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业内部发起的“加班996，生病icu”开始，近来对996的讨论愈发热烈，尤其是上周马云在内部员工会上的分享所引发的争议，为之辩护的、奋起抗议的各执一词。口水之余，我们有必要反思，“加班996，生病icu”到底触动了谁的神经？996是福报还是公益还是隐藏在这些道德标榜背后另有其逻辑？对此，本文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一点批判性思考。
何为996，996为何
近期盛行于中国互联网产业隐性工作制度的996是指员工每天早上 9 点到岗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 天。[i]照此计算，996工作制的周工作时间为最低 72 小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ii]。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八小时工作日计算，996要求员工每周加班时间达到近30小时。
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还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这意味着，996的工作制度明确违反了国家劳动法，将法律规定应该属于员工自由支配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视为企业所有的生产资料、纳入企业生产或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将这种行为制度化为正常的企业生产方式，而不予承认为加班、不给予应有的补偿。也就是说，八小时工作制和十二小时工作制中相差的那个4小时成为了公司赚取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剥削——与19世纪技术条件简陋的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通过强迫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地劳动而提高生产力并无二致。目的单纯而简单，为了赚取更多利润。
虽然并不是996的首创，但是996却进一步发展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赚取剩余价值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与早期相比，现在的工人阶级不再仅仅只是单纯出卖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996制度将员工生产时间从8小时强制增加到12小时，可以说是将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最大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被征用的，不只是员工的8小时以外时间，还有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也都被一起打包贩卖，成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剩余价值。
其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企业管理设备的不断更新帮助资本家更加便捷地跟踪、掌控、干预员工的生活行踪，不仅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交流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更在工作场域建立起福柯所谓的“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如阿里巴巴发明的钉钉，随时“ding”一下就能把员工8小时以外甚至12小时以外的时间变成公司所有，这进一步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将全景式监控扩大到员工的生活空间，将私人领域纳入到企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
再次，不少企业家用道德感、使命感来包装966，打着个人成长、美好生活、热爱工作、贡献社会的旗号，给员工洗脑，要求员工内化这种被剥削的价值观而放弃抗争。
总结一下，996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衍生出来的新的剥削劳工剩余价值的制度。996既不是谁的福报，也不是为了公益，其背后是赤裸裸的资本掠夺和扩张的逻辑。
996与今天的中国
如上文所讲，资本主义语境下对劳工的剥削早已有之，自英国的圈地运动始，到跨大西洋黑奴贸易，到美国镀金时代北方的血汗工厂——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剥削方式和制度表达。事实上，国际上现在公认的8小时工作制度最早就是源于美国早期大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密尔沃基、纽约等地的工人掀起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iii]历经上世纪初数次工人运动、通过血泪抗争得来的合理的工作时长和工作制度，为什么在机械生产这么发达的今天，竟然出现了996这样的倒退，其所要求的非人性的工作时长和负荷可以说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近乎比肩英国新贵族对农民、美国种植园主对黑人奴隶的压榨？不仅如此，为何996还出现在普通人眼中自动化程度最高、技术最发达的互联网产业？更进一步，996又为什么会发端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首先，996始于互联网产业代表了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从发端于美国的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到2007-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产业升级转型，数字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代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自然也成了矛盾最集中、最激烈的阵地。作为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之一），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员工超时超负荷工作的情况：早在2004年，就曾经有一位女性博主发文控诉EA游戏公司压榨员工超时超负荷工作，她的丈夫在这家游戏公司工作，常常一脸疲惫带着头痛胃痛地回到家中，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这封著名的公开信（EA Spouse letter）后来发展成为一个EA员工家属集体控诉的博客平台（EA Spouse Blog），继而引发了三起员工集体诉讼案要求改变游戏产业的劳工状况。[iv]2014年苹果公司遭到员工集体诉讼要求增加加班时间休息和进餐的时长；亚马逊也曾以长时间压榨员工、同工不同酬而在遭到不少批评，终于在去年提高并实施统一的最低时薪。[v]这些都反应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
其次，996也不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唯一问题。美国几大互联网公司集中的北加湾区、大西雅图地区等都面临严重的房价飞速上涨、失业人口流浪人口激增的问题，本质上都与资本急速扩张之下对社会资源的过度索取、消费有关。这些也都是长期内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未有恰当解决的矛盾，正印证了哈维所说的掠夺性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ession）。
而在当下中国，996的出现与国家宏观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和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加入世贸组织接近二十年，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早期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的生产模式红利日减，尤其是在经历了2007-08全球经济大萧条后，国家更加意识到过度依赖外资、外部市场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提出了以扩大内需、转变国民经济结构、推进传播文化产业发展的十二五计划，随后又应运而生了“互联网加”模式，和全面将互联网产业升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十三五计划和现在全面展开的一带一路计划。[vi]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后作出的宏观调控决策，带来了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推动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和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
第一，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出现了权力转移，如果说传统的国家经济命脉在能源如电力石油等行业，那么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加入到了这一统治政治经济权力阵营。作为一个市值近五千亿美元、全球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中唯二的中国企业、达沃斯经济论坛、乌镇互联网大会的座上客，自然有底气挑战国家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权利。
第二，国家劳动就业结构也相应出现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以引进外资扩大出口为主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劳动就业集中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这些私有化程度最高、盈利最多的产业也曾经（或者依旧）存在不同层度的剥削与反抗，如2014年4月的东莞裕元鞋厂工人罢工。而在最近十年，尤其是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指引下，在新型科技、创业公司的就业人口日趋增多，劳工问题自然转移到了这些产业。客观来讲，BAT们并不是开中国数字劳工剥削制度先河者，几年以前富士康员工连续坠楼自杀事件是比“996.icu”更极端的反抗表现。而今天出现的这个被科技大公司、互联网大佬们拥戴的996工作制度，与富士康军事化、奴隶化的管理方式相比，其程度堪称伯仲。[vii]
996出现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既不意外也不偶然，代表着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语境，以及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过程中尤其是内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必然逻辑。
如何回应
首先，响应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老师“告别i奴”的号召：拒绝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尤其是要警惕被资本家用理想主义美化的剥削，支持或者参与网络抵抗。
其次，劳动监管部门需要加强政策导向和法律执行，严格维护各个产业的劳动者权益，要求公司企业合法合理地补偿员工加班费和休假时间。
从另一方面讲，互联网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力推行996似乎也预示了暗藏于当下“互联网加”热潮背后的危机。近一两年来的经济下行、消费降级都给当前的“数字中国”战略带来压力。国家经济转型何去何从，如何平衡不同产业的发展、缓解区域间矛盾、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最根本利益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关乎当下中国怎样可持续发展、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课题，更对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坚决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等问题具有理论和历史意义。
借用《人民日报》的评论，实现中国梦要崇尚奋斗，更要保障人民的基本劳动权益，让人民在劳动中获得快乐感满足感。
[i] https://996.icu/#/zh_CN
[ii]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1/07/content_2070261.htm
[iii]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年5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17.htm
[iv] EA Spouse, https://ea-spouse.livejournal.com/
[v] James O'Toole （2014， July 23），Apple sued by employees over labor issues, CNN, https://money.cnn.com/2014/07/23/technology/apple-labor/; Jodi Kantor and David Streitfeld (2015, August 15),Inside Amazon: Wrestling Big Ideas in a Bruising Workplac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5/08/16/technology/inside-amazon-wrestling-big-ideas-in-a-bruising-workplace.html; Sara Salinas (2018, October 2), Amazon raises minimum wage to $15 for all US employees,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10/02/amazon-raises-minimum-wage-to-15-for-all-us-employees.html.
[vi] Hong, Yu, “Read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China’s Communication-Driven Mode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2011): 1045–57; Pivot to Internet Plus: Molding China’s Digital Economy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2017), 1486-1506; Networking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7.
[vii] Jack Linchuan Qiu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转自：批判传播学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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