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对西方情境中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类型学上的比较研究。但在比较媒介体制拓展到西方情境之外的过程中，原初理论的局限性开始凸显。为了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诸多学者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研究策略：一是国别或跨国案例解释，即通过高度情境化的案例研究解释媒介体制的复杂性。二是比较指标的建构，即提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比较指标。当前学界已将比较媒介体制的理论路径拓展到了原初理论之外，包括作者本人亦在不自觉中实现了理论根基从“系统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转换。这一转换对于更广阔范围，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苏颖，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张振娇，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党制度视域下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CZZ005）的研究成果。
比较媒介体制是由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两位学者（以下简称“哈林—曼奇尼”）在比较传播领域推进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以2004年《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的出版为主要标志。该研究针对欧洲和北美18个民主国家的媒介与政治关系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出版至今，该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被普遍视为比较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大量后续研究受此启发，通过不同案例对该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比较的维度进行细化、修改和完善（Brüggemann，Engesser，Büchel，Humprecht，& Castro，2014；Esser，2019；Esser & Pfetsch，2004）。与之同时，围绕哈林与曼奇尼创建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学术争议从未停止，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焦点问题是：该研究的适用性如何？或者说，该研究是否足以拓展至更广泛的范围，将更多的比较对象纳入其中？12012年，哈林和曼奇尼主编了《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一书，在《比较媒介体制》的基础上，将此前的18国比较对象扩大至包括东欧、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在内的非西方世界（Hallin & Mancini，2012b）。同时，学界还有不少研究试图跳出比较媒介体制的原有框架，从新的案例、新的维度、甚至新的路径或理论范式推进比较媒介体制的理论适用性（Moe & Sjøvaag，2008）。可以说，围绕这一焦点而推进的后续研究，是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问世以来，该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推进之一。
本文关照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在扩大比较范围，即从西方国家拓展至非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何突破元理论的情境局限。所谓的西方国家包括原初理论《比较媒介体制》所涉及的欧洲和北美的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包括《超越》一书涉及的东欧、拉美、亚洲、非洲等国家。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广为人知的文明冲突理论中的类型划分，前者属于西方文明的范畴，而后者涉及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佛教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八种文明类型（亨廷顿，2010：24-27）。本文将国家的类型划分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并非强调两者的对立，而是通过“非西方”的部分，呈现世界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给比较研究带来的挑战。具体来说，本文关注以下挑战：其一，基于两类国家的不同，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原初的“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转向“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这一比较方法具体如何开展。其二，尽管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但是，基于一种“异中求同”的比较成果，本文希望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思路中跳脱出来，进而探索建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比较研究框架的可能性。本文亦希望由此探讨将中国纳入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这一理论框架的可能性，并以此为我国的比较传播研究提供启发。
一
突破西方情境的理论动因
比较研究必须置身于具体“情境”（context）中才有意义（Hallin & Mancini，2012b：287）。某种意义上，情境因素的累积亦是推动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Esser，2019)。《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就是一个面向18个西方国家的高度情境化研究。诚如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拒绝了成为《传媒的四种理论》特征的那种普世方法”，并希望该研究不会被强加于“非常不同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体制”中（哈林，曼奇尼，2012：301）。但是，比较媒介体制又不仅仅是一个事关具体情境的案例研究，它所建构的媒介体制类型成为一个颇为成功的元理论（metatheory）（Esser & Pfetsch，2004：89）这种理论使得该研究具备了超越具体情境的能力，进而能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对其他情境具有启发性。因此，如果要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情境从原有的18个西方国家拓展至其他国家，关键要点在于超越情境的理论部分。“突破西方”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其关注重点在于该研究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解释了这些国家，在什么理论意义上建构了所谓的“西方”，进而才能理解这个“西方”所对应的情境和情境上的局限性。
从原著来看，哈林—曼奇尼做出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结论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建构了基于西方情境的媒介体制的类型学研究；二是讨论了西方媒介体制的“同质化”趋势。由于哈林—曼奇尼的研究是高度情境化的，以上两大结论在扩展到其他国家时面临着诸多挑战。另外，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致力于解释系统的“稳定性”（Hallin, 2020），这种静态的理论视角在面对近二十年来的全球结构性变迁时，其解释力亦有不足。以上构成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需要“突破西方情境”的理论动因。
（一）极化多元主义：一个“残余概念”？
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建构西方情境中媒介体制的类型学，两位学者将西方世界的媒介体制区分为三种类型：以北大西洋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以北欧和中欧国家为代表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和以地中海国家为代表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哈林，曼奇尼，2012：11）。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当非西方国家试图“参与”媒介体制的比较体系时，哈林—曼奇尼框架往往变成了“二分法”：由于非西方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极化多元模式相类似，当选择使用哈林—曼奇尼框架后，基本就只能选择该对象“是否属于极化多元模式”。作者在研究的最后对西欧和北美以外的媒介体制的适用性做了说明：“作为媒介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经验性模式而可能更广泛地适用于其他媒介体制的，与其说是我们在概述的其他两种，不如说是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我们推测，研究世界的许多地方——东欧和苏联、拉美、中东和全部地中海地区、非洲以及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学者，会在我们对南欧的分析中发现有许多是相关的”（哈林，曼奇尼，2012：306）。以中国为例，赵月枝在《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根据哈林-曼奇尼提出的四个比较维度对中国的媒介体制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的国家干预程度高；媒介市场结构趋向于“横向”特征，报纸的精英色彩明显；传统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客观性和自治程度较低；呈现高度政治平行性——以上四个维度所呈现的特征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完全吻合（Zhao，2012）。由此可知，“极化多元主义模式”这一概念成了某种“包罗万象的残余模式”（a catch-all residual model），亦即，该模式能够涵盖北美和北欧之外所有国家（Hallin & Mancini，2012b：279），那么，所谓的媒介体制的类型学就完全失去了比较维度的多样性和完备性。赵月枝同时强调，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有许多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特征，被《比较媒介体制》“埋葬”的《传媒的四种理论》这一研究，至少对于理解中国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Zhao，2012）。
由此可见，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来说，所谓的“突破西方”，更为直接的表述，是“突破”极化多元模式中的种种理论预设，包括“依持主义的角色、国家的强大角色、媒介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大规模发行报刊的有限发展，以及共同性专业规范的相对薄弱”（哈林，曼奇尼，2012：306）等特征， 是否可能还有其他的理论解释，甚至是否可能发展出新的类型学模式。
（二）自由主义模式：趋同，亦或趋异？
哈林—曼奇尼在研究中对西方三种媒介体制模式的未来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三种模式已经出现“同质化”的趋势——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具体来说，是民主法团主义模式（模式B）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模式C）向自由主义模式（模式A）的趋同（哈林，曼奇尼，2012：249）。这种“趋同论”的解释与比较研究中的主流解释——现代化模式形成对照（Swanson & Mancini，1996：20）。在比较媒介体制的“前”研究——《政治、媒体与现代民主》一书中，曼奇尼以“竞争性民主”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化”标准。但是，在比较媒介体制的研究中，哈林—曼奇尼对媒体“政治语境”的关照进行了扩展，将共识民主与多数民主（利普哈特，2017）、温和多元主义与极化多元主义（萨托利，2006）等多种民主类型纳入讨论范畴。在趋同论的解释方面，哈林—曼奇尼明确拒斥了“现代化”理论（哈林，曼奇尼，2012：75）。哈林—曼奇尼梳理了趋同的动力因素，认为商业化是媒介体制全球趋同的根本动力：商业化会使媒体摆脱与政治团体和政治机构的历史联系，从而转向商业化程度更高的媒体业；当市场力量在媒介体制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时，植根于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治要素对媒体的影响亦会下降。由此，哈林—曼奇尼认为，模式B与模式C之所以会向模式A趋同，更为明确地说，意味着商业化驱动的、以媒体为导向、个人化以及体现政治中立新闻精神的媒介体制的扩张。
但是，以上解释与非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境并不相符。一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第三波新民主政体的证据表明，现代民主发展至今已出现了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形式（Chakravartty & Roy，2013），但在西方框架之下，它们或者成为“异常”国家，或者被认为是“混合民主+威权”性质的国家，这与西方情境下自由主义趋同趋势的预想相差甚远（Hallin & Mancini，2012a）。有学者对哈林和曼奇尼的框架提出了质疑，认为西方框架是一种“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或者“排外主 义”（provincialism），强调“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发展视为欧美趋势的扩张和延续”不应当成为一个确定的结论（Chakrabarty，2000）。另一方面，从趋同动力来看，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商业化进程并没有降低国家干预，反而在实践中加强了国家对媒体及其内容的影响。以中国和南非为例，与西方商业化的结果相反，中国和南非的商业化并没有给媒体部门带来更大的政治自主权，反而为国家更多地干预媒体平台、产品和监管提供机会（(Hadland & Zhang，2012）。
以上非西方国家中出现的“商业化悖论”，实质上是不同情境下政治语境差异的折射。在哈林—曼奇尼的研究中，所聚焦的18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媒介体制尽管呈现出模式上的明显不同，但是基本属于“后工业民主国家”的范畴。基于比较研究中的最具相似系统设计方法，这些相似性是比较的基础，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讨论的前提（Esser & Pfetsch，2004：65）。但是，对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来说，政治的逻辑显然高于资本或媒体的逻辑。因此，作为哈林—曼奇尼研究中预设前提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仍然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产生分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理论的普遍性来看，被哈林—曼奇尼所拒斥的“民主化”“现代化”等概念，仍然是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概念。
（三）媒介体制的结构性变迁
哈林—曼奇尼指出，“媒介体制”（media systems）这一概念反映的是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媒介体制及其框架的建构是为了“确认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关联”（哈林，曼奇尼，2012：1)，以及寻找以国家为单位的各国媒介体制是否存在有相似特征的群组。但是，自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问世以来，这一关系的两端——不论是政治，还是媒体——均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从媒介发展的一端来看，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既有的媒介体制及其发展的预期结果形成了挑战，同时又催生了新的规则和结构（Mancini，2020），甚至改变了哈林—曼奇尼的四个比较维度（Mattoni & Ceccobelli，2018）。从政治发展的一端来看，自由主义本身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有学者认为，随着党派媒体的兴起和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的减弱，美国的媒介体制已从“自由主义”模式转变为“两极分化的自由主义”模式（Nechushtai & Efrat，2018）。哈林则提醒，近年来美国媒介体制的变化，不一定是某一种媒体模型变得“混合”，而是该模式内已经发生改变（Hallin，2020）。不论是以上何种变化，这些都会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可预见的深远影响。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媒介体制的结构性变迁亦体现了某种“内生力量”所驱动的变化，媒体体制在这一过程中面临尴尬和矛盾的处境。作为一个变革领域，与西方国家的进程不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并不是在政权更迭后新设立的，而是经历了现有体制内部的变革。因此，即便政治制度发生了更迭，根深蒂固的媒介体制可能仍然保留旧政权的规范和权力关系。学者指出，对于一些威权、半威权、国家主义倾向的国家而言，媒体与民主转型并没有必然联系（McConnell & Becker，2002）。以阿拉伯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的媒体自由获得了高于政治自由的发展（如半岛电视台），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实现民主化（Hafez，2010）。总之，对于非西方国家媒介体制的考察范围可能比西方国家更久远和宽泛。
二
突破西方情境的策略选择：
案例研究与指标建构
基于上述动因，囿于西方情境的比较媒介体制在解释范围上存在局限性，媒介体制的特征并不能简单实现跨背景的转换。不同背景下的非西方国家必须要突破西方情境，才能获得有意义的比较维度和比较体系。除了典型的西方民主政体以外，其他国家媒介体制特征和性质上的多样性需要重新审视、扩展、完善当前框架。为了形成更具普遍性和通用性的分析框架，诸多学者试图完善这一比较系统。现有研究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研究策略：
（一）策略一：国别或跨国案例解释
将比较媒介体制从西方国家扩展至非西方国家，比较方法需要有大的转变：如果说西方媒介体制的研究基于“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那么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的研究则不得不转变为“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两者的方法逻辑有很大不同，前者的方法接近于控制，而后者的方法更接近统计，即如果要得到充分的证明，后一逻辑需要更多地案例。为了理解与西方国家差异颇大的非西方国家，哈林—曼奇尼强调，“更加情境化的案例研究”更有助于理解更大范围内的媒介体制的复杂性（Hallin，2020）。基于这种思路，诸多文献集中进行了对非西方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案例的比较工作。这些分析有针对特殊性个案的具体分析（比如南非、俄罗斯、中国等），也有对背景相似国家的对比分析（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比等），大量文献提到了跨国区域媒体系统，如泛亚模式、非洲模式、阿拉伯模式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比较（如西欧和中东欧的比较等）。
哈林—曼奇尼认为，对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范围的拓展，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理论的完全否定，原模式对非西方国家仍然适用。在比较媒介体制的后续研究《超越》一书中，哈林—曼奇尼收录了包括以色列、波兰、立陶宛、巴西、南非、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7个案例。这些案例表明，非西方国家往往难以完全归为哪一种模式。例如，以色列的媒介体制可能是最趋近于自由主义模式的，但是，“战争和国家安全的文化”又使其与理想状态的自由主义模式不同。波兰和南非更像是混合模式，其中，波兰大致可以放在极化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模式两轴的中间部分；南非的媒介体制在三种模式所形成的三角形的正中间。至于中国，哈林—曼奇尼坦言，“试图使中国适用于我们的三个模式所搭建的三角形，这种尝试简直是愚蠢的”（Hallin & Mancini，2012b：5）。哈林—曼奇尼还认为引入“中心-外围”结构（central and peripheral systems）的概念来解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是有意义的，例如，在巴西的案例中能够明显看到美国规范的影响力（Hallin & Mancini， 2012b：286）。
哈林—曼奇尼认为，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很有潜力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媒介体制的“新的”模式。哈林认为，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府在拉美左翼政治中崛起，这带来了拉美媒介体制的重要变化：围绕媒体政策的民众动员活动增加，并且产生了高度极化的媒介景观。不过，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仍然反映了依持主义（clientelism）、世袭主义（patrimonialism）等形式，以及媒体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重现（Hallin，2020）。这可能仍然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中盛行于意大利的“政治分赃”（lottizzazione）颇有相通之处（Mancini，2009）。除此之外，该研究还认为，亚洲模式（以泰国为例）中凸显了党派多样性（partisan polyvalence），即党派压力和媒体团结共存的紧张状态的影响（McCargo，2012）。非洲案例中，一党独大、种族和部落冲突、庇护主义/裙带关系、不平等、城乡差异等要素均影响了非洲的媒体-国家关系模式，尤其是其民主化进程（Hadland & Zhang，2012）。
除了哈林—曼奇尼自身的推进，一些研究表现出对突破、甚至超越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强烈兴趣。这些案例研究或者表达对于西方霸权，尤其是殖民主义的批判；或者强调媒介体制与民主化之间动态的关系。其一，在非洲案例中，学者着重关注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哈林—曼奇尼的四个维度并不能作为可测量的变量来捕捉殖民主义历史所塑造的媒介体制的独特特征，也无法解释后殖民国家受到种族压制和排斥的政治制度（Rodny-Gumede，2015)。殖民主义至今并未结束，种族隔离继续强化了现状，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持续不平等使后殖民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以种族分裂为前提（Frassinelli，2018）。其二，在中东欧国家的案例中，学者关注了“民主化”（或“反民主化”）对媒介体制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的“媒体系统的发展与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演变”齐头并进，媒体继承了前共产主义国家媒体的某些结构要素，而这些国家主义的结构要素在性质上又是抵制变革的，最终使得民主化后的媒介体制出现了媒体大亨、政治精英和经济投资者密切联系的现象（Voltmer，2008）。另外，还有埃及案例着重讨论了地缘政治位置和被法国殖民的历史对于后续统治者政治角色的塑造作用，认为以上极大地阻碍了独立媒体和新闻发展的可能性（Badr，2020）。印度案例则发现市场逻辑不足以解释印度，种姓制度（种姓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本）才是印度媒介体制的主导力量（Chakravartty & Roy，2013）。
（二）策略二：比较指标的建构
比较媒介体制的进展不仅关注单一案例，而且致力于进一步总结非西方国家在比较中出现的特征，并为将非西方国家纳入全球体系中提供可行的角度和假设。达到目标的关键在于，现有的研究是否可以在具备普遍意义的比较指标上有所推进。从现有的研究进展来看，主要包括两种思路：一是原指标的重新概念化，二是新指标的建构。如果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当前对于媒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并不仅仅涉及宏观层面的媒介体制，而且以媒介体制研究为起点，进一步延伸至中观层面（如不同类型的媒体所有权）和微观层面（如行为者、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的研究对象中（Esser & Pfetsch，2004；Humprecht & Esser，2017）。
在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两位作者建构了四个维度作为比较的指标，分别是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专业化、国家角色。其中，媒介市场结构是指媒介市场的发展，尤其侧重大规模发行报刊的强与弱发展；政治平行性是指媒介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专业化指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国家角色指国家干预媒介的程度和性质（哈林，曼奇尼，2012：21）。哈林—曼奇尼认为，将媒介体制研究从西方国家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原有的四个维度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通常需要重新概念化才能应用于其他情况”（Hallin & Mancini，2012b：5）。例如，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政党体制（party systems）以及其他处理政治冲突与多样性的方法，对于政治平行性的重新概念化至关重要；理性的法定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与媒介体制对于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角色这两个概念也很重要（Hallin & Mancini，2012b：6)。同时，学者还指出，四个维度的重要性也需要重新排序，例如，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国家干预显然是四者中最重要的维度（Zhao，2012），这与自由主义模式中“国家角色缺失”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Sparks，2010）。曼奇尼指出，国家角色与媒体角色的工具化密切相关（Mancini，2012），因此该维度的重新概念化，对于其他维度会有同步影响。
鉴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各有差异，原有指标其实难以概括和描述这种复杂性。哈林—曼奇尼的《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通过案例分析已经展示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比较媒介体制遗漏的一些影响因素，包括政治改革情况、政治冲突、经济发展模式、对历史的解释、多民族分化和语言文化的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地缘政治分立等（Hallin & Mancini，2012b；Pfetsch，2013）。针对非西方国家媒介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学者提出了建构模型的一系列考量要素，如对新闻平衡或客观性的拒绝、传媒法的缺陷、自我审查、政府对媒体的干预、新闻职业素养的缺失、针对记者的暴力、受众接受的连续性等（Oates，2007）。这些因素是否可以成为新的比较指标，需要学界进一步的斟酌。
尽管哈林—曼奇尼所建立的比较框架迄今为止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媒体和政治关系的比较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一，但仍有不少学者正在通过建构超越“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新的比较指标来扩大媒介体制研究的适应范围。一些学者通过系列研究，对原有四个比较维度进行了修正，提出新闻自由、政治动员与选举联盟、政治与经济制度化、外国媒体市场所有权四个新的比较维度（Büchel，Humprecht，Castro-Herrero，Engesser & Brüggemann，2016；Brüggemann，Engesser，Büchel， Humprecht & Castro，2014；Herrero，Humprecht，Engesser，Brüggemann & Büchel，2017）。这四个维度与哈林—曼奇尼框架的四个维度仍有高度的相关性。此外，这一框架的构建基于中东欧国家的实证检验，可推广性仍不确定。因此，新框架的构建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大部分新变量和维度的引入都很难做到彼此间的高度独立，对于案例的选择也十分挑剔，因而仍有待检验和完善。
还有学者以自由、多样性、向心性和传统四个维度测量媒体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检验其构建的新框架（Engesser & Franzetti，2011）。这四个指标与哈林—曼奇尼的四个指标有较大差异，但在普遍性方面仍然不尽如意。例如，该比较框架下的中国仅作为“一个异常值”被纳入比较（Engesser & Franzetti，2011）。
当前还有许多研究，将对媒体与政治间关系的讨论拓展至媒介体制范畴之外。一些学者从政治传播的内容（即政治新闻和民主的关系）验证“媒体—政治关系” （Albæk，Dalen，Jebril & Vreese，2014；Vreese，Esser & Hopmann，2016）。学者认为，基于不同的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类型的政治新闻，而不同的新闻内容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公民产生不同的影响（Peralta，2013）。有研究通过分析多个国家的政治新闻内容，比较政治新闻报道的形成和影响因素，进而评估哪种媒介体制最有利于生产高质量的新闻（Mancini，2017）；或是强调选举新闻的报道结构、内容和效果，借此来分析媒体-政治关系（Norris，2009）。在“媒体-政治关系”之外，更复杂的还可以包括政治系统与媒体系统的关系、民主与媒体制度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媒介体系的关系、文化与媒介系统的关系等（Rantanen，2013）。还有一些研究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强调国家之外的力量——“商业化”的影响，认为商业化描述了媒体、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和相对力量的变化，商业化作为中介，既影响了媒体与市场的关系（媒体市场的结构），也影响了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将“媒体-政治关系”推进至“媒体-政治-商业”的复杂关系（Hadland & Zhang，2012）。
总结来看，当前学界对于比较媒介体制的指标推进虽有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研究都关注了媒介体制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但需要注意的是，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着重关注媒介体制的静态模式，即“民主化”大趋势下没有大幅变动的体系性特征（包括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但该体系在解释动态变迁时优势不大。但是，在用“民主化”概念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变迁时，对于体系原因的解释最终往往还是落入了“威权体制”这一概念中。相关研究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的体系性特征是与民主相对立的“威权体制”。这种解释尽管能够解释非西方国家的一些现实，但在实质上却和哈林—曼奇尼的研究致力于埋葬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是同一种逻辑，因此很难说实现了对哈林—曼奇尼之比较媒介体制的突破。二是由于大部分指标从案例研究中得出，相关指标过于具体、细微，其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许多研究提出的概念，诸如“党派多元”“针对记者的暴力”等实际只能算是解释现象的考量因素，其抽象度还无法达到理论建构的标准，只能成为一级指标下的一些次级指标。
三
突破西方情境的路径创新：
从系统论到历史制度主义
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媒体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创建了一个有足够启发性，并且能够向外拓展的理论路径（approach）。诚如哈林—曼奇尼所言，“我们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构建而不是假设检验”（Hallin & Mancini， 2012b：4）。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界（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在扩大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适应性的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理论的路径拓展到了原初理论之外。
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使用了“体制/系统”（system）这一概念，在后续研究中，两位作者又分别对“系统”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说明，可见最初，该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系统论”这一经典理论的影响。系统论的重点是理解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式。哈林指出，系统在本质上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Hallin，2020）。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中，具体指四大比较维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系统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减性（irreducibility），四个比较维度必须整体考量。就此而言，“媒介体制”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在给定的社会和政治系统（通常是国家）内组织和运作的所有大众媒体”“以及在特定环境中的程序和文化”（Mancini，2020）。然而，由于“系统”这一概念过于抽象，其边界和定义也会随研究对象的改变而改变 ，两位作者在不断突破原初理论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借鉴了系统论之外的理论——“历史制度主义”，以解释“系统”和“媒介体制”这两个概念的涵义，由此，实现了从“系统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根基转换。
哈林使用“路径依赖”这一概念解释系统的稳定性。他强调，系统首先是静态的、稳定的、单一的、不变的结构，但其“不变”的一面对“变”的一面有重要影响：路径依赖并非肯定事物总是保持不变，而是认为“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式由其先前的发展所决定”（Hallin，2020）。就此而言，系统的变迁具有自生性（autopoiesis），通过对其他社会系统的变革的反应而重塑自身，从而保持一致性（Hallin，2020；Mancini，2020）。曼奇尼还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中“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用以解释数字革命对于系统路径的影响。他认为，作为“技术关键节点”的数字革命深刻影响了既定的媒体环境（Mancini，2020）。本文无意于概念梳理，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理论根基从系统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这种转向，对于西方情境之外的研究可能有着重要的探索意义。
在理论预设方面，系统论与历史制度主义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系统理论最初即存在弱化国家的假设。在政治学领域，不论是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卡普兰的输入-输出系统论，还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这一概念往往被用来替代“国家”（state）这一概念。此外，“系统”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制度（程序），而且包括文化，甚至是超越两者的。因此，当哈林—曼奇尼使用“媒介体制”这一概念时，实际不自觉地强化了“媒介”的一面，而弱化了“国家”的一面，或者说，是将“政治语境”整合进入对媒介的分析，使两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之相比，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反叛，推动了政治学等领域从“社会中心范式”到“国家中心范式”的转向（斯考克波，2009：3）。历史制度主义路径所内含的这一范式转向对于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颇有推进意义：
其一，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国家，而非社会处于当仁不让的核心地位。在理论解释方面，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强调国家的双重角色，即国家既是“行动主体”，更是“制度结构”。国家以其制度结构的特征，对社会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从国家入手，除了符合非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境之外，还提供了一个统合各种制度、社会各行动者的一个分析支点和抓手，其中也包括媒介体制和作为社会行动者之一的媒介组织。随着媒介体制研究的比较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政治的逻辑高于资本或媒体的逻辑，国家角色在四个比较维度中具有优先性（Zhao，2012）。但是，实际问题不在于国家角色这一单一维度的优先性，而在于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社会中心”向“国家中心”范式转向的过程中，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法定权威” （Hallin & Mancini，2012b：6）将渗透至媒介体制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四大比较维度都需要重新概念化。以“政治平行性”这一概念为例，哈林—曼奇尼用这一概念解释报刊与特定政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观点的关联，更广泛地看，这反映了“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哈林，曼奇尼，2012：21），亦即，“政治平行性”的实质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领域的政治倾向。但是，世界各国政党体制有着较大差别。按照萨托利的说法，世界上的政党体制大体可以区分为“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前者是社会的行动者，而后者政党即国家本身（萨托利，2006：70）。因此，当“政治平行性”这一概念进入“作为整体的政党”存在的国家时，该国媒体的政治倾向会由该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政治倾向，由此，很难说这一概念能够反映社会领域的政治倾向。因此，哈林—曼奇尼才强调，面对非西方国家，“政党体制（party systems）以及其他处理政治冲突与多样性的方法”（Hallin & Mancini，2012b：6）对于政治平行性的重新概念化至关重要。
其二，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基本范式具有较为强烈的结构色彩，但在其知识发展中并未完全忽略行动者的能动性一面，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弹性。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经典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研究中就将制度与社会动员看作是某种互动的过程（斯考切波，2007）；而一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着重强调国家与社会领域的非正式制度（比如各种资本集团、社会集团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结构性关系对具体政治行动的影响（何俊志等，2007：46-71）。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来说，“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引入并不等同于强调“国家主导”，更不等同于由此放弃对社会的关注，而是将其引入一种由国家“引导”，甚至“嵌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以前文提及的“政治平行性”的重新概念化为例，对于有“作为整体的政党”存在的国家而言，尽管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嵌入该国的媒介体制，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那些处于社会领域的媒体仍然反映社会多元、复杂的政治价值取向。对于这些国家的媒介体制研究，有必要揭示这一类政党与媒介体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给“政治平行性”这一概念赋予新的解释，从而才能真正突破作为“残余概念”的“极化多元主义”解释。
从方法论意义来看，相比较系统论，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的优势在于“历史”方法的引入。相较于系统论，历史制度主义超越时间片段和短期调整，关注关键节点和长期过程（Pierson & Skocpol，2002）。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洞察制度历史条件的长期后果，扩展社会因果关系所处的实证经验领域，不将目光局限于当前或正在发生的案例当中，而是在一个更长期的“过程”中进行案例的比较，这一点可能对于媒介体制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Peruško，2016）。比较媒介体制的新路径借鉴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囊括比较单位的历史背景、政治形式、历史发展和路径变革情况。
其一，在静态方面，这种路径在情境特殊性和模式稳定性的探索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阶段和时间段划分，描述性地概括和总结各比较单位的民主政治情况和社会经济背景，并通过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呈现各个国家的情境特殊性。在此过程中，还可能与其他比较单位结合成为具有稳定性的模式。当下一些试图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拓展至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均强调了“对历史的解释”（Hallin & Mancini，2012b；Pfetsch，2013）以及“传统”（Engesser & Franzetti，2011）对比较媒介制度发展的关键作用。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关切来看，这意味制度变迁有着“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一理论解释能够解决系统论范式在将其宏大理论应用于西欧历史或者应用于某些特定的非西方政体时，导致的“历史范式和顺序与预期理论概念和假设提出的命题难以匹配”（斯考克波，2009：3）的难题。对于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而言，有助于解决《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中“三种模式”（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类型学研究）和“三种模式的未来”（作为一种相对动态的“自由主义趋同论”）之间相互矛盾的难题。
其二，在动态方面，非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政治和文化社会媒体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但是，“系统论”的“帕森斯传统”所内含的进化论假设，在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实际变迁方面是有缺陷的。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历史制度主义更倾向于从“过去”找答案，而并非走向一种指向“未来”的历史趋同论。斯考克波认为，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这一范式“作为一种极端进化主义的概念”的修正（斯考克波，2009：3）。这一特征与哈林—曼奇尼的研究旨趣有一定契合之处。哈林—曼奇尼在《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对于“系统”一词内含的“进化论”的怀疑。在媒介制度变迁方面，哈林—曼奇尼一直试图探索“超越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在“如何解释变迁”方面也更具优势。例如，曼奇尼用“关键节点”的概念解释数字革命对既定媒介体制的影响（Mancini，2020）。历史制度主义路径所发展的“渐进性制度变迁”（马得勇，2018）等理论解释也将对非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变迁有所启发。
总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范式要求对国家进行跨时段、跨国家的对比研究，这种中层理论基础之上的普遍解释和因果模式与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颇为契合。在比较中，这一知识传统强调在全球历史环境下对国家案例展开分析，这也为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进一步融合西方与非西方、寻找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解释模型提供了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研究路径都有其理论优势，亦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劣势。历史制度主义这一路径过于强调历史，建构性相对不足，尤其是在解释非西方情境的过程中容易沦为一种保守的理论解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是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不过，历史制度主义所包含的“结构下的建构”至少为分析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容纳、融合歧异提供了可能的视角和方法。
从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已有一些研究明确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分析特定案例（Peruško，2016）。《超越》一书中，有学者着重探讨了“比较过程”分析应用到媒介体制的历史变迁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Hallin & Mancini，2012b：246-277）。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制度主义以定性的历史研究为主。哈林指出，在比较媒介体制推出后的十六年，学界对于该研究的推进以定量研究为主，但是这种定量分析并不适宜研究复杂的动态系统。因此，他认为，相比较通常会预设前提的定量研究，“定性的研究”更有助于理解更大范围内的媒介体制的复杂性（Hallin，2020）。此外，有学者倡导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中推进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例如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Büchel，Humprecht，Castro-Herrero，Engesser，& Brüggemann，2016；Downey，2020）。
四
结语：对中国的启示
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及其向非西方国家的拓展，为我们理解媒介体制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也为我们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建立具有概括性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和通用性实际上是在关注影响各行为体的共性要素，而模式和类型只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对比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比较媒介体制的四大比较维度和三大模式类型之所以能够存在而具有通用性，恰恰体现了这些因素在每个行为体中都是重要的，在分析所有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时都是需要考虑的。未来本领域研究的重点，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背景下，进一步理解既定概念与理论，并探索可能出现的新概念、新变量，甚至新模式、新框架。
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中，中国是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案例。如果将比较媒介体制的原初标准“生搬硬套”到中国，中国的媒介体制将被归入“极化多元主义”类型（Zhao，2012）。但是，这一结论是荒谬的，用哈林—曼奇尼的话说，这种尝试是“愚蠢的”（Hallin & Mancini，2012b：5）。从我们的现实感知来看，中国不仅不是极化的，甚至是寻求共识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倡导的竞争性质的多元权力结构，而以集中型权力结构为基本特征。这种理论与情境之间的“矛盾”是值得探究的，甚至是意味深长的在基于西方情境的原初理论中，比较媒介体制的四大指标反映的是社会状况，而不是国家状况。因此，如果中国会落入“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社会领域确实存在“极化多元”的相关特征。在比较政治学的分类上，“极化多元”状态与“温和多元”相对照，其特征在于具备“离心”或者“逃离中心”的特征（萨托利，2006：190-191），亦即，这种状态存在“中心”，但是“中心”却是一个体系“反对”“逃离”的参照系。这一特点在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场，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呈现的舆论场中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互联网中呈现的社会舆论不仅呈现多元、多样的价值观，甚至在一些特定的热点议题上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对抗、极化特征。但是，与这种趋势并行不悖的，是一种与“极化多元”状态相对抗的力量的凸显。与新媒体相对照的是，在传统媒体作用下形成的“主流舆论阵地”着力于引导社会舆论往“中心”方向聚拢。中国媒介体制独具特色之处在于，以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为代表，新闻媒体部分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职能定位。区别于西方媒体作为社会表达渠道的功能，中国传统主流媒体更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国家”向“社会”延伸的触手。
因此，可以说，中国与其他“极化多元模式国家”最本质的不同是国家层面的，更具体地说，是政党体制层面的。在当前为数不多的从比较视野出发对中国媒介体制进行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国案例的最大独特性是“国家角色的作用”；而对中国国家角色的理解，又与对中国政党体制的理解密切关联（Engesser & Franzetti，2011；Hallin，2020；Hallin & Mancini， 2012b：5；Zhao，2012）。有学者认为，中国媒介体制在观念上的特殊性在于“宣传新闻主义”（而非新闻商业主义或新闻专业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秦汉，2022：95）。如果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概念来解释，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以嵌入国家的政党力量介入社会领域，通过某种具备国家主导性质的“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去引领、引导多元甚至极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而可能建构起一种“极化多元”的对立面：“共识集中”型的媒介体制类型。这种媒介体制的独特性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维度，可能需要从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中，例如比较政党体制等研究中寻找答案。同时，“非西方情境”对“西方情境”的突破不在于“远离”和“脱离”西方国家，而是建立能够包含更广泛案例的比较系统，从而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为理解全球媒介体制的差异和共性提供认知基础和认知体系。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中国复杂的媒介体制及其所反映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关照媒体作为社会领域的行动者对政治的影响力。
当下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进展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西方情境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不能完全陷入微观的行为主义层次的实证研究中，而需要从更抽象的维度理解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异，探索普遍性。比较媒介体制的原初理论主要应用的是比较研究方法，而近期的历史制度主义路径转向为一种历史经验主义介入后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提供了可能。历史为情境提供了时间变量。历史制度主义所发展的“国家自主性”“国家建构”“国家能力”等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可考虑引入比较媒介体制，为哈林—曼奇尼的“国家角色”“政治平行性”等指标寻找新的方向。但是，鉴于历史方法在建构性上的局限性，比较媒介体制在拓展到更宽泛的范围时，可能还需要从规范主义的视野下寻找启发。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致力于在最大普遍性上思考情境差异。例如，罗尔斯（John Rawls）在《万民法》中对自由社会与等级社会的比较，尤其是“合宜协商等级制”（decent consultation hierarchy）中的相关原则（罗尔斯，2013：112），可以考虑进一步落实为研究的指标。
当然，突破西方的非西方情境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新情境的范围和可比性：非西方世界内部是否可比？又是否与西方框架可比？在此基础上，新的全球环境下，比较媒介体制会趋同还是趋异？趋向何处又异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突破西方的非西方情境并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批判，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框架不能因过分强调差异而重新落回意识形态的陷阱。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9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