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半农
三月十日。星期六，晴。
晨七时乘平汉慢车离平。下午三时半，车抵定县，平教会派一用人来接，说会里已给我们预备了住处，可以不用下“栈”。于是我们就雇了四辆洋车，一直奔向城里去。
平教会是在城里考棚街。到了那里，即有该会研究委员会王君始先生出来招待。王先生手里拿着几张油印的参观程序表，说是特别为我们预备的，问我们觉得合适不合适。我们知道明天是星期日，后天又是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在这假期里面，该会诸君还肯牺牲休息的时间，指导我们参观，我们除了感激外，自然没有什么意见的。
定县目前是河北省的县政建设实验区，县长霍六丁便是平教会从前的职员，县政建设研究院的主要人员也是平教会的职员所兼任。所以定县目前的县政可以说是握在平教会的手里。平教会为什么要把定县的县政握在手里呢？这里，我们便得明白平教会发展的略史。平教会最初成立时仅以开办平民学校，从事文字教育为职志。主办人晏阳初等也是以编辑千字课而得名。后来因为感觉到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农村，所以才转变而倾向于农民教育。以后再由农民教育进而为农村建设，现在则更进一步，欲以县政建设为工作的目标了。霍六丁做了定县的县长，想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来的。一个县政府负了这种非凡的使命，我们想象，定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料敌塔下散步归来，道经县署时，为了这个想象，曾在衙门前逗留了一回。第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新颖的东西是县长的两纸布告。其一文，曰：
定县人，性子急，
一天官司十六起，
卖了庄户去了地，
又费工夫又受气，
我劝大家和解好，
自己事情自己了。
又一文曰：
真有冤，来告状，
我劝大家把心放，
官事输赢全凭理，
化钱托人净上当。
又县署的第一道门里设有一家民众食堂，听说是为了方便那些“性子急”进城打官司的乡下老的，事亦新颖。
定县城墙、城楼与田野，1931-1932
定县城门，1931-1932
十一日，星期日，雪。
起床极早。参观的程序要到九时才开时。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昨夜王君始先生拿给我们的许多小册子，检了几本主要的翻阅了一下。我发现每本小册子上几乎都有“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字样。什么是四大教育呢？要懂得这个，我们便得先知道平教会的教育哲学是什么。据说平教会的诸君，从农村教育的经验中和平教会工作的进展中，切实发现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人民太“愚”，太“穷”，太“弱”，太“私”，这“愚”“穷”“弱”“私”四个字便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缺点。平教会的四大教育便是从这四个字产生出来的：为了救“愚”才有“文艺教育”，为了救“穷”才有“生计教育”，为了救“弱”才有“卫生教育”，为了救“私”才有“公民教育”。他们“要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为创造新中国的新民”。那末怎样才能把“四大教育”实施到民间——尤其是农民身上去呢？他们的回答是“三大方式”。三大方式云者，即“学校式”的实施，“社会式”的实施，“家庭式”的实施之谓也。
“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平教会的全部工作便是在这八个字的身上。不过他们却一再说明，他们并不是把定县当作实施的区域，即是说，并不是想把四大教育当真在定县实施出来，他们不过借这个地方作试验而已。定县好比是个研究室，每个农民都是他们的参考书。据说他们正在这个研究室中作研究，希望将来能将研究所得，“一套”“一套”的制度献给全国以供采用。我们在北平的时候听说定县的县政现在是握在平教会的手里；我总以为：如果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只是一种实验，至少县政府所做的应该是数年研究所得的结果之一实施了。及至今晨翻阅了几本小册子，才知这个“县政建设实验区”及“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工作还仍然是一种实验和研究。所与平教会不同者，一是私人学术团体，一是省立县政研究机关；一是“多致力于学术的研讨”，以为研究院“学术上的助力”，一是“多努力于实施的研究与制度行政研究”以给平教会“研究上所必须的政治力或行政的便利”而已。“将来双方合作，希望对于此基本的，由下而上的，政治与学术，教育与建设合一的县单位实验，在内容上与行政上，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然后推广全省以及全国，即以定县为训练表证之中心。使农村复兴得到具体进行的方案，使国家得到一条基本建设的新路，使中华民族能于建设工作之中，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我刚把几本小册子看了个大意，瞿菊农先生即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说昨晚因为县政建设研究院开会，未得闲空和我们晤谈，心中非常抱歉；现在时间已到，约我们立刻到接待室去，听他们“介绍工作”。我们翻开了油印的程序表，看见上面写着：上午九时至十时半是“社会调查”，十时四十分至十二时是“平民文学”。我们于是从书堆中找出一本“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一本“平民文学工作简要说明”走到接待室去。室内已经坐着五六个人，有一位矮胖的徐先生，听说是燕大神学系的主任；还有一位能用英语说出许多化学名词的中年女士，听说也是从燕大来此参观的；此外还有三位传教士似的先生听说是从上海青年会派来参观的。我们围着一张长方的桌子坐下，统计调查处张世文先生便开始向我们“介绍”起工作来。他先向我们讲述平教会的社会调查与别的机关的调查之不同处。第一，他说，定县的社会调查是在一个整个的目的与理想下而进行，这个目的与理想便是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这是别的机关所没有的。别的机关只是为研究而调查，即是所谓“为调查而调查”。第二，他说，定县调查不仅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统计材料而已，而且还要根据所得的结果，用各种方法，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上去解决农民生计的各种问题；不仅解决，而且还要将解决的方法告诉农民，这也是和别的社会调查不同的。第三，他说，定县调查是整个运动下的一部分，不是一独立的机关。这又和别的社会调查不同。第四，他说，定县的工作是以农民为对象，是以农民整个生活为对象。故其调查是整个农民生活的调查。这个调查可以产生一整个的哲学，一切问题是要从整个方面去解决的。这一点也和别的调查之把问题分割为许多部分，然后片面的去调查的不同。第五，他说，普通调查极易引起农民的误会，定县调查因为是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之掩护下进行，故能得到别的机关所得不到的便利。其次，他把平教会历年的调查工作报告了一下，大意是说，民十六与民十七两年度平教会是以东亭乡村社会区为实验区域，所以那时调查工作大半注重区内的六十二村。民十八与民十九两年度该会虽以全县为实验区，但特别注意第一区内的县城及周围附近七十一村。因此调查工作亦随之以全县为范围，而首先注意城内及第一区农村情况。据说那时调查各村，一切问题都分着最富，较富，富，较不富，不富，穷等阶级去作比较。从这次调查，他们开始发现，愚，穷，弱，私之间原来均有相关的关系。即是说，最富的村也是最有教育的村。因为这个发现，所以四大教育方联成一气，变为“一套”。民二十年度该会分全县为三个区域，以南支合，明月店与李亲顾为三区的中心，又选高头为研究村。所以调查工作仍以全县为范围，而特别注意研究村与三个中心村。民二十一年度该会选定县第一区的东部及第三区的东北部为集中工作之研究区，包括六十一村，而仍以区内的高头为研究村。调查工作亦随之而集中于此区。二十二年县政建设研究院成立，平教会有一部分工作让给该院负责，据说该院现正研究定县出入口货物，外国经济对于中国农村的关系，农村组织，农民犯罪等题目。
张先生把该会历年的调查工作“介绍”了一下之后，接着便说定县的社会调查负有两个重大的责任：一是他们在定县工作，既有种种特殊的机会，便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对于农村社会学的学理方面多作些贡献；一是把研究所得拿到实际方面去应用。其次，他又把他们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大意是说做调查工作，第一要注意的是先作社会调查，然后再作经济调查；第二要注意的是先作一般调查，然后再作精细调查；第三要注意的是以调查需有团体，这个团体还要以增进人民的幸福为前提；第四要注意的是调查的人必需与农民共甘苦。
全家移居定县后的晏阳初及家人，1931-1932
平民教育工作者，1931-1932
定县语言学校合影，1931-1932
张先生又把挂在演讲架上的许多图表一张一张的翻给我们看，使我们对于北方一个重要县份的经济概况得着一个具体的认识。张先生告诉我们说，这些数目字还没有经过最后的审查，现在还不预备发表，不过我觉得这些数目字都很重要，故择要抄了些下来，使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早日得到一点参考资料：
一、定县各种田产权之农户——自耕农约占百分之六三；自耕农兼租种约占百分之二四；自耕农兼租出约占百分之五；佃农约占百分之四；雇农及地主均少。
二、全县各种农家自有田产亩数，及无田产之家庭——不满二五亩者计四五、一二五家，五亩至四九亩者计一二、一一七家；五〇亩至九九亩者计四、三八七家；一〇〇亩至二九九亩者计一、二一二家；三〇〇亩以上者计一一九家；无田者计四、九〇五家。
三、全县各种农家种地亩数及不种地之家庭——不满二五亩者计四五、六四九家；二五亩至四九亩者计一四、八一五家；五〇亩至九九亩者计四、二七七家；一〇〇亩以上者，八五五家；不种地者计二、二七一家。
四、全县田块之面积——不满五亩之小块用地占百分之六九；五亩至九亩者占百分之二四；一〇亩至一四亩者占百分之四；一五亩至一九亩者占百分之一·四；二〇亩至二四亩者占百分之一；二四亩以上者占百分之〇·六。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国黄河以北，均系广大的平原，极适宜于大规模的机器耕种，现在因为所有权之故，竟把广大的农场分割得这样零碎，也可以说是不合理之至了。
五、全县主要农作物所占亩数（一九三一年）——谷子约占百分之三〇；小麦约占百分之一七；豆类约占百分一四；高粱约占百分之七；棉花约占百分之六；山药约占百分之五；玉蜀黍约占百分之三；花生，荞麦亦各约占百分之三。
六、全县主要农产品价值（一九三一年）——谷子值洋三，三〇八，〇〇〇元；小麦二，三五四，〇〇〇元；山药二，二五〇，〇〇〇元；豆类二，一八〇，〇〇〇元；棉花一，六七四，〇〇〇元；花生五〇九，〇〇〇元；高粱四九七，〇〇〇元；玉蜀黍三七〇，〇〇〇元；荞麦三五三，〇〇〇元。
七、全县主要家庭工业品价值（一九三一年）——土布值洋二，三〇七，〇〇〇元；线四五九，〇〇〇元；席三六一，〇〇〇元；干粉条一六一，〇〇〇元；挂面五七，〇〇〇元等等。
八、全县历年水井数目之增加——民元约一八，〇〇〇个；民五约增至二四，〇〇〇个；民十约增至三二，〇〇〇个；民十五约增至五五，〇〇〇个；民二十则约增至五九，五〇〇个了。定县居然有这样多的水井，对于农作的收获自然极有补益。不过这恐怕是定县特有的现象，河北省别的县份，我想决不会有这样多的水利设备。
张先生讲完了以后，休息十分钟，接着便是平民文学部赵作雄先生向我们介绍平民文艺的工作。他先把三千四百二十个“通用字”的选择经过和方法详细地说明了一下；又把“千字课”中所用的一千三百二十个“基本字”的来源也同样详细地说明了一番。他说现有的“千字课”有农民、市民、士兵三种，将来还要再编一种“妇女千字课”。他说初级的课本完全是用基本字编成；高级的课本则以基本字为根据，同时酌量引用通用字。他又说以前所编的课本只注意到“字”而没有注意到“词”，其实中国有许多字是不能分开讲的，例如“老头子”，“小孩子”，“国家”，“社会”，“民族”，“积极”，“消极”等词，拆开来讲，意思便不了；所以将来他们还拟用“词类连书”法改编一切课本。赵先生又说，平教会因鉴于一般农民读完了四个月的初级平民学校和四个月的高级平民学校后，因无“读物”补充，常发生两种毛病：一种是天资迟钝的人容易把所学的忘掉；一种是天资聪慧的人容易去看不正当的书籍；为要弥补这个毛病，所以他们又大批的编了些课外“读物”。
定县的“秧歌”据说特别发达；内容多是讲些“男女之事”，歌词非常的长，唱起来便是整本的戏，传系苏东坡先生长定州时传下来的。秧歌对于此地的农民有非常大的魔力；此地有“抱着枕头看秧歌”之语，意即指秧歌一唱，万人空巷，妇女们常把枕头当作小孩抱去看也。现平教会已把这些秧歌汇成一厚册，出版问世了。又大鼓书，笑话等，亦系民间文学。据赵先生说他们亦已采集或删改一部分，以便流行。
赵先生的讲演完了，已经是吃午饭的时间了。
定县广场集会，标语是平教会“除文盲，作新民”，1931-1932
午饭后，休息了一回，王君始先生即来约我们，说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翻开油印的程序表，知道今天下午二时至三时半是“艺术教育”。三时四十分至四时二十分是“戏剧”。我们从书堆中找出一本题名“艺术教育”，一本题名“农村戏剧与农村教育”的小册子，匆匆走到接待室。一切还是和上午一样，只是长桌两边的听讲者多出了四五个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四五个人是苏州青年会和什么教堂派到此地“见习”的，他们都是刚下火车。
负责报告的是艺术教育部郑褧裳先生。他先向我们说明，艺术教育只是平教会所主张的四大教育之一的文艺教育之一部分。它和“平民文学”合并起来才构成“文”“艺”教育的全部。至于“戏剧”又只是艺术教育之一部分。
郑先生似乎不甚赞赏曲线美；尤其不满意明月歌舞团之流的时髦小调，他说那些都是靡靡之音，亡国之调。他觉得目前中国的民族意识已经消沉到万分，农民太无国家观念，这些都是因为农民无正当的艺术涵养之故。他们目前的工作便是去到乡间“认识一般人民欣赏艺术的力量，立定工作的原则，从事研究中国民间的艺术，来与教育相依并进”，以“发扬民族精神”，并“培养文艺兴趣”。他们的原则有二：第一是根据科学的方法，搜集民间固有的艺术，“把它有系统的来详细研究，同时并参照西方的艺术，采长舍短”，供其适合教育的目的。第二是根据民间的习惯和经济能力，造成一种新的平民艺术。
演讲架上挂着一张“艺术教育设计表”。讲到这里，他便指着这个表说起图书，音乐，戏剧，无线电，摄影等等和平民教育的关系来。他说，平民教育的对象是幼年失学，缺乏基础教育和团体训练的男女青年和成人。这些人，因为年龄较大，脑筋已很复杂，精神不易集中，教授时极感困难。有时教师说得口焦舌烂，他们还是茫然不知所云。现在他们利用图书，影片，留声机等来做帮助，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又说，乡下的农民往往不知农产品的市价，故易为商人所垄断，现在他们利用无线电，便可于集市的头一天，把市价广播出去，使农民有所准备；“一般农民，在经济上获益不浅。这种办法颇为他们所欢迎”。说到无线电，郑先生的精神似乎越发兴奋起来，他很满意的告诉我们，平教会已能自己制造收音机，价钱要比欧美货便宜百分之八十，全套只需二十元“而其使用效率之高有过之无不及”；所引以为美中不足者只是真空管自己尚不能制造。用无线电广播农产品的价格，这和“艺术”两字到底有怎样一种关系，我虽没有了解，但这种办法对于农民的经济生活确能给与不少的方便，却是无容置辩的。郑先生的话很使我发生兴趣；当时我很恳切的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目前定县全体村庄一共有了多少收音机？第二个是直至现在平教会一共制造了多少收音机？第三个是直至现在平教会一共卖出了多少自制的收音机？其中卖给定县农民的共有多少？郑先生对于这三个问题似乎没有十分重视，他只漠然的回答说：“平教会过去一共借出十三个收音机，目的是在作研究；现在研究已经作好，全已收回。至于说到制造方面。过去我们也很做了几个，本县农民也卖了几个，外县也有来买的”。
除了收音机外，郑先生告诉我们，他们还能制造幻灯，留声机，和风琴等等。据他说，日本制造的幻灯要卖五十元，商务印书馆制造的要卖八十元，他们制造的只卖五元。其他如留声机，风琴等都要比市面上的便宜许多。
我们很想看看平教会自制的收音机，留声机和幻灯，但因为终日忙于听讲之故，始终没有找着一个适当的机会，这是我们引为遗憾的。
接着郑先生之后向我们介绍工作的便是熊佛西先生。他一进门便Hep-Hep-Hep的笑着向我们说：“我知道诸位听得腻了——到了这里老是听，老是听。我没有几句话说，至多只有五分钟”。
我们早就听说，熊先生是最喜欢谈话的一个人。他所谓五分钟当然也许五十分钟也不止。不过我们凭良心说，熊先生的谈话便是叫我们听五个钟头也不曾腻烦的。他的谈话简直不是谈话，而是一种带有戏剧情调的表演，他毕竟是一位戏剧家。
他一开头便诚恳的向我们说，他以前是不相信“教育”这玩意儿的！“不过现在我是在平教会；平教会是专门相信教育的；所以我现在只好谈教育！”
他于是谈到戏剧在农民教育上的几种力量。第一，他也说到“愚”，“穷”，“弱”，“私”四个字，他说那是农民四个向下的意识，戏剧便有唤发农民意识向上的能力；不但能够唤发，而且非常的直接有力。第二，他说到戏剧还有抒发农民情感的能力。农民的苦痛，虽然自己说不出，甚或意识不到，但如果一旦有人给他说了出来，他便会情不自禁的哭，情不自禁的笑；情不自禁的狂哮，情不自禁的咬牙。而这哭，笑，狂哮，咬牙，从心理说，便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从教育上说便是一种向上的表现。熊先生似乎特别重视戏剧的这种抒发情感的力量。他讲到这里，就把他公演《屠户》的经过，用着生动的，有力的声调，向我们报告了一下。
听熊先生的口气，《屠户》这个剧本当为他到平教会以后最得意的杰作，同时也是他最成功的创作。“这个剧本的技术”，据他说，“也不敢自诩为完美，不过其中的意识确曾抒发一般劳苦民众的热烈情感……可怜一般劳苦的农民……受了天灾人祸的折磨还不够，还得受着土豪劣绅层层叠叠的剥削和压迫，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现在我们藉着《屠户》剧本的编演，把他们的苦处说出万一，他们怎能不痛快呢？”所以，他告诉我们，当《屠户》第一次公演，演到第三幕孔屠户持契约来占王氏弟兄的房屋时，池座的最后排忽然跳起一个青年农夫，向台上大声呼骂“揍死孔屠户他妈的老浑蛋”不止。
熊先生说到这位青年农夫的呼骂时，是握着拳头，咬着牙，从坐位上跳了起来模仿的。我听了熊先生这段演剧的经过——尤其是听到熊先生口中转达出来的青年农夫的呼骂——几乎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不过同时我的心头却也袭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屠户这个剧本，无疑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剧本。但是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能说出大多数农民的痛苦和压迫，能使台下的农民情不自禁的跳了起来，大声呼骂‘揍死孔屠户他妈的老浑蛋’。不过这里有一个事实：便是目前中国的社会毕竟是个阶级的社会。这个剧本所唤起的呼声，无疑的是被压迫的农民对于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高利贷资本之一种反抗的表现。现在我们既然用这剧本唤起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我们将要在这剧本中暗示他们走那一条道路呢？换句话说，我们将要拿什么来满足他们的情绪呢？”
熊先生还没有等我把问题说清楚，便抢着说道：“是的，是的，你这个问题正是使我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我为了这个问题，至少把剧本改写了七八次。我没有办法。我很苦！我又不能叫他们暴动！我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我于是想到‘好人政府’。我这个剧本是这样结束的：王氏兄弟愤火中烧，饷孔某以老拳，将其打得半死不活，同时曾受孔某剥削压迫之千余良善平民，亦乘机至县政府告发其罪恶，孔屠户遂为县府逮捕而待国法的裁判矣。”
熊先生说到这里，燕大神学系主任徐先生随即说道：“熊先生为什么不用合作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徐先生这个建议所得的回音是熊先生的Hep—Hep—Hep的笑声。
除了上面两种力量外，第三，熊先生还讲到，戏剧能介绍一般常识给农民；第四，借着演剧还能给农民一种公民训练，教他们排队入场，教他们脱帽，教他们不要吐痰，不要咳嗽，不要谈笑，不要交头接耳，一言以蔽之，教他们严守秩序；第五，借着演剧还能改进农村的语言。
熊先生的谈话一直拉到五点时才告终，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疲倦。
晚，王君始先生约我们到民众食堂晚餐，味颇不恶。
平教会组织的舞台剧演出，1931-1932
十二日。星期一，风。
晨九时，参观者十余人结队赴“保健院”，听陈志潜先生介绍“保健制度”。陈先生是平教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兼北平协和学院的名誉讲师，是一位诚朴干练的难得的人才。他先把定县农村的卫生情形约略报告了一下，大体是这样的：从质的方面说，依据民二十年九千个死者的调查，约有百分之六十七，死前曾经受过旧式方法的治疗，百分之四，死前曾经受过新式方法的治疗，而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便死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九；从量的方面说，全县四百七十二村，其中完全没有医生（连草药郎中也算在里面）的约有二百二十村，约占全体百分之四十七。定县的卫生事业虽然这样可怜，但每年人民所化的医药费却是很大的：依据一千家的调查，每家每年平均大约要化一元五角；每人约摊三角，全县人民每年医药费的支出，大约要达十二万元。这笔款项当然不能算小，不过要用这十二万元，照普通设立医院的办法，使农村每个农民都能受到新式医术的治疗，却也是万万办不到的。他们要想在目前农村的经济情形下达到这个目的便不能不另想办法；于是他们想出了“保健制度”。这个制度是这样的：县设一保健院，负责：（一）卫生行政，（二）卫生教育，（三）县立医院，（四）县立检验室，（五）防制流行病疫，（六）学校卫生表证，（七）护士及助理员之训练，（八）助产人员之训练等事宜。区设一保健所，由一普通医科大学毕业之医生和一助理员负责，所担任的事宜计有：（一）监督保健员，（二）卫生教育，（三）预防注射，（四）逐日治疗等项。现在定县共有四个保健所。村设一保健员；这个保健员系自平民学校的毕业同学中选出，保健院给以短期的训练，所学的事宜计有：（一）报告生亡，（二）水井改良，（三）普及种痘（方法极简单，）（四）救急治疗等项。保健员所学的救急治疗法有三个标准：第一要便宜，第二要有效力，第三要安全。至其所用的法宝只是一个长仅一尺，宽仅五六寸的“适用药箱”。箱内计有简单器具十种，药品十种。箱子盖上并贴有简明的说明书，极确切的注明什么病症用什么药品。陈先生告诉我们，这个“适用药箱”，连里面的器具药品算在一起，只值三元，每月费用平均约须七角，药品均极安全而有效力。可以说是三个原则都顾到了。目前该县共有五十个保健员。
陈先生把“保健制度”介绍了后，随即拿出一张预算表指给我们看，说这个制度如果推行全县，每年所需还不到三万六千元。这个数目和上述全年定县人民，在旧的情形下，支出的医药费比较起来，仅及十分之三。陈先生的预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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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
全县
保健员
一五元
六，七五〇元
保健所
一，二〇〇元
一四，四〇〇元
保健院
一四，四〇〇元
一四，四〇〇元
合计
_
三五，五五〇元
在保健院草草的参观了一下，立即赶回平教会听陈筑山先生介绍“公民教育”及“家庭式教育”的工作。陈先生的演讲很长，他劈头便说中国的农民太自私自私，太不知爱国，“农民只知官和军队是代表国家的；教他爱国，他总认为是骗他。不过也很难，譬如你说国家是他们的，你得说到人民应享的权利；说到权利，最低限度也得说到选举权，但是他们村里的村长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指定的，你怎能和他们谈这些呢！”接着陈先生又说到：“过新年时是农民自私自利心表现得最厉害的时候，因为这时他们还不起债买不起年货，于是他们就恨起有钱的邻居来了。”他说平教会就利用这个机会在高头村作了一个“化私为公”的设计。这个设计是这样的：他们先在村中选出六十多个闺女，为全村七百余人做了一千四百余朵纸花，分红白两种，新年的那天，他们把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请到一个地方，大家共同过年。到会的人，父母双存的带两朵红花；父母双亡的带两朵白花；一存一亡的带一红一白。他们便这样的把全村的人分成三组。这时“大家看左边一组，许多两鬓斑白的人带着两朵红花，八九十岁的老父母双双健在，大家替他们欢喜，不觉拍掌恭贺。正在欢喜的时节，再看右边一组，许多可怜的三四岁的小孩，带着两朵白花，父母都不在了，因此大家对这些不幸的小孩发生无限的同情。我们就在此时给全村的人演讲，提倡大家对于这些可怜的小孩要共同负责帮助他们。”这样一来，据说穷人便不会再恨富人，大家便可“化私为公”了。
陈先生这个报告引起燕大神学系主任徐先生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陈先生这个办法，左倾的人不会说你是在缓和阶级斗争么？”
“这是没有办法叫他们不说的。定县从前也曾发生过几次抗债抗捐的事。不过凡是平教会势力所到之处，这种口号便无效了；因为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今天抗了债，明天就要无处借债了。’”陈先生的回答说明了一切。
陈先生又拿出许多带有简单文字说明的故事画本分给我们传阅，说这些都是农民重要的公民教材，我随便翻了一下看见上面所画所写的都是些仁义廉耻忠信孝慈之类的故事。
陈先生还向我们说了许多提倡“国族精神”的话。这些话又引起燕大徐先生一个问题，他说“国族精神不是可以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更进而变成帝国主义么？”回答这个问题，陈先生就走到演讲架前翻出了一张很大的挂图，上面一共画着四个人，身体一个比一个大，就中最渺小的一个写着“一家之人”，稍大的写着“一乡之人”，更大的写着“一国之人”，最大的写着“世界之人”等字样。这个伟大的“世界之人”我想一定是个“你打我的右颊，我连左颊也给你打”的“博爱”主义者。
说到挂图，还有许多还值得我们介绍的，因为这些都足以具体的说明平教会的理论本质。现在我为节省篇幅计，只提出一张重要的说一说。这图题名为“强弱的根本原因”，图分上下两段，上半段画着一幅直立的太阳旗，有许多穿着和服的男女老少，牵着手，围着这幅太阳旗站成一个团团转。下半段画着一幅斜歪的青天白日旗，旗下一辆大车，两个拉车的，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死劲的拉，还有两个粗人正在打架，又有一男一女正在吵嘴。
这幅挂图使我想到二十年前小学时代的生活，因为那时我们的老师也常常拿这类的比喻说明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
下午李训石先生介绍“学校式教育”的工作。他说平教会办了几年的平民学校，一共只除了三万文盲。这其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推行的本身有什么困难，而是因为地方没有经费。现在定县的农民真是苦得不堪设想，他们一过十月，每天便只吃两顿白薯。在这种情形之下，叫他们拿什么来办教育！其实平民学校所用的款项是有限的，每季每村只须拿出四十元，每人只须拿出四角就足够了，但是他们偏拿不出来。现在平教会在定县共办有初级男女实验小学六所，高级男女实验小校各一所，男女青年补习学校各一所。
听完了这个“介绍”，我们便又结队赴农业试验场，听他们介绍“生计教育”的工作。报告的是一位说话很快的四川人（？）和一位说话很慢的贵州人（？），报告也很长；把它总括起来，大约可分三方面：第一是农业改良方面，什么“波支猪”，“来航鸡”，“葡萄栽培设计”等等都属于这一部分工作，什么是“波支猪”，我也说不请，不过我知道这是一种外国公猪，把它拿来和中国母猪交配便可产出一种杂种改良猪，这种改良猪据说要比北方普通猪多产猪肉三十二斤十两，不过所可惜的只是猪鬃没有普通的猪长。什么是“来航鸡”，我也不大清楚，好像听说普通中国鸡每年平均只产六十个蛋，意大利鸡便能产一百八十个蛋，而且很大。不过这种鸡十分娇嫩，抵抗力不强。他们把它和中国鸡交配几代便产出一种改良鸡，每年也能产八十个蛋。第二是农村经济方面，自助社，合作社，仓库，等等都是属于这一部分工作。定县现有五个仓库：中国银行三个，分设在城里，清风店和东亭；金城银行两个分设在明月店和李亲顾。这五个仓库都是专做农产物抵押放款的业务。自助社现已成立二百五十五个，社员经平教会介绍，向仓库借款，可享八厘五的利率之优待（非社员借款需九厘）。自助社经过一年之活动，即可办合作社。现在定县据说共有四十二个合作社，大半都是新近成立的，业务种类可分信用及购买两项。其他如棉花等运销合作，因去年天津棉价跌落没有办成。合作社资本仅千余元，通常借款均系由平教会介绍，向银行透支。第三是农村工艺方面，目前平教会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有提倡棉毛织品一种。过去他们曾在高头村试办过毛棉纺织的小作坊，后因布价跌落，农人都不愿学，故即停顿。现该作坊的手工纺织机已迁至农场前的瘟神庙中。我们听完报告，曾到庙中参观了一下，内仅新式手摇八十余锭的纺纱车两架，织机十余架，工人数人而已。
晚瞿菊农先生约我们晚餐；畅谈至十时始散。从瞿先生的口中，我们得知定县的人民现在已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终年不吃食盐；有的也不过吃些犯法的硝盐而已。
多次改良后的鸡舍，1931-1932
改良后的棉花，1931-1932
十三日。星期二，风。
晨九时，汪德亮先生在招待室向我们讲述“社会式教育”的内容。大意是说“社会式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计有三个：第一，怎样组织农民？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主张以平校毕业同学为基础，从教育方面下手。具体一点说，便是他们要组织平校同学会。据说定县第一年有此同学会之组织的计有十九村，第二年增加三十三村，第三年增加八十六村，目前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村已有同学会的组织。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继续教育农民？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办了一个《农民周刊》（原名《平校同学会周刊》），刊物上的文字听说有三分之二是农民自己写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平教会《为农民写的》，现在每期出两张。他们又办了一个画报，登载农民的作品。有些农民听说很能用图画表达他们的意思，有一次就有一个农民画了一个“官儿”模样的人，手里打着一幅大旗，旗上写的是“天下为公”，肚子上写的却是一个“私”字。他们又办了一种所谓“图书馆”，由教书的先生挑着，不时地在僻静的村庄或陇亩间游行。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发展农民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到底能发展到何种地步？这一方面，据说试验得很成功。例如保健员，例如修桥，例如筑路，例如抗日捐款，都有惊人的成绩。
汪先生这个报告是我们在定县“用耳”参观的最后一次；听完这个报告，我们便要下乡“用眼”参观了。平教会给参观的人一共雇了两辆大车：我们三四个人，因不愿受颠簸之苦是骑的骡子。
我们到的第一个村庄是小深河。这里有一所实验高级平校。校内设备颇简陋，书桌坐位都是土砖和木板砌成的，可谓极“平民化”之能事了。室内满满的坐着四十多个女生——年龄最大的约三十几岁，小的仅十二三岁。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正是一位女教师背着身子在黑板上写“读物报告”四字。教师掉转身子向学生说了几句话后，接着便是一个一个的女生走上讲台，向台下的人鞠躬，说明自己“年假的时候，看了一本读物，有一点感想，要向大家报告报告”，于是报告一个不识字之苦的故事。我们一共听了五六个女生以同一的方式登台报告了。她们报告得异常熟练，说话的技能亦极高明，显然是训练有素。报告一完，又有一位十四五岁的女郎从坐位上站了起来，连连向我们参观的人鞠躬，说是要请我们登台训话，同时全体同学亦鼓掌欢迎，这样一来，倒把我们弄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愈局促，她们愈鼓掌，那位代表亦愈鞠躬。为要打破这个局促的局面，我们推出一位女士和一位牧师向她们说了几句话，但我凭良心说，我们的代表的演说远赶不上这班乡下的姑娘。
其次我们到了西建阳村，那里有一个保健所，负责的人是一位北平医大毕业的王先生。他告诉我们，这个保健所要管三十村，二万七千余人。现所属保健员已达十八人。普通的人到该所看病，挂号费须铜元二枚，保健员介绍只收一枚，平校同学概不收费。该所每周要巡视保健员一次，没有保健员的村庄，每周还要去作“游行治疗”两次。除上述工作外，该所还负有检查小学卫生，组织种痘团，改良水井等责任，又据该所过去的经验，这一带人民的普遍疾病以沙眼为特多，这大约是因为地方多风，农民一生都在砂土中讨生活之故。
再其次我们到了东建阳村，有该地平教会办事处吴先生出来招待。吴君是江苏人，曾在南京高师卒业，人极诚朴，光着脑袋穿着一身破旧的学生服，看去宛如一位乡下先生。吴先生带我们参观实验女校，校舍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壁报”栏，上面写着七八条新闻，内中还有三四条是国外新闻，书法固极工正，文字亦极老练，我问吴先生这是不是教员写的。他说不是，这完全是学生听无线电时记下来的。一班仅仅受着小学教育的乡下姑娘，居然能从无线电中听懂了许多与农民生活毫无关系的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大事，不但听懂了，而且还能用极老练的文字，像报纸上的专电似的，一一写了出来，如果吴先生的话可靠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奇迹。除了“壁报”栏外，这个墙壁上还涂着一幅中国地图，一首地理歌，一个现行政治组织系统表，和一个中国历代系统表，这些大约是给看“壁报”的人作参考的。
这个女校共有学生一百二十余人，内成年十二人，青年三十四人，儿童四十二人，幼童三十三人。我们参观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女生正在上课，我把她们的年龄估量了一下，大的约有四十几岁，小的仅十一二岁，又有二十几个儿童，由三位十五六岁的姑娘领着，正在操场上围着唱歌，这三位姑娘听说就是青年成人部的学生。又有十几位小姑娘正在一个教室里互相帮助着上眼药，旁边还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专司点名和记录。吴先生告诉我们，说这是“缺点纠正”，是每天午间下课后必有的工作。吴先生又带我们参观校内所设的两架新式手摇纺纱机，说这是专给农妇们预备的。这里的农妇终日忙于操作，拿不出时间上学，现在有了这两架新式纺纱机（大约要比旧式纺车快五倍），就可减少她们一部分工作时间来读书。
吴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个学校一到农忙时，即行停止上课，那时学校便变成托儿所，以青年成人班的学生轮值为保姆。
这个女校确有她的特点，第一，她把成年和幼童教育放在一起，不特可以使有孩子的农妇带着自己的儿童一同上学，解决了成年妇女读书的一大困难，而且还可以使成年及青年教育得与幼儿园的幼童教育成为连锁的学习与实验。第二，它把教育混在一起，教即是学，学即是教。第三，它把学校生活与农家生活打成一片，使学校变成农家生活的一大帮助。
我们又到男子小学校去参观，该校共有学生一百零七人，都是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学校的组织完全军队化，以小队为单位，合四小队为一中队，合二中队为一大队。小队以十人组成，内又举出五人分理总务，秘书，文化，卫生，司法等工作。大队长和中队长均由学生自己担任，教师完全处在指导的地位。队员违犯纪律，即采用社会制裁的办法，由各级队长负责纠正或惩戒。学生每日都有“秩序训练”，吴先生告诉我们，“秩序训练”者即军事训练之别名也。我们参观的时候，正值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作这“秩序训练”。两位中队长大声疾呼地在那里发号施令，一群小“武夫”居然跟着号令演出许多队伍的变化来。
平教时期定县童子军游行，1931-1932
十四日。星期三，风。
晨九时，乘轿车两辆离平教会。途中备受颠簸之苦。下午一时半，行抵李亲顾打尖，店小二把我们当作神仙似的招待，饭后我们给他小费两毛，害得他不止说了十个“谢谢”。
李亲顾有金城银行开设的仓库一处，饭后曾抽出半个多钟点前往参观了一下。这个仓库是去年十一月一日开幕的，主任为梁振熙先生；明月店那边比这里迟一月开幕，主任也是梁先生。两处抵押品均以棉麦等极不易霉烂之农产品为限。借款利率，农村自助社及合作社社员均按月息八厘五计算（栈租保险等费包括在内），非社员则按月息九釐计算，而且还要另负栈租火险等费。抵押品作款按定县市价七折计算，即值百元之农产品可借洋七十元。抵押之农产品如因而价低落，不足抵额时，得由仓库通知物主增加押品或偿还款项；否则，仓库便可将该存品自由拍卖，以资抵债；不足时仍须由物主补偿。借款数额，原定五十元起码，后因农民拿不出这样多的抵押品，故中途不得不变通办理，准许农民以合作的方法，联合数家，共同借款。谁知这个办法亦走不通，于是只好减低借款额；现起码数已改定为二十元了。押款期限原定六个月，不过实际办理的时候，亦常有伸缩。梁先生告诉我们，金城所办的两处仓库，直至现在止，仅放出款项一万元，但两处开销，每月即需百五十元。拿目前的情形说，这当然是个赔本的玩艺儿！至于借款不踊跃的原因，据说有三点：（一）仓库成立是在去年冬季，那时已距收成的时间太远，农民手中的农产品已不甚多；（二）农民讲究“面子”，他们都以抵押物品为可耻；（三）开办不久，农民尚不明了仓库是什么东西！
目前李亲顾仓库所押的农产品以小麦为最多，次为玉黍，次为黑豆，次为谷子，次为高粱，次为小米，棉花亦有不少；均用麻布口袋装置，分别储存在各个房间中。
梁先生说，他们还要经营农产品运销事宜，但目前尚未察办耳。
三时余离李亲顾，直至黄昏始抵深泽南营村，华洋义赈会于永滋先生已先我们两三分钟站在明德小学的门口了。█
一九三四，三，三十一日。
本文选自《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千家驹编，中华书局，1936年，第390-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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