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的移动性与即时性自然地弥补了因为地理距离而分离的家庭，手机不仅是一种通信技术或工具，对于这些家庭成员而言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借此履行自身的家庭职责。本研究关注媒介科技与留守儿童家庭之间的交织影响，探究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如何透过手机履行亲职？以及留守儿童家庭如何将手机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节奏中，背后又蕴藏怎样的性别关系与权力结构？
作者：吕山 李熠 林颖
来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
摘 要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在外务工的父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冲击、影响了传统模式的亲子关系建构。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远距离家庭的相处方式，建构了留守儿童与其父母超越时空的“共同存在”。本文通过对15组留守儿童家庭进行协同访谈，考察了他们如何共同“驯化”手机，以达到“做家庭”的动态建构与亲职划界。本研究指出：手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发挥出新的意义和实践策略，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远距亲职实践仍然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脚本，造成母职和父职在“做家庭”过程中持续的不对等；同时儿童并非完全被教导的客体，他们同样借助媒介“再驯化”策略表达对父母的情感乃至对日常监视的抵抗。
关键词
留守儿童；驯化理论；智能手机；亲职划界；“做家庭”
研究缘起
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使其不再局限为物理空间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智能手机让分离在不同地方的亲人可以虚拟同在，从而营造亲密关系的场域，以促使家庭情感的交流与维系①。智能手机的移动性与即时性自然地弥补了因为地理距离而分离的家庭，在此手机不仅是一种通信技术或工具，对于这些家庭成员而言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借此履行自身的家庭职责。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中，亲职履行往往是不平等的，例如母亲需要付出更多的无偿劳动以保持家庭的“团结”，女儿则往往更被期待承担照顾者的角色以尽孝道②，亲职的实践与性别的维度紧密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同样也在移动的过程中被收编与拆解。另一方面，数字资源的鸿沟之于家庭而言，同样也具有差异性，长久以来科学技术在社会建构中常与男性阳刚气质相连结，而女性则被建构为技术的边缘者（尤其是年长的家庭妇女）③，即母亲常在家庭中被视为不善处理科技产品而交由父亲打理，这看似微小的差异同样也在移动的过程中形塑新的家庭亲职关系，例如有研究发现，伴随互联网取代传统电话成为跨国家庭的主要交流工具，原本属于母亲的照顾、关怀的角色也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拥有更高媒介素养的男性更善于使用媒介科技与远方的子女交流，而母亲则被“沉默”，但同时有些母亲也能发挥能动性去接触新媒介以“夺回”联结（比如女儿帮助母亲学习使用媒介）④。由此可见，媒介科技、性别与移动家庭之间处在一个动态而不断协商的过程中，这不仅促使亲职分工变化，同时也重塑了家庭关系。
近年来，伴随中国城乡差距的变化，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迫于经济需求前往一、二线城市务工，这造成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使得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成为当下社会值得深思的议题。2015年，中国0-17岁流动儿童达3426万人，留守儿童达 6877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数合计1.03亿，占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说，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在这6877万留守儿童中，4051万人居住在农村地区，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9.4%，即每10名农村儿童就有3名是留守儿童。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留守儿童已然成为社会中的典型问题⑤。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长时间在外务工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与留在家乡的孩子进行日常交流与教育的？在此过程中，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其不仅中介了远距离家庭的亲职关系，同时父母与子女也能够借助手机的可供性以践行自身的主体性，从而持续建构出新的动态家庭关系。
本文关注媒介科技与留守儿童家庭之间的交织影响，试图探究（1）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如何透过手机履行亲职？（2）留守儿童家庭如何将手机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节奏中，背后又蕴藏怎样的性别关系与权力结构？
文献回顾
(一)媒介技术与远距离家庭关系
亲子关系是家庭社会学中的经典研究课题，被认为是认识和理解家庭伦理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数字媒介赋予了亲子关系与家庭伦理新的内涵。现有关于媒介技术与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社交媒体场景出发，聚焦“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探讨家庭场域中子辈与父辈、祖辈的沟通效果。安利利、王兆鑫围绕亲代与子代在微信中的互动场景和现象，揭示了这一过程中两代人的权力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数字文化反哺与文化再哺育的策略与认知。在数字时代，两代人的生活经验次序被打乱，子代掌握了技能权威，产生文化反哺；同时子代与亲代恪守的孝道伦理不再局限于养老、敬老、爱老，而是表现出一种“帮扶性、经验哺育性”的社会融入式孝道，因此，子代的数字权威被亲代认可，向亲代传递新型价值观念；亲代在接受文化反哺的同时以文化再哺育的方式实现对子代的反作用，并在其中延续传统教养与文化规训⑥。王炎龙、王石磊考察了年长世代对家庭微信群的风格驯化与意义建构，认为年长世代是驯化家庭群的主导者，他们独自或与年轻世代共同完成家庭群的建立，根据传统礼数驯化着家庭群的风格，对其进行独特又传统的文化意义建构，最终构筑起一个社交媒体内的家庭文化空间⑦。
其二，子代的媒介使用与亲子关系影响研究。国内以学者朱秀凌所做的实证研究为代表。手机的出现给青少年提供了建构私人领域的契机，但也造成其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危机。朱秀凌指出，手机使青少年的私人领域得以建构，孩子可以随时与父母协商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手机代替了父母的“身体缺场”，随时随地嵌入到孩子的私人领域之中，延伸父母的权威与控制⑧。石鑫缘等研究认为，隐性疏离广泛存在于当代核心家庭中，但父母和子女对其感知程度较低，亲子间呈现出“假性亲密”，但子女在日常媒介使用中屏蔽父母的情况比比皆是⑨。
伴随现代化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从而导致许多家庭的严重分离。父母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而背井离乡，留守儿童问题作为这种移民流动的结果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首当其冲的便是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墨西哥。作为远距离的“社会粘合剂”，媒介技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家庭成员有可能重新保持亲密关系，就像近邻家庭一样。Mirca Madianou和Daniel Miller探讨了来自菲律宾的跨国移工母亲是如何履行远距离的母职期待，他们发现移动电话很受菲律宾移民母亲的欢迎，尤其是对来自菲律宾农村或低收入家庭的母亲来说，移动电话大大改善了她们远程育儿的能力，能够让她们与自己的孩子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实时的语音通信，能够让她们参与日常的育儿工作，对孩子的饮食、作业和纪律问题进行微观管理⑩。Liu对于中国南部流动父母手机使用的研究也指出这一点，手机的可供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异地的亲子关系，尤其是手机即时性互动可以提供抚慰作用⑪。曹晋分别在2008年与2020年对在上海的移动女工的手机使用做了考察分析。2008年，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不够成熟，手机对于当时的家政女工们来说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品，大部分家政女工使用的都是价格相对便宜的手机，她们最大的需求就是通过手机与在家乡的子女进行语音联系⑫；而到了2020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以强大的功能及大众化的价格迅速普及，此时的医院看护女工能够在空闲时间打开微信视频通话功能与自己的子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这个时期的异地母亲们还会利用手机便捷的支付功能和子女进行金钱往来⑬。从曹晋在两个时期的研究发现，同样是异地母职履行，手机媒介的进化带来的也是巨大的母职变化。
在信息通信技术不够发达的过去，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几乎处于断联的境地，偶尔联系也常因为当时电信费用及移动基础设施的限制而被迫中断，亲子关系因父母“功利性”的聊天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境，长时间与父母的断联成为80、90后留守儿童与其父母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然而，作为“数字原住民”一代的80后、90后，他们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人际互动早已受到数字媒介与互联网深刻的影响。当他们为人父母之时，他们如何通过手机来与自己远在家乡的孩子进行联系？如何通过媒介履行亲职？他们与自己的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与过去相比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父母与他们的留守儿童通过手机互动的表现，探索他们如何借助技术来调整自己“做母亲”“做父亲”的职责，这对关爱当下社会留守儿童的内心情感、理解数字时代的亲子关系和探析新时代下留守家庭关系图景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驯化理论
驯化理论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关注个体是如何将新技术融入他们独特的社会情境里，以及这些技术又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⑭。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是最早公开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这建立在其对家庭电视的使用与消费的民族志观察上。“驯化”作为一种隐喻，指信息技术犹如“野生动物”，能够经过家庭的“驯化”，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不同于技术决定论，驯化理论认为技术的实践包含差异的视角，除了能显露消费者的品位、反映其身份阶级，更会因为每个人对技术的诠释差异而创造出个别的特殊认同，这展现了属于消费者的权力⑮。换言之，人们透过驯化可赋予技术新的意
义，并在实践的过程中表达出个人化的特征。正因如此，驯化彰显出受众与技术之间不断协商、调配与接收的动态关系。
西尔弗斯通将媒介驯化的过程总结为六个阶段⑯。当媒介技术还未进入消费者的私人场域时，设计者会预设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并创造物品的商业价值，这被称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即创造物质与象征性价值的人工制品的过程。消费者在购买前也会对商品的物质功用和象征意义进行构想，这是想象(imagination)的阶段。当媒介技术被购买进家庭领域后，即被出售离开交易系统时就转入挪用(appropriation)的阶段，家庭成员会根据个人的社会经验、文化惯习及处境来创造性地占有它，从而展现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个人意义及创造区隔。客体化 (objectification)是媒介技术与空间配置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物质意涵。整合(incorporation)则是指如何将媒介技术融入日常生活的韵律之中，体现使用者对既有生活时间结构的控制。最后，媒介技术被家庭成员驯化后，会重新转化(conversion)进入公共领域并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实践技术的个人意义会反而过作用于家庭外在的社会结构乃至改变技术在设计阶段的构想和功能，从而展示了个体的能动与身份。
驯化理论强调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体，新的媒介技术往往是建立在旧有的实践之上，人们需要不断调整实践方式以适应当下的生活情境⑰。而随着个人生命阶段的转变，用户会改变对技术的态度以及使用的细节⑱。另外，驯化的各阶段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也不是连续的，即“再驯化”(Re-domestication)与“去驯化” (De-domestication)都有可能出现⑲。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西尔弗斯通指出驯化的概念需要扩展与延伸⑳，旨在关注新的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例如网络或是移动手机等，研究范围应该从家庭扩展到邻里、同侪、工作等公共领域，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技术与社会改变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许多学者将驯化理论应用到软件、游戏、社交媒体等领域，例如研究老年人是如何将预存的具有公共意义的电子游戏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建构新的游戏实践的意义㉑；研究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是如何使用互联网㉒；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使用者在驯化社交媒体时的策略差异㉓；研究性少数群体如何驯化交友软件以协商亲密关系和制造新的社交联结等㉔。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很少有研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间的科技使用及驯化现象。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功能与其子女进行亲职履行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本研究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角度出发，采用驯化理论研究路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在驯化过程中对手机社交媒体技术的持续理解以及意义赋予。本文的“驯化理论”具体表现在用户(新生代农民工)有选择性地创造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并挪用技术，使其嵌入日常生活，在用户对技术的不断驯化、形塑中共同完成主体及社会的文化意义建构。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15组留守儿童家庭进行了半结构化协同访谈与观察(见表1)。协同访谈是一种定性访谈方法，与个人访谈有所不同，协同访谈承认个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将这种现象作为信息来源，而不是试图控制它㉕。
在本研究中，对于留守家庭的不同成员(儿童及父母)是分开进行访谈的，即彼此之间并不清楚对方的访谈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访者可以更加独立地分享对于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看法，同时也方便研究者以家庭系统的视角探索父母与子女对于亲子关系的协商。
受访对象来源于湖北省多个县城多所学校的留守儿童与其父母，通过熟人引荐后研究者与学校建立了联系，校方为我们从不同年级邀请了多名留守儿童进行访谈，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在访谈结束后征求孩子的同意，我们收集到了他们父母的电话。由于留守儿童父母分散于全国各地工作，不便在线下进行面对面访谈，因此采用了线上电话访谈的方式。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累积在30分钟至54分钟，并根据需要，对部分受访者加了微信后，进行了二次线上访谈。本研究对于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标准包括：(1)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 (2)留守儿童年龄在6-17岁(小学与中学)；(3)父母常年不在家且不回家。根据学术伦理规范，本文对所有受访者个人以及访谈中其他隐私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全部通过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完成。扎根理论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逻辑贯穿其中。扎根理论强调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理论应该与新的经验数据的对话过程中反复调整，因此本研究基于驯化理论展开分析，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和改善驯化理论。主题分析是本研究主要的分析方式，而主题的构成和选定也是基于驯化理论进入家庭场域后的四个主要维度：挪用、整合、客体化和转化。除此之外，根据编码过程中产生的新主题以及驯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提出了再驯化这一新维度用以理解留守儿童在与父母沟通中对于手机的驯化过程。
研究分析与发现
(一)挪用：手机联结与技术风险
在移动媒体和电信基础设施尚未普及的年代，留守农村的儿童较难与父母保持“即刻联结”。早期媒介科技介入农村生活多以网吧的形式出现，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家中老人较难留意到媒介影响，同时儿童心智尚未成熟又缺乏自制力，因此一些留守儿童将大量时间耗费在与同龄人在网吧玩网络游戏中，以此体验“共乐”和消解孤独，但这样一来又造成留守儿童学业的倒退甚至于社会资本的提前分化，因此媒介科技之于留守儿童的影响往往给外界负面的印象㉖。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留守儿童及其家长逐渐习惯用手机社交软件——微信作为维系彼此关系的渠道。微信作为一个集聊天、视频、电子支付、朋友圈为一体的“超级粘性软件”(super-stickyapp)，在设计之初就不仅为家庭使用，而是包括同事、同学、商业交易乃至陌生人之间连结的平台，是公共领域与私生活之间交织、共构的产物。当微信被留守儿童家庭驯化后，则成为了家庭成员间日常联系、讨论家中事务、教导子女学业、维系情感、排遣思念、实践远距离家庭亲职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留守儿童被重新放置进核心家庭的关系体系中，得以享有类似普通家庭父母的陪伴，同时父母也完成履行自己身为家长的伦理职责，弱化了长期以来因无法陪伴子女而产生的亏欠感，从而使得家庭关系看上去更加和谐。
从访谈结果来看，大多数留守儿童只有一台手机，多来自于父母所淘汰的旧机型，款式以国产的中低端手机为主，通常只会装载维持基本沟通的社交软件。而作为家长方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智能手机发展的前中期就开始使用，拥有较丰富的“驯化”经验。手机作为亲子间沟通、互动的工具，起初主要由父母一方所主导。父母会充分结合他们的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使用经验，更方便、快捷地与小孩联系，同时可以避免借助第三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找寻子女，造成传播的“延宕”。同时父母也会反身性地思考过早使用手机可能给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些父母会根据小孩的年龄而分化媒介的选用，例如让小学低年级的子女先使用智慧手表，等到了高年级再换成手机，以防止小孩养成不良的媒介习惯。由此看出，媒介使用与亲子关系间是动态的权力关系，父母会提前预想媒介使用可能带来的后果，透过制定规则或是约束子女的媒介行为，以此减轻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手机的基本功能如电话、短信等沟通渠道经历了媒介退用的过程。从访谈中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已经很少使用这些方式与子女联系，原因在于媒介形式的单一与不便。大部分父母认为微信已经代替了短信与电话的功能，他们已经很久不再发短信，电话也相对打得比较少，更多的是接听电话。
在日常沟通中，微信的不同功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与技术的可供性相关。视频通话是目前最形象、快捷的远距离沟通方式，具有画面、声音同时又保证双方的在场性，如同营造了一个虚拟的“家庭客厅”，这反映“凝视”在家庭成员的媒介沟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透过微信视频让彼此看见，这不仅可以让家长了解当下孩子的身高、体重、面容，更能让彼此深层的精神情感被“看见”。受访者胡女士说：“我经常在视频里发现我孩子衣服小了，我就知道他又长身体了，然后我就会给他买新衣服，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我还是可以通过手机的一些功能来创造和我孩子见面的机会，多少让我心里得到安慰的同时，我觉得我孩子也会感受到妈妈是在身边的。”㉗视频下的亲子对话让距离消融，产生了“有形的媒介亲密关系”(tangible mediated intimacy)，从而改善了亲子关系，促进了良性的家庭沟通㉘。甚至，这种媒介化的凝视下，媒介成为父母的“替身”，借助微信本身多模态的功能性，例如文字、朋友圈照片、语音、表情符号等，微信的亲职实践建构出“超真实”的父母形象。当向子女问到“如何看待父母长期在外工作，无暇照顾你”这一类问题时，部分留守儿童表示能够理解。胡女士的儿子说：“她也要工作嘛，而且她基本每天都会和我视频，我们可以通过屏幕进行互动，聊每天发生的事情，她会给我讲她身边的事情，我会给她分享我在学校的事，除了不在一起，感觉也没什么差别。”㉙从中可以看出，借助媒介子女能够更加了解父母的个人兴趣与日常生活，分享父母喜欢的歌曲、打工中的趣事、新买的衣服等，甚至一个表情包也让严肃的亲子对话变得更为生动。
相较于视频通话，语音和文字对话的生动性较弱。父母在驯化微信时会切身考虑媒介的特性以及子女的心理，因此相较于视频通话的温馨，语音文字对话往往涉及子女教育话题，常以相对严肃的对话为主。姚女士说：“想她从小不在我身边，我教育她的度也要把控下，我又担心她对我的感情越来越冷淡，所以像她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我都不是直接吼她、说她，都会先发消息给她，而且语气不能太强硬，不能让她觉得不在身边还对她很严厉，也挺矛盾。”㉚从中可以看出，父母会先去铺垫问题，再来说道理，从而让小孩能更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反映媒介科技虽然能方便远距家庭间的亲子沟通，但是并不会完全改变旧有的亲子沟通技巧，也不会加速问题的解决。换言之，父母依然需要耐心地投入到媒介对话的过程中，适时地选择不同种类“媒介家庭凝视”的传播方式，以达到社交媒体的功能优化，进而建构远距离家庭的亲职实践。
(二)嵌入：亲子间的“微信”驯化与亲职差异
当技术被消费者从公共领域挪用到私人领域时，标志着人与技术的驯化关系正式确定，即科技开始“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客体化与整合阶段强调媒介技术在日常生活及时空中的嵌入㉛。进一步来说，客体化关注媒介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实践状态，用户根据自身需求特点对媒介技术相关功能进行重新配置，呈现出个性化与独特性；当用户尝试将媒介技术整合进日常生活中时，他们一方面会维持既有的生活模式，同时又要把握整体的结构，这一阶段中，媒介技术也可能会偏离设计者的初衷而发挥作用，这恰恰是整合的魅力所在，用户能够借助策略性实践从而合理化不同的功能。在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中，由于父母常年不能在子女身边陪伴照顾，因此他们会借助线上的交流场景，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行为方式不自觉地持续驯化媒介，子女也在这种驯化过程中接受父母传递的信息与关爱，最终构建了一个远距离的家庭文化空间。
1.日常沟通与韵律
在外务工的父母们虽然不在孩子身边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但是他们会通过媒介技术来营造“在场”感，实现“远距离亲职”的职责。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些母亲表示，在孩子处于低年级阶段时，她们会担心祖辈的教育方式可能比较保守，孩子们难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所以她们会通过微信来仿刻自己在家的感觉，如每天在固定的几个时间段通过微信提醒孩子要做的事情。邹女士说：“我的工作时间集中在下午嘛，所以上午我时间比较空，在小孩比较小的时候，特别是一至三年级，正好是他习惯养成的黄金阶段，我就几乎每天视频叫他起床、提醒他洗漱、收拾上学需要的东西、吃早餐。我觉得习惯很重要，我宁愿辛苦麻烦点，让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㉜
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很多母亲并不像邹女士的工作时间这样灵活，但是她们都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即手机打破了她们与孩子之间物理距离的阻碍，实现了“连接的存在”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概念㉝。为了加强与孩子之间的亲近感，她们一有时间就会通过手机微信来与孩子们建立联系。胡女士说：“像我工作时间就比较不固定，很多时候我闲下来的时候孩子在上学，所以我都是在平时会把我工作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拍成小视频发给孩子，然后周末我们会进行很久的聊天，很多时候视频一开就是一个半天，可能不会一直聊天，但是这种感觉就很好。”㉞
母亲与孩子们的联系是一种无意识的、有规律的，更像是在身边的感觉。相较之下，远距离的父亲与子女们的联系则相反，呈现出一种有意识的、无规律的节奏。许多父亲在访谈中都透露着相同的信息，他们与子女的联系比较少，更多是有事情需要告知的时候会与子女聊一聊，通常采用语音的方式。邓先生说：“我和孩子联系得比较少，一个月联系个一到两次吧，主要是平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每次聊天也就是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然后问问他有什么需要的，家里情况之类的，也就不到十分钟的对话。”㉟而且，从对父亲们的访谈中发现，他们与子女的沟通通常采用语音的方式，而不太喜欢采用视频的形式，一方面他们觉得这种虚拟面对面的方式会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另一方面他们自认为孩子们也并不喜欢和他们视频通话。
从访谈中发现，远距离的父母为了加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沟通，他们会通过手机媒介的互动功能达到子女和父母的交流方式多样化。父母们会觉得，虽然他们不在孩子身边，但是每天短暂的线上交流让他们实现了“做父母”的义务与职责，也和子女建立了更多的熟悉感与亲密感。
总体而言，家庭成员会将媒介科技嵌入个人的日常生活行程中，维持既有的时间结构，同时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对节奏进行把控。正如Snow表明人们透过媒体型塑、维系日常规律的行为，即由每天与媒体间有计划且规律的互动所组成，甚至人们会将媒体的韵律内化至日常活动中而不自觉㊱。由于智能手机的即时性和携带性，父母可以在休息与工作间自如地安排与子女的沟通，并透过媒介实践创造日常生活的仪式感，例如父母的视频电话取代闹钟成为子女一天的开始，试图以此帮助小孩养成良好的作息。本研究也发现基于性别脚本的预设，父母的媒介整合方式有所差异，母亲是一种情感性的时间结构，即驯化的方式更立基在满足彼此情感的需要与陪伴；而父亲则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结构，其驯化方式多以目的作为导向，透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例如家中大事、子女犯错)以开启沟通和教导的功用。
2.家庭教育与亲职划界
长久以来，父母都担负着监督子女学业及培养子女品性的职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则给在外务工的家长提供了远距离地负责小孩教育的条件。以往研究指出，父职与母职在家庭教育小孩的行为态度上存在差异，往往父职的角色功能在于控制，而母职的角色功能在于抚育㊲。本研究亦发现，父母在借助手机进行远端教育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和差异。
在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父母会充分利用手机与子女进行日常教育及对学习的把控。受访父母普遍表示，在留守子女成长过程中，最为担心的两方面是孩子的性格与学业；一方面担心长期与父母分离会使子女的性格孤僻、胆小，或缺乏正确引导在外闯祸；另一方面担心子女学业无人监管难以完成高中学业。在学习教育上，父亲和母亲的观念也有所差异，受访者王先生认为孩子的性格养成才是最重要的，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未来踏进社会性格关系着他的为人处世，在外社交等；邹女士也认为性格对于留守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由于现在升学竞争非常激烈，她认为还是要读个大学才行。“我倒不担心他的性格，但在现在孩子们的教育竞争也很激烈，内卷严重，我们也不是想要他一定考上名牌大学，只是大学还是要上啊，但是现在就是初中升学率就很低了，所以还是担心他成绩，只希望他考上高中，顺利读个大学就好。”㊳从访谈中来看，在外务工的父母们对于留守儿童最大的期望是其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性格上不要有缺陷。在学业上并没有过高的期待，而是能够顺利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即可。
本研究发现在学习教育上，母亲们会付出更多劳动，多数母亲会每天晚上在固定的时间段与孩子进行视频通话，来完成对孩子作业上的照料与监督。李女士说：“我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就是留给孩子的，一般小孩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到7点我开始给她视频，然后会一边盯着她写作业，一边给她过当天的学习内容，包括她没听懂的、作业中不会的，还有些常规的听写、背诵等。”㊴
受访中许多母亲表示她们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对子女们进行学习上的辅导及监管。她们认为，在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习惯的养成很重要，有了良好的习惯后，高年级会省很多事，所以她们宁愿麻烦点、辛苦点，也要通过手机媒介来弥补对孩子教育上的缺失。姚女士说：“我家孩子现在高中了，但是学习习惯很好，我倒是不担心，从小学的时候我辅导了她三年，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每天都是用电话，那个时候微信刚出来，功能还没有很齐全，刚开始用QQ视频，后来改成微信视频，后来她年级越来越高，我也不辅导了，一方面我知识水平也跟不上，另一方面她也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㊵
相较于学习教育，关于日常行为规范、品性原则的教育则主要集中在父亲身上，虽然母亲也会偶尔进行管教，但是这权利更多归父亲所有，这也是在家庭中父母们协商过后的结果。赵先生说：“我和他妈都在外地工作嘛，以前他小时候我们是在一起工作，后来孩子大了，我和他妈就不在一个城市了。本来孩子就是留守儿童，所以小时候我们是商量着夫妻俩还是在一起，总不能让孩子每次都觉得这家真是够奇怪，三个人在三个地方，所以小时候我和我爱人就协商过，虽然还孩子不在一起，但是在家庭分工上，学习的事情我一个男人也不怎么会管，全权交给爱人，孩子日常行为上，主要还是我来管，一旦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那都是我在管孩子。”㊶这一点也是大多数父亲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在很多大事上有着决定权；在孩子身上，一旦犯了很严重或者是原则性的错误，父亲就应该出面来对孩子进行教育。
从远程教育的亲职划界，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往往扮演着日常教育监管的落实者，而父亲则基于男性气质的脚本，主要退居“幕后”，只会在更重要的品性原则的教育上才会发声。不难看出，手机虽然弥补了远方父母履行亲职教育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促使家庭关系更加紧密，然而也复制了旧有的家庭分工的不对等，母亲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履行母职脚本的伦理规范，持续地付出情感劳动。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下，“密集母职”已经成为当代母职实作的重要特征，即除了主张母亲是孩子最佳的照顾者外，更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甚至金钱专注于育儿㊷，由于留守儿童尚未成年、无法为自己负责，因而母亲在驯化媒介的同时为子女承担了学业成绩、成长、管控风险的责任。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父母在驯化科技的过程中虽然能发挥能动性，积极打造出适用于远程家庭教育的实践策略，然而这仍然受制于既有的性别结构，某种程度上造成母亲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维系家庭的运作。
3.物质回馈与补偿
微信作为一个平台媒体，除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沟通交流，也具有物质交易的功能，例如发红包、转账、支付、购物，而这也成为远距离家长与子女间另一种“情感传播”的方式。
物质经济的回馈在维系留守儿童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受访者父母都表示，物质补偿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是个父/母亲。对于孩子们的日常吃穿用度，父母们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依然可以通过手机购物来满足孩子们的生活所需。此外，母亲们通常会在子女生日等重要日子给他们发微信红包，有的甚至会提前通过外卖软件订购生日蛋糕，然后在屏幕另一端与孩子一起过生日。
在孩子的生活细节上，妈妈们会记得更为清楚，她们总是通过手机给孩子带去不一样的生活惊喜。对于爸爸们来说，他们偶尔也会给孩子们进行其它物质补偿，但最频繁的方式还是直接给钱，而且一次给的金额相对较大。受访的大部分爸爸都表示，给钱是比较直接的方式，同时他们觉得给孩子金钱能够彰显父亲伟岸的男性气质，让孩子手里有足够的零花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任先生和陈先生的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他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秉持多给钱的观念。“从小都是给生活费，小时候是一月一给，现在大了都是一学期一给，其实我给的肯定是足够的，孩子也还好不会乱花钱，主要想让他在外面有点安全感，平时和同学出去玩的时候也不会担心没有零花钱之类的。”㊸
通过手机进行的物质补偿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交易，也是在外务工的父母们远距离表达对子女关爱的一种方式，他们会凭借经济上的流通来了解留守儿童最近的生活情况。经济上的补偿让父母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子女的愧疚感，虽然不能无时无刻地陪伴，但是至少在物质方面让孩子们做到无后顾之忧。这对于远距离的父母而言，也是一种情感慰藉。按照消费社会学的观点，物品除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还有一种符号价值(signifyingvalue)，例如毛衣的使用价值是冬天御寒，但是在母亲送给小孩的情境下，这是作为象征母爱的礼物和情感的补偿。我们也能由此窥见，父亲和母亲在驯化微信及其红包、支付功能上存在的差异。父亲直接给子女金钱，让其自己选择所需要的物品，这是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理性判断所做的决定；相较下，母亲会更多地考虑子女的情感、年龄和成长环境，亲自询问并挑选其会用到的东西，并以礼物的形式赠与，由此可见母亲在驯化媒介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赋予其仪式化的情感价值，从而在实践中完成对于母职的想象。
(三)转化：远距离“共同存在”的实践与极限
西尔弗斯通称：“转化跨越了人工制品与意义、文本与技术的边界”，同时他也强调媒介技术的双重构连性，即技术本身是讯息的中介与实体，同时也是帮助家庭或个人融入现代社会、形塑认同或实现社会文化意义的渠道㊹。在留守儿童的家庭中，远距离的父母借助手机微信实现了与子女的日常联系，通过“虚拟共存”保持着“永恒联系”。受访母亲们表示，同过去相比，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微信中的基础设施功能(视频、语音、文字、表情)完备，使得其成为她们首选的虚拟沟通媒介。她们在微信里凭借孩子的声音、神态表情来判断他们是否有烦恼，这种沟通能力使她们觉得和孩子之间“仍然很亲近”。“我和我儿子其实沟通一直非常有效，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感情很深厚，每次他不开心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不是立刻给她打视频，因为在情绪下他也不会给你讲什么，所以我都会给他打文字，用很多很温馨的词句开导他，然后当他回复我时，我可以从他的回复中看出他内心的一点变化，之后我才会用视频或者语音的方式强化对他的一种鼓励。”㊺从妈妈们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技术的有效使用有助于瓦解距离带来的障碍，使得远距离家庭在那一刻是共同存在的。
对于留守儿童家庭而言，他们的手机使用有着区别于其他家庭独一无二的烙印。媒介技术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使得“虚拟的共处”成为他们满足对孩子的渴望和思念的方式。在他们的手机使用中，虚拟共处最常见的形式是通过听觉(语音中的口头交流)与视觉(视频中的跨屏互动)进行建构，或是通过短信中的书面文字形式交流等，多感官的互动用以填补父母对于子女的思念，形成远距离的“共在感”。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父母将媒介科技挪用进远距家庭中，驯化出了家庭领域内独有的媒介逻辑，反映了当下在持续建构中的“做家庭”(doing family)愈来愈与媒介逻辑相交织，即在媒介的促使下形成了仪式性的、无处不在的和共同存在的家庭形式㊻，然而这一过程可能也使得家庭反而受制于媒介逻辑的束缚，一方面造成阶序化的媒介投入，母亲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时刻留意小孩的信息，造成持续的专注和压力，而父亲得以根据自身的安排来使用媒介，可以相对自由地“近身”或“抽离”远距“做家庭”的关系里，这重新复刻了旧有的不平等的父职/母职分工。另一方面，借助驯化媒介父母弥补了不能陪伴孩子长大的“亏欠感”，但又吊诡地合理化了父母长期在外的理由，从而造成了“理所当然”的媒介陪伴，此时双方依赖手机中介“展演”彼此的关心与情感，但其极限在于更深层的情感可能难以依赖媒介所表达。
(四)再驯化：留守儿童自我赋权的另类实践
西尔弗斯通指出社会与科技之间存在基本的张力，需要从政治和个人等层面来解决，然而任何层面都并不稳定。驯化理论强调媒介技术的接受和采纳不是如创新扩散理论所认为的由科技和设计者单方面决定，用户并非被动接受简单线性的商家预设规则，相反媒介技术的挪用是复杂而动态的，使用者的再驯化过程中又会给予科技物本身新的文化意涵。因此驯化过程有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差异的脉络，这个过程往往是持续、没有止境且不断辩证变化，Huang与Miao就指出使用者“再驯化”(Re-domesti-cation)科技物已经成为公共现象，原因可以归为：媒介生态的转变与市场竞争力的发展导致科技物本身功能/特征的改变；不同世代对于科技物驯化存在不同的模式；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环境也不断改变，人们会重新思考该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㊼。手机是留守家庭连接的桥梁，父母通过手机随时随地的关心子女的生活动态，然而并不是所有子女对于父母通过手机履行亲职的行为都予以接纳，在部分孩子眼里，父母频繁的视频通话、语音聊天都是在远程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有的父母也会在孩子的手机上开启远程定位功能，这些在孩子们眼里都是监视的举动。因此，他们为了打破父母的监控，会采取手机抵御模式。姚女士女儿说：“我的朋友圈都是分组可见，以前其实都没有，自从我妈开始管我的穿着打扮，还会在上面评论一些有的没有，我就开始对家人亲戚分组，有时候发的一些比较私人的(比如出去和朋友玩、某一天化了妆穿得比较性感点)害怕被亲戚家人指指点点。”㊽
在受访的大部分中学生群体里，他们都表示平时发朋友圈动态通常会屏蔽家人亲戚，他们认为，私人领域的动态不应过多暴露给亲缘关系的人，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害怕被父母监管。少数人还坦言，曾经发现父母在他们手机上开启了定位模式，无论去哪里，父母都能通过手机看到。虽然明白父母是好心，但还是感受到了强烈的被监视的感觉，孩子们认为这是侵犯了其自由的权利，形容自己是个监狱“犯人”一样。除了利用手机抵抗来自父母的监管以外，有些受访儿童还表示会利用手机来刻意获取父母的关注，这主要发生在低年级的孩子中。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有少数低年级的孩子会刻意在学校犯错，然后获得与父母联系的机会，哪怕得到的只是一顿训斥。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并非只是媒介科技下被监管、被控制的对象，正如Chen的研究所强调的，对于远方父母透过媒介监督以恢复亲职身份的行动反而可能会造成留守儿童的反叛，通过对手机的再驯化，从而发展出策略性地断联、失联，留守儿童以找回自身的活动空间。同时这种再驯化也表现为留守儿童借助媒介科技的可供性以达成一种关系展演，例如透过故意犯错从而获取远方父母的更多关注。由此可见，这种联结的建构并非只是单向度地掌控在父母手中，儿童同样也能发挥自身主体性对媒介进行再驯化，创造协商出新的联结方式。
结论
随着智能手机被带入留守儿童家庭中，既存的微信功能被驯化出新的意义与实践策略。
首先，相较于过去媒介科技多给留守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手机则由父母主动挪用并试图规避可能的技术风险，将其视为是与孩子随时联结的、正向的工具。借助微信不同功能的可供性，父母划界出不同的实践意义，视频联系多用以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导向，而语音和文字联系则被视为是批评、教育的渠道。
其次，本研究发现，在借助手机的远距亲职履行中，母亲与父亲存在不同的驯化脚本，母亲将微信整合进情感性的时间结构中，在自身的工作行程外尽量抽取更多的时间保证与子女的日常联络，甚至将联络本身仪式化，以此帮助子女养成好的生活作息。母亲被赋予“密集母职”的期望，即负有监督小孩学业的伦理责任，因而她们需要尽其所能地借助微信辅导、监管小孩的日常作业，以此建构出合格的母亲标准。因为长期无法陪伴子女，母亲需要随时观察小孩的生活需要和成长状况，透过微商、淘宝等电子商务软件给子女购买所需、所想的商品，借助物品展现自己对于孩子的关心以进行情感补偿，这是一种偏向“礼物经济”的消费关系。与之相对，
父亲的媒介实践更偏向事件性时间结构，即以家中事件或是子女的个人问题作为切入来达成联系，同时父亲不太会监管子女的学业，通常在子女的性格教育上才会发挥父职的功能。在物质补偿方面，父亲通常采用直接汇款的方式，基于理性与物品实用价值为原则让子女自行购买所需商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远距父母在驯化媒介时仍然受限于既定的性别脚本，母亲依然扮演抚育、感情照护的角色，而父亲则维系了既有父权结构下的男性气质，较少能真正地展露自身的情感。
虽然手机促使远距家庭保有了共同存在的状态，从而让父母更有机会关注子女的成长和心理状况，适时地表达关心以减弱父母长期不在家的亏欠感。然而远距“做家庭”的过程也受限于媒介逻辑，这使得母亲需要时刻在线并付出情感劳动，而父亲则可以工作优先与随机抽离，这进一步加深了既有父职与母职的不平等。同时正因为手机的便利，这使得远距“做家庭”变成理所当然，父母将媒介视为是一种“替身”，相信透过其可以完成亲职实践，这可能造成留守儿童家庭对“超真实”影像的过度相信，而忽视了镜头背后孩子真实的感受。但不可否认，在数字化的实践中，人依然扮演主动的地位，即能够在驯化的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因而我们可以看见子女在被远距监督的过程中也不是全然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借助媒介再驯化的策略表达自身的感受以及达成一定的目的。
本研究以中部湖北的留守儿童家庭为研究对象，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相较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留守儿童家庭可能存在差异。同时，随着留学与国际教育的兴盛，在外国的中国小留学生与国内家长间的媒介互动同样值得被研究，这涉及中产家庭的媒介驯化策略。最后，本研究并没有涉及留守儿童的真正监管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媒介驯化中的位置，以及留守儿童的老师与农民工父母之间的沟通也暂无篇幅触碰，这些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者深耕。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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