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过去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出版和发表成果最多、探讨最深入的领域之一，但仍然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回答。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关注清末新政的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后来在《街头文化》中，我致力于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民众对这个革命的态度，关注大众参与街头政治的问题。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撰写了怎样从民众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
本文作者王笛
亥革命已经过去110年了，现在重新审视辛亥革命，我想从10年前的微观角度，转到宏观的视野来讨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也就是试图回答：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在清王朝最顽固、最保守和最衰弱的时候爆发，而恰恰是在清王朝励精图治、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之后？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到1911年革命爆发，也只经历了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可以说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从清末统治结构的改革看，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即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的国家管理机构开始在中国普遍设立，包括设立警察、各种基层管理机构、各种征税的局所……但是改革的结果，却并没有因此给清王朝带来稳定。问题出在哪里呢？
革命的发生，绝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各种问题的总爆发。过去，我们在讨论辛亥革命爆发原因的时候，指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2.编练新军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3.清政府成为西方列强的傀儡政府；
4.预备立宪的倒退，建立皇族内阁；
5.铁路收归国有，触发了保路运动；
6.长期的汉满矛盾；
7.人民的不满，各地民变层出不穷，等等。
除了第三条今天看起来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辛丑条约》后的清政府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而非外国人控制的傀儡政府，其他各条应该说对清廷倒台都是有推动作用的。
我想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前10年，无论如何都是太平天国之后清王朝统治最成功、最开放的10年，但同时也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中央集权削弱以后，权力逐步集中的时代。晚清集权造成了这个王朝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削弱了执政能力，也因此缺乏应变能力。在这种体制之下，当任何危机来临，都很难正确地应付危机，因为缺乏一个有效、分散危机、减少损失的机制。犹如一艘大船一旦触礁，除了等待沉没，几乎没有自我救生的可能。
清末新政
在新政废除科举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前，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每年各地有大量的学子通过各级科举考试。但是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的政策，正式职位非常有限，大部分有功名的士人并没有机会加入官僚体制当中，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实职。不过，他们却有另外一条出路，即积极地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他们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可以免于劳役，如果陷入官司也不会被上刑。清政府的正式权力机构实际上在县衙门一级就基本结束了，虽然近些年有学者对“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本质上和我们对清代县级政权的认识也并不矛盾，仍然是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已经研究过的那样的士绅社会，即由地方精英所主导的地方社会的管理。
太平天国后恰好是整个清王朝中央集权最弱的时候，或者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时候。因为社会的大破坏，国家税收的减少，大量人口的丧失，而中央政府又无力来主持社会的重建工作，这样，地方社会便发挥了其非凡的动力，这就是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所说的太平天国以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发展。这里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指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称的那种欧洲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而是中国传统中介于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那个社会的“公”的领域，包括各种慈善、治安、防卫、宗教、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组织乃至相应的活动。
公共领域的发展，建立各种非官方的自发组织，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稳定。而晚清新政之后，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官员的日益增多，税收的持续增加，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执政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而高度权力集中的体系是最不稳定的，一旦一个链条断了，就可以造成崩溃性的结果。最后清王朝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就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一个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了中间社会的支撑，这个体系是最缺乏稳定的。
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国家机构把传统社会和宗教组织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因此从20世纪初的新政开始，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时候，把地方的社会组织、宗教的和其他自发的组织削弱甚至摧毁，就造成了所谓的政治权力的“内卷化”。也就是说，国家试图直接插手地方上的一切事务，扩大了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地方的税收负担，同时打破了过去由清政府和地方精英所建立的那种长期的稳定的地方自治的秩序，但是国家的管理并没有因此加强，反而由于对地方干涉过多，所起的作用经常是消极的。
这种现象并非是清王朝独有的，反而是世界历史上所常见的，甚至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法国大革命起源时，指出了一个类似的状况：“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在18世纪，法国中央政府“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而且中央政府似乎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然而，集权并非是件好事情，哪怕是受到民众支持的集权。托克维尔接着指出，由于资源都在政府手中，那么政府将要对一切发生的不幸事件负责，万一人民有任何对现状不满意的地方，都会“指责政府”，即使是“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因此 ，社会中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吸收和消化任何负面的因素，一切错误和不幸，都要由政府来承担。
权力高度集中，掌权者得到了满足，最后却发现正是这个高度的权力集中，把自己推向了绝境。所以托克维尔说：“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相互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地方缺乏多样性，社会变得死板，没有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托克维尔便探讨了“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所以一个国家日益变得同一化，表面上看起来是步调一致，其实却埋下了衰落的祸根。
托克维尔反复地证明，“随着18世纪的进展，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增加，它们在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样，对所有人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不断出现的改革规划中均有体现”。王权的统一和王权的强大，其结果便是“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是，也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
因此，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必须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的但是没有公开性并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认可，并使它摆脱对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的恐惧，那种对金钱的需求会迫使它采用哪些粗暴而可耻的手法。”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相当程度上是集权体制的必由之路。同一化没有成为国家和平的基石，政权的稳定性反而被破坏了。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一个全能政府和国家掌握一切资源的危害：如果社会进入到一个时代，人们越来越无法单靠自己去生产生活上的必需品，“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不断增加，而政府当局的活动本身又将日益扩大这项任务。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这就是说，政府的力量越强大，个人和社会的能动性就越低。“这个原因和结果将不断循环下去。这样下去，凡是一个公民不能独自经营的事业，最后不是全要由公共的行政当局来管理吗？”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哪怕是在民主的国家，社会团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托克维尔实际上也找到了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的关键，就是因为地方有充分的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不是中央政府所授予的，而是宪法所规定的。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就是说，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似乎能达到令行禁止，看起来很有效率，然而“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的结论是，“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如果政府是高度集权的，反而是不稳定的；恰好是让社会和个人充分介入和发挥作用的社会，才是最持久、最稳定的政治体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在立国之初，那些先贤们经过长时期的反复磋商和讨论，制定宪法的宗旨，就是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即我们经常说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保障人民的权利。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采取了强社会、弱政府的国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争论不休、执行能力低下的政治结构，而从长期来看，却建立了世界大国中最稳定的体制，从1778年建国以来，哪怕中间也经历过因为废奴引发的内战的灾难（不过美国历史上也仅此一次），而从来没有发生政权崩溃，延续着同样的政治体制、同样的宪法和同一个国家。而在美国建国之后，中国却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当美国建国的时候，中国正是帝国版图最大的乾隆后期，虽然国力强盛，但却没有带来稳定，而是一步步衰落，人民在所谓的“盛世”下，过着艰难的生活。
托克维尔和亨廷顿的分析对认识中国历史也是适用的，高度的集权不但不能巩固政权，而且造成了政权的不稳定。反而中央政府衰弱的时候，是经济、思想和文化蓬勃发展的阶段。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欣欣向荣姑且不论，在宋代，军事力量非常衰弱，却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20世纪也是这样，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军阀混战，中央的政令经常不出京城，但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还出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折时期。群龙无首的时代，似乎看起来是混乱的，但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因而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机会。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清王朝最弱的时候，却因为分权拯救了政权。当时八旗和绿营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而曾国藩、李鸿章通过编练湘军、淮军而掌握了军权，使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个权力的下移，是清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地方督抚不仅控制了地方的经济，而且还掌握了军队，军事权力被转移到地方，并主导了洋务运动。但是，晚清新政的改革是中央收权的一个过程，但这个努力不但没有强化清王朝，反而削弱了清廷的统治。
其实，当时西方记者就看到了清王朝这个政治结构的致命弱点。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人丁格尔（Edwin J.Dingle）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记者往汉口进行报道，便觉察到清朝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特有的行政机构既是清朝的中流砥柱，也是清王朝最薄弱的地方。这个机构需要完全听命于一个严格、正直而又不缺乏机敏的皇帝。”皇帝本人也知道这个体制的弱点，“不止一次考虑去寻找有效的补救方法。但是，当问题被提出来时，就连皇帝最能干最忠实的大臣也坚持说，没有补救的方法。”也就是说，无论这个皇帝是多么英明或者有才干，这种金字塔结构的本身，即皇帝大权独揽的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更可怕的是，哪怕皇帝意识到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补救的，“皇帝本人也无能为力，弊端无处不在”。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丁格尔认为，“由于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所有的官员都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因此皇帝看不到出现的问题，从上到下敷衍，都回避现实问题，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皇帝本人（其实经常应该是指慈禧太后）也被蒙蔽，“毫无疑问，他看不到这种骚乱和民愤怨天的场面，而这更导致所有的官员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下层的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职位，也会向上司行贿。而皇帝却被告知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即使是每件事都很糟糕，穷人们正在饱受压迫。”
因此，由于通过正常的官僚机构，皇帝难以得到真实的信息，几乎不得不完全依靠他的“耳目”。如果皇帝能“亲自做和考察每一件事情，好倒是好，但是，在一个像他的帝国那样大的国家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哪怕皇帝精力充沛过人，哪怕是非常勤勉的皇帝，哪怕是绝顶聪明的皇帝，哪怕他关爱百姓，做出许多努力，使他的属下忠实并恪守他们的职责，“尽管是他们分内的事”。然而又能怎么样呢？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依靠一个大脑做出决策，那么，犯大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在这种体制下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呢？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下面的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做给皇帝一个人看，让皇帝一个人高兴，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不是考虑是否合乎百姓（或者人民、民族）的利益，而是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皇帝的青睐，而非选择于国于民最有利的方案。此类的错误选择如果只是偶尔发生，还无伤大雅；但是如果长时期每天都在做出错误的抉择，那一个王朝的衰落甚至覆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清末的王朝权力体系，是最不稳固的体系。士绅被剥夺了对地方社会的领导权，也是他们反对清王朝的原因之一。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王朝稳定的基石，当这个中间阶层被抽出以后，底层社会与官僚集团之间缺乏缓冲地带，那么社会就会变得十分不稳定。对统治阶级来讲，最关心的是权力是否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为手中的权力越大，就越能巩固其政权。但事实却相反，反而是权力分散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有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种史观，一是帝王史观（或者英雄史观），二是民众史观（或者日常史观）。不少历史学家虽然言必称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实质却是帝王史观，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帝王的开疆辟土，大国声威，万方来朝，皇恩浩荡，宫廷谋略，严刑峻法……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这些帝王的基业带给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的是什么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血淋淋的历史：尸横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西方历史学家也给这种集权神话的流行做出了贡献。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其《东方专制主义》的巨著中，便证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统治那片广袤的大地，因此君主专制便是必然选择了。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认为北方和中亚的“蛮族”对中原的入侵，也是建立强大专制政权的推动力。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是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惨痛付出，而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乃至汉民族的两次被征服，宋朝和明朝的被灭，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
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便能够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是历史证明了恰恰是相反。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之治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
如果我们纵观中国历史，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力量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某一点被突破，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就是百万和千万。在世界历史上十大死亡千万以上的战争中，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所以自傲的集权和强大的王朝。
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而且每次在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的时候，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就可能燎原到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的民工韩山童，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因此，对一个只是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他想要过安稳日子的最坏选择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首先是社会的崩溃。为什么社会走向崩溃？士绅（或者地方精英）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士绅社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他们是传统社会的领导者。过去由士绅自治和统治者与士绅所达成的妥协（即地方社会由士绅和精英自己去管理）遭到了破坏，整个王朝失去了社会的稳定性。清末新政对社会组织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社会所建立的稳定性，过去对清朝改革抱有希望的士绅对清王朝彻底失望。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短时段的政治波澜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潜流所决定的。
人们经常引以为傲的所谓庞大的中华帝国，恰恰是中国混乱、积贫积弱的一个原因。正如1922年中国军阀混战时《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反而因为分裂造成的内乱经久不息，“成了中国共和之路上的绊脚石”。
不过，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10年的今天来看这段历史，辛亥革命对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来说是幸运的，因为那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中带给人民最少灾难的一次。清朝覆灭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篇笔谈中，我只是集中讨论了过去所很少关注的政治结构的问题。清末新政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其后期，清王朝却试图收回曾经下放的权力，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各阶层普遍不满，从而也失去了政权稳定的社会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带有偶然的性质，但是清王朝的灭亡，却是其政治体制早已决定的了。
文章来源：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原题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思考》，转自合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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