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当下互联网中的新热词：打工人？这一网络修辞背后的群体认同是怎样的？这种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其与传统语境中的打工仔、打工人是否存在着连接的可能请看下文：
作者：成杰 林仲轩 罗炜
来源《新闻大学》2022年第9期
摘要
从被视为社会特殊群体的“打工仔”到流行语中人人争做的“打工人”，话语表征着打工 主体，也建构着打工主体的身份认同。基于此，本文提出话语的“认同互构论”，通过深度访谈探究“打工人”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研究发现: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使青年群体呈现出矛盾且摇摆的“打工人”心态;成员身份标准的分歧，使认同话语的群体建构极为脆弱，全民“打工人”只是非体力劳动者群体建构的单向度共同体想象;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一方面遮蔽了传统劳资关系的对立，另一方面 彰显了青年“打工人”和传统“打工者”身份联结的新可能。
关键词
打工人;话语建构;身份认同;流行语
引言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在《语言与因特网》中写道，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很可能是一场语言革命”(Crystal，2006:X)， 网络流行语便是典型表现之一。从“屌丝”到“社畜”，从“给力”到“奥利给”，从 “丧”到“佛”，越来越多的话语符号在互联网语境下被赋予全新意涵。
“打工人”作为2020年火爆全网的流行语，最早于当年9月出现在95后网红“带篮 子”的社交媒体平台。他在发布的短视频中说:“勤劳的人已经奔上了塔吊，你却在被窝里伸了伸懒腰，你根本没把自己的生活当回事。早安，‘打工人’!”此后“带篮 子”又发布了几条含有“打工人”语录的短视频，这种看似态度端正却带着自我调侃意味的句式很快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病毒式的传播，引发青年网友的模仿和追捧，一时间 全民掀起“打工人”热潮。微博关于“打工人”的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过13亿，连主流 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微信平台也推送文章《早安，打工人!》。
“打工人”的一夜爆火和出圈，引发了跨越社会阶层的集体共鸣。这一现象折射出后疫情时期我国青年群体的生存境况，呈现了社会经济变革下青年群体矛盾且摇摆的 社会心态，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价值诉求。探究青年群体对于“打工人”流行 语的使用行为及心态，解读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意涵，对于了解青年群体如何建构身份认同，进而引导其培育正确的职业观及健康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现实，打工现象由来已久，然而关于打工的定义却莫衷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打工的相关话语从曾经流行的“打工仔/妹”变为如今的“打工人”。“打工人”成为继“佛系青年”“社畜”之后，当代青年群体用以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 的新话语。
(一)历史嬗变:“打工”作为一种社会话语
明初洪武年间，《大明律》中首次出现了“雇工人”这一称谓，但其身分仍然与私 奴婢界限模糊(李冰逆，2020)。至民国年间，“做长工、打短工”现象已较为普遍， 打工者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打工”一词最早出现于香 港，是受雇于人，为其从事受薪工作的口语表达，词义中性。1976年香港歌手许冠杰的 电影同名主题曲《半斤八两》的歌词中即出现“我哋呢班打工仔(我们这些打工仔)” 的表达，可见当时“打工”一词在香港已较为常见，乃至渗透进流行文化中。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打工”一词逐渐传入广东等南方省份并开始流行，后又随着南下 打工热潮把全国各地的劳动者送往异乡，“打工”话语便全国性地通用起来。
国内学界对于“打工”的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研究初期呈现两种“打工”话语 形态共生的情形。一种是受语言翻译的影响，部分学者将“part-time job”译为“打 工”，此话语下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介绍国外大(中)学生打工现状或相关研究综述等 (张秋荣，1990)。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劳动力盈余的 情况变得普遍，另一种“打工”定义开始成为主流，即聚焦中国农村青年群体，把农村 青年背井离乡凭手艺赚钱糊口养家的社会现象称为“打工”(周金堂，1989)。在当时 社会分工下，“打工”被定义为一种处于劳动分工底层，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且靠单纯 出卖劳动力来换取一定报酬的工作方式(李培林，1996)。
由此观之，打工主体被外部社会从多维度定义为“社会底层”，而“‘底层’一词 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刘旭，2006:199)。这种不平等为将“打工”一词污名化提供了合理性前提，进而由“打工”一词衍生出的“打工仔/妹”等身份指涉也通常会被打上农村出身、学历不高、从事体力劳动、薪水较低等 身份标签，使其成为一种歧视性称谓(方孜行，1998)。至此，外部社会通过将打工主 体身份进行归类和标签化，使“打工”逐渐由一个中性词变成歧视性话语，从社会语用到社会观念层面完成了对“打工”的污名化。
爬梳“打工”话语的历史嬗变，有助于在社会发展脉络中把握打工主体的身份流 变，以及话语建构对于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同样是打工话语，当下青年群体主动建构 的“打工人”身份显然有别于早期被动的“打工仔/妹”称谓。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话语，在网络时代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二)身份认同:“打工人”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汇集了特定时期或阶段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并通过话语 扩张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象征符号(陈万怀，2013;黄碧云，2011;曹进、靳琰， 2016)。“打工人”作为全新的网络流行语多见于新闻报道，相关学术研究较少。魏晓 阳(2021)从亚文化传播视角对“打工人”进行解读，认为“打工人”原本是一种发泄 与抵抗，但受到了主流文化商品和意识形态的收编。林纲(2021)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 “XX人”词语模的生成与功能流变，认为“XX人”的生成与传播揭示了网络称谓语在网 络人际交往定位的基础上增添了调侃自嘲、乐观自励、身份认同与嘲讽否定等功能。
现有研究整体上多从宏观视角对“打工人”流行语进行解读，缺乏实证研究。更为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都没有将“打工人”流行语与作为社会实在的打工主体相结合，就 流行语来谈流行语，导致研究缺乏现实关照和理论反思。杜连森(2021)以职校生为例 研究“打工人”培养模式，虽照应现实，但仅聚焦于职校生教育，对社会上各类职业的 “打工人”群体并无涉及。
(三)分析框架:话语的“认同互构论”
从已有文献看，无论是“打工仔/妹”抑或“打工人”，其话语背后都指涉一种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并非单纯凭借个体力量来完成，而是“在生命叙事中被一种或多 种话语建构起来的”(Gregg，2007:31)。换言之，身份认同不是一种普遍的实体存 在，而是文化上特定话语的建构。话语作为人类交往的媒介，不仅能够生产知识、真 理和权力，而且还建构话语主体、知识对象乃至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胡春阳，2007: 135)。因此，话语在人与外界的互动中既反映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建构着个体的身 份认同。具体而言，话语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可分为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两条路径。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其不断影响的过程，外界 社会是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Lawler，2014:17)。在此意义上，“打工”作为一 种社会话语，在长期的历史嬗变中凸显了外在社会层面的话语建构对于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因此，这种认同更具历时性和社会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被动式的 身份认同，是被赋予的身份和标签，是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自我建构理论与社会建构 理论相对应，认为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心灵意义的归属，所以更关注人心理健康和心理层 面的身份认同归属(张淑华等，2012)。在此意义上，最初“打工人”作为一种网络流 行语，以其独特的话语修辞凸显了内在自我层面的话语建构对于青年网民身份认同的影 响。因此，这种认同更具共时性和个体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主动式的身 份认同，是自我标榜的身份和标签，是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
以上两种路径的主要争论在于社会与自我，何者才是建构个体身份认同的关键性 因素。本文综合上述学术视角与观点，认为个体身份认同是通过话语进行建构的动态过 程，既受到外在社会的影响，也有其内在自我的影响，两者缺一不可。身份认同的建构 从来都不是由话语发起者单向度完成的，无论是被动赋予还是主动建构，都是通过话语 在自我与社会、内部与外部充满张力的互动中不断接近达成的。认同话语的建构功能具 有一种主体间性，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的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因此，从认同话语的建构功能出发，同时结合“社会互构论”(郑杭生、杨敏， 2003)，本文尝试提出话语的“认同互构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话语建构个体身份 认同，其建构具有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二重性，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认同互 构的过程是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交互形塑与建构的过程，既是自我身份的外 化与调适过程，也是社会身份的内化与赋予过程。若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协 调一致，便会强化个体的身份认同;若两者发生冲突，个体身份认同便会摇摆，乃至撕裂和重构。总体而言，认同互构是身份认同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双向互动过程。值得 注意的是，在认同互构的过程中，通常还要经由群体来完成，即个体所属群体的话语建 构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更细致地考察“打工人”话语对于青年群体 身份认同的建构，本文将“打工人”认同话语的建构分为自我建构、群体建构和社会建 构三个维度，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同一话语在不同场域下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正 是基于“认同互构论”这一分析框架，本研究将探索以下研究问题:“打工人”作为一 种话语，如何在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个维度形塑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透过“打工人”这一话语，青年群体建构了怎样的一种身份认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来获取经验资料。根据前 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将访谈对象聚焦于“打工人”流行语的主要使用者，即青年网民群 体。先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观察有发布、评论或点赞过“打工 人”相关内容的博主，随后联系进行访谈。为尽可能了解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网民使用“打工人”时的行为动机及心理感受，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别考虑到对不同职业人 群的覆盖程度，使其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如企业白领、电焊 工、公务员、针织厂女工、工作室合伙人、大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访谈进行到28人时 达到理论饱和。访谈时间为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访谈提纲分为对“打工人”这一 网络流行语的认知及使用状况，对“打工人”这一群体的认知态度、情感取向以及受访 者的自我职业身份认同和相关“打工”经历等三部分，并确保受访者在访谈问题上充分 表达个人想法。
研究发现
(一)摇摆的“打工人”心态:后疫情时期青年群体的自我表征
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心态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化，它既是社会转型和 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也以其变化构成了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征(王俊秀，2014)。早年间，“打工”心态主要描述的是组织归属感缺失，责任意识缺乏，不求上进，安于现 状，没有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以及缺少感恩等员工心态。随着后疫情时期的到来，青 年群体主动将“打工人”作为一种话语用于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此时相应的“打工 人”心态便成为“打工人”认同话语的自我表征，不再像早先“打工”心态那般一味消 极否定，而是在摇摆和矛盾中重新建构自我。
1.游戏与反省
表面看来，“打工人”最初也是一场因网络模因(Meme)引发的语言游戏。Dawkins(2006:194)认为，成功的模因具有三个特性:长寿性(longevity)、多产 性(fecundity)和复制忠诚性(copying-fidelity)，然而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网络 流行语模因，其长寿性特征并不显著。多数网络流行语在特定时期内盛极一时然后昙花 一现，反而趣味性成为网络流行语模因的一个鲜明特征。
“经常在B站刷到‘打工人’内容的视频，最典型的就是有UP主专门剪辑 的‘打工人’动画或者鬼畜短片，看得笑‘死’我了!虽然都是段子吧，但感 觉很真实还特别搞笑，而且好多人发弹幕也会当口头禅一样去说，感觉就是网 友们的狂欢吧。”(受访者M2)
作为网络流行语，“打工人”话语反映了人们从疫情静态管理、在家办公的状态 中得以解脱的愉悦心情,通过这种无伤大雅又与己相关的语言游戏来表达自我，是公众 自主参与网络群体传播意义构建的一种话语权力扩张，也是一种集体话语狂欢。然而， “打工人”模因游戏背后更有着极强的现实及心理诉求，即广大青年群体面对后疫情时 期社会各行业缓慢复苏、内卷加剧、短期内工作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的职业现实，并对此 感到焦虑和不安，开始对自我职业及社会身份进行自省与重构。
2.自嘲与自励
访谈中当询问受访者如何看待“打工人”称谓时，回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依 次是“自嘲”(13次)“乐观”(8次)“奋斗”(5次)。一面自我解嘲，一面自我激 励，正是当下青年群体的矛盾状态。M15讲述了自己使用“打工人”的一个场景:
“我昨晚上和一个小学同学打电话聊天，她就在吐槽自己工作加班啊什么 的，我就说‘咳，我刚也在加班’，她很吃惊，说你们大学老师也要加班吗， 我说当然啊，加班备课、加班指导学生论文、加班报课题，其实事真挺多的， 大家都是‘打工人’罢了。她立马就笑出了声，说对，真的是‘打工人’!俩 人聊天的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
M15自嘲为“打工人”，一方面展示了自我处境之不易，引发对方关注;另一方面 通过话语的自我矮化来达到方便沟通的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利他行为。在此，自嘲取得了对方的情感共鸣，消弭了对话的距离感，使交往得以顺利进行。
“在别人嘲讽自己之前抢先对自己进行无情嘲讽，实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言 行。”(李礼，2013:78)然而“打工人”自嘲不仅是自我保护，更是自我激励，所传 递的并不是完全消极地否定“打工”的意义，而是于否定中肯定“打工人”的价值。丰 富的“打工人”话语变体是网民群体智慧的凝结，青年群体借此达成人际交往与建构自我身份的目的。
3.无责与有为
许多受访者之所以将自我划归为“打工人”，一方面是需要其通过工作来赚取经济 报酬，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工作现状的不满，如“996”的工作时间、非人性化的工作安 排等。M7表示:
“我属于这样(‘打工人’)一份子，拿一份工资，做多种事情。工作累，工资待遇还低，而且动不动就加班，还没有加班费。领导老是要下班了突 然开始安排工作，就很无语。还动不动就给我们讲理想讲情怀，我就是个打工的好嘛!”
不难发现，“打工人”暗含着这样一种情绪:我只负责完成我分内的工作，其他与 我无关。从个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责任化的心态，“我”不需要也不想对整个企业 或单位负责，“我”只是一个“打工的”。这种无责任化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是“丧”“佛系”等心态的延伸，是一种面对现实感到焦虑却无力改变而采取的自保方式。
新冠疫情的肆虐使人们意识到，面对灾害或危机时个体的弱小与无助，当困难远 超个人承受极限时，逃避是人的本能反应。但防疫工作的常态化又凸显了义务履行与责 任共担，使个体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利和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性本能的欲望， 反向激发了部分个体逃避责任的心态。就此而言，“打工人”话语在后疫情时期成为潮流，是青年群体对疫情以来主流价值不断强化责任与义务的一种仪式性抵抗，以无责化 心态实现自我安慰和心理免责。但“打工人”的矛盾正在于，这种心态并不完全消极， 同时也是一种有为心态:
“我觉得我太属于(‘打工人’)了!上周工作崩溃了，被领导劈头盖 脸一顿批评，我趴在工位上哭了半小时，打印的方案都哭湿了好几页，hhh (“哈哈哈”的缩写)。哭完之后还给自己列了个事项优先级继续努力干活， hhh。”(受访者M21)
M21在发泄完对工作的不满后，依然选择继续加班做“打工人”，足见“打工人” 并不是一味地逃避现实。疫情加剧了职场竞争，个人上升通道变窄，相对剥夺感增强， 职业发展受限的现实冲击着青年个体的职业理想，也让其重新自我定位，对职业、生活 乃至生命进行新的思考:一味地“丧”“佛”并不能使“打工人”境况变得更好，即便 意识到“打工”可能无法实现人生理想，但还是选择继续“打工”，毕竟生存才是第一 要义。
“无责且有为”的“打工人”心态并非一蹴而就，其成因可能是多方角力的结果。从文化传统来看，长久以来国人文化基因中便糅合了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 思想。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上，儒家秉持“积极入世”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倡导 “为而无所求”;道家则追求清静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张以柔弱的姿态处 世，甚至避世(奚刘琴，2007)，这种避世心态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责任的消解。“无责 且有为”是“打工人”在当下社会找寻的一种“为”与“不为”间的平衡。从现实生活 来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使个体更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个人主 义者深信，在不侵犯他人自由和利益的情况下，个人仅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杨明、 张伟，2007:42)。而工具理性更是把环境或他人作为个人目标实现的“条件”或“手 段”(马克斯·韦伯，1997:56)，通过对他人的物化实现无责任心态的自我合理化。在此价值观影响下，“打工”便成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及个体责任的最小化。
综上所述，“打工人”流行语作为青年文化，是当下我国青年群体认同话语的自我 建构。从个体角度而言，“打工人”是青年个体主动选择的身份认同，其背后矛盾且挣 扎的“打工人”心态较之相对单极化的“丧”“佛系”“躺平”等是一种反思与进步。
(二)脆弱的“打工人”认同:群体单向度的共同体想象
在日常生活渐趋碎片化的今天，流动性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流动性打破了 人类原有的以宗族血缘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生存方式，在网络时代重构了人们的群体认 同。网络流行语的更迭便是社会关注流动性的表现之一。“打工人”流行语与生俱来的 自反性使其一方面成为当下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写照，另一方面又通过话语认同的建构 框定着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想象。
共同体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类型，是社会学中的关键概念，它构成了马克思、涂尔 干、韦伯等人想象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格蒙特·鲍曼(2003:5)认为， 共同体引发了确定性和自由的悖论，无论是梦想的共同体还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都只 是人们“失去的天堂”。同样，当下基于话语认同的群体建构所凝结的“打工人”共同 体，也只是一种想象。
在访谈中，当问及受访者“你认为自己是否属于‘打工人’”时，28名受访者中除一名在校大学生外，均不约而同地表示认同:
“我是(‘打工人’)，整天为了点工资、为了生存，忍受那些工作中本 不该我忍的破事。这么说吧，不是老板的都是‘打工人’。”(受访者M1)
甚至两名尚未毕业的研究生(M4和M8)也分别表示:
“是啊，我就是‘打工人’预备军。”“我觉得我是，虽然目前还没上 班，但每天像去办公室帮老师做事啊赶论文啊，就像上班打卡一样准时，毕业 后肯定更是了，就是打工的方式和地点不同罢了。”
“打工人”的意涵在此被无限放大，几乎所有有工作的受访者，甚至没有工作的学 生都将自己划归为“打工人”，这是一种主动建构的身份认同。但当研究者进一步追问 “你是否介意别人在和你交流时，称呼你为‘打工人’”，受访者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从事体力劳动的受访者多数表示不介意:
“要是别人叫咱(‘打工人’)，咱也没事，咱本来就是个打工的，大老粗，这有啥不能叫的对不对?打工又不丢人，咱凭自己力气吃饭，不偷不抢 的。”(受访者M17)
受长期以来社会流行观念的规训，体力劳动者大多接受度较高，并不认为被他人称 呼“打工人”有何不妥，也有个别体力劳动者表示“打工人”这一称谓“不好听”，希 望将来可以有更好听的词汇代替。但非体力劳动受访者的态度更为扭曲。其中大部分人 表示，“打工人”是一种自嘲用语，只能主语是第一人称时使用，不能用来说他人，也不希望被他人如此称呼。就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而言，一面表示认同自己的“打工人” 身份，一面又不认可他人用这一话语来称呼自己，足见这是一种矛盾的身份认同。受访 者M21的表述很具有代表性:
“自嘲这件事我觉得就好像......比如我最近吃得比较多，然后我说自己是 ‘猪精’，生活很苦，我说自己过得跟狗一样，我可以这么说自己，但你不能 这么说我，你不能说××你跟狗似的，这样不行。除非是特别好的朋友开玩笑 的话可以，一般情况下我接受不了。”
就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而言，社会并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身份的结构(费孝 通，1998:143)。身份伴随着社会存在主体——人的流动性的增强，变成了一种液态的 存在，身份建构的可能性得以松绑。“打工人”作为青年群体借助网络流行语而临时建 构起来的身份认同，依附于网络亚文化资本，流动性极强。今天网友可能将自我身份建 构为“打工人”，明天可能就是“尾款人”“干饭人”。受访者M22表达了类似观点:
“抖音红词嘛，最近感觉很少刷到了，其实这个词我感觉没什么新意。就是把之前的‘打工仔’换成了‘打工人’。我实话实说，这个词不会红很久， 抖音红词基本上最多火一个月就马上有新的出来了，现在抖音上大家都开始说别的了。”
如今网络流行语已从早期论坛等平台内部的群体传播进入了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传播模式。数以亿计的青年网民作为主体活跃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在不同时间建构 不同身份，有时甚至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场域建构多重身份并切换自如。身份的频繁流 动也使得认同本身变得更加脆弱，有时甚至会陷入单向度的共同体想象。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共同体内部相互之间的、共 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是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也被称为“默认一致” (consensus)，它是将个人凝聚为共同体的关键社会力量(滕尼斯，1999:71)。而 “默认一致”原则首先应体现在对其成员身份的识别上，因为所有共同体均存在边界， 即滕尼斯强调的共同体是排他的。表面看来，本次受访者绝大多数都自我贴上了“打工 人”身份标签，“打工人”作为一个虚拟的精神共同体呼之欲出。但随着访谈深入即会 发现“打工人”群体内部思想上的“默认一致”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同社会阶层受访 者对于“打工人”意涵的界定并不相同。个别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人会直接将“打工 人”等同为“打工仔/妹”。如受访者M14:
“打工嘛，我当然知道了，我以前也是‘打工人’，在佛山、深圳、东莞 的厂子里都打过工，干了好几年呢，那不是现在要了二胎了没办法......那些大楼里的肯定不能算(‘打工人’)，人家和我们厂里的又不一样，不用下死力气。”
需不需要“下死力气”成为M14用来鉴别“打工人”的重要标准，显然，这与流行 语中的“打工人”意涵完全不同。当提及“打工人”，如M14这样的受访者基于自己以 往对于“打工”话语的认知，先入为主地对“打工人”进行个人框架解读并将所谓的白 领阶层等直接排除在“打工人”群体之外。而针对网络上大量非体力劳动者自称“打工人”的现象，M17表示:
“你说网上那些啊，那明显都是网红化妆成农民工拍段子的，为了赚流 量。有的是年轻人为了搞笑故意弄的，说自己是‘打工人’，什么‘加油打工 人’，其实人家都是大公司嘞，工资高着呢，拍这个就是赶时髦。还有的可能 就是一些大学生吧，恶搞，他们都不打工。”
网络上的“打工人”并不是现实中的“打工人”，这在体力劳动受访者中几乎达成 了共识。他们将青年网友的“打工人”网络话语实践看作是一种带有展演性质的媒介奇 观，同时并不认同这些“表演者”的现实“打工人”身份。“打工人”作为一个共同体 开始出现认同撕裂。访谈中非体力劳动者的看法更加剧了这种撕裂:
“只要是上班，有工资收入的这类人基本都算‘打工人’，跟之前流行的 ‘搬砖’差不多。”(M20，银行职员)
“我觉得分两种，狭义的就是兢兢业业、苦中作乐的工薪阶层;广义的就 是所有为了工作奋斗的人应该都算。”(M1，外贸公司文员)
因此，在“打工人”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上，受访者虽属同一群体却并没有达成思 想上的“默认一致”，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分化明显，即便在非体力劳动者群体 内部也存在着认同差异。非体力劳动者基于对互联网亚文化资本的获取和网络话语权的 掌握，通过“打工人”这一话语表达了对于主流社会将之定义为“白领”或“精英”但 其生存状态却依然处在“996”高压风险之下的不满与抵抗。“打工人”话语实践是自 嘲，更是“自封”，并没有完全获取传统社会意义上打工者的群体认同。故而从话语认同的群体建构角度而言，这种不被共同体中其他成员所认可的群体身份，只能是非体力 劳动者群体单向度的共同体想象。
(三)吊诡的“打工人”景观:收编与缝合的社会可能性
“打工人”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是“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过程。无论是 摇摆的“打工人”心态还是脆弱的“打工人”群体认同，都使得“打工人”话语本身变 得更具张力，进而影响到话语的社会建构。同时，商业资本、媒体舆论等外界因素的涉 入，使得其社会建构在综合作用下呈现出吊诡的独特景观。
1.“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遮蔽性
“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遮蔽性，流行语的狂欢不仅遮蔽了青年 “打工人”反抗意志的表达，更遮蔽了传统劳资关系的对立，使资方得以将自身伪装成“打工人”一员，加剧了对“打工人”的异化控制。异化的哲学含义为某种对立的社会 “状态”或者“关系”，即通过物质和精神活动创造的产品总是和“生产者”主观意愿 相违背，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汪金刚，2020)。“打工人”作为网络流行语， 最初被青年网友用于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是其释放压力、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本质 是“打工”主体反抗意志的表达。但随着流行语的狂欢，商业资本、媒体机构的收编， “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丧失了其批判内核，与自我建构出现撕裂，“打工人” 话语开始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
“打工人”的批判意涵首先体现在青年群体通过自我建构方式对长期以来社会上将 “打工”视为底层的话语模式发起挑战，使人们重新思考何为“打工”。在回答“打工 人”与“打工仔/妹”是否有区别的问题时，受访者M25表示:
“‘打工人’感觉语境明显平和了很多吧。之前那些叫法不自觉就会带进 去一种歧视的眼光，会让你觉得‘打工仔’‘打工妹’这种就是没文化，初高 中没毕业就进厂那种......但我觉着吧，‘打工’不光是这些，像‘打工人’就 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类似于‘打工仔’‘打工妹’的顶配版，包括了更多人进去，有点像自我安慰的一种叫法。”
但当研究者进一步追问其认为这种自我安慰是否有用时，受访者回答:
“没啥用吧，就是那种年轻人都可以一起说一说的东西，别的也改变不了 什么。可能最多就是改变一下大家对‘打工’的看法?我也不知道。”
没用但依然会做，这既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典型的以网络亚文化为载体的 仪式性抗争。青年群体通过将这种抗争蕴于“打工人”话语之中，从而完成了身份认同 的自我建构，并渴望借助话语的使用和传播建构新的群体认同，改变社会对于“打工” 的看法，进而达成“打工人”认同话语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个维度的统 一。然而当众多媒体和机构开始称呼广大劳动者为“打工人”时，“打工人”自我建构 中的批判性被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了，并彻底从矛盾摇摆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了媒体 语境中一个“正能量”的词汇。受访者M21对此表达了不满:
“我不希望有一些高高在上的，或者说是媒体和机构去对别人称‘你是打工人’这种事。媒体的话，你应该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是自嘲!你作为公共媒体不去重视反映‘打工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还一直在那喊‘加油打工人’就很令人反感。”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几乎一夜之间，“打工人”“早安打工人”等纷纷被抢注商 标，“打工人”话语以娱乐形态频繁出现在综艺节目和网红直播中，大量印有“打工 人”字样的商品开始售卖。资方的商业收编客观上加速了“打工人”的传播，但同时也 使得“打工人”变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消费主义话语，遮蔽了“打工人”自我建构中的 批判意涵，扭曲了群体建构中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使“打工人”话语在社会建构层 面沦为资本狂欢的注脚。通过对“打工人”话语的挪用，资方将自身伪装成“打工人” 一分子，使“打工人”湮没于脆弱的群体认同和共同体想象中。此种情况下，“打工 人”话语已反过来成为制约、压迫、困住“打工人”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异己性的力量存 在;话语收编的背后潜藏着资方对于“打工人”群体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训。至此，“打工人”完成了从概念到指涉的双重异化。
表面看来，“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似乎抹平了现实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差异，其实只是遮蔽了现有社会分工下劳资关系的紧张，真正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结构的问题依然存在，而这种断裂才是造成“打工人”话语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者冲突的深层原因。
2.“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设性
虽然青年群体对于“打工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话语的自我建构，但不可否 认，“打工人”的确通过流行语的大规模传播完成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打工人”出圈 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们重新关注到这一话语背后的现实指涉，即打工主体，同时也为后 疫情时期的现实社会提供了一种重新界定不同社会阶层的可能性。
从话语修辞来看，“打工人”话语的修辞特征在于将“打工”与“工人”合二为 一，前者是经济话语中的“为人打工”，后者是政治话语中的“领导阶级”，通过将这 两个看似矛盾的词语进行拼贴和杂糅，“打工人”建构了一个话语表达的矛盾修辞格， 构成了强劲的语义张力。所谓矛盾修辞格，即“将两个语义相斥的词或词组结合在一 起,构成不合标准语的解释”(戴维·克里斯特尔，1995:111)。这种张力使得无论是 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打工者，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数字劳工，都可以在话语中找到一定的 身份认同，这也是“打工人”能够引发跨越社会阶层共鸣的原因之一。M24在谈及为何 将自己定义为“打工人”时表示:
“我觉得所有积极工作的年轻人都可以自称‘打工人’。我在乡镇政府上 班嘛，像我们基层，年轻工作人员大概就是20-30人，上面对接好多单位，各 种科局，像是审计局、物价局、民政局等等，好多个部门，像扶贫办、组织 部......就是他们说的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我们每个乡镇年轻干部都是做 很多很多项工作。”
因积极工作且事务繁忙而将自己定义为“打工人”，这便是由“打工人”话语张力 而引发的身份认同。若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看，“打工”应理解为在 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下，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工作方式的一种话语表述。“打 工”的本质是劳动，“打工人”即为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统称。在此前提下， 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因为两者在数字化社会中都面临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更加隐蔽的剥削形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步履维艰”的境况 (姚建华、徐婧，2017)。
“打工人”话语的“认同互构”使得青年“打工人”和传统“打工者”在现有生产结构中出现了联结的可能性。如果说“社畜”“屌丝”“佛系青年”等表达的是青年群 体基于社会文化的身份认同，那么“打工人”则是聚焦于更为基础层面的生产方式的身 份认同，带有强烈的阶层意识。青年“打工人”面对日益加剧的职业竞争和阶层固化现 实，开始抛弃原有的阶层观念，透过社会分工的表象重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清醒地认 识到现有结构下，所谓“白领(非体力劳动者)”与“蓝领(体力劳动者)”只不过是 劳动具体形式的差异，本质并无区别，青年“打工人”新的阶层意识逐渐觉醒。这也在 访谈中得到了一定证实:
“我就是典型的‘打工人’啊，这个梗应该最开始就是从深圳火的，以前 ‘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的slogan，现在是来了就是‘打工人’，买房才是 深圳人!哈哈~我觉得‘打工人’范围很广，不管是工人、农民工、创业者， 也包括我们金融民工、IT码农这类脑力劳动者，就是我先前说的，主要依靠工 资收入的人群其实都是‘打工人’。”(受访者M20)
因此，“打工人”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青年群体对该话语进行社会建构的 目标，即社会层面尤其是青年群体对“打工”话语的情感发生了转向，突破了单维的负 面消极，“打工”不再是底层的代名词。同时，由于“打工人”话语自带的阶层属性， 使青年“打工人”和传统“打工者”面对疫情引发的社会变化，开始反思自我、关注彼 此，铺垫了双方从话语联结走向身份联结的可能性。“打工人”为消弭社会分工差异、 填补阶层对立鸿沟、凝聚社会身份共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媒介，对于释放社会压力、缝合社会断裂和整合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结论与反思
鲍曼曾指出，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是可建构的，是动态的，是选择的，而不是给定 的。本文关注的打工主体身份建构也处在不断流动中，从“工人”“打工”“打工仔/妹”到“打工人”，打工话语的历史嬗变既是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缩影，也书写着作 为打工主体的劳动者——“打工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觉醒。为此，本文尝试提出话语的 “认同互构论”，认为“打工人”作为一种指涉身份认同的话语，具有自我建构、群体 建构和社会建构三个维度，三者充满张力的互动勾勒出当下社会青年“打工人”的身份认同景观。
后疫情时期青年群体呈现出的“打工人”矛盾心态，本质上是其通过“打工人” 话语进行身份自我建构的表征，同时也是疫情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折射。青年群体 借由“打工人”话语发泄对现状的不满，寻求新的群体认同，表达“打工”主体意志的 抵抗。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及群体内部对于“打工人”身份标准存在分歧导致 “默认一致”原则缺位，“打工人”作为社会现实共同体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只是非 体力劳动者群体所建构的单向度共同体想象，是一种流动的身份认同且极为脆弱。“打工人”话语的出圈没有抹平现实社会劳动分工造成的阶层差异;社会断裂依然存在，资本、媒体等的涉入加剧了“打工人”认同话语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群体建构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变得极具张力，一方面遮蔽了“打工 人”话语的批判性和现有劳资关系的对立，增加了“打工人”被异化和控制的可能;另 一方面也使青年“打工人”开始回归生产关系的本质，寻求身份认同与传统“打工者” 出现身份联结的可能性。
作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统称，“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跨越社会阶 层的身份认同。尽管这一话语可能会随着网络流行语的热情褪去而逐渐消隐于日常生活， 其意涵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新的流变，但是这一话语背后的身份主体——打工者，仍将作为历史发展的沉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生存 境况也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领域。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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