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 | 哲学走向生活与生活化的哲学——陈先达教授访谈录
陈先达◆文
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想难倒一个哲学家,只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发展到今天,人们存在着对哲学的多维认识。其中有一个观点在当代尤为受到关注,就是哲学要走向生活,乃至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应该如何走向生活,在具体的生活中,哲学应该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是当今哲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刊特别访问了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就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及哲学在生活实践中的意义进行了交谈。
——陈先达
一、让哲学懂得生活,热爱生活
路:陈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到哲学要走向生活;当代西方也有哲学家提出哲学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如何能够走向生活。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哲学似乎是与生活距离比较远的。
陈:哲学研究中,不同的哲学家可能会关注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关注形而上的问题,一个是更偏向于生活实践。所谓生活中的哲学,并非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中包含的哲学问题。穿衣吃饭中,也会存在哲学问题。衣服是御寒的,也包括遮羞,但服饰的式样和审美的观点,各个时代和民族都不相同,其中就存在哲学问题。服饰可以反映时代的变化,不同朝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服装。正如饮食是为了生存,可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甚至是饮食的方式和礼仪也不一样,其中也包含哲学问题。研究人类社会风俗变迁,就包含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研究。就我们现实生活方式来说,如何变得更有品位,更符合健康,也需要有哲学思维。现在流行的所谓养生学,就包含很多哲学问题,当然其中有的有道理,有的是推销,这就需要我们分辨。如何使生活变得更自觉,更有较高的品味,需要有点哲学思维。
从更高的程度说,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包含着更深刻的哲学道理,我们每天都在生活,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但我们不懂得其中的哲学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生存的基础,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上层建筑的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发现劳动是打开人类社会的钥匙,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满足,都是由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恩格斯还说过,历史的基础存在于人们粗糙的物质生活中。
所以哲学研究既要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关注纯哲学的问题,更应该关注生活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哲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应该学会把生活实践中的哲学变成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而不能只关心抽象的哲学概念。
路: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如何提高青年人对哲学功能的认识和兴趣问题,因为我认为,只有能够使他们切实体会到哲学在生活中的意义,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传播出去。那么,如何才能使年轻人切实感受到哲学对生活的影响呢?
陈:我们应该加强哲学的实际运用,使人们能切身感受到哲学的重要作用。往大的方面说,可以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进行哲学思考;往小的方面说就是个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哲学中的问题,即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什么是幸福,探求一个普遍性的关于幸福的定义;也可以是个人在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问题。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所追求的幸福也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了。这就是一个怎样看待幸福的问题。对幸福的理解只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才不会陷入对满足物质欲望无限追求的陷阱。幸福既包括物质追求也应该包括精神追求,凡是以物质欲望满足为标准的幸福,这种幸福感都不可能是持久的。比如说没有汽车的人得到一辆汽车,可能第一个月幸福,第二个月幸福,一年幸福,但第二年这种幸福感就没有了。房子也是一样,太大了,以后也就不一定会感到幸福。满足物质欲望的幸福受生理的限制,总是有限度的,而道德的追求和精神的追求,则是没有止境的。《中庸》说“止于至善”,但什么是“至善”,谁也不能给“至善”一个标准,所以道德追求是无止境的。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断地发展生产,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要求,使老百姓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不可能要求人们都像孔子的弟子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但是从个人来说,不能只要求改善物质生活而不注意提高道德修养,从这个角度说“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二、我们应该关注公正,关注共同富裕
路:这里您提到要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要提高道德修养,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平衡,这个问题如何看?
陈:我们讲要两个提高,就是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现在社会的矛盾是这两者之间存在失衡。这个问题,不止中国有,全世界都有。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很进步,社会总体比较富裕,但是同样存在精神文明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的失衡问题,他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退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我们国家现在同样存在经济快速发展和道德价值的失衡,当然与西方社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考虑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分配公正问题;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发展中所伴随出现的某些负面效应问题。这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保证道德水平的提高。这其中还有一个社会治理和管理问题,即社会正义问题;还有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这属于分配公平问题。如果物质生产发展,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反而滑坡的话,肯定是社会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问题。
路:按照您的思路,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应该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高。
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问题。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财富增加,但如果财富的积累只朝一个方向,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样的生产力发展会增加不公平,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力量。生产力越发展,科技越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力量越强,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违背自然规律,就会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这说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而不是唯一重要的原理。生产力发展效用会受到生产关系制约,当生产力发展造成社会不平等时,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必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保持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因此,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必然要发展为科学发展观,进而发展到新发展理念。这种新发展理念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都包括在内。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未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采取按需分配仍只是理想。在当代,我们要通过发展生产,注重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把蛋糕做大点,把蛋糕分匀点,来获得相对公平。
路:陈老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生产和分配的关系?
陈: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只有把东西生产出来才有东西可以分配,而所有制性质决定如何分配。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分配不能脱离所有制独立存在。比如,民营企业家合法积累的财富是受物权法保护的,既然要发展民营经济,那些合法积累的财富必须保护。经济必须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只是从分配着眼,那很容易又走向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到最后就是大家去争夺,那样引起的问题就更大了。贫穷是与野蛮联系在一起的,富裕和文明是相联系的。当然,富裕要达到文明,这种富裕必须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目前的发展现状在某些方面并不比资本主义高,但是我们的前景要更好。在若干年之后,我们的文明形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所达到的水平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单是凭自己的力量,还依靠海外殖民获得大量财富。近代以来,我们不仅发展滞后,而且还背负大量赔款,一个《马关条约》就是两亿两白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参与世界贸易,完全是坚持互利双赢的原则。
三、如何看待社会制度和自然生态的关系
路:您怎么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也证明了在西方思想界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陈:在西方,既有大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学说,也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应该对具体学派具体人物进行具体分析。
例如他们比较关注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本身的问题,生态问题肯定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在私有制中,生态就会产生问题呢,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说,自然是掠夺的对象,而不是哺育的对象。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不一样,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之源,是命根子。所以农民很爱护土地。但是,矿场主对矿藏就不是这样,矿藏是掠夺对象,它不是生命之源,而是财富之源。这就是为什么工业文明越发达,生态问题越严重,就是财产占有的私有制度问题。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逐步认识到单纯追求利润,掠夺自然,会危害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存,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环保非常重视。
现在有人说,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生态问题还是很严重?这并不复杂,第一,我们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没有充分吸收西方工业化的教训,重复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国家正在下大力气整治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第二,当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单纯追求GDP的时候,也会带来自然的破坏。第三,还有不少企业由于技术含量不高,缺乏环保意识,带来自然破坏。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天然地保证有良好的生态,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时候。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通过立法,通过提高环保技术,通过环境治理,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归根到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脱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路: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在当代比较重要的哲学问题有哪些?
陈:就当下来说,比较关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智慧,是思想资源,而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比如说,老子讲“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瞎折腾,但究竟什么叫瞎折腾呢?这个就要当代人自己解决,解决的也是当代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只有现实的人才能回答。我们不可能让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给两千年后的问题提供答案,他只能提供智慧,比如德与法,礼与法,两者之间怎么相互照应。孟子就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善就是道德,法就是法律,这两者之间就是都要有关照。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以德化民。法律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道德发挥教化作用,不能片面。二十一世纪是法治的时代,道德与法律是应该并重的。立法者、执法者,应该有高尚的道德,而当道德问题超越底线,就要借助法律来维持,最简单的就是不能让好人吃亏。
赵:当代新理学、新儒学在中国比较活跃。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陈:儒、释、道、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实还不止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墨家、兵家、农家等等。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应该只是重视儒学一家。
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它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和概念。比如“心”的概念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天、地、心、性、道之类都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比方说,中国哲学中“心”的概念,就不能简单和外国哲学类比。孟子讲的“心之官则思”,又说“人有四心”,如恻隐之心、羞耻之心之类。如果按照西方科学的观点,“心”怎么进行思考呢,能思考的是大脑,人只有心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心。如果从中国哲学中把“心”去掉,中国哲学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在中国,从经典文献到老百姓的生活,“心”是最常用的,同情心、怜悯心、良心等等,其实中国哲学里的“心”不是一个实体范畴,不是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包括了道德、情绪、情感的综合性概念。修心,其实就是道德修养。这是不能按照唯物唯心的体系来考虑的。要是按照那个标准考虑,王阳明的思想可能就失效了。心学只是关乎人的道德修养和境界的,不是讨论世界客观性的。整个儒家学说最核心的内容是道德修养问题,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为民,如何做人,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其中优秀的道德规范对我们今天提高道德素质有重要价值。
赵:那么是不是说诸如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能够在当代获得实践的途径呢?儒学在当代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用化呢,就像儒家的理想那样,从“内圣”开出“外王”。
陈:我认为“内圣外王”是一种道德追求,内圣者不一定外王,外王者不一定内圣。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有作为的君主,并不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们不会追究“玄武门之变”时的李世民的道德,但赞扬“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的事功。如果说,历史上一些大儒家,有成就的儒家学者,算是内圣的话,但在事功上几乎没有什么多大成就。王阳明的成就不过在于平定“宁王之乱”。“内圣外王”在于把道德的作用作为一切的根本。但道德作为个人修养可以,要是上升为治国之道的话,可能无效。成吉思汗横扫天下,他是内圣吗?王者并不必圣,圣者也并不必王,这是历史现实。所以所谓的返本开新,如果是结合当代现实,继承儒家的优良传统,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是从儒家传统中寻找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我认为有点离谱了。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问题,确立依法治国,反对腐败,管理好市场,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有利于道德的培养和教育。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清明的政府,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没有一个合理的、有序的市场,诚信问题、道德问题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贪官那么多是因为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行贿的太多,受贿的经不起诱惑。毛泽东把这个比喻为“糖衣炮弹”,非常形象。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儒家不能治国,但对提高人们道德修养很有好处,其中包含的一些治国理念,也有借鉴作用,但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以儒治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现在很多人说废除死刑,以为废除死刑就是“行仁政”;但我认为,死刑就像一种核武器,必须放在那里成为一种威慑力,但是不能滥用死刑,要严格死刑的审批。封建社会也是这样的,强调秋后处决,而不都是斩立决。死刑不能废除,法律不能松弛,道德不能替代法律,二者之间有一个边界,对这个边界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儒家,都不是当政者。温良恭俭让,谦谦君子是没办法处理现实社会的,特别是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皇家在历史上大都是不讲情义的,皇家的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和普通人家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像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把皇帝的爱情写的很美好。其实不太可能。比如夫妻之间,皇帝老婆那么多,就不太可能产生爱情上的道德,爱情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父子之间也是一样,皇帝的孩子那么多,他不可能像老百姓那样去疼爱。所以说,最不讲儒家道德的反而在宫廷之中,普通百姓遵从儒家道德的还比较多。
道德是强调自律的。道德规范不是个人创造的,是社会凝成的,但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意识时,就变成道德良心,道德的自律是对人的内在良心说的,它不需要强迫,所以是自律的。但是,这种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也和国家财富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人说,越富裕越堕落,其实不是这个情况。有人说,物质财富增加了欲望就增加了,我认为不能简单这样推断。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回到原始社会最好,茹毛饮血,大家吃不上饭,道德就能好吗?那一定不是这样的。贫困不能带来道德,不道德是因为社会不公平,并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因为富裕中的贫穷,例如今天好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能解决温饱,但是还有很多人处于贫穷状态。所以我们才要提出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才有共同道德的提高。没有物质是不行的,仓廪实、衣食足然后知礼仪。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种道德两极化的现象就是社会贫富不公的表现。
五、实践真理标准是一直有效的
路：那么我们还想请您再谈一谈对于现在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在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应该遵循怎样的一种路径呢?
陈：年轻学者的研究还是要讲究抓两头，一头是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一头是现实。问题存在于现实之中，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发现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文本提供的是基本理论和方法。
举个例子来说，就现在来看，所有制问题就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巩固公有制，以国有经济作为基础。共产党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话，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妨碍发展多种所有制，但主导是谁，必须明确。孙中山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经济命脉应该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样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两个不能动摇”，是我们处理不同所有制的根本方针。
但是，在这里就要进一步去分析，不能只是抽象地去考虑这一问题。现在来看，各种所有制的发展不是像跑百米那样，各有各的跑道，不是沿着各自的跑道孤立发展的；人才、资源都会发生某些矛盾和竞争，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就需要制度监督和正确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年薪可能是一百万，跳到私营企业就有可能是一千万。争市场、争原料、争人才，这些矛盾肯定会有的。这不仅要靠国家正确政策和立法，还要教育国企高管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老板，是国家干部，他承担着国家给予的任务。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就只有所谓的企业家，就不再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了。
路:现在我们还需不需要实践标准呢?
陈:当然需要。这是一个科学真理而不是一个政治口号。我几年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实践标准的哲学蕴涵。我讲到,实践的标准不是用一次,不能仅仅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过程中用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对于我们的每一次现实的检验,都是有效的。在改革中,并不是我们每一个政策、措施都是正确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是结合的。我们要从改革实际中吸取经验,也要吸取教训。就像我们走路一样,不可能每一步都是对的。这就是哲学关于实践观点在现实中永远有效的原因。
路: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文章来源：《晋阳学刊》2016年第4期
文章作者：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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