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初识“扎根理论”
最早接触“扎根理论”这个概念是在1988年，当时我刚开始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质性研究课程的必读书中就有Glaser和Strauss的《扎根理论之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 (1967) (以下简称《扎根理论之发现》) 以及Strauss和Corbin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方法》 (1990)。我虽然做了几项质性研究课题，也对原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编码和理论建构，但对“扎根理论”这个概念及其使用方法并无清晰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1995年，我回到北京大学教质性研究这门课，在教学和做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过程中，也经常提到“扎根理论”这个概念，但应用它的范围比较窄，基本停留在自下而上开放编码的层次。自2011年起，我和几位同事几乎每年都在北京大学开设“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暑期学校。课程开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感觉内容需要聚焦，于是决定先对扎根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和操练，因为它相比质性研究中的其他路径（民族志、现象学、个案研究、叙事探究、话语分析等）更为基础，更容易上手，也更好教。为了获得对扎根理论基本一致的认识，我们教学团队组织了一个小型读书会，系统地研读扎根理论的经典著作，包括了解Glaser与Strauss之间的学术之争以及Charmaz对自己的两位老师的超越。
至此，我们感觉对扎根理论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扎根理论可以被定义为：一套逻辑一致的“发现”理论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程序(Glaser and Strauss，1967)，是能够捕捉和概念化社会环境中潜在模式的一种研究路径(approach)。其要义可以被总结为：研究的目的是生成理论，而理论必须来自经验资料(empirical data)；研究是一个针对现象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从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验理论的过程；研究结果是对现实的理论呈现，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程序而发现的理论被称为“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1967)。扎根理论研究人员喜欢分析胜过描述，喜欢新鲜的概念类别(category)（即在一个更抽象层次上组合起来的概念群）胜过预先设定的观点，喜欢系统聚焦的、连续收集的资料胜过大量同时收集的资料(Charmaz，2006)。
到目前为止，扎根理论共形成了三个流派：自然涌现论、互动涌现论和参与建构论。 它们都强调从资料中生成理论，都采用连续比较法、编码、备忘录和理论抽样等方法及程序，却基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使用方法。
自然涌现论（又称“经典扎根理论”，以Glaser为代表）基于后实证主义，认为只要遵循一定的分析程序，资料自会涌现出来并反映背后的基本模式。
互动涌现论（又称“程序化扎根理论”，以Strauss和Corbin为代表）基于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注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研究人员与同行的互动，相信研究人员理论解释上的专业性和中立性。
参与建构论（又称“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以Charmaz为代表）在本体论上同样基于实用主义，但将研究人员自身的参与影响及其与参与者的互动提升到了中心地位；认为理论尽管贴近现实，但属于一种多方建构的产物。
由此可见，参与建构论与互动涌现论的差异不在本体论上，而在认识论上，即基于建构主义，前者不承认能产生中立或客观的知识。从逻辑上看，三个流派分别强调的是归纳逻辑、归纳和演绎并用以及溯因推理。
02
再识“一切都是数据”
经典扎根理论：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应用》（以下简称《经典扎根理论》）的一个不断强调的要点是：扎根理论既可以使用质性资料，也可以使用定量数据——概言之，“一切都是数据”。研究人员可以对质性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也可以对定量数据进行质性分析。根据Glaser的观点，混合方法的出现来自其导师Lazarsfeld对质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坚持。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经典扎根理论》作者提供了一些实例，说明定量数据可以如何与质性资料混合使用，使其更具有实操性和应用价值。其实，“一切都是数据”这个观点在Glaser和Strauss 1967年出版的《扎根理论之发现》中就已提出。他们认为，所有现存的资料都可以用来发展扎根理论，如图书馆内的历史文档、新闻轶事，甚至文学作品。后来，Strauss和Corbin在《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方法》 (1990)中，将这类资料称为“非技术性资料”，而将正统的研究文献称为“技术性资料”。
在强调扎根理论可以兼顾定量数据和质性资料的同时，《经典扎根理论》作者认为，Strauss学派会导致研究上的一个弊端，即认为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从而错误地将学术界中传统的研究步骤和标准作为扎根理论研究的标准步骤，例如, 最初的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指定的研究问题、访谈提纲、访谈录制和将音频转换为文字等流程。从我们使用Strauss学派理论观点的经验看，这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弊端”。“传统的研究步骤和标准”并不是决定研究人员使用什么类型数据的依据，而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八股”。即使现在大家对扎根理论的惯常做法心知肚明，但面临论文答辩委员会和课题资助机构的僵化要求时，还是逃不脱这些繁文缛节。
03
灵活多样的实用指导
过去这些年，我们教学团队使用得比较多的是Strauss和Corbin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方法》(1990)，因为它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要求，便于对新手的教学。在这期间，我们虽然也读了Glaser的不少著作，但鉴于他描述的方法相对抽象，难度较大，故使用得较少。不过，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曾经借鉴了他的理论编码步骤，改造了Strauss和Corbin的三级编码程序，形成了更加符合本土研究情境的编码程序、方法和技术（陈向明、王富伟，即将出版）。
两位中国译者的引介，让我对这个流派的扎根理论路径有了更细致和具体的了解。《经典扎根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用，它提供了很多开展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的示例。每章最后都有本章小结、知识点自测题、阅读推荐。书后还有附录，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案例，包括资料片段和分析备忘录。此外，还提供了一些研究新手的经验分享，描述生动有趣，代入感很强。如此谋篇布局，不仅有利于教师教学，而且可供读者自学。
让我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些实用指南包括：研究需要尽量保持简单，但不失条理。例如，收集数据耗费太长时间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建议每次收集数据不要超过半天(Glaser, 1978)。此外，理论的实现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进行“前意识处理”，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尽其所能通过手工整理、记忆和分类程序来刺激手眼脑的认知及前意识处理。扎根理论的延迟行动特性要求对想法进行连续记忆，将其与早期的记忆进行比较，从而不断地建立起一个记忆库。就像银行一样，研究人员的投资会随着存款和账户的建立而增加，并保证会有丰厚的回报。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经典扎根理论》一再提醒读者，只要不断努力，相信任何新出现的想法（“错误的道路常常通向正确的道路”），最终一定会获得所期待的结果（虽然我对这一点有所怀疑）。
此外，《经典扎根理论》还花了不少笔墨介绍Glaser对撰写备忘录的高要求。他认为，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通过备忘录的撰写，一旦有想法就停止编码，撰写备忘录。尽管开放编码可以快速产生许多代码，但需要经常停止编码，通过撰写备忘录来记录想法，因为此时研究人员脑海中关于数据的想法是最新鲜的，撰写备忘录可以让研究人员看清楚下一步需要做什么，进而促进理论性抽样。即便是最后的论文写作，也是对备忘录的系统整理。这一点在Corbin主笔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方法》（2008）中也有所反映。她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三级编码程序，而是提供了自己研究越战老兵时所写的系列备忘录，以此强调通过撰写备忘录发展理论的潜能。
《经典扎根理论》还指出了使用质性软件的一些危险：研究人员容易陷入机械地对大量数据进行编码的模式之中，因而没能不断比较数据中的事件并记录概念性想法，忽略了概念意图表现的微妙之处以及事件和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如果缺乏足够的理论敏感性，机械式编码只可能生成对概念的描述，而没有能力产生概念密集和完全整合的扎根理论。使用软件的另一个风险是：研究人员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大量收集数据，仅仅因为数据存在就收集过多的数据。另外，质性软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掌握，不仅耗费时间，而且有可能扼杀研究人员分析资料的创造力。
《经典扎根理论》对如何呈现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也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例如，建议研究人员使用现在时态写作，以达到理论就好像现在正在生成一样的效果。如果用过去时态写作，往往会偏向于描述研究结果，而不是对潜在的社会行为模式进行概念性解释。这本书还建议，通过添加简短的数据摘录来说明关键概念，将有助于控制概念的密度，提高可读性和可理解性。研究人员写作时不要使用过多的长引语，以免阻碍理论阐发的节奏，打断概念流，增加阅读的难度。
最后，《经典扎根理论》作者还介绍了发表论文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何时提出研究问题，何时阅读文献，如何介绍自己的研究过程等。扎根理论路径通常是确定了主要关注点，并且在一个核心类别出现以解释这个主要关注点之后，才转向文献的阅读。但这本书的作者提醒读者，研究人员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组织文章，而需要做一些调整以迎合现有的学术传统——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撒谎”。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自己的作品，研究人员可以在引言中指出，自己是从一个感兴趣的领域开始研究的，研究的问题是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演化而成的；虽然文献阅读发生在核心类别出现之后，但自己在开始研究之前便提出了相关思路。
这类建议（包括书中其他的一些建议），让我对扎根理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很显然，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不仅追求严谨、规范的方法论意识和程序执行能力，而且容许研究人员根据特定情境的要求进行多样化创造，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04
对一些误解的澄清
通读《经典扎根理论》之后，我的一个感受是，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其实是多样化的，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流派，使用时也会根据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不过，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只要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编码技术，就是扎根理论研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年我在评审国内期刊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自称使用了扎根理论路径的论文，其实并没有真正使用。大部分研究只走到了（按照Strauss学派的程序）开放编码的前两步，即贴标签和形成类别，遑论第二级和第三级编码。即使是采用Glaser和Charmaz不那么程序化的标准，这些论文也没有显示最后的理论建模是如何做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对学界存在的一些误解加以澄清。
一般而言，扎根理论路径适合研究如下现象：特定人群面对一个特定问题时，受到各种条件（因果条件、情境条件、干预条件）的促进或制约，采取不同的行动和互动策略，产生不同的结果，进而形成一些模式(pattern)。扎根理论研究的任务是穷尽对所有这些模式的探索，自下而上地形成中层理论(包括实质性理论和形式理论)。然而，很多学者的研究并不涉及一个特定问题，而只是对一个现象（如制定一个专业标准，或形成某种教育观念）进行探究。而且，被研究对象完全没有行动和互动，只是研究人员本人在静态地处理该现象；或者研究人员完全没有呈现行动者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是形成了一个静态的理论模型。
根据Charmaz(2006)的观点，代码和类别最好使用动态的词语，能够用动名词就不要用名词。然而，我看到的研究论文在编码时使用的代码都过于静态，表达的只是一些既定领域的内容（如“学习方法” “学习内容”），缺乏动态感。此外，这类研究形成的类别通常也缺少主题或倾向性，只是一些形式化概念的堆积（如“行政领导的改革动机”“高层管理人员的价值观念”）。
由于对扎根理论所强调的连续比较法缺乏认识，不少研究人员只是一次性地收集资料，同时对数个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或观察，然后一次性地分析资料。他们没有使用连续比较法，而是根据生成理论的需要，选择可以提供补充性资料的研究对象，进而丰富已有的研究结论。其结果是，他们收集的很多资料在同一水平重复，无法为推进分析的结果做出贡献。
另外一个严重的误解是：不少研究人员认为扎根理论只是分析资料的方法，并不涉及研究设计、资料收集、理论对话等环节。他们只是在分析资料阶段对资料进行编码，便认为自己采用了扎根理论的路径。其实，扎根理论不只是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方法，而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成理论的研究路径。而且，研究的具体环节和层面事先无法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研究情境中理论生成的需要。在进行研究设计时，研究人员很难知道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研究对象的数量需要多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研究。这一切都取决于理论饱和度的达成，当然还受到一些实际条件，如时间、精力、经费、研究人员的能力（特别是理论敏感性）等的制约。
为了帮助研究新手了解扎根理论，我在此再次重申其要义：
① 研究的目的是生成理论，针对现象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理论生成同时进行；
② 理论必须来自经验资料，而不是从预想的、逻辑演绎的假设中形成代码和类别；
③ 通过连续比较法，找到相关但不必精确的证据，建立一般性的经验事实，使概念具体化；
④ 为了理论生成的目的进行抽样，抽样的单位是概念，而不是人、地点或事件，不必按照人口学变量进行抽样；
⑤ 类别需要达到理论性饱和，即属性基本齐全，再收集资料会出现重复；
⑥ 通过编码、撰写备忘录和画图表等手段完善类别之间的关系，形成理论假设，进行理论整合(陈向明，2015)。
我相信，通过阅读《经典扎根理论》，读者会对上述扎根理论的要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果读者能够将从这本书中所学到的经验运用于一项真实的扎根理论研究，应该会对这些要义有更加切身的体会。而如果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对扎根理论的这些要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将会对世界范围内扎根理论的推广和发展做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贡献。我期待更多研究人员和实践者采用扎根理论对自己所处的工作及生活困境进行深入、系统、有新意的探究，进而改善我们的心智模式、生存状态和社会-文化环境。
作者丨陈向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信息来源丨北京大学经管书苑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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