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所掌握的只不过是“科学知识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然而，无论他对这部分知识掌握得有多好，都不足以能够“直接评判科学的有效性和价值”。对于余下的那一部分不足，“他就得依靠自己的间接接受的、对被认可为科学家共同体的权威之见解（authority of a community of people accredited asscientists）。——迈克尔·波兰尼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1891年3月11日出生于多瑙河边的布达佩斯城。波兰尼的父亲是工程师兼小商人，母亲为布达佩斯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波兰尼从小衣食无忧，很早就接受了广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
早在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医之前，波兰尼便已涉足文学和政治活动，与其兄（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著有《大转变》一书）一起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呼吁在奥匈帝国背景下坚持文化传统，建立独立的匈牙利国家。
后来，波兰尼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13年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尔后，波兰尼开始从事热力学领域的研究，于1917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尼加入了奥匈帝国军队，担任一名军医。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尼赴柏林发展，德国的环境和氛围似乎十分适合波兰尼，在柏林威廉大帝学院化学纤维研究所从事了10年的物理化学研究，成为当时德国一流的物理化学家。法西斯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的情况下，波兰尼逃往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谋得一个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
193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波兰尼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经济、社会与科学哲学方面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洛德演讲"整理出来的《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和《自由的逻辑》（1951），前者集中反映了波兰尼全新的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思想，其中，他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提出以人性为基点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和内在创造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观点。
在生命的最后20年时光中，波兰尼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位哲学家。他频繁来往于英美之间，在美国的大学中发表系列的演讲，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的许多著作就是根据这些演讲整理而来；另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的各种报刊，尤其是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过诸多有一定影响的评论。1948年，他结束了从事多年的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转而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1951年，波兰尼从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立即被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聘为高级研究员，同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一个职位，差点定居美国。从那时，他致力于将自己的演讲系统地整理成全面体现其哲学思想的著作《个人知识》，这部经历九年的写作，最终完成于1958年的著作，标志着波兰尼哲学和认识论思想的全面成熟。在这本书中，波兰尼逐步形成了对知识生成和运转中那种不可言传明示的隐性缄默整合功能的系统看法，终而创立意会认知论（）。一年之后，波兰尼的另一部作品《人之研究》付梓出版，在该书中，拜多年的科学家生涯所赐，波兰尼的笔锋得以在从精密科学到历史学在内的一切学科领域中纵横驰骋，游刃有余；1966年，波兰尼将《个人知识》中铺陈的认识论思想进一步深化而成《默会层次》一书；1975年，84岁高龄的波兰尼出版了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意义》。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糟糕了。1976年2月22日，波兰尼在牛津逝世，时年85岁。波兰尼的主要作品有：《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自由的逻辑》（1951）；《个人知识》（1958）；《个人知识》（1959）；《超越虚无主义》（1960）；《意会层次》（1966）；《认知与存在》(1969)；《意义》（1975）。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波兰尼似乎在一夜之间又被突然“圣显”了：一些学者惊呼，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是继笛卡尔和康德以后，认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将导致全部认识论的“大翻转”，其深刻意义甚至将远在释义学、语言哲学和发生认识论之上。当然，波兰尼的思想也令一部分人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他们认为波兰尼的哲学是使科学重新回归上帝怀抱的“启示哲学”。对波兰尼，国内学界虽也有零星转述，但尚无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解析。
《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是波兰尼耗费十余年心血的一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哲学巨著。波兰尼认为，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所依托的可明确表述的（explicit）逻辑理性，人的认知运转中还活跃着另一种与认知个体活动无法分离、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隐性认知功能，而这种意会认知却正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波兰尼宣称，意会认知论的提出将导致全部传统认识论的重大格式塔转换，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构架。
《个人知识》一书共分四篇：第一篇，认知的艺术；第二篇，缄默的层面；第三篇，个人知识的辩护；第四篇，认知与存在。
本文重点介绍他有关“高级知识”的论述。
波兰尼认为，在共同的复杂文化中平等的人之间的交流。例如，两位科学家在平等基础上讨论一个科学问题。每位科学家都依赖他相信对他自身和对方都具有强制力的标准。关于在科学上什么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每当他们中的一个人作出一个断言时，他都盲目地依赖于科学所接受的一整套附属的事实观与价值观。同时，他还依赖以下事实：他的同伴也依赖于相同的体系。事实上，两个人之间由此形成的互相信任纽带，不过是在数千名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之间庞大的信任网络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网络——也只有通过这个网络——科学共识才能建立，这一共识承认某些事实和价值在科学上是有效的。
波兰尼以前曾描述过，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他能清楚把握的只是科学的微小部分。他认为，只有在每一位科学家都相信所有其他科学家，在其研究、教学和管理行动方面维护他自己的专业部门时，科学事实与标准之体系才能被说成是存在的。虽然每个人都可能不同意（就像我自己也不同意一样）某些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如果科学要存在，要成为融贯的高级知识体系，要被互相承认为科学家的人们所拥护，要被现代社会接受为社会之指引，这种对于共识的反对必定只是零散的。
波兰尼指出，在科学知识的追求与传播过程中，这种经过调和的科学共识是如何运作的，同时也论述了科学共识在复杂的现代文化这个更广阔领域的相似运作。我们对生物的不断上升的探讨，把我们引向作为生物成就之延伸的科学共识，他把现代的、高度言语性的共同体的整个文化看作一种高级知识。因此，除了科学和其他事实性真理的体系以外，这种高级知识还将包括一切被自身文化中的人们一致认为是正确和卓越的东西。当然，我自己对外国文化中任何“高级知识”的评价，都取决于我对自身文化中的高级知识的认可，这是必须被考虑到的。波兰尼指出：
一个文化的追随者只能直接看到该文化的一小部分。文化的绝大部分都被埋藏在图书、图画、乐谱等等之中，大部分都没有被阅读过、听过、演奏过。这些记录的信息，即使在最了解它们的人的心灵中，也只是使这些心灵意识到它们能够得到这些信息，能够唤起它们的声音并理解它们。这让我们回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隐含在把科学描述为高级知识的过程中，即所有这些言语形式的庞大系统的累积，是由人类断言之记录所构成的。
它们是预言家、诗人、立法者、科学家和其他大师作出的言论，或者是通过自身行动并被载入史册，从而为后代树立了典范的人们发出的信息，还有竞相获得公众之效忠的当代文化领袖们的鲜活声音。由此，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认为，体现在现代高度言语性文化中的全部高级知识，是其文化经典和它的英雄与圣人之行为的总和。如果我们属于这一文化，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伟人：我们自己相信他们的卓越性，同时努力理解他们的著述，遵循他们的教诲和榜样。我们对于文化中知识交流所依靠的共同信念和标准的坚守，似乎相当于我们对于作为权威之源泉的同一群大师之追随。他们是我们理智先驱，是“养育我们的名人和父辈”，我们所继承的是他们的遗产。
因此，平等的人们在一个复杂文化中的对话就承认了一个新的知识等级，这个等级的知识不受认可它的人们的批判性评价，但是很大程度上却被他们在无形中接受，因为他们相信拥有这些知识的人的权威性。在谈论这样的高级知识时，我们不是在制定标准以评判我们认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而是相反，我们是在服从他们给我们制定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为指导。
波兰尼根据社会与思想的关系把社会分成以下类型。（1）前现代静态社会，这种社会承认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只体现于特定的正统观念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社会。（2）现代动态社会，它们或者是（a）自由的，如果它们承认思想是一种独立力量的话，或（b）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如果它们原则上否定思想之独立性的话。自由社会不同于静态独裁社会，它接受各种对立的思想作为指导。它的成员共同拥有很多英雄和大师，但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有分歧。极权社会不同于自由社会，和独裁社会也不同，它在原则上颠倒了权力与思想的关系。我曾在交谊共融那一章中解释了这种颠倒的原则。
波兰尼就高级知识所进行的论述主要涉及它在自由社会中的地位。
首先，我们之所以在智力上超越动物，首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说话。从智力上看，我们由于接受了思想的群体语言才得以存在。儿童几乎是被动地接受这种群体语言。但是，他从自由社会的大师们那里学会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暗中限定了他所服从的权威——不是因为它不时地提醒他采取怀疑的态度，而是相反，因为它承认真理和其他形式的卓越之物的普遍性。关于这些理想的语言根植于我们的大师们的著作和生平之中，并赋予我们每个人以维护这些理想的权利，以反对同样出自这些大师的其他特定言论。因为我们宣誓效忠的不是这些大师本人，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他们的教诲。事实上，只有通过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普通人，这个社会所服从的原则才获得它们的有效意义。引导自由社会的高级知识由其伟人制定，并体现于它的传统之中。
人与他的理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只有自由地追随这些理想，他才能理解这些理想。在谈论理智激情的那一章，波兰尼指出科学的价值是如何根植于伟大科学家们的工作中，以及我们的审美鉴赏力是如何同样由音乐和绘画大师们所培养出来的。在“交谊共融”那一章，波兰尼谈到了激发我们的现代政治动力的道德激情；在“对怀疑的批判”那一章中，波兰尼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宗教激情的深化和净化。在“寄托”那一章中，波兰尼谈到了对正义的持续热情最终确保了法院的独立性；在高级知识一章中，波兰尼表明了我们对生物及其成就的评价是如何被生物学所维持的。
有意思的是，迈克尔·波兰尼为《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一书中的第七章取名为“交谊共融”。那么什么是”交谊共融“呢？这本著作的译者对此有文介绍：
Conviviality源于拉丁语，原意是“宴会”，后来指在目标、理想、利害关系、文化背景等方面不同的人们之间，相互欣赏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共同启发，展开交流合作的状态。“Conviviality”在生物学中有时被翻译为“共生”，是指生物间的一种普遍现象，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生活在一起的相互关系，一般指一种生物生活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外相互有利的关系。“Conviviality”在本书中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所有群居动物都有的互动性（波兰尼的原话：“传递情感的Conviviality”，以及“群居动物的Conviviality”）；第二层意思是社群成员之间的良好伙伴关系和伙伴情感（波兰尼的原话：“纯粹的Conviviality，即培育良好的伙伴关系”）；第三层意思是人类社群的成员之间的经验共享与共同活动（波兰尼的原话：“这就向第二种纯粹的Conviviality进行过渡：从经验的共享到共同活动的参与”）。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贯通的。本版把Conviviality这个词译为“交谊共融”，“交谊”表示相互交往的伙伴情感，“共融”表示经验的共享和共同活动的参与。在旧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欢会神契”，这个译法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学者的研究文献。
波兰尼认为，高级知识领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不断上升的生物学研究与我们前面所进行的认识论研究之扩展的重合。波兰尼用以巩固他对事实的个人知识的寄托框架，也必须能够通过对其术语的恰当普遍化而证明——他对作为自由社会文化基础的信仰和标准之坚持是合理的，这符合我们从生物学扩展到对于伟大人物的研究路径。
他提醒读者记住生物学是如何从对原生的、生长的寄托的评价，上升到对原初的、能动感知的寄托的评价，然后，通过对动物学习的研究上升到对理智的、具有普遍性意图的寄托的评价。我们首先观察了一个具有原生个体中心的生命体，然后逐步去面对主体，主体能够有意识地寄托于对外部问题的解答。随着我们逐渐从形态学上升到动物心理学，我们对有机体的共生式参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平等。因此，当我们最终到达对人类思想进行研究这一阶段时，交谊共融变为相互的。在这里，一个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人例如生物学家，可以评价另一个人的成就，这另一个人和他具有同样的地位，并且和他一样也有理由受到尊敬。正是出于这些理由，这两个负责任的人的对话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承认有一种处于这两人的知识之上的知识，即他们文化中的高级知识。这种知识以伟大人物为中介，而这些伟大人物就是这一文化的创立者和典范。对话只有在双方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而且总体上接受同一种教诲和传统，并以此来评判自己的断言时，才能维持下去。负责任交流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共同的知识领域。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共生式激情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发展。我们对和谐存在的热爱使我们学习生命形态；我们对生命机能之创造力的乐趣维系着胚胎学和生理学；我们对动物的热爱维持着我们对动物行为的研究；最后，当我们上升到人类的伙伴关系时，我们也必然超越这一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赖以为基础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精神家园。由此，波兰尼指出：
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发展出的精神生活，必然与他们共同从属的更高级体系具有一种情感联系。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精神上的伙伴关系的丰富性，只有当他们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内（在其中伙伴们由于遵从共同的高级知识，从而相互归属），分享那些比他们更伟大之人的共生式激情时才能被释放出来。
现在，我们也可以评价沿此进程而发生的共生式联系的逻辑结构的变化。我们用来评价比我们低级的生物成就的情感，包含着我们自身的延伸，由此我们参与到它们的成就。不过，尽管自然主义者受到他们对自然之热爱的激励，所有的生物学也最终由于生物对我们产生的吸引力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但是，即使是最热爱动物的人也不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获得任何知识。只有当生物学家的参与上升到人类伙伴关系的层次时，这种参与才明显变得具有自我修正性，并因此最终完全失去了它的观察性，而变成纯粹的内居状态（in-dwelling，也可译作“存在于内”）。
所谓内居是指我们在认知对象时，只有将对象同化于我们的认知活动，同时也将自己内在地投射于对象，这是一种双向的“存在于内”。“我们必需深入(interiorising)到摄悟对象的局部之中，以便能由关注局部而意识到它们的接合意义（joint meaning），从而认识整体--我把这种深入到局部之中的做法称为内居（indwelling）”。 “内居”实为一种接合的认知整合，这种整合的确既不发生在外部对象之中，也不仅仅出现在主体的认知运转中，而是将对象与主体融合为一体的过程。波兰尼指出，人与对象相对，首先构成的是一种“我-它”关系。人们要认知对象，在最浅层次上容易形成一般唯物主义和经验论客观主义的视界，即误以为人能排除任何外来因素，直接映射对象的自在客观属性和本质。其实，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存在去意会地认知对象，因此，“我-它”的认知关系是外在、理想化的。当人们意识到，认知只能通过主体式地关注对象，把自己的存在投入到对象之中（人的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等），才可能获得有关对象的特定认识时，这就使认知进入“内居”的层面，即造成“我-你”关系。而当认知进程不再是一般的直射，也不是主体的匮乏性探索，而成为一种静观（contemplate）和在对象中发现有我的“欢会神契”（conviviality）时，认识就达到全部认知过程的最高点，即“我-我”（I－me）之境界。波兰尼说：
意会认知理论建立起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通过使“我-它”与“我-你”却根植于主体对自己身体的“我-我”意知，它就填平了“我-它”与“我-你”之间的鸿沟。这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内居。
当我们接受另一个人的高级知识时，决定性的突破就出现了。通过把他的思想或行为用作我们判断我们自身的思想或行为之正确性的标准，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主体性，使得按照这些标准我们更能让自身得到满足。这一行为是不可逆的，也是不可批判的，因为我们不能像我们用自身标准来评判其他事物那样，来评判我们标准的正确性。在这一点上，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所具有的三层结构（就像我在前一章末尾处所预示的那样）让位于两层结构了。但是，这两个层次不同于对无生命之物的观察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两个层次，在其中观察者处于更高层次。从最初的两个层次产生出三个层次，是因为我们把注意力扩展到以它们自身为中心的能动生物，这三个层次现在又被代表某些人（这些人以比他自身更高级之物为中心）的视野的两个层次所取代。可以说，他站在这一寄托的较低层次上。或者，我们可以把他描述为构成了寄托的个人性一极，而人的理想则构成了寄托的普遍性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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