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史学会 ，作者李兴博
【摘 要】202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涌现出一批史料扎实、问题明确、研究视角新颖、论证方法科学严谨的学术成果，各研究领域呈现出以下特征：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成为年度研究核心、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注重史料挖掘利用、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广播电视研究成为重要增长点、新闻传播思想史关注话题集中、新闻传播专题史问题意识凸显。
【作者简介】李兴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7）”（项目编号：19ZDA320）阶段性成果和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成果（项目号：MXG202104）。
202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继往开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思想史及各类专题史等领域持续深耕，相继涌现出诸多史料扎实、问题明确、研究视角新颖、论证方法科学严谨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领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众多研究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传播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开展深入研究，全方位展现了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年度研究核心。
一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成为年度研究核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传播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共识，学者们聚焦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观念、新闻传播事业、党报党刊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研究，梳理历史、总结经验、探究规律，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深化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理论研究
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作出探析，重点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理论如何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郑保卫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经历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形成确立、社会主义党报思想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完善四个阶段。丁柏铨以百年中重要历史时段的考察，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时代发展适应的先进性。季为民从学术图谱、演进轨迹、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等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分析总结，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历经思想启蒙传播、新闻实践探索、理论曲折发展、体系创新突破的历史逻辑，从党性原则到政治家办报，从新闻宣传向新闻舆论演进的实践逻辑。其体系建构脉络体现为从党报理论体系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体系，再到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体系建构脉络。董天策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理念不断创新发展，先后形成了宣传、新闻、党性原则、新闻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公民权利、信息公开、新闻传播规律、新闻舆论、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核心理念及其体系。邓绍根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年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零碎到系统，从抽象到具体，从浅表到深入，最终形成了包括新闻事业性质与功能作用、党性、人民性、新闻文风、队伍建设、国际传播等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并逐渐确立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与时俱进的科学性、直面现实问题的指导性等特点。
部分研究者以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理论思想中重要思想观念为研究对象，探究它们在百年中的生成演变历史。丁柏铨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发展之路。沈正赋在考察中国共产党宣传观百年演进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国之治、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主要体现为：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导向、坚持以制度化建设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原动力和驱动力。另外，沈正赋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传受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思想和新闻执政理念。王润泽对人民性概念的研究发现，人民性概念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在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提出，是党报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丰富，表明党报理论的成熟；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更具实践价值，成为提升党报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邓绍根指出从最初的报纸到广播、通讯社、电视、互联网等各类新闻媒体，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丰富与拓展，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贯穿始终、从未改变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党的领导。朱清河对“党管媒体”的实践历程、理念构建及相关历史经验的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从管理方法到治国理政价值的不断提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淬炼中孕育“党管媒体”的理性自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强化“党管媒体”路径，在改革开放中推动“党管媒体”建章立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赓续完善“党管媒体”机制日渐成型。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继承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理论作家，研究经典理论作家相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接受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陈力丹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起点，考察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李秀云指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列宁党报思想传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在列宁党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党报事业经历了党报建党实践的兴起、党报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全党办报”实践的开展、“群众办报”路线确立的发展过程，完成了列宁党报思想的本土化党报实践。邓绍根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指出它在我国的传播，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命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而且传播了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基本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叶俊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历史作了考察。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研究
童兵从五个方面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媒介特别是党媒的引领、规范和关爱：（1）建党前工人报刊的成长和建党后党媒政策的建立；（2）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求党媒成为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和指导者；（3）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求党媒开展报刊批评发挥舆论监督功能；（4）作为知识分子的党媒工作者应努力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做到又红又专；（5）新时期语境下，党媒要为营造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积极工作。郑保卫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撰写《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重大改革及其历史经验》《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积攒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南。
动员理论作为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视角，已经在相关研究中多有运用。2021年多位研究者聚焦革命时期不同媒介多层面的动员实践，展现出社会动员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研究中深化发展的可能性。黄志辉研究发现，在中央苏区的经济动员实践中，《红色中华》逐渐形成“号召——响应＋革命竞赛”作用机制，为动员的启动、扩大和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卞冬磊认为《劳动界》设置“演说”“界”和“来信”三种栏目，实现了对中国城市工人力量的有效动员，成为中国近代诸多报刊应因启蒙和革命需要而对特定群体展开动员的代表。刘驰认为，《向导》逐渐形成了以宣传内容加强政治引导、以宣传风格强化传播效果、以多元年轻的宣传队伍扩大青年影响的宣传动员策略，成为党早期宣传动员的重要平台。张倩研究发现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街头诗为代表的文学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的情感动员作用。
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中重要历史阶段作出宏观考察，阐释其历史地位与价值。陈信凌提出，中央苏区内中国共产党围绕四个方面建立了新闻宣传实践框架：第一，形成了新闻宣传的指导理念；第二，健全了新闻宣传的管理体制；第三，设置了富有张力的报刊结构；第四，开创了媒介发行与接受的路径。该框架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韩立新指出，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发展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搭建了总体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马凌提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工作，从观念、组织到方法一以贯之，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调适，以使传统、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可以满足革命工作的需要。
刘小燕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对外传播事业进行系列考察。关于对外传播的思想源流，刘小燕提出中国共产党不断适应国内国际局势变化，不断革新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的演进路径。在传播形态上，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经历了“对外宣传—对外说明—对外传播—公共外交”的变迁路径。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对外传播理念与实践背后的基轴是“联通中外”。此外，姬德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存在“党际”“国际”“命运共同体”三个维度，提出三维交叉向度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与时俱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王仕勇对媒介技术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迁研究发现，技术驱动下党的新闻政策制定上重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政治与技术的双重属性考量，在政策选择上遵循媒介技术内在属性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人民、确保国家安全一直是党的新闻政策的价值取向。唐荣堂研究发现，通过海外党、团组织内部的理论研究、技能训练以及党员、团员个人的语言学习，一批有着海外生活经验和学习工作经历的中共党员、团员逐渐成长为“对外宣传人才”。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大多回国投身革命运动，许多人成为后来各个时期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梁德学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干部教育、储备及调配的研究发现，其取得的成绩使党在新解放区迅速完成人民新闻事业的落地和布局，也为日后党的新闻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人事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邓宇航考察了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前后，中共报刊通讯员制度的历史生成与关键转变，解读其在党报体制乃至政党体制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及具体经验形式。程磊指出，山东解放区党报通讯工作在党报“四性”逻辑的支配下，围绕“权力与效率”形成的运作机制对新闻常规的塑造，呈现出“新闻领地”“组合式领地”“题材任务化”的特征。
此外，赵新利研究发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日本工农学校积极转化、教育日俘，并使用日俘开展对敌宣传，对敌宣传策略和宣传口号不断优化，对敌宣传取得积极效果。韩红星对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社论展开分析，指出社论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舆论先导。李舒指出百年中党报新闻评论功能的演变经历了“革命宣传的报刊武器”“政治动员的话语建构”“执政主张的言论阐释”“真理探讨的言说回归”“市场经济的舆论助推”“政党观点的多维表达”等历程。周庆安从制度史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理念和实践变迁。
（三）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研究
党报党刊的研究中，《新青年》《共产党》等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者在考察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报刊多重功能的考察，特别是报刊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发挥的组织性功能。
多位学者聚焦于《新青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折发展，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办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组织作用。倪延年指出，《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的近11年中，经历了从个人刊物到同人刊物，又从同人刊物到社会主义刊物，再从社会主义刊物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三次转折。邓绍根考察了五四运动后《新青年》不断转向的历史过程，指出陈独秀等人积极贯彻列宁的“办报建党”原则，在全国各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壮大充实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编者作者队伍，创办面向工人劳动阶级的报刊和通讯社，不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的优良传统。谢明香则从《新青年》社址的更迭观察办刊宗旨演变与传播活动变迁。《郑州大学学报》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谱系与建党理论”笔谈，以《新青年》等刊物为讨论对象，重点讨论围绕这些刊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得以广泛传播，报刊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实现有效组织的关键所在。张宝明研究了《新青年》从“同仁”刊物向“同志”刊物转变的过程；赵广军提出中共建党初期，围绕《新青年》存在党化、同志、社会化三个舆论共同体；李帅提出《新青年》和《向导》作为中共早期重要刊物，虽然定位不同，但在理论建构上形成互动。
此外，周月峰提出蓝公武对《新青年》同人尤其是钱玄同的批评，既改变了《新青年》内部的关系，也部分改变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黄敬茹提出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为旗帜，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青年群体为重点受众，以开启民智为目的，展开科学传播实践，开启了民智和社会风气，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良好氛围。
唐荣堂指出《共产党》月刊不仅塑造了组织价值观，且采编和发行工作是中共建党时期维系组织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构建组织认同的作用。王灿发也认为《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组织作用，在话语实践上完成了从情感到人民回应，再到政治动员的使命。
多位研究者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为整体研究对象，讨论报刊在建党前后发挥的重要作用。龙伟提出五四进步报刊为党的创建提供了一条“办报－建党”的组党路径。该路径吸收了晚清以来“开会必先办报”的政治传统和列宁主义“办报－建党”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党李丹指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创办历史经验，报刊内容具有先进性、阶段性和现实性；报刊话语具备严谨性、生动性和战斗性；报刊编发体现党性、群众性和组织性。沈正赋提出，从主体性建构与功能性建构两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真理的传播，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思想以及这些报刊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方位。郝雨指出中共早期报刊在初心话语体系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初心话语的历史缘起与建构经历了抉择、生成和传承发展，最终确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林绪武认为党报党刊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创建时期提供了舆论阵地、思想基础和人才保障；革命时期提供了舆论引导和主流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新时代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李海波考察了报刊发行网络在党报发挥组织功能中的物质基础作用。
《新闻爱好者》刊发了多篇研究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报刊的论文，主要涵盖《东北日报》《拂晓报》《满洲通讯》及晋察冀边区报刊等。
除上述研究外，部分研究另辟蹊径，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陈力丹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列宁《火星报》的传播历程进行研究，并提出编译整套列宁主编的《火星报》是深化这项研究的突破口。夏琪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对《新莱茵报》的编译历史及其传播路径。邓绍根对18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与出版的历史作出梳理。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文风发展历史的梳理发现，结合中国国情、贴合时代特色、符合群众味口是不同时期新闻宣传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李彪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演变的研究发现，其演进历程受到社会元场域、领导人舆论观及传播技术等因素影响；在坚持党对舆论工作领导、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更新与发展。张振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申报》等刊物上关于“共产党”的报道开展研究，发现国内商业报刊对共产党负面污名化报道及由此构成的舆论环境，影响了社会对“共产党”的认知；对此中共创造性地利用商业报纸，为“共产党”正名，为建党和早期发展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吴果中对《人民画报》的命名研究发现，“人民画报”不是一个纯粹的报刊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和政治性的概念，其图像是一种将视觉宣传与日常生活、视觉文化与视觉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组织方式。
二
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注重史料挖掘利用
2021年的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亮点频现。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重要研究热点，以传播网络和职业化为理论视角的研究有大批高质量学术论文和重要学术著作产出。总体来看，随着中国新闻传播史整体水平的逐渐提升，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走向深化的阶段愈发重视对一手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史料的重要性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随着近些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渐成热点。2021年的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更加注重一手资料的挖掘利用，及对日方、日伪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
俞凡通过一手档案研究“济南惨案”中的中日舆论战发现，中国特别是蒋介石意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开始建立舆论一律体系，并在此后中日冲突中主动利用国际舆论对日施压；而日本在事件中检验了国际舆情处理体系的有效性，并大大提高了宣传工作在军方中的地位。刘静也提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扭转国际宣传局面，以董显光为首的国际宣传组织通过“利用外人”和“隐藏痕迹”的策略取得明显成效。田秋生对全面抗战前夕左翼报刊《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的研究发现，该刊积极开展话语动员，并通过征文活动、创设读者会等开展互动，建构阅读共同体。并通过对该刊的考察，发现左翼影评的构成性，进而揭示其作为“流动的批评实践”的本质。裴孟华指出抗战初期大量小册子的创作发行是出版界最显著的现象，国共利用小册子对日军开展思想站和宣传战，挫败了其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阴谋。王明亮研究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成立的中央文化驿站发现，该机构名义上负责统筹书刊征集、翻印和运输协调工作，但缺乏事权、财权，组织架构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等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前线和沦陷区的“文化食粮”短缺情况。
郭恩强对日伪上海政权新闻检查员的工作日常研究发现，其日常工作在时间节点、工作节奏、流程惯例、文辞整饰等方面与新闻编辑室有诸多类似或呼应之处；同时发现新闻检查员还担负着核查事实、宣传引导等职责，需要处理与上级长官、机构同僚、日方检查员，以及报馆之间的日常人际网络和权力关系。陈继静研究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最大的汉奸报刊《新民报》的短评“新民声”发现，其在报道国内外战争形势时采用了选择性呈现甚至凭空捏造的策略，具有明显的欺骗性、隐蔽性和破坏性。王雪驹通过对北平沦陷区日伪杂志《国民杂志》的研究发现，日伪杂志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时局，进行“争取民心的文化工作”，达到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目的。叶彤通过日本外务省档案揭示了日本在华第一份英文官报《公闻报》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它的兴衰折射出近代以来日本官宪以金钱为利器，谋求对于在中国的新闻报刊从事隐秘操纵的历史事实。虞文俊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宣传管理机构的制度建设，关东军以新闻统制为主旨，“政战一体”的宣传管理体制在各占领地得以移植，对中国的抗战宣传带来了压力，也迫使中国调整宣传策略。此外，赵倩从女性动员的视角研究华北沦陷区的《新光杂志》，提出虽然该杂志倡导女性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美德，且号召女性走向社会，兼顾家庭和职业，但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略服务，利用妇女解放话语掩饰殖民统治和战争动员。
继2020年“网络”成为晚清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命题，2021年的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对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类“网络”的研究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唐海江认为清末地方政府主办的新式官报，在疆域内构建了横纵交错的信息流动空间，促进了帝国传播体系的开放、多元和互动；新式官报不仅是清政府应对危机在时空关系上的调整，也对帝国权力关系进行了重塑。於渊渊对晚清时期《新政真诠》传播网络的研究发现，它作为中介物连接了作者与印者，延展了印者的私谊网络；同时又以“信息”“时务新学代表”“论述资源”以及奖（赠）品“物”的形式复现，嵌入《大公报》自身的传播网络中。钱佳湧指出，轮船自19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意义不仅在于交通，也是地区和国家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并于报纸逐渐构成以上海为枢纽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之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龙伟指出民信局、商旅友人捎带、雇人送信、驿递是晚清电报应用之前民间通信的主要渠道，并通过对信息流动速度的量化分析发现，清代民间通信并非完全“忽视进步和效率”。
职业化同样也是2021年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相关成果颇丰。樊亚平出版著作《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1912—1949）》，他在书中提出“由于新闻救国、挽救国运与专业主义理念这两种不同的职业诉求在从业者内心的冲突、协商、碰撞、博弈及交替影响，使得民国时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心态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观”，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心态逐渐走向统一。书中将新闻从业者分为职业记者、报业家、文人论政者、国民党报人、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等五类，每类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从业者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路鹏程出版著作《难为沧桑纪废兴：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1912—1937）》，在“竞合关系”和“新陈代谢”视角的统摄下，对新闻组织、新闻生产活动、军阀帮会、明星制度、自我审查、职业流动等重要问题作了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作者重点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浪潮中，新闻记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开展交往活动的实践历史；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和解读，深刻阐发了近代新闻记者在独特的关系模式中，构建自身职业化的努力、抗争与妥协。郭冲也提出清末民初新闻道德观念的构建过程中，新闻界知识群体既以传统家国天下的道德观构筑起以个人道德为主体，圈层式影响于报界、社会与国家的道德思路，又在现代转型中以职业为依托，展开职业道德建构路径。张继汝通过对邵飘萍被害事件的分析发现，新闻界为从顿挫和困境中走出，重塑新闻界的形象和责任，开始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进行反思。一方面开启了新闻界同人探索独立经营新闻机构的尝试，另一方面促使同业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夏冰以“有闻必录”的职业权利作为研究内容，提出“有闻必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被行业认可，在20世纪初被奉为“报馆天职”，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人开始主动建构新闻职业的知识体系。
新闻传播活动的跨文化实践研究重点是国外媒体对中国相关议题的报道。张玥研究发现，1785—1840年的《泰晤士报》以1814年为分界点，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叙事逻辑转向。前者以建构为宗旨，为英国读者搭建关于中国的空间想象；后者以“及时”为宗旨，从时间脉络梳理中英贸易近事、凸显冲突的紧急态势。朱季康对清末民初美国报纸对华儿童状况报道的研究发现，美国报纸从“儿童关系学”“儿童教育体制”“儿童教育思想”“儿童心理及保育”“儿童教育发展研究”等角度报道中国儿童状况，在庞杂的信息中，内容和立场存在一定偏差。此外蔡丰喆考察西方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进行知识再生产的整体脉络发现，其过程不局限于原始文本的阐释，而是交织着历史、时政、文化与个人理念的知识新造。
部分研究关注晚清民国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制度化建设。程河清从制度移植的角度审视晚清官报对日本官报制度的移植，发现日本官报的内容体例、运营模式以及办报理念被中国接纳，管理上采用印刷办报一体的经营模式，理念上视媒介为行政机关，呈现出与民间报刊不同的特性。徐基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有组织有秩序之社会的制度设计”，以新闻团体推动新闻记者组织化。但由于国民党自身组织机能缺陷，及新闻记者公会不健全，新闻界党团流于形式上的嵌入，无法让新闻记者认同并服膺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对新闻界的统化整合。刘英翠提出晚清民国时期主笔制度存在主持编务、报务、言论三种样态。
也有研究注重对史实的考察，或纠正前人研究的不足，或填补相关研究空缺。熊宗武通过详密的史实分析指出，《遐迩贯珍》首任主编并非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麦都思，实际的主编是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闻学峰对1924年《民国日报》改组过程研究发现《民国日报》的改组过程体现了国民党、中共及苏俄等多种政治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此外，周冬娜对《建设》杂志的研究，李小青对《上海新报》的研究，龙伟对《华西教区简报》的研究，韩鸿对《拉达克新闻报》的研究都是在一手资料的支撑下，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
新闻人物的研究中，《大公报》的相关人物是讨论的热点话题。龙伟对范长江离职《大公报》的原因作出新的解释，他认为范长江与《大公报》互生怨懑只是范长江离职的表象，他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亲密、“青记”的迅速发展、进步记者的群体“左转”，在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是必然选择。王咏梅也认为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主要是政治因素影响，徐铸成认为战后民间报纸应以“民主第一”为言论中心，这与胡政之等人的意见分歧明显。
对晚清民国时期专业性期刊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边界。韩立新考察了清末农学杂志热的兴起和演变过程；李昕烨提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期刊为国民政府边政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理性，在思想和实践上推动了中国现代边疆治理的发展。蔡银春研究晚清女性报刊发现，办刊者兼顾公益性和经营，通过多种商业手段开展经营活动，但晚清女性报刊普遍经营困难，存世较短。
此外，徐新平认为清末十余年间白话报的兴盛是时局动荡的背景下，报人和知识分子针对民众传播知识、启蒙思想的结果，同时也是变“言文分离”为“言文合一”的大势所趋。徐涛称晚清时期的京报为“文本中的文本”，指出通过与新报之间的互文作用，京报渐趋完成了从官方消息到大众化消息的蜕变，使读者从单一的官方权威解读中解放出来，跳出京报所定义的天下，进入新报所定义的世界。
三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广播电视研究成为重要增长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相关研究中已有众多呈现，因此2021年以新中国为专门时段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数量相对较少。
多位研究者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网建设，对广播网的功能和价值进行多维度分析。沙ˆ对广播在机制层面进入乡村的研究发现，其表现为以人为媒介、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建构多种媒体形式互动的融合网络；广播作为新媒介嵌入农村生产生活中，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路线尤为重要，既为彼时农村广播网的建成和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工作保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经验。马瑞也以江苏为例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建设，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发挥群众力量，保证建站任务的完成；广播站既开展政治宣传，又服务农民生产生活，成为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薛春燕研究发现，新中国短时间内在城乡地区建立广播收音网，借助收音站的集体收听和收音员的接力传播，广播节目实现了最大化收听；通过举办广播大会，组织群众参与办节目和不断巩固固定收听群体，广播在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同时，也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人心作用。同时她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特定群体为收听对象的广播节目是广播业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载体之一，这类节目对应的分众化集体收听与广播收音组织建设互为促进，推动了广播事业发展。李艳梅指出，广播将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的场景和历史带进持续向前的现在的框架之中，延续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
艾红红对新中国广播电视业体制发展的研究指出，广播电视业在国营体制基础上按照“一盘棋”的方针发展。改革开放前，管理上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垂直领导为主，外部调控以指令和文件为主；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机构实行企业化运营，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的体制，外部调控手段变为法令结合，以法律法规为主。广播电视体制的建立与革新保证了广播电视业的持续发展，但在改革开放后也出现新的机构问题。高贵武从声音与政治互构的视角研究中国人民对外广播80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对外广播经历了“革命之声”“国家之声”“改革之声”和“融合之声”的阶段性变迁；以“柔性”方式坚守国家站位、引领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和依靠各级各类对外广播的合力，将赋予对外广播更多的发展可能。何天平以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为研究逻辑起点，着眼于国民“看电视”的变迁，考察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并对电视与中国社会的互构关系作出解释。
王润泽提出，以1954年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工作管理体制完成过渡并进行了深度适应性调整，进一步确立了党管媒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管理体制的核心原则；各地方的具体经验为中央提供了政策参考，赋予了制度以新的活力。邓绍根对新中国成立初新闻教育“除旧布新”的历史进行考察，指出新中国新闻教育在接收和改造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的基础上起步，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重新分配教育资源，在院系格局、师资建设、指导思想、教学计划、教学实践、毕业分配等各方面迅速展开由“旧”转“新”的巨大变化。
此外，赵建国对1949年至1966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的分布、构成、特征和性质进行探索，分析了相关史料整理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
四
新闻传播思想史关注话题集中
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古代传播活动依然是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路径。米湘月从媒介的视角研究古代谣言，提出谣言具有“社会环境”“传播形式”“渠道”三重媒介隐喻。“社会环境”的隐喻回答了谣言层出不穷的问题，“传播形式”的隐喻解决了谣言如何传播的问题，“渠道”的隐喻解释了谣言的内容与特征。林凯认为古代结绳记事内在传播机理是绳结传播者通过触觉计数将自身沉浸于记忆情境中，并通过口语讲述、身体展演、情感抒发等方式来传递信息和情感，而他者则通过打通身体的各个官能，让感官达到整合、平衡、和谐的状态，进而获得通感式体验，由此达到对信息的认知和情感的共鸣。张振宇从多个维度分析先秦两汉禳灾活动的传播学内涵，指出表层上禳灾活动作为仪式传播是先民灾异认知的重要框架；中层上禳灾活动作为一种危机传播，思想核心在于训诫统治者在面对灾变时应有“恤民之心”；深层上禳灾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是最高权力者、巫觋集团和士阶层构建的维稳机制，潜藏着君权、神权、相权等不同主体的权力博弈。刘力研究发现，西汉哀帝时期“传行西王母筹”广泛传播是民众在生活危艰的情况下宣泄、合理化情绪的一种行为，西王母承载民众避祸、求安居的希冀；朝臣则据此得出“灾异” 或“祥瑞”的政治预警或昭示，以服务于所属政治集团的诉求。胡丹指出，明清交替之际，时事的书写、出版与传播空前繁盛，内容与时政紧密互动，承担着快速传递时事信息的功能，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化出版物。杨伯岭提出“化”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贯穿中国古代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儒道释文化均由“化”建立了各自富有本体论意义的传播观念，以此为基础，“化”传播观念尤其偏向“传-受”一体化的传播效果论，由“量变”到“质变”，最终落实在传、受者的心灵认同，内化提升的“育新民”上，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多位研究者关注宋代的信息传播活动及统治者相关控制，对政府信息传播机制、邸报定本模式、书禁报禁政策等具体问题开展研究。赵云泽分析宋代政府信息传播机制产生内生性矛盾的主要原因包括：进奏在行政系统中未获得与职责匹配的地位，传播效率整体低下，进而导致信息需求和信息供给之间无法平衡；中央政府为实现“士人治国”而发行官报，却始终摇摆于信息公开和“秘密政治”之间。魏海岩对宋代邸报定本模式演变的历史考察发现，皇权和相权对信息控制权的争夺中，定本权制度存世期间经历了六次模式调整，即枢密院人员定本，进奏院监官定本，宰相（进奏院监官、宰相）定本，左右司郎官、宰执定本，给事中、宰执定本，给事中定本。郭志菊对宋代书禁和报禁政策的研究发现，从宋朝中期开始，围绕外交、军事、朝政等涉密资讯，传播与反传播、保密与泄密的冲突斗争开始不间断上演，成为诱发宋代不断推出书禁、报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位学者对近代新闻传播业中本土思想资源与外来报刊理论的交流、融合、冲突进行研究，在观点上形成交锋。李滨对中国近现代“以史阐报”观念的研究发现，这种观念改变了西方近代报刊理论，体现出强烈的本土色彩，“不仅有着中国社会的语境要求，也包含着论报者对报刊活动的本土文化期待”；“以史阐报”作为中国近现代报刊观念发展的本土化路径，有利于引导国人对报刊活动的重视，形成本土报刊话语系统。郭冲也认为，新闻界树立新闻“源出于史”“新闻即历史”等观念，具体以历史职能、写作原则、史家精神等观念提升自身职业合法性。对此阳海洪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晚清报人通过“报”附于“史”“报”高于“史”和“报”异于“史”的逻辑进路，颠覆了书籍中心的文化权利结构和“文不苟作”著述观念，迎来读报时代和大众社会，文化权力由超越性士人向职业化报人转移。张咏以梁启超为个案，研究发现在20世纪新闻的竞争性话语中，梁启超结合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报刊理论，提出报社是加强民族意识，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机构，并通过讨论关于自由、责任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使其话语提供了道德涵义，意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视野，报馆建筑、街道、监狱等都成为可供研究的对象。马烨以申报馆大楼为个案，展开对新闻建筑形成、流变、扩张与实践的探讨，研究发现新闻建筑不仅能够作为叙事钩，彰显媒体资本，建构新闻业权威，同时也保留了媒体遗产，成为勾连过去与当下的纪念碑。刘于思以民国时期上海望平街和天津南市报馆集群为个案，回溯民国新闻业实践社群的空间实践，探究促成“报馆街”生成、聚合、变迁、衰落及其“意义之场”拓展的原因，揭示新闻业实践社群与社群遗产、社会空间、文化身份以及时局间的关系。陈阳提出模范监狱作为建筑媒介，以营造和观瞻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到视觉治理的世界体系。模范监狱的生成与扩散丰富了近代媒介“互联”中国与世界的内涵，多种媒介杂交形成信息流动、价值传递、权力扩张的张力。
谢清果、杜恺健等人从媒介技术影响社会（新闻业）变革的研究思路出发开展研究。谢清果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质量提升使得书籍、绘画、书信等媒介呈现纸质化特征，带来了书写上的创新和私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科举制的创立。杜恺健对近代木刻、西式活字、石印三种印刷技术的考察发现，相关技术的最大作用在于弥合区分，虽然技术特性各不相同，但其想象一致，指向中国普通民众。
五
新闻传播专题史问题意识凸显
2021年的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教育史、学术史、学科史、阅读史、外国新闻传播史等领域，研究者深入挖掘各专题领域的重要问题，以细密史料为支撑，实现了研究视野和深度的双重拓展。
路鹏程、梁德学等人的研究指出，民国时期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合作交流对新闻教育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学界过度依赖报界不仅导致“新闻院系在大学体系之中沦落为一个资本薄弱、位置边缘”的次场域；高校新闻院系兼职教员比例高，阻碍了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业界“对‘新闻无学’论的推崇、对大学欲求合作而表现出的敷衍、自办职业教育的实用与‘为利’取向”也使得新闻教育的发展深受掣肘。李兴博提出南京政府统治前期实行“扶植与限制并举”的新闻教育政策，扶植国民党内部的新闻教育，限制党外新闻教育。这种政策不仅挤压了党外新闻教育发展空间，且产生持续影响，以至国民党统治时期新闻教育始终未摆脱“幼稚”的评价。韩立新和向芬都指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刘豁轩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张继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艾玮生对华中大学新闻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周光明的研究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形成“延安模式”，在技术训练和学理研究上各有所成，这一模式对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直接影响。
倪延年对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发表出版的原始文献史料，考证了《上海报纸小史》的问世途径、问世时间和问世过程。王润泽在梳理民国时期新闻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对著作出版的时间特征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初步勾勒出民国时期新闻学术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赵建国对抗战后《报学》双周刊的研究发现，该刊对新闻史论、伦理、教育、业务等领域的研究凸显了新闻本质及其科学体系问题，有助于“创造中国报业的前途”，也有利于“建构中国报学的体系”，为创设“中国本位新闻学”提供了思想资源。曹培鑫研究发现，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通过译介和观察引入多层次的电视知识，这些成果在内容取向、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等方面都彰显着彼时中国的历史印记。
多位学者以阅读史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共产党书报阅读史的研究。刘晓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的行为，提出工人群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和接受党的教育，有效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群体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实现了思想转变，奠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林绪武、蒋建国等人通过对苏区、延安的集体阅报行为研究发现，组织化、多样化、经常化的集体读报活动，不仅提高了读者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形成有效的动员手段和机制，形成了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群体动力。操瑞青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个案，考察职员的报刊阅读行为，研究发现一方面阅读报刊被银行家视为一种正当的休闲方式加以倡导；另一方面，在银行家训育下，报刊阅读成为行员业余时间提升自我、谋求进步的手段。由此阅读报刊构成了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董昊对重庆《新华日报》阅读史的研究发现， 该报通过有针对性地折扣与赠阅，采取各种投递方式，形成了以学生、工人、公务员等中间势力为主体、遍布社会各界的读者群体。以个人为主体的阅读方式，加强了报纸嵌入社会的深度与力度。
此外，蒋建国围绕报刊和科举的关系研究发现，报刊报道科举新闻，对士人资讯获取、社交活动和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当“时务体”“新民体”成为应试范本，士人热衷于阅读时务书报。科举考试的内容转向促使士人与现代报刊逐渐接近，成为社会变革的一大趋向。卞冬磊考察了19世纪70年代《申报》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寻求精英读，指出《申报》通过四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从上海走向全国，抓住了精英读者和官员读者群。
外国新闻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色彩，研究范围包括了具体报刊、国别史、学术史等方面。陈力丹继续组织团队编译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2021年将《新莱茵报》第3、6、8、15号翻译成中文，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研究。同时，陈力丹还组织力量对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等国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开展研究。王阳从清教传统视野下审视美国早期新闻业，发现美国新闻业并不是彻底理性化的、世俗化的产品，有着鲜明的清教渊源，从17世纪~18世纪中后期，美国新闻业中的宗教观经历了从“唯上帝论”到“理性宗教论”的转型。也有对具体报刊的深入探析，肖四新研究了19世纪30~50年代英国的平民报刊《北极星报》，提出该报作为社会交往的平台，促进了平民阶层文学公众的形成及相关公共领域的建构；赵如涵等人对法国左翼新闻杂志《查理周刊》上1817幅新闻漫画的视觉修辞研究显示，对穆斯林群体的修辞与立场多置于批判的语境之下；互文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是新闻漫画对全球议题进行视觉阐释的主要路径。此外还有文章介绍了国外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郭毅指出借鉴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的跨国传媒史研究，主张在跨国交往和全球语境中研究新闻传媒的历史现象，为我国新闻史研究在国族叙事框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之外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方晨介绍了乔治·尼禄关于“公共领域史”研究的新路径，公共领域史是希望通过对美国不同时期公共领域史的梳理提出对当下的预警，唤起人们回到公共生活。
除众多研究外，《史林》杂志组织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领域相关专家，以“报刊与历史研究”为题开展笔谈，围绕新闻学中的新闻（报刊）史、历史学中的新闻（报刊）专题史、作为史料的报刊等话题展开讨论，形成观点间的交流。
黄旦指出应从媒介的角度认识作为史料的报刊，在报刊所载文字之外，关注报刊媒介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是挖掘报刊史料价值的重要途径。王东杰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有效利用作为史料的报刊有必要对其开展“史料社会学”的解读，并提出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类传媒与道路、水电等同样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一方面传媒发挥了资源规划、引导、管理和调节的功能；另一方面传媒以多种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结构，从而锻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智状态。
针对新闻学中的新闻（报刊）史研究，黄旦提出新闻史学界以“新闻现象”作为研究主体忽视了报刊的复杂性；研究者试图将报刊等于“内容”，并以此划界，忽视了报刊的多样性与“报刊新闻”或“新闻报刊”的特殊性。进而黄旦提出，报刊史是研究报刊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卷入各种关系，在影响、改变社会的同时也改变自己，刊载什么和如何刊载也正是与此相连。
桑兵提出，新闻学传播学的报刊史，总想得出能够普遍适用的一般性规律，而历史学的规律仍然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虽然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历史学受社会科学影响愈深而有所缓解，但学科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相互借鉴仍有较大难度。历史学研究报刊史，关键是如何能够把握传播学的知识及其概念，应用于研究的过程之中，而不能仅仅在表述阶段生搬硬套。而新闻学的报刊史研究，则要尽可能深入了解材料与事实之间的普遍联系，熟悉相关语境，不要望文生义地强作解人。
2021年，新闻传播学领域获批各类项目数量较去年有所增长，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比去年增加1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比去年增加8项。具体情况如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3项、一般项目33项、青年项目4项、西部项目5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6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6项、青年项目11项。除新闻传播学外，这些项目还分布在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党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2年第4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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