伴是帮助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力量之源。
文章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文章作者：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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