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朱维铮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 | 王东杰
朱维铮
（1936-2012）
一九八七年，朱維錚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走出中世紀》。從此，這五個字就常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成了一個極具辨識性的符號。二〇〇七年，他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的邀請開設專欄，每週提供一篇二〇〇〇字左右的短文，三年後和一些主題類似的文章一起結集，題為《重讀近代史》，成為他最後一本著作。正如這兩本書的標題所示，朱先生的思考重心一直圍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展開——「走出中世紀」的過程，也是他所討論的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內容。這兩個表述在他那裏大體可以視作同義語。
十六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是最使朱先生感到興味的一個時段，他一生撰寫、編纂、校注、講授的對象，也大多集中於此。在他圍繞這一時段所寫大量文字中，我個人最重視的是一文、一書。「一文」指的是《走出中世紀》的首篇文章〈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以下簡稱〈斷想〉）。它乍看只是五十條劄記，實際卻是朱先生對近代史基本理論、思路、議題的思考大綱，為他此後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系統的作業藍圖（後來他又寫了16條續篇，收入《走出中世紀二集》）。（朱先生鍾情於劄記這種文體。他告訴李天綱，自己喜歡閱讀「簡短的隨想錄或筆記式的作品，常感到比作者本人的鴻篇巨制更能吸引人」。見其〈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音調未定的傳統 （增訂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頁 374。這一愛好也塑造了他學術風格中一個鮮明特 徵，除了《求索真文明》一書收錄的那些論文，在多數情形下，朱先生偏好通過「隨想錄或筆記式的」文體來表達學術見解，使其學術工作和越來越流行的「學院」風格拉開了距離）「一書」指《重讀近代史》，這是一本普及性作品，但無論敘事還是議論都承續了此前作品的風格。其中一些內容早已在此前的許多文章中出現過，此時再度提出，可以視作他的「晚年定論」。本文將以這兩篇文獻為主要考察對象，並結合他的其他相關著作，試圖以「執其兩端」的方式，把握朱先生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指導性觀念，並試圖揭示其思想內部的張力。無須特別聲明的是，本文不是一個面面俱到的總結，更非「蓋棺」後的定論，這一點，敬請讀者明鑒。
一
「走出中世紀」與「轟出中世紀」
朱先生所說的「近代史」，和學界通常所謂「近代史」或「近現代史」有很大差異。後者一般指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歷史（有時也把1949年之後的歷史即「當代史」或「共和國史」包含在內）。而朱先生所說的近代史，上限起自十六世紀晚期，下限截止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夜，即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上限的出新和下限的從眾適成對比，提示出他似乎更看重近代從何處發端，而非至何時結束——他雖然也區分「近代」和「現代」（他所說的「現代史」主要指1949年之後），但那主要出於技術性的考慮。事實上，就此問題而言，我想他大概也還是會同意多數人的意見，將「近現代史」看作一個完整過程，而我們今日仍在此進程中。
據我的理解，這個主張大概蘊含了兩層意思。首先，清代成為近代史的主體時段（也是朱先生本人研究的重點）。他一向反對「腰斬清史」，早在〈斷想〉中就提出，一八四〇年的斷限雖然「無疑具有充分理由」，卻也「將中世紀研究與近代研究隔成兩個壁壘」，學者難越雷池，以至對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中國能否憑藉自身力量走出中世紀，都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若說這裏還是有條件地承認了此說有其合理一面，二十年後，他已可以更加坦率地指出，此一分界「從開始便顯出不合邏輯」。其不合理處有二：一是從歷史變化角度著眼，沒有對「前近代」的深入研究，我們無法說清近代起自何處；一是從歷史延續角度著眼，鴉片戰爭之後的清代統治和「社會形態」也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因此，朱先生強調清史的完整性，並不是站在傳統史學編纂立場，去維護王朝史的框架。和執著於「盛世修史」的「新清史」工程的關懷目標迥異，他不是要為現行權力增光添彩，使他感到困擾的，只是歷史的實相如何，以及最為根本的問題：中國進入近代的動力來自何處?這牽涉朱先生對中國歷史走向的一些獨到認識，也是這一主張所蘊含的第二層意思。
對中國能否獨立步入近代的思考，是朱先生與長期占據中國大陸學術統治地位學說的纏鬥——具體而言，就是由毛澤東（1893-1976）整合而成的「兩炮論」：一是英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是「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中國由『近代』引向現代，跟著蘇俄進入列寧、斯大林建構的社會主義的新世界」。然而，在朱先生看來，這一說法蘊含著一個危險的推論，即「中國沒有能力自行走向近代化」，而只能「被現代化」。「盡管毛澤東也說過中國社會內部早有『資本主義萌芽』，但他肯定的所謂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論，便預設了這個萌芽總長不大，否則就會墮入『修正主義歷史觀』」。這樣一來，中國只能被「轟出中世紀」（陳旭麓[1918-1988]語），而不是「走出中世紀」。在朱先生看來，「走」和「轟」雖是「一字之差，卻涉及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他強調，「中華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且正因如此，使得「『近代』中國沒有如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現代』中國沒有如蘇聯那樣膨脹而突然解體」。
可知朱先生關懷的是中華民族的自主精神。在他看來，無視這一點，不但難以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做出準確判斷，而且無法把握自身命運，只能隨波逐流。可以說，朱先生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動力來源，既有對專制政治的反感，又有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前一方面已多為方家指明，後一方面則是朱先生很少流露的——事實上，他更喜歡表達對「文化保守主義」的不屑，使得他的這番情感更難以為人捕捉。不過，在二〇〇九年上海電視臺的一段發言中，他將此段心曲坦露無遺：「我們如今經常聽到外來批評，指責中國人蔑視發明創造，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經常鬧得臉上無光。但不說科技發明，就看思想文化乃至倫理政治，直到十八世紀，中國不是還屬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啟蒙學者的先進楷模嗎?」他未對近兩個世紀的中國人一味逐人牛後的原因展開論述，只是約略談到「從思想改造到『革文化命』」使得很多「民族傳統」遭到了破壞。這解釋當然不夠全面，但也提供了一個少見的側面，使我們意識到朱先生心中「民族主義」的一面。因此，討論近代史，也包含了如何認識中國歷史自身屬性的問題。當然，這也就意味著，近代史是無法和前近代的歷史脫鉤的。
「資本主義萌芽」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史學界關注的「五朵金花」之一，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壓力，這一問題的討論多局限在經濟史範圍內。朱先生則依據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訓練，試圖在更廣闊的歷史圖景中重構其學術價值：「既然承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資本主義萌芽儘管老長不大，從明代萬曆到清代乾隆的二百多年間卻一直沒有枯死，難道對那個時代的中國政治和中國思想沒有發生作用麼?」答案顯然是「不」。他對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史做過細緻考察，而特別留意這祖孫三代對理學的態度。他的結論是：「曾經在中世紀後期起過統治作用的那些觀念性東西⋯⋯到十八世紀就全被褻瀆了、踐踏了」，可知「理學只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一種阻力」。其回答並不系統，而且更多地是凸顯「中世紀」的觀念與時代的衝突（朱先生似乎僅將理學看作官方的意識形態，而忽略了其本身也具有相當複雜的立場，這當然可以說是一種偏見），而非「資本主義萌芽」對政治和思想的直接影響。但這一問題的提出也顯示，他試圖從全域視角來觀察這一議題，從而逃出有關中國歷史敘述（既有近代史，也有古代史）的「聖經的靈光圈」。
朱先生更關注的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始於何時，或者說誰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問題。二〇〇八年春，他針對此題連續寫下三篇短文，並且取了一個頗富挑戰意味的標題：〈三問「開眼看世界」〉，斷言「誰先『開眼看世界』」是個「偽命題」。這其實是他的「老生常談」，因為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強調，中國與域外的交往始終沒有間斷，且自明代以來，中國已全面捲入世界性貿易體系，從中獲利甚豐。他最喜歡舉的例子是，根據全漢昇（1912-2001）等人的研究，中國作為一個「貧銀國」，卻實行了五百年的銀本位制，原因就在通過大量海外貿易獲得的白銀的支持。此外，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他也一直熱心討論晚明清初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及其歷史效應。（比如收入《走出中世紀（增訂本）》的〈利瑪竇在中國〉、〈利瑪竇與李卓吾〉、〈徐光啟和晚明史〉、〈十八世紀的漢學與西學〉、〈湯若望與楊光先〉等文）這都給了朱先生以堅實信心，去挑戰傳統中國的「長期封閉」說，否認中國被「轟出中世紀」。
然而，僅僅從民族主義來理解朱先生的見解，至少是不全面的，實際上，這些主張也與他的史學立場有關。「源於毛澤東的『落後就會挨打』論」和「開眼看世界」等論點一樣，也是他反覆駁斥的對象。他早就根據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描述斷定，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固然黑暗、落後，但在思想政治領域，不見得比同時代的中西歐諸國更黑暗、更落後」。而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論點——直到一八二〇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總份額的32.9%，穩居世界第一，超出包括英、法、德、意在內的西歐十二個國家產出總和十二個百分點，更為他津津樂道，因為這最確切不過地反駁了中國因為「落後」才挨打的立論。在他看來，歷史的實相恰恰相反，中國挨打，不是因為「一窮二白」，而「恰好是因為中國比歐洲富」（當然還有清政府的腐敗、專制等原因）。
在他看來，認為傳統中國落後的觀點「違反了馬克思肯定過的歷史比較準則，即不能限於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觀念，而要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另一個事實」。拿十九世紀才在西方成為「事實」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去衡量比較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中國，是不科學的。朱先生既反對「中國精神文明自古冠於全球論者」，也疏離於「中國人面孔愈來愈醜陋論者」，而自居為一個「認真的歷史主義者」。這一認同調和並抑制了他的民族主義情感，使他對現代新儒家持一種嚴厲的批評態度（部分也和他對清代理學家的認知有關）。同時，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活躍人物，他既反對官方意識形態對學術的管控，也不贊同全盤西化的主張。這使他幾面不討好，卻也分外凸顯出他在思想上的獨立性。
因此，朱先生說，我們可以把「『近代』定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出現以後的時代」，他的意圖不是要應和那一時期激進的全盤西化論。按照他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資本主義」是一個普世性的社會發展階段，並非西方所特有，所以他也理直氣壯地宣稱：「在中國的若干地區早有」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態」，乃是「很難予以否認」的事實。他依據的是一個超越於族群和文化差異之上的標準，故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和中國自行走出中世紀，在他的邏輯中，並無任何矛盾之處。
不過，朱先生之所以把十六世紀晚期作為中國走向近代的開端，除了資本主義萌芽這一線索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晚明政治起變化的所謂經學，與適當其會並由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首先引進中國的所謂西學，二者發生遭遇以後激起的一連串學術畸變」。這雖然只是一個學術思想史角度的依據，但在朱先生對近代的論述中卻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當然，對他來說，利瑪竇等人的作用，毋寧只是「因緣時會，贏得了正在尋覓走出中世紀道路的中國文化先驅」如徐光啟（1562-1633）等人的「認同」。在其中，「中國文化先驅」的作用是自發而具主導性的，西人所扮演的似乎只是輔助性角色。這和「走出中世紀」的大結論是相吻合的。
朱先生認為，明清之際耶穌會士來華，已是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度傳播了，而其所處的「環境與條件」遠不如前兩次，也不如在它之後的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但他賦予這次傳教活動的歷史地位卻遠遠高出其他幾次，當然不只是因為西方傳教士「適逢其會」，遇到了中國走向近代的當口，而是因為看到了他們在推動中國歷史轉型中的作用。若說徐光啟等人「正在尋覓走出中世紀道路」的話，則其本來並不清楚這條道路究竟是什麼，而他們對利瑪竇的「認同」，也正意味著這條道路是西來傳教士提供的，至少也是經過後者的提點之後變得清晰起來的。然而這也使朱先生反對中國「被現代化」的主張呈現出高度的弔詭意味：儘管是以和平方式而不是在炮火威脅下進行的，同時中國人也具有主導性的地位，而不是被迫簽訂城下之盟，但是，和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一樣，在這裏，近代的開端仍是以西學東漸為標誌的。
事實上，只有我們認可，「資本主義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一個內在於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普世階段，而不是某個特定文化的發明，我們才能在接受這樣一種「近代」尺度的同時，而不必擔心落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問題是，將前近代中國出現的若干事實看作「資本主義萌芽」，本身就是採用這種解釋邏輯的結果——「事實」不是獨立於「觀察」之外的因素，而就是由特定眼光創造和選擇出來的。倘若我們將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的中國歷史懸置起來，回到這些事實原本所在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這些事實對當事者的意義，恐怕不能不承認，他們絕不會將這些事實放在一個線性的社會發展史架構中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中國人認知世界的一種維度，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逐漸建立的。如果不是外力的強勢影響，中國歷史進程中出現的那些看來與西方「同類」的因素，是否會導向與西方社會同樣的方向，殊難意必。
我這樣說，並不就是反對把十六世紀晚期看作中國走向近代的開端，但我也同樣不反對把西方的進入看作中國「近代」的起點。實際上，只要去除「近代」這個語彙中的超歷史意味，僅僅把它看作一個描述性概念，則任何一種量尺都在可以考慮的範圍內。對我來說，「近代」意味一種整體性的社會改變，這改變完全可以由偶然因素促成，並通過連鎖反應和路徑依賴而形成累積性效應。正如朱先生指出的，說中國人「走出中世紀」，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略外部力量在此過程中的影響；同理，說中國人被「轟出中世紀」，也不代表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否定中華民族的歷史主動性與創造力。說到底，「近代」只是用來指代歷史進程中某個階段的符號而已——它當然重要，但其價值來自於它對歷史現象的描述和概括能力，而不是它在一個具有必然性的歷史整體進程中所處的位置。
借用一個幾何學中的概念，歷史分期只是歷史研究過程中一條必要的輔助線，題目一經解出，就需擦去，不必過於當真（當然也不必輕視）。在我看來，「走出中世紀」的命題具有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是，指出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自身行動的結果（儘管是在一個更為廣闊的中外互動脈絡下進行的），需要從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脈絡來理解。而朱先生的思考所蘊含的內部緊張感，也提示我們注意到觀察者所獲得的歷史「事實」和其所使用的理論工具之間的關聯。
二
實事求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朱先生曾交代，他的學術訓練得益於兩位老師的點撥，一是陳守實（1893-1974）先生，一是周予同（1898-1981）先生。「陳先生引導我從原典入手，直接瞭解馬克思的方法。周先生則引導我從做基本功入手，系統掌握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使我有機會對中西不同的治學方法進行比照，努力尋找不同方法的結合點」。他的歷史研究，也因此貫穿著兩個取向，一是實事求是，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他心中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主要是一種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基礎上，祛除了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兼具開放性的一套觀察和解釋世界的體系。這套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實事求是，即「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的思想原則和堅持「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事實」的研究方法。對朱先生來說，實事求是和馬克思主義是相互統一的，這或許即是他在中西兩種學術方法中找到的「結合點」吧！
青年时代的朱维铮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朱先生講究邏輯與歷史的「一致」，但也反覆強調，邏輯「不能代替歷史」，當二者產生衝突時，「不可能單靠改變邏輯推理予以說明」，而必須去考察歷史本身。他親歷過中國史學界「以論帶史」以至「以論代史」的風氣，對於各種「歷史意義」的空論抱著高度的警覺和本能的反感。考察史實是他討論歷史的出發點，所謂「研究歷史，不明細節，便不識大體」。他多次強調乾嘉漢學傳統中無徵不信、言必有據的要求，實際賦予了實事求是一種超「主義」的地位（這和他的主觀意圖並不完全一致）。因此，他評論史家、史著，非常注意「歷史觀念」和歷史研究（包括「文獻考辨」和「史實清理」）的區分。比如，他指出孟森（1868-1938）雖然「承襲清末章太炎（1869-1936）一派的學風，憎惡滿清的專制主義，卻每論一人一事，必先廣搜清代官書和私著的相關記載，從中探詢時地人事的原貌」，其「判斷未必可信，但他的多數論文，即使他的批判者也無法置之不理」；對於范文瀾（1893-1969）、羅爾綱（1901-1997）、錢穆（1895-1990），亦持一分為二之論；對歷史小說家高陽（1922-1992）的欣賞，也落在「歷史實相的考訂辨偽」工夫上。他不喜歡「否定客觀史實」的「後現代主義」，將之與「被現代化」學說並提，認為二者在邏輯上「異曲同工」。
文獻史料的編校、注釋工作占去了朱先生極大心力，其中屬於近代史範圍的有《章太炎選集》（與姜義華合編，1981）、《章太炎全集》第三卷（1984）、《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985）、《馬相伯集》（1996）、《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1998）、《維新舊夢錄》（與龍應台合編，2000）、《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001）、《徐光啟全集》（2011）等。扎實的文獻工作為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也為他的學術賦予了一種現代中國學者少有的「以書為中心」的特色。他的不少論文就是這種編校工作的延伸品，比如《求索真文明》基本上就是他為《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的各類著作撰寫的長篇導言集。朱先生的考證具有細緻綿密的風格，每每窮搜證據而慎做斷言，但一有結論，必求言不虛發，釘鉚不移，如對《訄書》初刻本結集時間、《海國圖志》內容來源的考察，都是有名的例子。另外，他很注重「術語」的準確性。他抱怨中國學者的爭論多是「聾子對話」，爭論的幾方「誰都不注意概念的涵義的準確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異實』，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異名同實』」，以致往往不了了之。使他更感痛心的是，學者被圈定在某種「概念所表現的狹隘觀念之內」。晚年時，他運用概念史方法，對於「改革」、「維新」等語彙在清代官方文件中的使用、廢棄和復興做了簡要而精彩的回顧。他不是就概念論概念，而是把概念的變遷放入政治變動的脈絡中，使語言和行動水乳交融，形成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這種從語言角度進入歷史研究的思路，顯然和他熟悉的清代漢學「讀書必先識字」的方法論有著承遞關係，但也和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接受有關：「下定義，做結論，應該顧及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性」，概念分析是邏輯性的基本要求，「假如連形式邏輯也不講」，判斷當然也就是不可信的。
朱先生常用「歷史實相」一詞來表達史學研究所追求的目標。至於它究竟如何理解，他很少加以明示。不過，在《重讀近代史》中有一處表述，有助於我們把握其原意。在那裏，他先是談到同治時期的清帝國「似乎由動亂重趨穩定」，但馬上補充：「歷史現象不等於歷史實相。力求復原歷史實相，也未必意味著揭示歷史本質。」接著，他提到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Mary C. Wright，1917-1970）的《同治中興》，許為可以攻玉之作，然而又說：「問題是芮瑪麗界定晚清中國仍屬『儒家社會』，是否合乎歷史實相?」當然是表示不贊同的意思。從這幾段論述可知，朱先生說的「歷史現象」是指可以直觀到的歷史表象，比如同治時期的「穩定」和「復蘇」；「歷史實相」則是對表象背後的「歷史實質」之把握——「中興」的外表有可能掩蓋了更深層的危機——顯然，朱先生傾心的是對「實質」的探索。因此，當他自謙《重讀近代史》雖未必「能夠恢復歷史實相，但至少表明歷史實相有待恢復」的時候，他所說的「歷史實相」之所指絕不只是單純的「文獻考辨」和「史實清理」，也定然包含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意義判斷在內。（不過，在他去世前數月為《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所寫的〈再版前言〉中，他似乎想區分「歷史實相」和「歷史真相」：「歷史實相未必是歷史真相。歷史屬於已消失的過去，不可能重演。個別人物所觀察所述說的歷史，即使出自親歷，也必有偏頗，可能映現部分實相，而不可能反映全部真相。」(該書卷前，頁III)在這裏，「歷史實相」似乎降為第二等級的敘述，「歷史真相」占據了更高位置，而這兩個概念似乎都不涉及「史觀」層次。可以肯定的是，朱先生此處所用的「歷史實相」一詞，和他在其他諸多場合使用的同一表述有所出入。但因為這是他生命最後時段）
對「歷史實相」的追求，促使朱先生採用辯證眼光思考歷史的表層徵象與深層流動、短期結果與長期效應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曾和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1937-2006）討論中國為何在十九世紀沒落了，魏斐德認為這和十八世紀的中國「過於『太平』」，而當時的西方正陷於動盪有關。「於是我比較那百年的中西歷史，越比較越感到魏斐德的說法有理，百年太平導致百年停止，而百年戰亂恰好促使歐洲在競爭中急劇變異」。平心而論，魏斐德的結論未免太過簡單：平世為何造成落後，亂世是否必然帶來進展?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無數事實提供的恰是反例。不過，重要的是，朱先生很容易就被他說服，接受了這一觀點。這並不奇怪：辯證法原本就是他所接受的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正如他在討論雍正時期政治史時提醒讀者的：「『惡』的動機，可能取得『善』的效果」，故而我們承認一種行為的「客觀歷史作用」，並不因此就要為「獨裁者的卑劣心理」辯護。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始終以重建「歷史實相」為目標，因此不得不努力打破長期禁箍史家頭腦的「主流」敘事。而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學術以「破」為主，事實上，在「立」的一面，他依然成績斐然。據我的淺見，僅從研究對象著眼，就有兩個方面尤為突出：一是對清代早期歷史的深入挖掘。在以一八四〇年為界「腰斬清史」的框架下，這段歷史屬於青黃不接地帶。近代史研究者為了論證走向近代的必要性，不得不「儘量指斥當年如何封閉、昏暗、落伍」；而在中世紀的研究者那裏，這卻是一個「盛世」。雙方針鋒不接，自說自話。為此，朱先生花了很大力氣來清理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歷史，其立論的一個特點，是跳出這兩種各執一詞的傾向，既指出這一時期的成就，也揭破「盛世」帷幕下的危機，試圖還原一幅更加複雜的歷史畫面。二是對新的研究領域和主題的開拓。今日一些早已為人熟知甚至可以說是熙來攘往的研究領域，如近代早期西歐對中國的認知、康、雍、乾三朝的統治思想史、清代學術史、章太炎的思想、晚清國粹主義、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等，當年都由朱先生首發其覆，或大聲宣導。而有些話題，如陽明學與近代中國的關聯，早經朱先生在八〇年代就揭示出來，至今卻仍缺乏更加系統和深入的認知，令人感到空谷足音的寂寞。
陈守实
（1893-1974）
朱先生的馬克思主義是通過閱讀原典獲得的。他多次回憶在陳守實指導下閱讀《資本論》的情形。事實上，在我印象中，《資本論》也是他引用最多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典著作。他受此書影響極深，就連談及陳寅恪（1890-1969）時，也對陳氏讀過《資本論》一事給予特別關注。這種經驗使他有能力和信心將他所認知的馬克思主義和經過史達林（1878-1953）、毛澤東改造過的馬列主義區分開來，後者那種「在伸張馬列主義的旗幟下，用觀念代替歷史」的做派，正是他奮力掙脫的「主流史學教科書」立場。作為一九八〇年代「文化熱」的推動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朱先生提出要「考察中國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直接宣導和推動了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對於一向教條而僵化地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而將「上層建築」視為末務的中國大陸史學界來說，是一個極大突破。由於堅持實事求是優先的原則，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實際上已在不少地方打破了某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框架。比如，他試圖從多元角度來觀察同一個歷史時期，注意到一個社會內部各領域的相互抵牾。前邊曾引用過他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提出的質疑：經濟形態的變化有可能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引發什麼樣的後果?這一問題建立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前提下，意味著經濟、政治和思想這些不同的社會部類之間，存在著相互配合的聯動關係，而以經濟為主導性因素。朱先生是接受這一看法的，然而，他在實際研究中卻注意到許多共時性因素彼此矛盾的現象。比如，雍、乾禁閉言路，「於是百年社會基本穩定，造就的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政治日趨腐敗黑暗的屏風」；而也正是由於它們之間的反背，造成十八世紀之後中國的落後。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政治腐敗，這些現象同時並存，也相互影響，但指向卻各不相同。
他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判斷，「只適用於形容中世紀後半期的政治體制，而不完全適用於社會關係的結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地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地方力量增強，將「促使社會結構由靜態向動態轉變」。如是，則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發展不必同步（當然，這也意味著，他部分認可了中國封建社會「停滯」的論點）。這種不一致性同樣適於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帝國的沒落不等於學術的沒落」，「學術行程」也並不「總是追隨政治行程」。朱先生對中國經學史做過一句精彩總結，叫做「學隨術變」，深受學界關注——事實上，這四個字太過有名，以致似乎很少有讀者意識到，他對於晚清學術發展的這一描述，意味著「學隨術變」不一定就是中國學術史的通則。
這種多元論視角提示出，一個社會內部必然存在異質因素，因而也必然維持某種張力。不同領域各有運作規律和資源配置，並不總是按照同一步調前進，甚至也並不指向單一的方向。當然，這並不妨礙它們彼此銜接、互動，構成一個具有整體形式的「社會」（或「國家」），但其異質性的存在提示著歷史變動的多種可能。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觀中，社會是按照某種既定程式（比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通過連鎖反應而達成的統一秩序。而在多元性視角下，社會呈現的是更加動態和複雜的運作機制。當然，朱先生沒有對這一觀察的意義做進一步闡發，也沒有總是關注運轉速率和方向不同的各個部分之間是什麼關係，存在怎樣的互動，又對於近代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不過，其提示卻可以並且應該成為後人的學術起點。
並不奇怪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也會遮蔽朱先生的目光，使他的有些看法陷入自我矛盾和張力之中。前文已經提到，他試圖在近代史分期問題上跳出一八四〇年分界的束縛，回到中國自身傳統中去尋找變化的線索，但仍回到「資本主義萌芽」的老路上。他和自己所批判的對象不同的是，後者只是強調，中國出現的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萌芽，因而不得不被「轟」入近代；朱先生則給予這個萌芽以更加正面和積極的地位，但其背後的依據仍是五種社會形態說，仍要在這一理論下為中國歷史尋找標位。他似乎忽視了，即使從西方歷史的語境看，資本主義也「從未在歷史中服從統一的『運動規律』」，因此，也就難以將之當作一個可以放諸四海的尺規，來衡量其他社會有未產生「近代性」。
這種矛盾在「中世紀」這個概念上體現得更加鮮明——這個從歐洲歷史中直接拿來的術語，甚至比「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等表述更加「洋派」。事實上，《走出中世紀》出版後，學界一直存在一種質疑：中國有一個「中世紀」嗎?西方中世紀的基本特點可以直接對應於中國嗎?朱先生其實早已想到此點，在〈斷想〉中已經給讀者打了預防針：「除了少數還停留在古典的古代社會以前的民族以外，目前世界上的一切主要民族，都經歷過自己的中世紀。」有此定見在心，他雖然可以同時意識到，每個民族的歷史皆有其「與眾不同的特色」，而且特別強調在實際研究中應特別關注時空的「差異」性，但「封建化是任何民族進化途程的必由之路」的意識，限制了他去思考歷史行進的另一可能。
朱先生一向主張：「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於討論對象『是什麼』，然後才能追究『為什麼』。」他假定存在著一種和「理論」無關的「事實」，卻沒有意識到，他所發現的「事實」也是高度依賴於其所信奉的「理論」的指導、制約和形塑的。正是（廣義的）理論決定了史家看到什麼，又將什麼現象自動排除在「事實」之外，視而不見。對「是什麼」的回答當然決定了「為什麼」，但反過來，「為什麼」也決定了「是什麼」。我們提出的問題本身，就預設了答案可能的範圍，而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也跟我們所相信的理論有關。「正統」馬克思主義那帶有目的論傾向的線性歷史觀念和本質主義的哲學立場，長期支配著朱先生的潛意識，使他把「中世紀」和「資本主義」等概念當作全部學術思考的參照點，從各種「歷史現象」的蛛絲馬跡中，竭力分辨其下所隱藏的更具決定意義的「歷史實相」，然而也不免被其約束。在此意義上，不管是「走出中世紀」也好，還是「轟出中世紀」也好，論戰雙方其實被同樣的話語系統所纏繞。也許，只有走出「中世紀」這一類言說系統和思維方式，我們才有可能在中國歷史中發現真正的主體性。
「指導思想」可以反過來成為束縛思想的工具，同樣地，任何一種觀念也不可避免地會與自己的對立面產生糾纏。因此，要深入瞭解朱先生的學術，也需要看到，他的論辯對手們對他思想形態的塑造。至遲自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朱先生就致力於對「自命宗奉馬列主義的主流學士們」的批駁，直至晚年不懈。然而，經過學界三十餘年的努力，到了朱先生棄世之前，中國近代史領域早已不復昔年風景，朱先生鄭重其事批駁的許多言論，有不少已被學界棄置一旁，不再被認為具有批評的價值了。比如，他在二〇〇八年的兩篇文章中指責學界「奉所謂『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的公式為圭臬」，始終沒有注意到「貫穿全清兩個半世紀以上的滿漢雙軌制」，或者就不免遠離大多數研究者的認知。他過高估計了對手的力量，始終不忘批駁這些「錯誤論點」，反而在不自覺中被對方設定的話題所框限，而未能盡展其才。這正是馬勇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表示遺憾的地方：「他對一些問題的探究其實只是針對他們『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不是我們這一代正在研究著的近代史。」自然，一代有一代的學術。無法跳出自己「那一代人」，是任何一個學者最終難以避免的命運，不足以為白璧之瑕，亦不足以為尊者之諱。
朱维铮先生在复旦的最后一课
三、結語
作為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新局面的開創者之一，朱維錚先生以極大的道德與智識勇氣，努力擺脫那些長期盤錯於中國人頭腦中的僵化思維，以期將學術從政治的管控下解放出來。在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出版的朱維錚作品集中，每一冊的扉頁上都印有朱先生的一句自勉之詞：「我應該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我可以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樸素至極，平常至極，但對每一個熟悉當代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人來說，也沉重至極。其言雖可說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卻更令後學產生仰之彌高的感慨。朱先生的全部事業，都建立在他對學術獨立與自由的信仰之上。他揭示出許多被「主流」敘事排除或遮蔽的議題，極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視野。乍看起來，他的許多敘述和判斷都只是輕描淡寫，甚至有些漫不經心，但細細體會，常可發現其中蘊藏著深層線索，具有極強的啟發力，甚至比那些振聾發聵的宣言式斷語更加引人入勝，令我們無論是否贊同他的具體觀點，都不能不折服於他的勇氣與睿智。
歷史學家的宿命與永遠無法躲開的尷尬在於，他/她努力一生，試圖看清歷史的走向，卻無法擺脫自身所在歷史重力的影響，朱先生當然也不例外。然而這命運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他曾短暫地「密參機要」，並因此鋃鐺入獄，卻也因禍得福，從此擁有了「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他後來的學術眼光，除了早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史學的訓練之外，也深植於這段經歷。他觀察歷史，特重統治者內部的權力鬥爭：從「學隨術變」的角度勾勒經學的歷史脈絡，自是目光獨具，發人未發；對清史的關注，也主要放在君主統治術上，無論是滿漢關係，還是漢宋之爭（朱先生在漢學與宋學兩大思想學術社群之間加入皇權因素，使這一學術競爭呈現出極其複雜的政治涵義），他解說的焦點都放在君主個人獨裁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操控方面，而且更傾向於從個人道德品行和權術施展的視角理解清代政治、思想走向。一九六〇年代進入上海市委「羅思鼎」寫作組，是他人生中一段傳奇經歷，但經過積澱和錘煉，在他亦成為一種穿透曲折隱晦的修辭把握史事真相的能力。比如，他通過乾隆帝（1711-1799）對偽孫嘉淦（1683-1753）奏稿所批上諭及處置手法的剖析，揭示出乾隆皇帝的隱秘心態，可謂精彩絕倫。對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學者來說，要達到朱先生這樣刪繁就簡、舉重若輕的處理方式，殊非易事。（朱先生的文章喜好使用反詰等表達方式，往往「引而不發，躍如也」，似乎也帶有寫作組時代的烙印）
朱先生洞悉政治經營的秘訣，直到晚年，還在反覆陳說：「如果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不能混淆歷史與現狀的區別，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諷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離歷史實相。」然而，遠離實際政治鬥爭後的朱先生，並未放棄他對現實的關切。他很像自己研究過的章太炎，激烈反對以學「致用」，又「追求主體感受與客觀進程的吻合」——他當然知道，「主體」是不能消除的。他筆下的清代漢學家，倒像是夫子自道：「在每個關節點上，總能找到他們的學術立場與政治立場的聯繫」，而他們也在這裏顯出自己的「獨立性」。朱先生的歷史研究，從選題到視角和論點，也都與他的時代保持著密切聯繫，這是他著作中人性溫度的來源；與此同時，又以史家的冷峻，刻意維持著與政治的必要距離，以免被後者席捲而去。由於誠實面對「屬於自己的頭腦」，他的學術始終充滿著張力與掙扎，在看似單純的語義中潛藏著別樣的可能，要在有心人自會爾。
我們自然可以指責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忽視了許多層面，比如，對社會史的關注遠不如對上層政治的熱心；雖然意識到地域差異的存在，卻沒有更多地引入歷史變易性的討論中；對社會科學理論的吸收和轉化不足，甚至對他不喜歡的人物往往使用一種臉譜化的模式去描摹；很多時候是在用一種「應然」的尺度去評判，而非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去體貼（不妨略舉一例，比如，他諷刺王夫之撰寫《永曆實錄》，卻隱去了南明桂王政權從上到下都皈依了天主教的事實。見〈匪夷所思——世紀更替中間的哲人怪想〉，《走出中世紀（增訂本）》，頁 48。這樣一來，朱先生喪失了對《永曆實錄》何以會完全失載此一史實的原因加以追究的機會），等等。特別是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之後近代史研究風氣的轉型，似乎對他毫無影響。這當然都是事實。朱先生自己也已步入歷史，無法免於被人評說。不過，浦江清（1904-1957）曾在一篇紀念王國維（1877-1927）的文章中說：「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現耳。」朱先生在「自己的時代」中是有傑出表現的，做好了「他們『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我們，作為他的學生和專業領域的後來者，也只要做好「我們這一代人的近代史」，即是「為往聖繼絕學」，盡到了自己的一份責任。
（此稿承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靳帥、蔡文潔兩位同學指正，謹表感謝。）
本文原載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2卷第2期「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2022年9月，頁187—203。转自“飞鸟之影”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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